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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等:论母语与母语安全
【时间:2009/3/14 】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年11月 】 【作者: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王宁 孙炜】 【已经浏览4793 次】

    摘要:当今社会,母语问题的意义已远不能局限在语言学习的领域里,它已经与民族平等、民族独立问题联系在一起,母语的概念应进一步明确区分为自然母语和社会母语两个不同的层次。社会母语的安全涉及它的地位是否得到保障,它的语音、词汇、句法是否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出现大量不规范现象。影响母语安全的原因,一在出现过多的“自然母语转移”;二在其他强势语言的入侵;三在网络语言的不规范现象。中国的母语安全意识淡薄,已到了必须重视的地步。对于一些不正常的英语升温现象,不仅应从语言立法、语言规划层面上来纠正,还应从理论上加强对社会母语问题的研究与宣传。
    关键词:母语;社会母语;自然母语;洋泾浜

    一、母语的多重含义
   
    母语的概念最初产生于语言教学领域。在语言教学中,必须区分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比较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指出:在一般情况下,第一语言称为母语,也就是一个人所属民族的民族语言,也称本族语。而第二语言,也就是非母语语言,则是境内其他民族的语言或外语。在谈到“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时,《中国大百科全书》还明确指出:“大多数民族语,都有或多或少的,差别或大或小的若干方言,同时都以其中之一或者以某一方言为基础形成的共同语作为这个民族的标准语”,汉语的标准语是普通话,而这种标准语“仍是第一语言”,“不存在第二语言的问题”[1]。《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这个解释,至今仍是我国其他典籍解释“母语”概念的依据。
   
    在应用语言学里,区分母语与非母语的意义,是因为这两种语言学习的途径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教学的方法也截然不同。一般情况下,母语是在幼年时自然习得的,以后基础教育阶段的母语教学,指的是中小学的语文教学。语文教学是在母语自然习得的基础上加深对本民族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同时也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吸收与理解,这种学习要大量利用书面语的言语成品来进行,也就是利用本民族优秀的言语作品进行母语的再教育。第二语言的学习是在已经掌握了一种语言(绝大部分就是母语)的基础上学习另一种语言。这种学习靠的是一种“迁移”手段。所谓“迁移”,是说学习者已经把第一语言与自己的思维和经验联系在一起了,掌握第二语言只需要把第一语言的意义迁移到第二语言的形式上。学习第二语言的重点,是学习目标语与母语相异的部分,因为这一部分内容无可“迁移”,如果教学不当,还可能产生“负迁移”——也就是已经熟悉的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产生的干扰。但是,不论是正确运用“迁移”方法,还是正确避免“负迁移”的产生,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那就是学习第二语言的水准和质量是与第一语言运用能力成正比的。
   
    在当今社会,母语问题的意义已经远不能局限在语言学习领域里。母语问题已经与民族平等、民族独立问题紧密相连。这里只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独立后,在如何对待俄语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一部分学者认为在前苏联时期,俄语的兴旺对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俄语占统治地位的现实,造成了哈萨克语的萎缩,对民族发展是不利的。另一个例子是犹太复国主义想要恢复希伯莱语的举措。一位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奠基人斯摩梭金(1840-1884)曾说过:“你问我,一种死亡的语言(希伯莱语)有什么用,我要告诉你,它赋予我们荣誉,给予我们力量,把我们团结成一个民族。每一个民族都在追求永存,每一个被征服的民族都在企盼独立的那一天。如今我们既没有纪念丰碑,也没有国家,希伯莱语就是我们古代光辉残留下来的唯一遗迹。”[2](P369)我们举出这两个实例,无意评论其政治上的是非,只是想说明,母语问题实际上早就不只是关系到语言教学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十分重大的民族问题。
   
