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民国大学国文教材举例

4.查猛济、汪馥泉、顾名编写的国文教材（1926-1936）

查猛济是海宁查氏家族一员，1926年曾在上海法学院任教，编有《上海法学院国文》。教材选篇不拘古今，天头有批注。今文选有陈兆鼎的《中国文学以六艺为心本说》、汪精卫的《中国学报发刊辞》、章炳麟的《讨满洲檄》、胡适的《法华经的文学》等，还有斯密亚丹的《原富》（严复译）。特别之处是选入了很多自己的文章（占全书30篇中的12篇），体现了编者特立独行的一面。教材使用情况未见记录。

汪馥泉，30年代初先后在上海公学、复旦大学任教，出版《复旦大学一年国文讲义》。据南开李占京说见到油印本，时间是1933年。[1] 现“读秀”上见到正式出版物，未注时间。还有很奇怪的是不写“编”也不写“著”，而是“汪馥泉选讲”，但是书中又并没有“讲”的部分。可能当年为汪馥泉选编，经过课堂讲授然后拿去出版的。这本《复旦大学一年国文讲义》也选入了很多语体文作品，如陈独秀《人生真义》、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周作人译《日本俗歌选》、钱玄同《汉字革命》《历史的汉字改革论》、仲九《我的人生观》、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杨树达《文法学之发生》等。这些现代作品和古代作品混编，似无规律。李占京说“目前为止已知的民国大学国文教材选录新文学作品，时间上较早的是汪馥泉编著的《复旦大学一年国文讲义》”。[2] 这话似乎不确，因为前面我们提到的好几种教材已都选录有新文学作品。

2020年北京团结出版社以“复旦国文课”的书名重印这本教材。

这一时期，以个人之力编写的大学国文教材还有顾名的《基本国文》韵文、散文各一册，韵文分册1935年由教育编译馆出版，散文分册1936由上海启智书局出版，皆由蔡元培先生题写书名。在韵文分册的序言里，顾名写道：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以现在文学的术语解释，所谓兴，是生命之同感，所谓观，是现实生活的反照，群是感情的社会化，怨是人生的批评与讽刺，由此可见韵文价值之大。尤其在国家危亡，民族意识消沉的时候，我们要激发爱国正义，培养民族感情，韵文的力量实远超散文之上。”[3]

联系到教材编写的时间，作者的民族正义感显露无遗。语文是语言文字工具，在民族危亡之际，它也自然成了抗日救亡的工具。

散文分册选文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教育思想，第二部分是语文常识，第三部分是文化建设，第四部分是科学知识，第五部分是翻译文学。多选有新文学、新文化篇目，今作者家乡一份报纸评价说：

“在大夏大学任教期间，顾名……为大夏大学大一学生编著了688页的《基本国文》教材，内容包括：‘杜威论思想’‘精神独立宣言’‘汉唐玄学论’‘清代三百年思想的趋势’‘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若何’‘最近安阳殷墟之发掘与研究’‘田家四时苦乐歌’‘劳动者解放运动与女子解放运动的交点’‘美术与科学的关系’‘欧洲精神’‘弱小民族的文学近况’等，大有兼容并蓄之北大学风。当今某语文教材研究者感慨曰：‘此书选目眼光之现代，若非书影目录为证，几不敢相信为70多年前之教材。’”[4]

5. 《燕京大学国文名著选读》（1935-1936）

1935年至1936年，燕京大学编写了《大学国文名著选读》1-4册。大学国文教材而有四册，足见燕京大学对这门课的重视。据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料，燕京大学1928-1929学年度普通必修科目表，国文一课文科为16学分，理科为8学分；又有燕京大学1930-1931年度各学院普通必修科目表，国文一课文学院为8学分，理学院为4学分，应用社会科学院为8学分，仍是较高的配置。^[5] 这四册《大学国文名著选读》是大一、大二两学年的学习内容。选文分学术论著、文学史、国学常识等，以文言文为主，但也收入了周作人《重刊陶庵梦忆序》、张鸿来《今文十弊》、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这样的时文。开头四课还有今译、今读。目录页上还指示了课外阅读教材，有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皮锡瑞《经学史》（周予同注）、梁启超《饮冰室全集》《饮冰室丛著》、胡适《中国上古哲学史大纲》《胡适文存》初集二集三集四集、周作人《泽泻集》《夜读抄》《知堂日钞》、周树人《中国小说史略》《二心集》《三闲集》、凡龙《圣经的故事》《人类的故事》（陈衡哲译）、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李述尧译）等。

