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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学语文(大学国文)教材简介(二)
【时间:2023/10/14 】 【来源:本站 】 【作者: 何二元】 【已经浏览533 次】

二 民国大学国文教材举例

4.查猛济、汪馥泉、顾名编写的国文教材(1926-1936)

查猛济是海宁查氏家族一员,1926年曾在上海法学院任教,编有《上海法学院国文》。教材选篇不拘古今,天头有批注。今文选有陈兆鼎的《中国文学以六艺为心本说》、汪精卫的《中国学报发刊辞》、章炳麟的《讨满洲檄》、胡适的《法华经的文学》等,还有斯密亚丹的《原富》(严复译)。特别之处是选入了很多自己的文章(占全书30篇中的12篇),体现了编者特立独行的一面。教材使用情况未见记录。

汪馥泉,30年代初先后在上海公学、复旦大学任教,出版《复旦大学一年国文讲义》。据南开李占京说见到油印本,时间是1933年。[1] 现“读秀”上见到正式出版物,未注时间。还有很奇怪的是不写“编”也不写“著”,而是“汪馥泉选讲”,但是书中又并没有“讲”的部分。可能当年为汪馥泉选编,经过课堂讲授然后拿去出版的。这本《复旦大学一年国文讲义》也选入了很多语体文作品,如陈独秀《人生真义》、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周作人译《日本俗歌选》、钱玄同《汉字革命》《历史的汉字改革论》、仲九《我的人生观》、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杨树达《文法学之发生》等。这些现代作品和古代作品混编,似无规律。李占京说“目前为止已知的民国大学国文教材选录新文学作品,时间上较早的是汪馥泉编著的《复旦大学一年国文讲义》”。[2] 这话似乎不确,因为前面我们提到的好几种教材已都选录有新文学作品。

2020年北京团结出版社以“复旦国文课”的书名重印这本教材。

这一时期,以个人之力编写的大学国文教材还有顾名的《基本国文》韵文、散文各一册,韵文分册1935年由教育编译馆出版,散文分册1936由上海启智书局出版,皆由蔡元培先生题写书名。在韵文分册的序言里,顾名写道: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以现在文学的术语解释,所谓兴,是生命之同感,所谓观,是现实生活的反照,群是感情的社会化,怨是人生的批评与讽刺,由此可见韵文价值之大。尤其在国家危亡,民族意识消沉的时候,我们要激发爱国正义,培养民族感情,韵文的力量实远超散文之上。”[3]

联系到教材编写的时间,作者的民族正义感显露无遗。语文是语言文字工具,在民族危亡之际,它也自然成了抗日救亡的工具。

散文分册选文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教育思想,第二部分是语文常识,第三部分是文化建设,第四部分是科学知识,第五部分是翻译文学。多选有新文学、新文化篇目,今作者家乡一份报纸评价说:

“在大夏大学任教期间,顾名……为大夏大学大一学生编著了688页的《基本国文》教材,内容包括:‘杜威论思想’‘精神独立宣言’‘汉唐玄学论’‘清代三百年思想的趋势’‘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若何’‘最近安阳殷墟之发掘与研究’‘田家四时苦乐歌’‘劳动者解放运动与女子解放运动的交点’‘美术与科学的关系’‘欧洲精神’‘弱小民族的文学近况’等,大有兼容并蓄之北大学风。当今某语文教材研究者感慨曰:‘此书选目眼光之现代,若非书影目录为证,几不敢相信为70多年前之教材。’”[4]

5. 《燕京大学国文名著选读》(1935-1936)

1935年至1936年,燕京大学编写了《大学国文名著选读》1-4册。大学国文教材而有四册,足见燕京大学对这门课的重视。据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料,燕京大学1928-1929学年度普通必修科目表,国文一课文科为16学分,理科为8学分;又有燕京大学1930-1931年度各学院普通必修科目表,国文一课文学院为8学分,理学院为4学分,应用社会科学院为8学分,仍是较高的配置。[5] 这四册《大学国文名著选读》是大一、大二两学年的学习内容。选文分学术论著、文学史、国学常识等,以文言文为主,但也收入了周作人《重刊陶庵梦忆序》、张鸿来《今文十弊》、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这样的时文。开头四课还有今译、今读。目录页上还指示了课外阅读教材,有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皮锡瑞《经学史》(周予同注)、梁启超《饮冰室全集》《饮冰室丛著》、胡适《中国上古哲学史大纲》《胡适文存》初集二集三集四集、周作人《泽泻集》《夜读抄》《知堂日钞》、周树人《中国小说史略》《二心集》《三闲集》、凡龙《圣经的故事》《人类的故事》(陈衡哲译)、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李述尧译)等。