    母语的社会意义在于它是民族的标志之一。母语一般是幼小时自然习得的,这是语言学习的途径问题,二者在一般情况下发生密切的联系,而两者又存在一定的矛盾。在现代国际信息交流和人口迁移的情况下,母语的民族性与习得途径之间的矛盾,已经日益加深。例如,在谈到母语问题时,标准语与方言问题日渐成为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致使某些华语地区与方言地区,对母语的概念常常发生混乱。从语言习得的自然状态看,中国境内多数人在语言学习初期学会的语言常常是本地区的方言,而学习普通话却要在方言习得的基础上再行学习,与第二语言习得的方式比较相似。因此,普通话是否是母语问题,这在一般民众中时常产生疑问。在海外华人聚居的地区,人们最初自然语言习得的状况非常复杂,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早期自然习得的语言中,占较大比例的是当地的强势语言。例如,在新加坡等地区,英语是强势语言,一部分华人的后裔自然习得的语言以英语为主。华语是否是当地华人的母语,常常是很模糊的概念。
   
    母语的民族性和母语的自然习得状态在当今社会发生的矛盾很多,这些问题的存在提醒我们,母语的概念必须进一步明确。《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定义还存在一些不明确的地方:首先,判断母语究竟用民族性做标准,还是用是否是早期自然习得作标准?其次,地方方言与标准语如果都笼统称为母语,它们之间有无区别?笼统地说它们都是母语,不去进一步说明它们的区别,在理论上是否会产生一定的混乱?
   
    我们认为,必须区分自然母语与社会母语两个概念。笼统地说,母语是指本民族的语言。就个人的言语来说,幼年时自然习得的语言,叫做自然母语,自然母语是与个人的语言生活环境和状态分不开的。因为一个人最初学会的口头语言往往是方言,所以,自然母语以民族语言的方言为大多数。母语还必须建立第二个概念,那就是社会母语的概念。社会母语是与外语相对应的,他是整个社会对外交流的语言,因此它必然是也只能是这个民族的标准语。每个人一旦进入书面语学习,就立即进入标准语(民族共同语)范畴。没有这种标准语,用纷繁复杂的地域方言来进行交流,不但会在国际上使外国人莫衷一是;而且就连国内的跨地域交流,也会困难重重。
   
    将“母语”分为“自然母语”与“社会母语”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任何社会,从小自然习得的语言经常跟居住地点、照料者的语言面貌等不确定因素发生关系,这些因素一般属于个人的、偶然的因素,只有当它产生了社会普遍意义后,才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前面说过,语言是民族的特征之一,语言的存亡关系到民族的存亡,母语的发达不但保证了全社会内部交流的畅达,也体现了一个民族对外交流的主权。如果我们只把自然母语当成母语,不建立起社会母语这个概念,就难以建立社会语言生活的正常原则,难以解决语言和民族独立的关系。仅仅用自然习得这个条件来确立母语,不但会使“母语”这个概念的理论性减弱,而且会在讨论实际问题时产生思想混乱。较多的香港人因为自然母语多为粤语,基础教育语言也用粤语,而误以为普通话是“第二语言”,这种认识的形成就是因为没有树立“社会母语”的概念造成的。

    二、确立母语安全的意识
   
    区分了自然母语和社会母语,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探讨母语安全的问题了。所谓母语安全,指的是社会母语的安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母语的地位是否能得到保障。二是社会母语的本体即语音、词汇、句法是否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出现大量不规范的现象。
   
    语言是民族的重要标志,当前世界上的民族问题,大多与语言有密切关系。对于一个独立的民族来说,随时都存在着母语安全的问题。影响社会母语安全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出现了过多的“自然母语转移”的现象,影响到母语的安全。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的自然母语与其社会母语应该是一致的,但是由于政治、经济和地域造成的方言分歧,可能导致自然母语和社会母语的不一致,从而产生自然母语偏离社会母语的“自然母语转移”的现象。一个人的自然母语不再是本民族语言,而成为某一种外语或方言,而且在成年后仍未能改回来,叫做“自然母语转移”。自然母语转移的数量过多,甚至成为一个社会的强势语言,必然导致社会母语强势地位减弱,进一步导致全社会民族意识的减弱,从而削弱了民族的凝聚力。19世纪末至20世纪,世界上有些华人国家(地区)在英国殖民时期和美国殖民时期沦为殖民地,产生了大量的自然母语转移现象,很多儿童自然习得的语言不再是华语,而变成英语。造成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是:(1)由于父母亲留学或祖父母旅居国外,本人出生于英语地区,从小自然习得英;(2)父母亲为中英文双语背景,为了使孩子具有英语能力,在家中用英语交谈,造成幼儿从小习得英语的环境;(3)父母说华语,但幼儿从半岁起被送入英语幼儿园,习得英语;或在不满一岁时受托于操英语口语的家庭教师及保姆,从此改为英语。成年后,英语能力日益加强,没有机会再转以华语为主。深入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在殖民地时代,会说标准英语是贵族身份的标志,随之而来的,是对华语无形的歧视。这种自然母语转移人数逐渐增多,成为一代人学习华语的心理障碍和教育阻力,致使华语教学困难重重。“自然母语转移”现象已经不属于个人语言生活,而成为典型的社会问题。
   