这确实体现了大学语文应有的高度。笔者一直认为：大学语文和中学语文的主要区别，不在于教材选文是否重复，也不在于一篇课文是否讲得更深，而在于中学生要学会读文章，大学生要学会读书。[6]

上述教材之外，燕京大学还编过多种大学国文教材，如1934-1935年度出版过两册《国文名著选读》，选入文言名著50篇，分为论辩类、抒情类、叙记类、描写类，并没有按文章时间次序排列。[7] 1938年，亦编出过两册《国文名著选读》，所选文章不再以年代为纲，亦不以文体别类，并且选入大量的语体文文章，例如林语堂的《机器与精神》、胡适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蔡元培的《杜威博士生日演说辞》等。[8] 然后是郭绍虞编的《近代文编》（1939）和《学文示例》（1941），也都是为燕京大学国文课编写的教材（将在后面介绍）。最后还有1946年燕京大学国文系集体编写的大一国文教材，选文从《左传》《史记》直到梁启超的文章，还有“古文十弊”和“今文十弊”等结合学生实际、对指导写作有助益的文章，是一本很有特色的大一国文教材。[9]

6.清华大学《国文选》（1936-1937）

余冠英曾在《周论》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介绍1936至1937年度清华大学的《国文选》（乙编），主持编选的人是浦江清先生。余冠英认为该教材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断自唐代。

二、多样性（内容涉及哲学、文学、宗教、艺术、政治、伦理、以至杂技等等；形式包括诗、文、辞赋、词、曲、小说等等）。

三、避熟就生，有许多文章是普通选本里不常见的，如《六祖坛经行由品》、刘禹锡《天论》、程颐《明道先生行状》、谢良佐《论语解序》、严羽《沧浪诗话诗辩》、《唐顺之勾股测望论》、《元史丘长春传》、解缙《书学详说》、王思任《雁荡纪遊》、笪重光《画筌》、《千忠禄惨覩》、王闿运《圆明园词》等等，从这些篇目也见出其多样性。” [10]

第一点“断自唐代”后来余冠英解释说是弄错了，唐以前的内容在教材前一编。

该教材还有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两个目标、两套教材”。该“大学国文”的教学目标第一是写作训练，第二是经典训练。所以清华的国文教材除了文言为主的读本外，每年还选用六本至八本现代专书让学生在课外阅读，堂上讨论，已经用过和即拟选用的书有下列十二种：《鲁迅自选集》和《鲁迅杂文集》、《胡适文集》、老舍《骆驼祥子》、茅盾《子夜》和《清明前后》、曹禺《北京人》、夏衍《法西斯细菌》、沙汀《淘金记》、屠格涅夫《罗亭》（陆蠡译）、高尔基《母》（孙光瑞译）、罗素《幸福之路》（傅雷译）及冯雪峰《乡风与市风》。

7.陈垣《辅仁大学国文读本》（1939）

陈垣先生任辅仁大学校长，重视大一国文，亲自主持编写国文教材，最近商务印书馆重印了辅仁大学的《大一国文读本》（2016），据该书导读者陈智超介绍这部书的出版情况：“它是由陈垣校长自选、自编、自校的《国文读本》付印本和铅印的四种七部辅仁大学民国廿五年度、廿八年度、廿九年度、三十年度《国文读本》以及所附《论孟一脔》合并而成的。”[11] 说明当年辅仁大学国文教材曾不断修订，篇目也有变动，譬如现在这个商务版第一课是《元年春王正月春秋鲁隐公》，而笔者见到的《辅仁大学廿八年度国文读本》（1939）第一篇则是《礼记学记》。另外《读孟一脔》原来是单独一册，现在这个商务版也加以并入。这样，今天我们见到商务重印版就有课文144篇之多，且全部为文言文。

