这几年国家提出了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四个综合性的学科概念，制定了新的“通才”人才培养模式，应当说这是国家教育改革最重大的举措，也是使教育摆脱功利工具的束缚回归教育本身的最科学的选择。

一  前“四新”时期中外“通才”教育管窥

各学科各专业融合，培养“通才”和“全人”本不是什么新理论新思路与新作法，世界上先进的国家大多是采用“融合”的方式办教育的。我国教育这20多年也开始走多学科和多专业融合这条路。

美国有一种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是一种没有研究生院，只提供本本科教育的大学。文理学院是美国最好的大学本科教育，其师资力量十分雄厚，授课的教师基本上都是教授。学校的规模很小，学生和老师的比例比其他大学都小，多采取小班授课的方式。文理学院注重的是一种通才教育、自由教育，它希望每个同学都全面发展，尽量多地去选修各种专业、各种课程，对任何学问都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以便毕业后能从容地应对人生中的各种变化和各种转型，不管做什么都可以胜任。它的宗旨不是培训学生掌握某一项技能，而是培养具有变通性的复合性的通才、全才，这种复合性人才有广泛的文化背景，高度的教养、道德和文化水平。文理学院的学生申请研究生的时候有非常大的优势，名校研究生的录取率甚至高于哈佛。因此有人以为美国教育的精髓是文理学院， 此言不虚。其实美国许多大学在本科阶段都以通才教育为主。

“通才”这个概念在我国已尽人皆知。它是由美国教育家阿伯特·劳伦斯·洛厄尔提出来的，通才教育与自由教育、博雅教育、通识教育、文科教育等均出自同一个英文单词：Education of Liberal Arts。洛厄尔于1909——1933任哈佛大学校长。通才教育是他的治校理念。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哈佛的目标是培养完整意义上的“人”——现代社会里，一个优秀的人才应该具有的知识和素养，大学都应当给予它的学生。哈佛强调学科的广谱性。核心课程主要有文学、艺术、历史和科学4个领域。学生在4年的本科教育中接受的主要是通才教育，在完成4年本科的人文自然科学的教育后，才真正进入他们的专业学习和训练。这种课程设置带有强烈的综合性、广义性与文理相通性（或者更注重人文科学）。这种文理相通的跨学科跨专业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它是在为人的一生打基础。这种教育看起来学的多是些在短期内派不上用场的“无用”的知识，但正是这些“无用”的知识，使许多学生都成为复合性人才，多元化的知识使他们在今后职业生涯中有广泛的适应性，有发展的潜力和难以估计的后劲。而对于研究生来说，本科的看似与专业无关的学习，恰恰给他们日后的人生和专业研究插上了翅膀，使他们更具人文情怀、视野更开阔、关注更广泛，对未知的领域更敏感，更便于从文理相融的大视角寻找突破口，因而也更富有创造性。有资料显示：美国有6位总统、32位诺奖获得者和美国500家大财团中三分之二的决策经理们从哈佛走出，这不能不说与该校倡导与实行的通才教育有直接的关系。

我国的近现代，也不乏通才教育的例子。

清末民初的教育家、东南大学的开创者“郭秉文先生自幼熟读儒家经典，他力图将这古老的儒家文化化用到现代的高等教育中去。他为东南大学制定的教育原则是‘四个平衡’，他认为中国的大学教育应该力求（一）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二）人文与科学的平衡、（三）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四）国内与国际的平衡。这不能不说是具有现代视野的教育观念和措施。仅看前两点：所谓‘通才与专才的平衡’，意味着在东大的课程设上，并不全以培养某门类之专家学者为要务，而是注重以通识课程去调剂专业课程，以专业课程去补充通识课程，最终使得通才不至于流于空疏，专才不至于流于狭隘。至于‘人文与科学的平衡’的理念则是主要针对新文化运动时甚嚣尘上的‘打到孔家店’和‘科学崇拜’ 的极端思想而提出的。郭秉文一生崇尚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教育，但同时亦对中华文化有着极深厚的感情。他主张中国的大学教育和学术，应是华夏文明与西洋文明的优良成分的集大成。正是在这种理想的驱使下，郭秉文掌管的东南大学，一方面崇尚以传统士林的气节来熏陶学子，并大力延揽国学大师，创办了旨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学衡》期刊，一方面又汇聚了一大批优秀的科学人才，成立了日后享誉神州的‘中国科学社’，使该校成为了民国时期研究科学之重镇。中国传统教育一贯重视文科而将科技视为‘雕虫小技’,郭氏的‘人文与科学的平衡’思想可以说是更高层次的具有战略眼光的‘通才与专才的平衡’”。[1]