这确实体现了大学语文应有的高度。笔者一直认为:大学语文和中学语文的主要区别,不在于教材选文是否重复,也不在于一篇课文是否讲得更深,而在于中学生要学会读文章,大学生要学会读书。[6]

上述教材之外,燕京大学还编过多种大学国文教材,如1934-1935年度出版过两册《国文名著选读》,选入文言名著50篇,分为论辩类、抒情类、叙记类、描写类,并没有按文章时间次序排列。[7] 1938年,亦编出过两册《国文名著选读》,所选文章不再以年代为纲,亦不以文体别类,并且选入大量的语体文文章,例如林语堂的《机器与精神》、胡适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蔡元培的《杜威博士生日演说辞》等。[8] 然后是郭绍虞编的《近代文编》(1939)和《学文示例》(1941),也都是为燕京大学国文课编写的教材(将在后面介绍)。最后还有1946年燕京大学国文系集体编写的大一国文教材,选文从《左传》《史记》直到梁启超的文章,还有“古文十弊”和“今文十弊”等结合学生实际、对指导写作有助益的文章,是一本很有特色的大一国文教材。[9]

6.清华大学《国文选》(1936-1937)

余冠英曾在《周论》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介绍1936至1937年度清华大学的《国文选》(乙编),主持编选的人是浦江清先生。余冠英认为该教材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断自唐代。

二、多样性(内容涉及哲学、文学、宗教、艺术、政治、伦理、以至杂技等等;形式包括诗、文、辞赋、词、曲、小说等等)。

三、避熟就生,有许多文章是普通选本里不常见的,如《六祖坛经行由品》、刘禹锡《天论》、程颐《明道先生行状》、谢良佐《论语解序》、严羽《沧浪诗话诗辩》、《唐顺之勾股测望论》、《元史丘长春传》、解缙《书学详说》、王思任《雁荡纪遊》、笪重光《画筌》、《千忠禄惨覩》、王闿运《圆明园词》等等,从这些篇目也见出其多样性。” [10]

第一点“断自唐代”后来余冠英解释说是弄错了,唐以前的内容在教材前一编。

该教材还有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两个目标、两套教材”。该“大学国文”的教学目标第一是写作训练,第二是经典训练。所以清华的国文教材除了文言为主的读本外,每年还选用六本至八本现代专书让学生在课外阅读,堂上讨论,已经用过和即拟选用的书有下列十二种:《鲁迅自选集》和《鲁迅杂文集》、《胡适文集》、老舍《骆驼祥子》、茅盾《子夜》和《清明前后》、曹禺《北京人》、夏衍《法西斯细菌》、沙汀《淘金记》、屠格涅夫《罗亭》(陆蠡译)、高尔基《母》(孙光瑞译)、罗素《幸福之路》(傅雷译)及冯雪峰《乡风与市风》。

7.陈垣《辅仁大学国文读本》(1939)

陈垣先生任辅仁大学校长,重视大一国文,亲自主持编写国文教材,最近商务印书馆重印了辅仁大学的《大一国文读本》(2016),据该书导读者陈智超介绍这部书的出版情况:“它是由陈垣校长自选、自编、自校的《国文读本》付印本和铅印的四种七部辅仁大学民国廿五年度、廿八年度、廿九年度、三十年度《国文读本》以及所附《论孟一脔》合并而成的。”[11] 说明当年辅仁大学国文教材曾不断修订,篇目也有变动,譬如现在这个商务版第一课是《元年春王正月春秋鲁隐公》,而笔者见到的《辅仁大学廿八年度国文读本》(1939)第一篇则是《礼记学记》。另外《读孟一脔》原来是单独一册,现在这个商务版也加以并入。这样,今天我们见到商务重印版就有课文144篇之多,且全部为文言文。

该书后面还附有来新夏的两篇文章,一篇是《说说“大一国文”——兼说〈论孟一脔〉》,原发表于《人民日报》2013年10月5日第8版;一篇是《再说“大一国文”》,原发表于《今晚报》2013年12月26日。来新夏是当年辅仁大学的学生,商务出版社重印这本教材,应该与这两篇文章的推介有关,在文章中,来新夏还直接提议:“当前增设《大一国文》之呼声,时有所闻。若尚无共识读本,我以为陈编《国文读本》尚是一本适用的读本,也是进一步编好适用面更广的读本的基础。”

最后,这本教材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即全书不加现代标点符号,也不加传统句读,这样教材同时也就成了学生的练习册,要读懂课文,首先就要进行断句的练习,体现了语文课形式训练的功能。这次的商务版保留了当年的这样原貌。