该书后面还附有来新夏的两篇文章，一篇是《说说“大一国文”——兼说〈论孟一脔〉》，原发表于《人民日报》2013年10月5日第8版；一篇是《再说“大一国文”》，原发表于《今晚报》2013年12月26日。来新夏是当年辅仁大学的学生，商务出版社重印这本教材，应该与这两篇文章的推介有关，在文章中，来新夏还直接提议：“当前增设《大一国文》之呼声，时有所闻。若尚无共识读本，我以为陈编《国文读本》尚是一本适用的读本，也是进一步编好适用面更广的读本的基础。”

最后，这本教材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即全书不加现代标点符号，也不加传统句读，这样教材同时也就成了学生的练习册，要读懂课文，首先就要进行断句的练习，体现了语文课形式训练的功能。这次的商务版保留了当年的这样原貌。

8.吕思勉《基本国文选文》（1937-1938）

吕思勉编写的大学国文教材，因为用的是“基本国文”名称，所以以往不太引人注意，但是本书这样一路介绍过来，大家一定早已认可了“基本国文”的性质。近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吕思勉的《文学与文选》，[12] 收录了他的四种国文讲义：《论诗》《中国文学史选文》《国文选文》《基本国文选文》，是吕先生1920年至1938年间在各校授课的讲义，不过按照本书的严格界定，前面三种可能是用于中文系授课的讲义，只有第四种《基本国文选文》才算真正的大学国文讲义，那是吕先生1937-1938年间在光华大学授课时编写的。所选的篇目只有如下几种：扬子云《谏不许单于朝书》、董仲舒《对贤良策一》、贾谊《谏放民私铸疏》和《汉书·西域传赞》、淮南王《上书谏伐南越》、刘向《谏起昌陵疏》、司马子长《六国表序》。

选文之外，吕思勉还编有《〈基本国文选文〉文评》，对选文做了非常详尽的评析。此外又撰有13000多字的《论基本国文》长文，[13] 对“基本国文”应该选哪些篇目，教师应该如何讲授，学生应该如何学习，都作了详细论述。民国大学国文教材，大多只有选文，类似文章选集，唯吕思勉这一种《基本国文》教材，又有选文，又有文评，还有研究论文，构成一个完整的教材系统，研究民国大学国文教材，对此不能不特别加以关注。

9.钱基博《国师文范》（1939）

《国师文范》是抗战初期钱基博为湖南蓝田师范学院编写的一种大一国文教材，当时仅为自印铅字本，存世稀少。2012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整理出版钱基博《文范四种》（傅宏星主编），收入《国师文范》一种，并于“校订后记”介绍说：

“《国师文范》一书，诞生于抗战初期的湖南蓝田，时当国立师范学院开办之始，戎马仓皇，国命一线，却无合适之国文教材以培养中学师资，于是钱先生乃遴选古今文章若干篇，不足则以生平所作实之，名之曰《国师文范》，作为各系一年级的通用教材。该书纲举目张，选目精审，将文章别为十类：曰论说，曰序跋，曰书牍，曰赠序，曰传状，曰碑志，曰杂记，曰箴铭，曰颂赞，曰哀祭；选文共计四十一篇。每类均有序目，目的在于‘缀其绪论，冠于每类，以资讽习而便学者焉’；每篇选文一般前有作者小传，末有诸家评注，所谓知人论世，辨析体要。尤其让人感动的是，选文也充分体现了钱先生‘击蒙御寇’的现实感，比如苏子瞻《倡勇敢》、管异之《跋团勇助军约记》、曾涤生《毕君殉难碑记》，以及钱子泉《日本论》、《国立师范学院成立记》等选文，事取当前，文必雅驯，颇有‘文化抗战’的意味。”[14]