民国时期，梅贻奇在主政清华大学的17年中，就力主与力推通才教育。梅贻奇以为大学教育“应在通而不在专”，应以“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他在《大学一解》中讲：“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在《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一文中也说：“大学教育毕竟与其它程度的学校教育不同，它的最大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农等学院所要培植的是这几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它的最大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要造就通才，大学工学院必须添设有关通识的课程，而减少专攻技术的课程。”民国灿若群星的大师与大家许多都出自于清华：如钱伟长、钱三强、钱钟书、曹禺、林庚、乔冠华、王铁崖、赵九章、王竹溪、季羡林、吴晗、彭桓武、费孝通、吴恩裕、何泽慧、王大珩、段学复、林家翘、邓稼先、朱光亚……而且我们还惊讶地发现这些大师与大家虽各自“术业有专攻”，但他们大多文理兼通。尤其是那些理工科出身的专家，也无不具有厚实的国学根底和人文修养。

这里举两个最典型的个例：

先说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文艺复兴是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发源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后扩展至欧洲各国的思想文化运动。 达·芬奇（1452年4月15日公—1519年5月2日），是意大利著名画家，与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并称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是整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而这个被很多人误认为只是个画家的达芬奇恰又是世界上最全科全才的科学家。

他一面热心于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研究如何用线条与立体造型去表现形体的各种问题,另一方面他也无所不及地广泛地研究与绘画有关的光学、数学、地质学、生物学等多种学科，尤其是解剖学。达芬奇先后在佛罗伦斯圣玛丽亚纽瓦医院、米兰马焦雷医院以及罗马圣灵医院共解剖了30具不同性别年龄的人体。绘制了超过200篇人体构造的画作，精确绘出堪与目前计算机断层扫描比拟的人体解剖图。除人体外，达·芬奇也解剖了牛、禽、猴、熊、蛙，以作为解剖结构比较。在那个人们还相信“地心说”，认为是“神”创造了这个世界的年代，达的绘画艺术起到了反对神学对人性压抑禁锢的作用，创造出了一种新的人文主义文化，开启了艺术与科学结合的时代，对以后的民主、人性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达对人类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是音乐家和戏剧家、大数学家、科学家、力学家、医学家、工程师、物理学家、地理学家、植物学家，更是伟大的发明家。他发明过武器、设计过世界上第一个飞行机、发明了具备照相机功能的复杂的暗箱、制造出了一种塑料。 基于对人体解剖的研究，达·芬奇设计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机器人。网载这个被称作达·芬奇机器人（Leonardo's robot）的设计可能是在1495年完成的，但直到1950年代才被发现。 达芬奇死后两百年才出土的亲笔手稿，揭示了这位艺术家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尽管残缺不全，却包罗万象：从塔楼的建筑设计、鸟类的飞行原理、肾脏的结构功能，到月面火山口的观察，都是他科研的主题。他左右手都会写字、作画,他用左手写的字是反向的,人们只有在镜子里才能看懂. 他全部的科研成果保存在他的手稿中，大约有6000多页（一说15000多页），爱因斯坦认为，达·芬奇的科研成果如果在当时就发表的话，世界科技可以提前半个世纪；更有人认为如果他当时就公开了自己的全部手稿，并且尝试着去推广自己的研究发明，那么，人类的发展史，或许会被提前数百年的时间。达芬奇的学术研究和惊人预测，已远远超出他那个时代人们的知识程度，很多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属非常超前的奇思妙想。

再说现代奇才全才赵元任。

 学术界称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为民国清华的四大国学大师。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开拓者，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也是享誉世界声誉的语言学大师，他对汉语的结构、语法、语汇、音韵等都做过开创性的深入研究。中国语言学界的一大批重量级专家王力、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等人都由他带出。他吸取了古今中西的养料，融会贯通，但却谦虚务实，没有为自己树立一个“XX语言学”。

他是用现代科学方法调查汉语方言的第一人。曾带人到两广、湖南、湖北等地做中国方言的调查研究,他用当时先进的录音设备留下了大量宝费的历史资料,还在各地寻找“发音人"记录方言资科。

赵元任以自己外孙女为研究对象，是第一个以科学的方法记录与研究婴儿呀呀学语发音的人。

赵元任还前瞻性地定性了说话掺杂的外国语和真正的借语之间的区别：前者是在说汉语时掺杂纯粹外国音的外国话，后者是迁就本国的音系来借用外国的语词。例如我下午在我office里等你。他还指出借语也包括方言之间的互借。“文白两读”就是南北方言互借的痕迹。赵元任以为语言接触所造成的借用或渗透不仅仅是词汇，它广泛分布于语言的所有领域。从词汇扩展到音位、语素、短语，以及语法结构和词语用法。