    2.其他强势语言的“入侵”使得母语的使用权力受到限制,母语的地位受到影响。在完全应当使用母语的场合,如本国教育、多边外交活动、面向各国的对外文化交流等场合,被迫使用“入侵”的强势外语,自己的语言权力不能受到保护,也威胁社会母语的地位。法国都德著名的作品《最后一课》,就是反映这种由于军事侵略而使被侵略者丧失母语使用权力的情况。除了侵略的原因,由于不能有意识地保护自己的社会母语,或者在心理上盲目崇尚外语,也可能放弃母语使用权。例如,在中国国内讨论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学术研讨会上,有些中国人却用英语发言;在代表中国国家与其他国家洽谈有关问题的时候,有些人放弃汉语而用英语发言。有一次,我们遇到这种情况:请一位既会说英语又会说汉语的法国专家来为中国听众演讲,会议为之准备了英语翻译。这位专家告诉我们:“我面对中国听众,应当也可以用汉语讲演,但我要讲的问题比较复杂,而我的汉语能力不足;其次,我自然应当用我的母语法语,请为我准备法语翻译,当他翻译有困难时,我可以用汉语帮他解释。”这位法国专家对待演讲语言的态度,是一种保护母语安全的态度。
   
    3.强势语言的“入侵”以及网络这种新兴媒体对交流的要求,影响到社会母语本体的安全,使得社会母语内部的语音、词汇和句法受到影响而出现许多类似“洋泾浜”的现象,或在用本民族社会母语时不时嵌入强势外语的语码。这些语音、词汇和句法的不规范现象,极大地影响了社会母语的纯洁性。
   
    语言不但是交流思想的工具,而且自身就是一种文化,以上影响母语安全的三种现象,不但摧残了语言工具,也破坏了以社会母语为载体的本民族文化,是绝对不可取的。所以,必须建立社会母语的概念,以便提高每一个人保护母语、发展母语、正确使用母语的责任感。

    三、中国的社会母语安全问题
   
    中国是否存在母语安全问题?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探讨的。汉民族的社会母语是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我们的通用语言文字法已经从法律上确定了普通话作为官方语言的地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作为社会母语的普通话的安全存在着很多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母语意识的淡漠。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前是农业为主的国家,地域性差异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在语言问题上,方言的分歧是十分普遍的。特别是在方言与普通话差别比较大的地方,人们自然认为方言是他们的母语,后来学习的普通话与方言相比,显得不够亲切。特别是在香港地区,普通话进入香港社会较晚;在过渡时期,它在基础教育里的地位是脱离语文教学的,是课时很少的专门课程,比外语的学习时间要少得多。100年来,香港的社会语言生活是以粤语和英语为强势语言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学习普通话,自然会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在香港的一般民众中,有一个很普遍的认识,就是认为只有粤语才是香港人的母语,因为这种语言是香港人出生后无须刻意学习而自然习得的;而普通话是后来学习的,所以在感觉上近似“第二语言”。其实,这种潜在的认识,在内地一些方言强势地区的部分民众中,也是存在的。只是因为内地的语文教学已经全面采用普通话,这种潜在的认识在新一代人中正在逐渐被克服。
   