8.吕思勉《基本国文选文》(1937-1938)

吕思勉编写的大学国文教材,因为用的是“基本国文”名称,所以以往不太引人注意,但是本书这样一路介绍过来,大家一定早已认可了“基本国文”的性质。近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吕思勉的《文学与文选》,[12] 收录了他的四种国文讲义:《论诗》《中国文学史选文》《国文选文》《基本国文选文》,是吕先生1920年至1938年间在各校授课的讲义,不过按照本书的严格界定,前面三种可能是用于中文系授课的讲义,只有第四种《基本国文选文》才算真正的大学国文讲义,那是吕先生1937-1938年间在光华大学授课时编写的。所选的篇目只有如下几种:扬子云《谏不许单于朝书》、董仲舒《对贤良策一》、贾谊《谏放民私铸疏》和《汉书·西域传赞》、淮南王《上书谏伐南越》、刘向《谏起昌陵疏》、司马子长《六国表序》。

选文之外,吕思勉还编有《〈基本国文选文〉文评》,对选文做了非常详尽的评析。此外又撰有13000多字的《论基本国文》长文,[13] 对“基本国文”应该选哪些篇目,教师应该如何讲授,学生应该如何学习,都作了详细论述。民国大学国文教材,大多只有选文,类似文章选集,唯吕思勉这一种《基本国文》教材,又有选文,又有文评,还有研究论文,构成一个完整的教材系统,研究民国大学国文教材,对此不能不特别加以关注。

9.钱基博《国师文范》(1939)

《国师文范》是抗战初期钱基博为湖南蓝田师范学院编写的一种大一国文教材,当时仅为自印铅字本,存世稀少。2012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整理出版钱基博《文范四种》(傅宏星主编),收入《国师文范》一种,并于“校订后记”介绍说:

“《国师文范》一书,诞生于抗战初期的湖南蓝田,时当国立师范学院开办之始,戎马仓皇,国命一线,却无合适之国文教材以培养中学师资,于是钱先生乃遴选古今文章若干篇,不足则以生平所作实之,名之曰《国师文范》,作为各系一年级的通用教材。该书纲举目张,选目精审,将文章别为十类:曰论说,曰序跋,曰书牍,曰赠序,曰传状,曰碑志,曰杂记,曰箴铭,曰颂赞,曰哀祭;选文共计四十一篇。每类均有序目,目的在于‘缀其绪论,冠于每类,以资讽习而便学者焉’;每篇选文一般前有作者小传,末有诸家评注,所谓知人论世,辨析体要。尤其让人感动的是,选文也充分体现了钱先生‘击蒙御寇’的现实感,比如苏子瞻《倡勇敢》、管异之《跋团勇助军约记》、曾涤生《毕君殉难碑记》,以及钱子泉《日本论》、《国立师范学院成立记》等选文,事取当前,文必雅驯,颇有‘文化抗战’的意味。”[14]

编成后,钱基博亲自采用此书为大一学生授课,笔者编著《现代大学国文教育》一书收有他1941年的一篇国文始业课讲义,题为“依据湘学先辈之治学方法以说明本院之一年级国文教学”,讲义中提到:“本院一年级国文读物,编有一本书叫做《国师文范》;‘范’是范式之意,就是预备诸位精读,熟读以后,摹仿习作。开卷有一篇‘本编教学旨趣及实施办法’,就是要督促诸位切实做些‘看’‘读’‘写’‘作’的功夫。”[15] 这在诸多大学国文教材皆混同于中文系文选教材的当时,是非常具有语文意识的,对于今天的大学语文教材如何编写也很有启发。

10.郭绍虞《近代文编》和《学文示例》(1939,1941)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郭绍虞为燕京大学一年级生国文课编写过两种教材,一种是《近代文编》(1939),一种是《学文示例》(1941),[16] 这两种教材有两大特点,一是由作者一人独力编写,作者强调说,往年的教材由集体编写,然而往往难副理想,所以这次改由他一人编纂。好处是比较容易体现教材编纂的“旨趣”——“旨趣”就是教材编写理念。郭绍虞“大一国文”教材是最具编写理念的,仅仅教材序言,后来便扩大成了另外一本书——《语文通论》,再后来言犹未尽,又写了《语文通论续编》,[17] 可见郭氏对“大一国文”教材编写理念思虑之绵远。