编成后，钱基博亲自采用此书为大一学生授课，笔者编著《现代大学国文教育》一书收有他1941年的一篇国文始业课讲义，题为“依据湘学先辈之治学方法以说明本院之一年级国文教学”，讲义中提到：“本院一年级国文读物，编有一本书叫做《国师文范》；‘范’是范式之意，就是预备诸位精读，熟读以后，摹仿习作。开卷有一篇‘本编教学旨趣及实施办法’，就是要督促诸位切实做些‘看’‘读’‘写’‘作’的功夫。”[15] 这在诸多大学国文教材皆混同于中文系文选教材的当时，是非常具有语文意识的，对于今天的大学语文教材如何编写也很有启发。

10.郭绍虞《近代文编》和《学文示例》（1939，1941）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郭绍虞为燕京大学一年级生国文课编写过两种教材，一种是《近代文编》（1939），一种是《学文示例》（1941），[16] 这两种教材有两大特点，一是由作者一人独力编写，作者强调说，往年的教材由集体编写，然而往往难副理想，所以这次改由他一人编纂。好处是比较容易体现教材编纂的“旨趣”——“旨趣”就是教材编写理念。郭绍虞“大一国文”教材是最具编写理念的，仅仅教材序言，后来便扩大成了另外一本书——《语文通论》，再后来言犹未尽，又写了《语文通论续编》，[17] 可见郭氏对“大一国文”教材编写理念思虑之绵远。

第二个特点是为了兼顾阅读与写作，郭氏将教材分为两册，一册为《近代文编》，主要供阅读；一册为《学文示例》，主要讲写作。《近代文编》选文按文体分十二类：（一）日记；（二）笔记；（三）游记；（四）传记；（五）叙记；（六）论说；（七）论评；（八）论辩；（九）题序；（十）书告；（十一）论述；（十二）疏证。选文不录桐城派以前文，作者认为“近人所作，论议则反复阐陈，叙记亦描写淋漓，反有生命，反有大气磅礴之象”。这是非常独特的观点。

《学文示例》是指导写作的，全书以例为纲，分五大项十小目：一、评改例，分摘谬修正二目；二、拟袭例，分摹拟借袭二目；三、变翻例，分译辞翻体二目；四、申驳例，分续广驳难二目；五、镕裁例，是摹拟而异其形迹，出因袭而自生变化。这一纲目设计非常缜密周到。

但是这一意在指导学生作文的教材，选例反而不如《近代文编》的重视近现代，而是偏重文言，这是很奇怪的，所以教材在获得普遍肯定的同时，也遭致一些批评。如朱自清说：“这《学文示例》确是一部独创的书”，“可是给一般大学生‘示例’，要他们从这里学习文言的技巧，恐怕是太高太难了。至于现在的大学生有几个乐意学习这种文言的，姑且可以不论。”[18] 李镜池《谈大学国文教学问题》一文中也认为：“郭先生这本书，是大学国文教本中最有系统最适合实用的书”，但“选文间有不免艰深、繁杂之病”，“此外还有不少文章都不适合学生程度的，应该大大删订”。[19]

11.《西南联大国文选》（1940）；附《语体文示范》（1945）

从1938年到1942年间《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经过了三次修订，2015年译林出版社根据国家图书馆所藏版本重新出版，书名改为“西南联大国文课”，据书后“版本说明”，所据大概是第二次修订本，也就是1940年版本。

该教材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为文言文，中卷为白话文，下卷为诗歌选。上卷虽为文言，然家国兴亡之嗟叹、气节刚毅之推崇，在书中占了迥异于升平时节的比重。《战国策》选“鲁仲连义不帝秦”，从游说抗秦到齐亡后蹈海；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是宋南渡后濡泪而成的国家不幸诗家亦不幸的伤心史；王先谦《史可法传》写出明末外族入侵时传主于梅花岭上扬子江畔的视死如归捐躯国难。[20] 中卷选了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节录）、鲁迅《示众》、周作人《希腊的小诗》、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节录）等18篇白话文，最能见出联大学者新文化运动健儿本色（不过许多人认为这本教材使新文学作品首次进入大学，这是不确的，前面介绍的好几种教材中我们也看到都收有新文学作品）。下卷选了44首古代诗歌，入选的有《诗经》的《小雅·六月》、《楚辞》的《九歌·国殇》、陶渊明的《咏荆轲》、王昌龄、岑参的边塞诗歌、陆游的《示儿》等，从题目就可以见出与上卷一脉相承的家国情怀。