    2.在全部与局部地区,由于过分强调外语,形成了一种以说和写中西杂糅的“洋泾浜”语言为“时髦”的恶劣风气,使外语冲击社会母语,妨碍社会母语的健康发展。外语冲击母语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它与不同语言在接触过程中相互吸收的正常现象是不同的。启功先生在论及古今汉语的差别时说:“‘古代汉语’的范畴比较易划,而‘现代汉语’则不然,它里边搀入了许多欧化的习惯。吸收外来的词汇以至语法,丰富自己表达的能力是无可否定的。而且即在古代的汉语中,也不知吸收过多少外来的东西,但古代吸收的,肯定没有现代那么多、那么快。况且消化的时间已经很长,凡不适当的,也已随时淘汰了,与今天新吸收情况不同。”[3](P24—25)这段话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任何语言在接触中都会吸收外来的东西,不可能纯而又纯;而且,有了这些吸收,才能增强自己的表达能力。第二,吸收外来的东西,必须经过自己的消化,而这个消化的过程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在没有消化以前,有很多并不适应本国语言。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应当有意识地加快被吸收成分融合进自己的社会母语的过程,也就是加快那些与母语不相切合的成分淘汰的过程。特别是在基础教育和大学本科教育中,不着力去矫正语言的杂糅造成的病态,不重视母语教育,这往往是母语安全受到威胁的最根本原因。
   
    3.网络语言由于媒体本身的特性以及英语的冲击,出现了大量不规范的现象。例如英语语码的嵌入,大量的借词、不规范的字母词和生造词语,大量的同音代替甚至在词的后面直接加英语词尾。如“后悔ing”,“偶稀饭粗稀饭”(我喜欢吃稀饭)。再比如中央电视台的一期《对话》节目展示的一位小学生的作文开头:“昨天晚上,我的GG(哥哥)带着他的恐龙(丑陋的)GF(女朋友)到我家来吃饭。饭桌上,GG的GF一个劲地向我妈妈PMP(拍马屁),那酱紫(样子)真是好BT(变态),7456(气死我了)。我只吃了几口饭,就到QQ(网络寻呼机)上打铁(发帖子)去了。”

    以上这几种情况充分说明了汉语母语安全的问题,已经到了必须重视的地步。

    四、中国当前的英语教育对母语安全的影响

    在中国,英语学习日渐升温。这是否是一种正常现象?
   
    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中国目前面临经济全球化、科技前沿化的问题,需要与世界各国交流,英语作为世界比较通行的语言,学习英语、掌握英语,对中国面向世界有着较大的实用价值,尤其是在科技和经济领域,学习英语的实际作用还要更大一些,这是无须否认的。改革开放以后的英语“热”,确实有一部分是这种实际需要推动的。英语学习升温,表示中国正在加速国际化,是一件好事。

    但是,在英语学习和使用的问题上,下面两方面不正常现象的存在,也是不能否认的:
   
    一种情况,是所谓“全员普及英语”。中国需要用英语进行某些领域的对外交流,不等于每个中国公民都需要懂英语甚至精通英语。即使是在高等教育中,也不是任何学科都需要精通英语。比如,在中国传统文化有过相当长时间断裂的情况下,古代历史(包括专科史)、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古代汉字、中国各民族语文、中国文化艺术等学科,都面临本国古代语言文字和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和精通的问题。在学制缩短的情况下,让这些专业把大量时间放在“精通”英语上,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掌握与应用能力反而因为时间被挤掉而水平下降,这种做法是否得当?实际上,这些学科面临的是需要接受国外的咨询,而不可能从国外取得更多的资料和方法。
   
    自己的专业能力不足,对外交流的资本也就不足,专业水平与英语水平孰轻孰重、孰先孰后,是不难衡量的。但是,在上述专业硕博士入学考试中,专业成绩优秀而因为“英语不够线”甚至仅差两三分被剥夺入学资格的学生,何止一个两个!“全员”猛攻英语,不但损害了一些专业,同时也损害了英语专业。中等以上的专门人才谁都会一点英语又不能真正通晓英语,必然使英语专业的专门性减弱、应用面缩小,从整个社会来说,英语交流的水平其实呈现出一种面积大、水平低的畸形状态,这恐怕是已经进入英语专业领域的人士也未必愿意看到的事实。