第二个特点是为了兼顾阅读与写作,郭氏将教材分为两册,一册为《近代文编》,主要供阅读;一册为《学文示例》,主要讲写作。《近代文编》选文按文体分十二类:(一)日记;(二)笔记;(三)游记;(四)传记;(五)叙记;(六)论说;(七)论评;(八)论辩;(九)题序;(十)书告;(十一)论述;(十二)疏证。选文不录桐城派以前文,作者认为“近人所作,论议则反复阐陈,叙记亦描写淋漓,反有生命,反有大气磅礴之象”。这是非常独特的观点。

《学文示例》是指导写作的,全书以例为纲,分五大项十小目:一、评改例,分摘谬修正二目;二、拟袭例,分摹拟借袭二目;三、变翻例,分译辞翻体二目;四、申驳例,分续广驳难二目;五、镕裁例,是摹拟而异其形迹,出因袭而自生变化。这一纲目设计非常缜密周到。

但是这一意在指导学生作文的教材,选例反而不如《近代文编》的重视近现代,而是偏重文言,这是很奇怪的,所以教材在获得普遍肯定的同时,也遭致一些批评。如朱自清说:“这《学文示例》确是一部独创的书”,“可是给一般大学生‘示例’,要他们从这里学习文言的技巧,恐怕是太高太难了。至于现在的大学生有几个乐意学习这种文言的,姑且可以不论。”[18] 李镜池《谈大学国文教学问题》一文中也认为:“郭先生这本书,是大学国文教本中最有系统最适合实用的书”,但“选文间有不免艰深、繁杂之病”,“此外还有不少文章都不适合学生程度的,应该大大删订”。[19]

11.《西南联大国文选》(1940);附《语体文示范》(1945)

从1938年到1942年间《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经过了三次修订,2015年译林出版社根据国家图书馆所藏版本重新出版,书名改为“西南联大国文课”,据书后“版本说明”,所据大概是第二次修订本,也就是1940年版本。

该教材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为文言文,中卷为白话文,下卷为诗歌选。上卷虽为文言,然家国兴亡之嗟叹、气节刚毅之推崇,在书中占了迥异于升平时节的比重。《战国策》选“鲁仲连义不帝秦”,从游说抗秦到齐亡后蹈海;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是宋南渡后濡泪而成的国家不幸诗家亦不幸的伤心史;王先谦《史可法传》写出明末外族入侵时传主于梅花岭上扬子江畔的视死如归捐躯国难。[20] 中卷选了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节录)、鲁迅《示众》、周作人《希腊的小诗》、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节录)等18篇白话文,最能见出联大学者新文化运动健儿本色(不过许多人认为这本教材使新文学作品首次进入大学,这是不确的,前面介绍的好几种教材中我们也看到都收有新文学作品)。下卷选了44首古代诗歌,入选的有《诗经》的《小雅·六月》、《楚辞》的《九歌·国殇》、陶渊明的《咏荆轲》、王昌龄、岑参的边塞诗歌、陆游的《示儿》等,从题目就可以见出与上卷一脉相承的家国情怀。

1942年教育部颁发了《大学国文选目》,1943年又推出据此“选目”编写的一种复古倾向的“部定”教材《大学国文选》,饬令公私立各大学第一年级一律遵用。为此西南联大虽然放弃了自己的国文选教材,遵用部定课本,但是作为变通,又编出一种《大一国文习作参考文选》,后改名为《语体文示范》,[21] 以“习作参考”的名义配合部颁教材一起使用。该书全部收录白话文,计有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节录)、鲁迅的《狂人日记》和《示众》、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节录)和《死城》(节录)、宗白华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朱光潜的《文艺与道德》和《无言之美》、梁宗岱的《哥德与李白》和《诗、诗人、批评家》、谢冰心的《往事》(节录)、林徽因的《窗子以外》、丁西林的《压迫》等13篇。杨振声还写了一篇卷首语,代表师生喊出:要他们放弃白话文,走复古的道路,“他们不能!”[22]

12.沈启无《大学国文》(1942)

1942年,新民印书馆出版了沈启无编选的《大学国文》上下二册。选文包括风土民俗、笔记小说、记游、日记、书信尺牍、序跋题记、传记墓志、纪念、读书札记、楚辞小赋等10组。共收录作者85人,总目列作品264篇,分组目录列细目318篇。书中包含六朝作者18人,晚明作者11人。现代仅编入周作人、冯文炳(废名)、俞平伯三人的文章。2011年辽宁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该教材,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撰写的荐序对该书的评说最为到位,且录几段:

“20世纪40年代,北平的大学文科教育有着特别的色彩,惜乎研究甚少,遂不被世人所知。日本侵略华北、占据北平之后,帝都的文化总体是沉闷的。京派领袖周作人的思想在暗淡的光线下,已没有了昔日的光华。但在大学教育里,他为首的苦雨斋群落的思想得以延续,且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沈启无所编的《大学国文》,算是一个灰色时代的精神标志,此书在现代教育史上,总是值得一提的。”