1942年教育部颁发了《大学国文选目》，1943年又推出据此“选目”编写的一种复古倾向的“部定”教材《大学国文选》，饬令公私立各大学第一年级一律遵用。为此西南联大虽然放弃了自己的国文选教材，遵用部定课本，但是作为变通，又编出一种《大一国文习作参考文选》，后改名为《语体文示范》，[21] 以“习作参考”的名义配合部颁教材一起使用。该书全部收录白话文，计有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节录）、鲁迅的《狂人日记》和《示众》、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节录）和《死城》（节录）、宗白华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朱光潜的《文艺与道德》和《无言之美》、梁宗岱的《哥德与李白》和《诗、诗人、批评家》、谢冰心的《往事》（节录）、林徽因的《窗子以外》、丁西林的《压迫》等13篇。杨振声还写了一篇卷首语，代表师生喊出：要他们放弃白话文，走复古的道路，“他们不能！”[22]

12.沈启无《大学国文》（1942）

1942年，新民印书馆出版了沈启无编选的《大学国文》上下二册。选文包括风土民俗、笔记小说、记游、日记、书信尺牍、序跋题记、传记墓志、纪念、读书札记、楚辞小赋等10组。共收录作者85人，总目列作品264篇，分组目录列细目318篇。书中包含六朝作者18人，晚明作者11人。现代仅编入周作人、冯文炳（废名）、俞平伯三人的文章。2011年辽宁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该教材，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撰写的荐序对该书的评说最为到位，且录几段：

“20世纪40年代，北平的大学文科教育有着特别的色彩，惜乎研究甚少，遂不被世人所知。日本侵略华北、占据北平之后，帝都的文化总体是沉闷的。京派领袖周作人的思想在暗淡的光线下，已没有了昔日的光华。但在大学教育里，他为首的苦雨斋群落的思想得以延续，且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沈启无所编的《大学国文》，算是一个灰色时代的精神标志，此书在现代教育史上，总是值得一提的。”

“读这一本书，觉得很轻松，所选的文章亦有趣味。”

“为大学生选择什么样的文章，其实是一种文化情怀的外露。……现在八股文化与娱乐文化的泛滥，文字中的情趣真的越发稀少了。而有多少大学生能注意这样的作品，是否能够喜欢他们，也真的是一个问题。”

“近些年大学的语文的文本渐多，佳作却是寥寥。我觉得如能参照民国的读本，摄取外国的经验，也许会有好的选本。现在再版这本书，无论如何，对学生和老师，乃至普通读者，都是颇有益处的。”[23]

按：有人认为沈启无在沦陷区的北京大学教书，是一种失节行为，笔者则认为在沦陷区尚能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比之今天一些要取消大学语文教学的人，未必该受到更多的指责。

13.程千帆《文论十笺》（1942）

这时期还有一种大学国文教材，因其书名特别而容易被忽视，这就是程千帆的《文论十笺》，是1942年编写，在武汉大学和金陵大学分别使用过的大学国文教材。[24] 教材分上下辑，上辑为章炳麟的《文学总略》（论文学之界义）、章学诚的《诗教上》（论文学与时代）、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论文学与地域）、章学诚的《文德》（论文学与道德）和《质性》（论文学与性情）；下辑为陆机的《文赋》（论制作与体式）、章学诚的《诗教下》（论内容与外形）、刘知几的《模拟》（论模拟与创造）和《叙事》（修辞示例）、章学诚的《古文十弊》（文病示例）。