    另一种情况是把考英语作为淘汰人员的手段。
   
    小学、中学、大学、硕士、博士,工、农、兵、学、商,入学、就业、应聘、提职……无一不以英语考试的成绩作为重要条件。这些英语考试中,有一部分确实是因为这个岗位需要英语,比如外事或外企单位需要读、说、写英语的有关人员,对外开放的窗口行业需要接触外国人或英语资料的人员等;但是,大量的考试并不是因为这种人才或这个岗位需要英语,而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招生、招工、谋职、晋升……都有一大堆人等着,只有用多数人不能掌握的科目,才能减少挑选的压力。考英语,不过是一种淘汰人的手段。结果,越是非英语专业领域的人才选择,越要考英语,为了过这一“关”,老实而稍有能力的人只好找一个“班”或“校”去死拼,拼搏时苦不堪言,一旦挤进岗位,英语用不上1%,顷刻就忘了,要等下一次就业谋职或升级竞岗时,再从“零”开始重操英语。至于狡黠而没有能力的人,只有作假,于是,“枪手”、漏题、小抄、夹带等等不良现象,花样翻新,禁而不止,弄坏了社会风气。这种英语热形成的原因,显然不是人们对英语“有兴趣”,也不是真正的需要使英语学习升温;英语“热”是这些考试推动起来的。这种英语“热”也损害了高校的英语专业,因为它给了那些以应试为目的的“英语学校”或“英语培训班”太多的发财机会,一部分高校英语老师自愿或不自愿地被卷入这场“应试大战”中,哪里还有精力去提高本职的教学与科研质量!
   
    这种英语升温中夹杂的不正常现象除了前面所说的危害外,一旦发展下去,必然给母语的安全增加新的威胁。
   
    这些年,很多有识之士都看到,在我国,全民的母语水平正在降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但新闻、报告、广告等实用文体的语言质量降低,甚至在大面积的文学创作中错别字和病句也屡纠不止。公文与书信的格式时常闹笑话,电视的书面说明词、广播电台的口语读音错误率一直降不下来。在高等学校,理科的实验报告有的说不清现象变化的实际过程;即使是文科的论文,有些也不知所云,令人难以卒读。如果我们再把英语放到不恰当的地位,不去关注母语,怎么能不对母语的安全产生威胁?
   
    有些人把强调母语的重要性称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认为这是“国故派”保守意识的遗留。甚至有人认为,一味提倡母语,就是抵制学习英语,就是“拉中国国际化的后腿”。也有人认为,提出“母语安全”问题,是“极左思潮”,是“耸人听闻”。这些都涉及如何将英语学习与母语学习摆对位置的问题。其实,强调母语的重要性,与正常的英语学习不但没有矛盾,而且大有好处。因为,英语在中国属于第二语言,前面说过,第二语言如果超越了母语的位置,就会产生母语安全的问题;同时,第二语言学习的质量,相当大的成分是受母语水平的高低限制的。目前英语学习实际效果欠佳,尤其是英汉翻译水平提升不快,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由于汉语水平不符合要求造成的。我们反对的首先是不分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把英语放到一个不恰当的地位上而忽略母语的学习;其次,我们反对反常的、有害的英语“热”。只有纠正了这些反常的、有害的现象,才能使必要的英语学习正常、有效地进行,也才能培养出真正合格的、能够向中国广大民众及时、准确地介绍西方先进思想和技术的专业英语人才。目前,教育部已经开始制定一系列政策来纠正削弱本国语言文字学习和使用的现象。我们在通过语言立法、正确的语言政策和必要的语言规划,建立一套有效的机制来维护母语安全的同时,还必须在理论上加强对社会母语问题的研究与宣传,从基础教育做起,加强对汉语特点的理解与认识,增强青少年对汉语热爱的感情,强化母语安全的意识,使汉语在国内成为一种最安全的强势语言。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卷[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2] [以色列]阿巴·埃班.犹太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3]启功.有关文言文中的一些现象、困难和设想[A].汉语现象论丛[C].北京:中华书局,2000.    
   
    作者简介:王宁(1936—),女,浙江海宁人,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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