“读这一本书,觉得很轻松,所选的文章亦有趣味。”

“为大学生选择什么样的文章,其实是一种文化情怀的外露。……现在八股文化与娱乐文化的泛滥,文字中的情趣真的越发稀少了。而有多少大学生能注意这样的作品,是否能够喜欢他们,也真的是一个问题。”

“近些年大学的语文的文本渐多,佳作却是寥寥。我觉得如能参照民国的读本,摄取外国的经验,也许会有好的选本。现在再版这本书,无论如何,对学生和老师,乃至普通读者,都是颇有益处的。”[23]

按:有人认为沈启无在沦陷区的北京大学教书,是一种失节行为,笔者则认为在沦陷区尚能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比之今天一些要取消大学语文教学的人,未必该受到更多的指责。

13.程千帆《文论十笺》(1942)

这时期还有一种大学国文教材,因其书名特别而容易被忽视,这就是程千帆的《文论十笺》,是1942年编写,在武汉大学和金陵大学分别使用过的大学国文教材。[24] 教材分上下辑,上辑为章炳麟的《文学总略》(论文学之界义)、章学诚的《诗教上》(论文学与时代)、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论文学与地域)、章学诚的《文德》(论文学与道德)和《质性》(论文学与性情);下辑为陆机的《文赋》(论制作与体式)、章学诚的《诗教下》(论内容与外形)、刘知几的《模拟》(论模拟与创造)和《叙事》(修辞示例)、章学诚的《古文十弊》(文病示例)。

这样的内容本来与大学国文教材相去甚远,但当时确实是作为大学国文教材编写并使用的。《程千帆全集》第15卷“桑榆忆往”中专有一节“关于《文论十笺》”的文字,说:

“最初我到武汉大学工作,中文系主任刘博平先生根据文学院长刘永济先生的提议,想把中文系的学生与一般性的大一国文课区别开来,一周五小时。我就问刘永济先生用什么样的讲义。他想了一下说:‘你可以自己编讲义。’当时大一国文用的讲义,是黄耀先(焯)先生选的,比较偏重散文。后来我就想讲一点带有文学理论的内容。当时就我所了解的情况,写了一个讲义,分上中下三篇,一篇是总论,一篇是骈文,一篇是散文。骈文和散文主要是选本的序跋,比如《古文辞类纂》的序,《骈体文钞》的序,等等。总论就选了十篇文章。拿给刘先生看,刘先生就让我试着边教边改进。我就开始对这十篇文章作注解。头一篇是章太炎先生的《文学总略》,庞石帚先生有个注,注得很详细。后来才晓得《文史通义》也有叶长青先生的注,当时我没有看到。一年讲下来,根本没有时间讲总论以外的东西,我就向文学院长、系主任汇报了,他们认为比一般的大一国文在程度上是提高了。后来我到金陵大学,我就要求系主任高文先生,仍然用这个讲义教中文系一年级的国文。”[25]

这个教材有其特殊性,但又可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即在大学国文课程性质不明确的情况下,一些教师往往拿了自己所擅长的研究内容做教材,或文学的,或文学理论的,或文化研究的,今天也有这样的情况,因此不妨作为大学语文教材的特例加以研究。至于它是用于中文系一年级教学的,当年的大学国文课本来就并非“汉语言文学专业除外”。

14.中央政治学校的《大学国文》(1942)

中央政治学校的《大学国文》(正中书局1942),是一本政治性很强的教材,选文分政理、典志、传记、治术四类,还选入了多篇国民党领导人的文章,如: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蒋介石的《五十感言》《西安事变对张杨训话》以及《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主编者后来回忆编写缘起,有一段很详细的话:

“有一天,晚餐后,果夫先生和我正坐在春风楼上走廊的藤椅上,欣赏溪光山色。果夫先生忽然对我说:‘政校学生是抗战建国的基本干部,必须使他们口能言、笔能写、心能思、具有坚强的民族精神和丰富的文化素养,你看我们应该怎样教育他们?’我建议:大学部的学生,国文应该读两年。大一国文应编一套统一教材,文章要选简洁清畅而足以代表民族文化的菁华的,范围要涉及中国历代政治的各方面,使各系学生都能接触到与他们所修科系有关的重要资料;大二国文则开设一些专书——如论语、孟子、礼记等——让学生去选读。果夫先生接受了我的建议,就叫我草拟大一国文的篇目……”[26]