这样的内容本来与大学国文教材相去甚远，但当时确实是作为大学国文教材编写并使用的。《程千帆全集》第15卷“桑榆忆往”中专有一节“关于《文论十笺》”的文字，说：

“最初我到武汉大学工作，中文系主任刘博平先生根据文学院长刘永济先生的提议，想把中文系的学生与一般性的大一国文课区别开来，一周五小时。我就问刘永济先生用什么样的讲义。他想了一下说：‘你可以自己编讲义。’当时大一国文用的讲义，是黄耀先(焯)先生选的，比较偏重散文。后来我就想讲一点带有文学理论的内容。当时就我所了解的情况，写了一个讲义，分上中下三篇，一篇是总论，一篇是骈文，一篇是散文。骈文和散文主要是选本的序跋，比如《古文辞类纂》的序，《骈体文钞》的序，等等。总论就选了十篇文章。拿给刘先生看，刘先生就让我试着边教边改进。我就开始对这十篇文章作注解。头一篇是章太炎先生的《文学总略》，庞石帚先生有个注，注得很详细。后来才晓得《文史通义》也有叶长青先生的注，当时我没有看到。一年讲下来，根本没有时间讲总论以外的东西，我就向文学院长、系主任汇报了，他们认为比一般的大一国文在程度上是提高了。后来我到金陵大学，我就要求系主任高文先生，仍然用这个讲义教中文系一年级的国文。”[25]

这个教材有其特殊性，但又可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即在大学国文课程性质不明确的情况下，一些教师往往拿了自己所擅长的研究内容做教材，或文学的，或文学理论的，或文化研究的，今天也有这样的情况，因此不妨作为大学语文教材的特例加以研究。至于它是用于中文系一年级教学的，当年的大学国文课本来就并非“汉语言文学专业除外”。

14.中央政治学校的《大学国文》（1942）

中央政治学校的《大学国文》（正中书局1942），是一本政治性很强的教材，选文分政理、典志、传记、治术四类，还选入了多篇国民党领导人的文章，如：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蒋介石的《五十感言》《西安事变对张杨训话》以及《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主编者后来回忆编写缘起，有一段很详细的话：

“有一天，晚餐后，果夫先生和我正坐在春风楼上走廊的藤椅上，欣赏溪光山色。果夫先生忽然对我说：‘政校学生是抗战建国的基本干部，必须使他们口能言、笔能写、心能思、具有坚强的民族精神和丰富的文化素养，你看我们应该怎样教育他们？’我建议：大学部的学生，国文应该读两年。大一国文应编一套统一教材，文章要选简洁清畅而足以代表民族文化的菁华的，范围要涉及中国历代政治的各方面，使各系学生都能接触到与他们所修科系有关的重要资料；大二国文则开设一些专书——如论语、孟子、礼记等——让学生去选读。果夫先生接受了我的建议，就叫我草拟大一国文的篇目……”[26]

编者随后夸口说：“这就完成了国内第一部大学国文选，为大学国文教育开了一个新纪元”。颇显无知和狂妄。陈果夫为该教材作序，说：“中央政治学校，是一个教政治的大学，一切功课，都是以管理众人之事为归宿。所以他的国文，应该是讨论管理众人之事的好文章，也就是普通所谓经世之文。学生读了，不但可以增进作文的技（术），而且可以学得许多政治的大道理，致用不尽。”“学国文当然也是为了致用而学的。所以学生学那一科，一定要和那一科的学习相配合着读，才能致国文之用。古人又说文以载道，文章中一定要载论很好的道理，这些道理又适合于学生所学的那一科。”

这个序言虽然是立足于党国教育的立场，但其注重思想性与工具性统一的教材编写原则，则是可以借鉴的。

15.部定教材《大学国文选》（1943）

民国教育部“部定大学用书”《大学国文选》（国立编译馆1943），这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一种大一国文教材。1940年夏，教育部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在北碚开会，经大会议决编选大学国文全国统编教材，并推选魏建功、朱自清、黎锦熙、卢前、伍俶傥、王焕镳六位资深专家负责编选。

编选人员首先根据高教司有关精神，拟定了选文基本目标和标准。选文目标有“瞭解”“发表”“欣赏”“修养”四项，具体为：1．在瞭解方面，养成阅读古今专科书籍之能力；2．在发表方面，能作通顺而无不合文法之文字；3．在欣赏方面，能欣赏本国古今文学之代表作品；4．在修养方面，培养高尚人格，发挥民族精神，并养成爱国家、爱民族、爱人类之观念。选文标准有三条：1．酌量避免与中学重复；2．生人不录；3．时代后排，文体后分，四部不论。