在汉字与拼音文字之间，赵元任以为在需要用汉字的场合“非用汉字不行”；而在自然科学、工学等的场合就可以用国语罗马字拼音文字。

赵元任的时代早已过去，但他的主张预言正被今天的汉语现实证实。

赵元任是中国现代音乐学的先驱，1914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首钢琴曲《和平进行曲》。共有钢琴曲、歌曲及合唱曲等作品百余篇。《叫我如何不想她》是知名度最高的流行歌曲。他将高度的作曲技巧和鲜明的民族风格相结合，在音乐民族化实践方面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

1910年,18 岁的赵元任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庚子赔款”退款留学项目第二期的留学生,就读于美国康奈尔大学。

到康奈尔大学后不久,赵元任就用奖学金跟同学合伙买了架照相机。存留的相片和幻灯片约有两万张。

赵元任还喜欢玩3D 摄影，用双镜头立体相机拍了不少双幅的立体照片。赵元任通过这些照片不仅记录了自己的生活，也见证了中国有关重要的历史事件，在进行方言调查时，还记录了所到之地的风土人情。

1919年，赵从哈佛大学毕业，获物理学、哲学博士学位。在母校康奈尔大学学教授物理，但国内学术界很快就盯上了这位“通才”。 1926 年，赵元任到清华大学国学院担任导师。清华大学一口气給他开丁7门课—数学、物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

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罗素来来中国演讲，赵元任做翻译。罗素的演讲涵盖数学、哲学、心理学等多门学科，在当时的中国，能够完成这种翻译任务的人几乎只有赵元任。

赵元任总是用好奇的甚至“好玩”的非功利心态从事各种研究，所以在他充满探索精神的一生中，才能悠游地穿行在包括数学、物理学、哲学、心理学、天文、音乐、语言学、戏剧、摄影在内的诸多领域且卓有建树。

以上说了这么多，意在说明“四新”概念并不是今天的人空中楼阁式的突发奇想提出来的，学术界多学科融合的人才多少年来屡见不鲜，显示以“四新”的思维办教育在中外是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的，我们正在走一条与世界教育接轨的大路。

二 “新文科”背景下的大学语文教师

现在再回到“新文科与大学语文”的本题。

何为新文科？“新文科”是2017年由美国希拉姆学院率先提出的，它指对传统文科进行学科重组、文理交叉，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的跨学科学习。

“新文科” 是对传统文科的提升，已成为今后我国高等教育所要着力推进的方向。新文科的提出，正是寄希望于以文科内部的融通和文理交叉的方式，来研究、认识和解决学科本身以及人和社会的复杂问题。2020年11月3日，由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主办的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在山东大学（威海）召开，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由此以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文科人才培养体系为目标的新文科建设全面展开。

新文科除了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特征外，还以其战略性、创新性、发展性、融合性备受人们关注。新文科的融合是多层面的，首先是文史哲等基础学科的融通，其次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融通，再次是更深和更广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和医学、生物科学、农业科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的交叉融通。旨在培养超越现有专业局限与学科局限，专业素养高、学术能力精、综合实力强、有创造视野的新人才。

 匡徐对大语性质的界定：作为大学语文这门民国以来就有的学科与课程（民国称(大一国文）匡来明、徐中玉等前辈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界定过大学语文的性质，“大学语文是一门边缘学科，它包含文、史、哲、经、政等有关内容，但又不等同于这些学科。例如大学语文必须选修一些代表性文学作品（如诗、词、散文等），但又不同于文学课。因为它不专门去探究文学课必须探究的文学史、文学理论、文艺创作等等，主要只在于培养和提高应用文字作为表达思想工具的能力以及对文艺作品的欣赏能力。又如大学语文必须选修一些代表性的史实、史论、人物评论等篇章，还要选修一些有关哲学、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品德修养、治学方法的篇章等等。总之，大学语文既以人文科学内容为主，也有些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既以中国的为主，也有些国外的东西。其内容虽广泛，但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两条主线贯穿其中，一条线是可以培养、锻炼、提高学习者的文字表达能力（包括必要的阅读古文能力）；另一条线是能够丰富大学生的文化素养，以及大学生的性格塑造、品德端正、治学为人等方面的知识。”[2]匡老徐老对大语的界定非常符合今天“新文科”的宗旨和精神。