编者随后夸口说:“这就完成了国内第一部大学国文选,为大学国文教育开了一个新纪元”。颇显无知和狂妄。陈果夫为该教材作序,说:“中央政治学校,是一个教政治的大学,一切功课,都是以管理众人之事为归宿。所以他的国文,应该是讨论管理众人之事的好文章,也就是普通所谓经世之文。学生读了,不但可以增进作文的技(术),而且可以学得许多政治的大道理,致用不尽。”“学国文当然也是为了致用而学的。所以学生学那一科,一定要和那一科的学习相配合着读,才能致国文之用。古人又说文以载道,文章中一定要载论很好的道理,这些道理又适合于学生所学的那一科。”

这个序言虽然是立足于党国教育的立场,但其注重思想性与工具性统一的教材编写原则,则是可以借鉴的。

15.部定教材《大学国文选》(1943)

民国教育部“部定大学用书”《大学国文选》(国立编译馆1943),这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一种大一国文教材。1940年夏,教育部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在北碚开会,经大会议决编选大学国文全国统编教材,并推选魏建功、朱自清、黎锦熙、卢前、伍俶傥、王焕镳六位资深专家负责编选。

编选人员首先根据高教司有关精神,拟定了选文基本目标和标准。选文目标有“瞭解”“发表”“欣赏”“修养”四项,具体为:1.在瞭解方面,养成阅读古今专科书籍之能力;2.在发表方面,能作通顺而无不合文法之文字;3.在欣赏方面,能欣赏本国古今文学之代表作品;4.在修养方面,培养高尚人格,发挥民族精神,并养成爱国家、爱民族、爱人类之观念。选文标准有三条:1.酌量避免与中学重复;2.生人不录;3.时代后排,文体后分,四部不论。

目标和标准虽然周密,但是两年后编选人员交出的一份“大学国文选目”却颇有争议。首先,“选目”50课(60篇)纯为文言文,完全没有顾及“发表方面”的目标。其次,虽说“四部不论”,却仍按“经史子集”排列,且多为周秦两汉文(占全部二分之一)。1942年10月,“选目”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颁布,1943年国立编译馆编成《大学国文选》出版,列为“部定大学用书”,饬令各校遵用。这自然便遭致众人反对,朱光潜、杨振声、丁易等都写有批评文章,[27] 李镜池在“几种大学国文教本略评”中说:

“关于部定教本,学者抨击的颇多。观点不同,标准各异,自然难免责难,如主张大学国文应注重语文教育的,当然不赞成偏重文化教育的人的说法;即使赞同文化训练与语文训练并重的,也觉得所选文章,或失之艰深,不易了解;或失之繁重,讲习费时;或失之偏倚,重古轻今,有文无白。例如易文言传,说解支离;礼记礼运篇,系统难理;季札观乐,语近玄虚;孟子养气,自谓‘难言’;列子杨朱,原为伪作;屈原离骚,讲述费时,这些都是值得考虑的,好在这个选本,有诗文六十篇,可供选择。”[28]

16.几种“大学国文”校本教材(1944-1949)

由于对部定教材的不满,这一时期,不少学校都编了自己的“大学国文”校本教材。除了前面说过的西南联大的《语体文示范》,还有如下几种:

《中国大学国文教本》(中国大学国文讲习会编,1944)。中国大学是北京的一所私立大学,抗战时期与大后方隔绝,全校教职员待遇微薄,忍饥耐寒,拒绝敌人资助。中国大学坚持“我们是中国人的中国大学”的办学方针,获得沦陷区爱国知识界的支持,留居平津各大专院校的一批坚持民族气节、不与日伪合作的教师,纷纷到中国大学任教。校长何其巩执掌中国大学期间,为增强学生民族意识,对学生进行民族气节教育,亲自选定《中国大学国文教本》选文百篇,将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等文章入选,要学生精读。另外还有《尚书》《诗经》《论语》《孟子》《战国策》中的选段,以及韩愈、王安石、苏轼等人的文章。该教本现被列为“抗战文物”。[29]

《北京大学国文选》(中国语文学系编,1946)。教材封面上标注“大一及先修班适用”,上册分两组,第一组为《诗经》《楚辞》“古诗”“乐府”及辛延年、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杜甫等人的诗;第二组为《论语》《左传》《礼记》《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三国志》《世说新语》《水经注》《文心雕龙》《资治通鉴》中的选篇,以及韩愈、柳宗元、苏轼、王国维等人的散文。笔者所见仅为上册。