目标和标准虽然周密，但是两年后编选人员交出的一份“大学国文选目”却颇有争议。首先，“选目”50课（60篇）纯为文言文，完全没有顾及“发表方面”的目标。其次，虽说“四部不论”，却仍按“经史子集”排列，且多为周秦两汉文（占全部二分之一）。1942年10月，“选目”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颁布，1943年国立编译馆编成《大学国文选》出版，列为“部定大学用书”，饬令各校遵用。这自然便遭致众人反对，朱光潜、杨振声、丁易等都写有批评文章，[27] 李镜池在“几种大学国文教本略评”中说：

“关于部定教本，学者抨击的颇多。观点不同，标准各异，自然难免责难，如主张大学国文应注重语文教育的，当然不赞成偏重文化教育的人的说法；即使赞同文化训练与语文训练并重的，也觉得所选文章，或失之艰深，不易了解；或失之繁重，讲习费时；或失之偏倚，重古轻今，有文无白。例如易文言传，说解支离；礼记礼运篇，系统难理；季札观乐，语近玄虚；孟子养气，自谓‘难言’；列子杨朱，原为伪作；屈原离骚，讲述费时，这些都是值得考虑的，好在这个选本，有诗文六十篇，可供选择。”[28]

16.几种“大学国文”校本教材（1944-1949）

由于对部定教材的不满，这一时期，不少学校都编了自己的“大学国文”校本教材。除了前面说过的西南联大的《语体文示范》，还有如下几种：

《中国大学国文教本》（中国大学国文讲习会编，1944）。中国大学是北京的一所私立大学，抗战时期与大后方隔绝，全校教职员待遇微薄，忍饥耐寒，拒绝敌人资助。中国大学坚持“我们是中国人的中国大学”的办学方针，获得沦陷区爱国知识界的支持，留居平津各大专院校的一批坚持民族气节、不与日伪合作的教师，纷纷到中国大学任教。校长何其巩执掌中国大学期间，为增强学生民族意识，对学生进行民族气节教育，亲自选定《中国大学国文教本》选文百篇，将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等文章入选，要学生精读。另外还有《尚书》《诗经》《论语》《孟子》《战国策》中的选段，以及韩愈、王安石、苏轼等人的文章。该教本现被列为“抗战文物”。^[29]

《北京大学国文选》（中国语文学系编，1946）。教材封面上标注“大一及先修班适用”，上册分两组，第一组为《诗经》《楚辞》“古诗”“乐府”及辛延年、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杜甫等人的诗；第二组为《论语》《左传》《礼记》《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三国志》《世说新语》《水经注》《文心雕龙》《资治通鉴》中的选篇，以及韩愈、柳宗元、苏轼、王国维等人的散文。笔者所见仅为上册。

又有《北京大学国文选》1948年版，将上中下卷合为一册，上卷有诗经《蒹葭》《鸱鹗》《正月》、曹植《赠白马王彪》、陶潜《饮酒》五首、杜甫《石壕吏》《羌村》《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哀江头》；中卷有《论语》《左传》《孟子》《庄子》《战国策》《史记》《后汉书》等选录，最值得注意的是下卷的新文学篇目，有鲁迅《狂人日记》、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胡适《我们对于西洋文明的态度》、丁燮林《压迫》、林徽因《窗子以外》等篇目。

中山大学《大学国文选》（孔德编写，中山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1947）。选有20篇课文：《孔子在陈章》（孟子）、《劝学篇》（荀子）、《胠箧》（庄子）、《东南形势论》（顾炎武）、《论国家思想》（梁启超）、《史学论略》（唐才常）、《文学论略》（章绛）、《屈子文学之精神》（王国维）、《元剧之文章》（王国维）、《春秋左氏传序》（杜预）、《译天演论自序》（严复）、《史记刺客列传》（节录 司马迁）、《三国志诸葛亮传》（陈寿）、《故明督师太傅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史忠正公传》（王先谦）、《资治通鉴·肥水之战》（司马光）、《登大雷岸与妹书》（鲍照）、《与孟东野书》（韩愈）、《说京师翠微山》（龚自珍）、《观车利尼马戏记》（闵萃祥）、《白雷登海口避暑记》（薛福成）。