新文科指导下大语教材编写模式上的突破。上半年我接到两个编写《大学语文》教材的邀请。对于编写教材，我已失去了当年的热情，因为我已经出版过三部《大学语文》教材，欲推陈出新很难，固有的思维模式很难突破。思来想去，突然想到了“新文科”，突然想到了有些我们以前很少涉猎的作品是否可以选入《大学语文》教材，比如《黄帝内经》、《时间简史》、《宇宙简史》节选（霍金）、《音乐与物理》（龚镇雄）、《数学与中国文学的比较》（丘成桐）、《超越机器人——人类保持竞争力的5剂药方》（托马斯·达文波特等）、《中国对科学人道主义的贡献》李约瑟、《人类潜能的开发前沿》（泽伊）等等。教学教学，教材是本。这些经典科普文章进入大学语文教材，定能以多学科交融的姿态打开学生的眼界，提高学生更多的专业之外的探索兴趣，这不比单纯开设一门实用的“应用写作”“实用”得多吗？让语文教材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容纳除传统文科以外的更多的内容，这不正体现了“新文科”的融合精神吗？

新文科要求大语教师成为多学科融通的学者。 大学语文教材是由一篇篇经典文章组成的，讲文章，就应当立足文本、超越文本、回归文本。超越文本就需要多学科一起上阵协助。有些新教师面对一篇课文不知从何下手，不知道应该怎么去“上”，怎么去“讲”，这固然与教学经验有关，但也与知识处于沉睡状态，没有被激活有关，还与受专业与学科局限，知识面狭窄，知识不能迁移有关。大语教师不能仅仅局限于自己的专业，特别是不能局限于如张福贵教授所说的中文学科的二级学科，更不能只盯着自已的“主攻方向”。主攻方向往往是狭而又狭、偏而又偏的小专题,这些小专题可能对大学语文教学有10%-20%的帮助，可是还有80%——90%呢？一位教师可以而且应该在教学中发挥专业优势，但不能局限于自己所学的专业。专业越狭窄就越不利于工作，正如一个只知胃肠功能的医生不能算一个合格的消化科医生一样，仅仅局限于自己专业的老师也很难算一个合格的大学语文教师。文学专业的不知晓语言，语言专业的不熟悉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的不知古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的不懂儒释道美学、研究古诗词的不谙熟中国民俗文化的教师并不鲜见；再如上面提到的那些经典科普文章，不知道霍金、不知道李约瑟，不具备与文章相应的最起码的科学知识的恐怕也不乏其人，如此怎能带领学生深入研读文本？只能落入重复中学低水平的划分课文层次、归纳段落大意、提炼主题思想、总结写作特点的境地，连“高四语文”都算不上。故大学语文教师必须有高屋建瓴的视野，高山大河的胸襟，以新文科精神作指导，以通驭专，通专互补共融。大学语文课程综合性越强，就越需要教师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以形成自己的品牌；也越需要教师添砖累瓦地丰富自己、扩展自己、超越自己，让自己的学识不断增长，变成一个新文科 “通才”以及文理兼备的“杂家”，进入各学科融通的“无专业”境界。唯其如此，才能由必然王国步入自由王国，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的跨学科学习，在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中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深入浅出，最大化地实现语文育人的功能。

 大学语文教师应把自已打造成一个以中文学科为基础的多学科融通的复合性学者，积笔者二十多年的大语教学经验，以为大学语文教师的知识结构可以分这样几个层次：教育学与课程论是第一层次；语言文学为第二个层次；政治、历史、哲学、宗教、美学等为为第三个层次；其中儒释道（包括玄学）的基本思想与基本理论，对解读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有重要意义，尤其需要掌握；常识上的文理相通为第四个层次；家国情怀是第五个层次。

新文科给大学语文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机遇，也对大学语文教师提出了完善和强化自身建设的要求。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我们大学语文应当是“新文科”建设的最大受益者，因为就学科性质来看，大学语文的综合性最强；就课程性质来看，大学语文内容最广博。新文科打破专业壁垒，实现各学科融通的精神最符合大学语文的特质，最切合大学语文的实际，最长大学语文教师的志气。我们应当象张福贵教授说的那样，加强对大学语文的本体研究，有雄心建立自已的学科、自已的专业——大学语文学科、大学语文专业——一个综合性的、兼融性的学科和专业，而不是让自已从属于中文学科的二级学科或教育学科的二级学科。有了“新文科”的这方尚方宝剑，大语教师再也不用以自已“无专业”自惭形秽了。

当代社会，学科间的绝对分明的界限越来越来越模糊，人们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多学科的合作来解决问题。科学家们认为，21世纪是不同领域科技融合的时代，各领域发生的共鸣和共振现象，随时有可能发生爆炸性的冲击波以及随之而来的综合效应。故大学语文教师理应跟上时代的思维与需求，跳出小专业的圈子，把视野投向广袤的学科交融文理相交的领域，把自己锻造成现代化的“通才”、“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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