又有《北京大学国文选》1948年版,将上中下卷合为一册,上卷有诗经《蒹葭》《鸱鹗》《正月》、曹植《赠白马王彪》、陶潜《饮酒》五首、杜甫《石壕吏》《羌村》《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哀江头》;中卷有《论语》《左传》《孟子》《庄子》《战国策》《史记》《后汉书》等选录,最值得注意的是下卷的新文学篇目,有鲁迅《狂人日记》、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胡适《我们对于西洋文明的态度》、丁燮林《压迫》、林徽因《窗子以外》等篇目。

中山大学《大学国文选》(孔德编写,中山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1947)。选有20篇课文:《孔子在陈章》(孟子)、《劝学篇》(荀子)、《胠箧》(庄子)、《东南形势论》(顾炎武)、《论国家思想》(梁启超)、《史学论略》(唐才常)、《文学论略》(章绛)、《屈子文学之精神》(王国维)、《元剧之文章》(王国维)、《春秋左氏传序》(杜预)、《译天演论自序》(严复)、《史记刺客列传》(节录 司马迁)、《三国志诸葛亮传》(陈寿)、《故明督师太傅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史忠正公传》(王先谦)、《资治通鉴·肥水之战》(司马光)、《登大雷岸与妹书》(鲍照)、《与孟东野书》(韩愈)、《说京师翠微山》(龚自珍)、《观车利尼马戏记》(闵萃祥)、《白雷登海口避暑记》(薛福成)。

五华文理学院《国文读本》(一年级用,1947),这是笔者从《私立五华文理学院档案资料汇编》中见到的。教材选有84篇课文,分为甲乙丙三部分,甲为议论类,又分为“就理推论之文”“就事推论之文”“就人推论之文”“就物推论之文”;乙为叙述类,又分为“叙事之文”“述物之文”“记人之文”“纪游之文”;丙为描写类,又分为“写景之文”“绘神之文”“表情之文”。又有详细的“编辑要旨”(16条),录其前4条:

“一、本书为供本学院文理各系一年级生国文科精读之用,故定名曰‘国文读本’。

二、本书之目的,在继高中程度,以增进学生使用本国文字之能力。

三、文字之使用:一为写作,一为读书。国文科教学之使命,一为锻练写作技巧,一为培养读书能力。写作文宜从今,读书兼贵识古,故本书所选文字,一部份为辞旨浅近,适于作写作模范之文;一部份为辞义较深,有助于培养读书能力之制。(下略)

四、本书兼顾及青年品性之陶冶,故所选文字,一以平实明确、纯正端庄为主,凡有碍于青年健全心理之文,概所不取。其限制如次:

㈠ 思想不纯正或陈义过腐之文不录;
㈡ 嗟老厌贫或无病呻吟之文不录;
㈢ 辞态轻佻或迹近俳优之文不录。” [30]

大夏大学《基本国文》(大夏大学中文系编,大夏书店1948)。有程俊英序言,曰:“大学教育在培植专才而为世用,国文为各科之工具,所以养成学者理解载籍之能力与运用文字之技术,故列为一年级公共必修学程。”课文似按文体分,但未明说,于是目录上古今杂陈,现代文反而占有较显著的地位,如最前面的六篇课文为:《说文解字叙》(许慎)、《文学的一个界说》(朱自清)、《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郭绍虞)、《古文辞类纂序》(姚鼐)、《论描写》(李广田)、《叙述的方法》(叶绍钧)。笔者所见为上册,当还有下册。

岭南大学《国文教本》(岭南大学中文系1949)。从序言看,应该是该校教师李镜池所编。序言说:“本书为岭南大学一年级国文教本。大学国文教本之成书者,已有傅东华之大学文选,教育部之大一国文选,及郭绍虞先生之学文示例。三书各有短长:傅选侧重学术,多收典章疏证之文,失之偏狭;教部之本,广及四部,失之宽泛;郭先生所编,别开生面,多方取材,以修辞之标准,作比较之研究,理论与实例兼陈,语体与文言并重,诚国文教本之善者也。然郭先生编纂本意,似力求全备,所选诸文,有非大一学生所能了解者;偏重研究,微伤繁琐。本书上编,多取材于郭先生书,删繁为简,期便学习。下编为历代文选,略依时代先后,类分十组。上编冠以语文通论,下编冠以文学史论,使学者于文体区分,语文演变,文学沿革,略具常识,然后阅读课文,易于领会。”

这个序言也证明了当时各校纷纷自编大学国文教材,一个原因是不满意部颁教材的“经史子集”系列,说得客气一点,是“失之宽泛”,说得不好听,是复古倒退。李镜池1947年就撰文批评过部颁教材,他认为:“国文一科,是语文训练的学科,选用教材,除文学作品外,应选用非文学的普通文字。”“教材须有系统,系统须以语文训练为中心。国文科不是文学史,不是文学概论,不是学术史,文化史,更不是道德伦理学,教材可选用此类材料,但不应以此等科目为系统。以之为系统,便会失之庞杂,失之艰深,失之空洞;而教者变为越俎代庖,误认目标。”[31] 这是非常有见地的。