五华文理学院《国文读本》（一年级用，1947），这是笔者从《私立五华文理学院档案资料汇编》中见到的。教材选有84篇课文，分为甲乙丙三部分，甲为议论类，又分为“就理推论之文”“就事推论之文”“就人推论之文”“就物推论之文”；乙为叙述类，又分为“叙事之文”“述物之文”“记人之文”“纪游之文”；丙为描写类，又分为“写景之文”“绘神之文”“表情之文”。又有详细的“编辑要旨”（16条），录其前4条：

“一、本书为供本学院文理各系一年级生国文科精读之用，故定名曰‘国文读本’。

二、本书之目的，在继高中程度，以增进学生使用本国文字之能力。

三、文字之使用：一为写作，一为读书。国文科教学之使命，一为锻练写作技巧，一为培养读书能力。写作文宜从今，读书兼贵识古，故本书所选文字，一部份为辞旨浅近，适于作写作模范之文；一部份为辞义较深，有助于培养读书能力之制。（下略）

四、本书兼顾及青年品性之陶冶，故所选文字，一以平实明确、纯正端庄为主，凡有碍于青年健全心理之文，概所不取。其限制如次：

㈠ 思想不纯正或陈义过腐之文不录；
㈡ 嗟老厌贫或无病呻吟之文不录；
㈢ 辞态轻佻或迹近俳优之文不录。” [30]

大夏大学《基本国文》（大夏大学中文系编，大夏书店1948）。有程俊英序言，曰：“大学教育在培植专才而为世用，国文为各科之工具，所以养成学者理解载籍之能力与运用文字之技术，故列为一年级公共必修学程。”课文似按文体分，但未明说，于是目录上古今杂陈，现代文反而占有较显著的地位，如最前面的六篇课文为：《说文解字叙》（许慎）、《文学的一个界说》（朱自清）、《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郭绍虞）、《古文辞类纂序》（姚鼐）、《论描写》（李广田）、《叙述的方法》（叶绍钧）。笔者所见为上册，当还有下册。

岭南大学《国文教本》（岭南大学中文系1949）。从序言看，应该是该校教师李镜池所编。序言说：“本书为岭南大学一年级国文教本。大学国文教本之成书者，已有傅东华之大学文选，教育部之大一国文选，及郭绍虞先生之学文示例。三书各有短长：傅选侧重学术，多收典章疏证之文，失之偏狭；教部之本，广及四部，失之宽泛；郭先生所编，别开生面，多方取材，以修辞之标准，作比较之研究，理论与实例兼陈，语体与文言并重，诚国文教本之善者也。然郭先生编纂本意，似力求全备，所选诸文，有非大一学生所能了解者；偏重研究，微伤繁琐。本书上编，多取材于郭先生书，删繁为简，期便学习。下编为历代文选，略依时代先后，类分十组。上编冠以语文通论，下编冠以文学史论，使学者于文体区分，语文演变，文学沿革，略具常识，然后阅读课文，易于领会。”

这个序言也证明了当时各校纷纷自编大学国文教材，一个原因是不满意部颁教材的“经史子集”系列，说得客气一点，是“失之宽泛”，说得不好听，是复古倒退。李镜池1947年就撰文批评过部颁教材，他认为：“国文一科，是语文训练的学科，选用教材，除文学作品外，应选用非文学的普通文字。”“教材须有系统，系统须以语文训练为中心。国文科不是文学史，不是文学概论，不是学术史，文化史，更不是道德伦理学，教材可选用此类材料，但不应以此等科目为系统。以之为系统，便会失之庞杂，失之艰深，失之空洞；而教者变为越俎代庖，误认目标。”[31] 这是非常有见地的。

现在我们能看到该教材的上册，分为两部分，一为“语文通论”，收入《文选序》（萧统）、《文体刍言》（吴曾祺）、《体性》（刘勰）、《中国文体的分析》（唐钺）、《古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王了一）五篇。二为“学文示例”，取材于郭绍虞《学文示例》，而加以减削。依序言所说，下册应该是文学史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