现在我们能看到该教材的上册,分为两部分,一为“语文通论”,收入《文选序》(萧统)、《文体刍言》(吴曾祺)、《体性》(刘勰)、《中国文体的分析》(唐钺)、《古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王了一)五篇。二为“学文示例”,取材于郭绍虞《学文示例》,而加以减削。依序言所说,下册应该是文学史内容。



[1] 李占京《民国大学国文选再考察——兼与李君先生商榷》,《中国图书评论》2015年第12期。

[2] 同上。

[3] 顾名《基本国文·韵文》,教育编译馆1935年版。

[4] 王正奎、陈炜《顾名:泰州第一位北大生》,《泰州晚报》2012年3月18日;文章说的“某语文教材研究者”正是笔者,此语是笔者网站介绍该教材时的按语。

[5] 颜芳博士论文《近代学术转型视野下的燕京大学国学教育》,北师大2012年,第86页。

[6] 近见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读书设计已强调读整本的书,大学语文更当如何?值得同行们思考。

[7] 周昀《三四十年代大学语文教材及教育研究》,2012年北京大学硕士论文,第15页。

[8] 周昀《三四十年代大学语文教材及教育研究》,2012年北京大学硕士论文,第16页。

[9] 张玮瑛、王百强等主编《燕京大学史稿》,人民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10] 余冠英《关于大一国文教材的讨论》,《周论》1948年第1卷 第3期;第一点“断自唐代”后来余冠英解释说是弄错了,唐以前的内容在前一编教材。

[11] 陈垣编《大一国文读本》,陈智超导读,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导言”第9页。

[12] 吕思勉《文学与文选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13] 吕思勉《论基本国文》,《吕思勉论学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48-564页。

[14] 傅宏星主编:钱基博《文范四种》,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60-461页。

[15] 该文发表于1941年《国师季刊》第9期,笔者《现代大学国文教育》一书收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7-198页。

[16]《近代文编》,1939年12月燕京大学国文系印;《学文示例》(上下),开明书店1941、1944年版。这两种书2012年3月辽宁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

[17] 郭绍虞《语文通论》,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版;《语文通论续编》,开明书店1948年版。1991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将郭绍虞的《语文通论》《语文通论续编》《语言与文学》合为一册(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编),作为民国丛书之一种,重新出版。

[18] 朱自清《中国文的三种型──评郭绍虞编著的〈语文通论〉与〈学文示例〉》,《清华学报》1947年第14卷第1期。

[19] 李镜池《谈大学国文教学问题》,该文系作者在岭南大学教育学会讲演,发表在《南大教育》1947年第1期。

[20] 李成晴《读<西南联大国文选>有感》,清华大学图书馆《图书馆与读者》2012年3月。

[21]《语体文示范》,西南联大文学院编,作家书屋1944年版。

[22] 该卷首语后以《新文学在大学里——大一国文习作参考文选序》的题目,发表在《国文月刊》1944年第28、29、30期合刊上。

[23] 孙郁荐序,又以《关于<大学国文>》标题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7期。

[24]《文论十笺》,今见《程千帆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其“后记”曰:“本书初稿成于1942年秋,时余方承乏金陵大学讲席,尝以《文学发凡》之名刊布。1948年,叶圣陶先生为易称《文论要诠》,由上海开明书店正式出版。1983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复为改成简体横排之式,题曰《文论十笺》。”

[25]《程千帆全集》第15卷“桑榆忆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26] 高明《本校的文史哲教育》,《学府纪闻·政治大学》,[台]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222-224页。

[27] 参朱光潜《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高等教育季刊》“大学国文教学特辑”,1942年第2卷第3期;杨振声《新文学在大学里——大一国文习作参考文选序》,《国文月刊》1944年第28、29、30期合刊;丁易《谈大学一年级的国文》,《国文月刊》1946年第41期。

[28] 李镜池《谈大学国文教学问题》,《南大教育》1947年第1期。

[29] 孔夫子旧书网·罕见抗战文物:中国大学国文教本 http://book.kongfz.com/167771/720627665/?force_pc=1

[30]《私立五华文理学院档案资料汇编》,云南省档案馆汇编,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1] 李镜池《谈大学国文教学问题》,原题为“国学教学法”,分“中学国文教学法”与“谈大学国文教学问题”两部分,系作者在岭南大学教育学会讲演,发表在《南大教育》194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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