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教育文史哲不分，整个就是一个“大语文”。蔡元培说：“从前的人，除了国文，可算是没有别的功课。” 叶圣陶也说：“从前书塾不像如今学校有许多学科，教学的只是一科国文。”又说：“学校里的一些科目，都是旧式教育所没有的，唯有国文一科，所作的工作包括阅读和写作两项，正是旧式教育的全部。” 1904年“癸卯学制” 颁布了一系列的《学堂章程》，开始了现代学制的分科教育，原来“大语文”中的内容全部一一独立成科，按理说语文这门课便不必再有，不过语文课除了内容之外，还有形式的价值，即语言文字听说读写能力的训练，这是任何一门课都不可或缺的能力，所以新学制拟订者张之洞在讨论学制课程时说：“中国文章不可不讲。自高等小学至大学，皆宜专设一门。韩昌黎云‘文以载道’，此语极精，今日尤切。中国之道具于经史。经史文辞古雅，浅学不解，自然不观。若不讲文章，经史不废而自废。” 于是新学制自小学至大学皆有语文课，是为现代语文学科之肇始，始称“词章”，后改称“中国文学”（即中国文章之学），后又简称为“国文”，最后于1949年定名为“语文”（而大学国文则迟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方正式改为“大学语文”）。时光荏苒，今年又到了癸卯年，现代语文学科已历经两个甲子，今天我们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也应当包括对这段历史的回顾与总结。本文拟着重梳理大学语文（大学国文）教材流变，介绍较有代表性的教材，计总目31种，细目70余种。

一 清末民初大学预科国文教材举例

1.林传甲《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中国文学史》（1904）

1904年“癸卯学制”开始分科教学，这一年林传甲出任京师大学堂国文教授，给优级师范生上“中国文学”课。优级师范相当于大学预科，此“中国文学”不是文学科大学的“中国文学”课，而是大学预科的国文课。然而草创之初，大学国文无所依傍，学堂章程上只有“练习各体文字，兼考究历代文章流派”寥寥数字，林传甲只得照搬文学科大学“中国文学门”之“研究文学要义”四十一款进行编写，又因国文课教学时间有限，最终只截取了前十六款，编成如下讲义：

第一篇 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书隶书北朝书唐以后正书之变迁
第二篇 古今音韵之变迁
第三篇 古今名义训诂之变迁
第四篇 古以治化为文今以词章为文关于世运之升降
第五篇 修辞立诚辞达而已二语为文章之本
第六篇 古经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章为作文之法
第七篇 群经文体
第八篇 周秦传记杂史文体
第九篇 周秦诸子文体
第十篇 史汉三国四史文体
第十一篇 诸史文体
第十二篇 汉魏文体
第十三篇 南北朝至隋文体
第十四篇 唐宋至今文体
第十五篇 骈散古合今分之渐
第十六篇 骈文又分汉魏六朝唐宋四体之别

教材封面引题为“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这本应是正题，而正题“中国文学史”倒是一个不准确的用语，盖为文学科大学“中国文学门”中“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1] 一语误导。

讲义随即于1904年在广东育群书局出版（石印本今藏于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并于1905年在《南洋官报》连载。这个教材遭到来自两方面的批评，一方面人们认为它不像是一种大学国文教材，至今一些研究现代语文史料的书都认为1909年南洋公学唐文治的《国文大义》才是“我国‘大学语文’教材之肇始”。[2] 另一方面一些人又批评它不像文学史教材，说：“名目虽是《中国文学史》，内容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人说，他都是抄《四库提要》上的话，其实，他是最奇怪——连文学史是什么体裁，他也不曾懂得呢！”[3]

这是分科教育以后，没有注意到文学已经独立成科，仍然在语文教材中照搬文学史内容的结果。不过学科草创之初，作为第一本教材，发生一点偏差是难免的，想想一百年以后今天我们的大学语文教材，还有编成文学史的，我们也不能说就不是大学语文教材。

有偏差的大学语文教材仍然是大学语文教材，它在大学语文教育史上的地位是无可否定的。

2.唐文治《国文大义》（1909）

南洋公学校长唐文治重视国文教育，亲自上国文课并编写国文教材，出版有《国文大义》《古人论文大义》《国文阴阳刚柔大义》三种，作为南洋大学和后来的无锡国专的教材。这套教材现在也能见到，收入上海书店1996年影印本《茹经堂文集》。《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一书有“1909年唐文治编《高等国文读本》出版”条：

“戌年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本世纪初，唐文治曾于该校主讲国文。至1909年11月，遂将其‘高等学堂国文讲义’整理，改名为《高等国文读本》，交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发行。该书当可视为我国‘大学语文’教材之肇始。”[4]

教材出版后，唐文治曾将其送达教育部，并附函说明其重要，意思应该是希望经过教育部审定，成为一种“部颁”教材。教育部复函肯定了教材的价值，但说：“本部审定教科用图书规程，审定之书，以中学校以下为限。本书不在审定范围之内，应由编者自由出版，听各学校自为釆用。”[5]

批复虽是如此，但笔者揣测教育部不予审定还有更深原因，因为此种教材实际是读经教育的内容，而当时的教育部长蔡元培是反对读经教育的。1912年1月4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就任教育总长，1月19日即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并《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及课程标准》，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中学、师范学校读经科也同时废除。[6] 1913年1月12日颁发《大学规程》，也不再有读经教育内容。教育部给唐文治的复函是该年12月26日，所以有理由这样猜测。

其实南洋公学还有另一种校本教材，即由该校国学科长李颂侯先生编辑的《南洋公学新国文》，该书汇集了学校历年国文大会（国文比赛）获奖学生的优秀作文，唐文治校长亲自参与命题、改卷，选印等工作，并题写书名与作序。该书于1914年和1917年分两辑出版。据上海交大校史记载，“该书一出，即成为风行一时的国文课本”。^[7] 《南洋公学新国文》中虽仍有传统经义的内容，但更有一批反映时代风范的文章，如《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说》《中华民国成立颂》《足球颂》《拟通告全国学校广设国学传习会议》《拟本校祭蔡松坡先生文》《斯宾塞谓修道之法在于尝人生最大之辛苦说》《西国自活版兴而人群之进化以速论》等等。这个教材才更具有现代语文学科的精神。

3.民初几种师范类国文教材讲义（1911-1927）

新学制伊始，高等教育缺少生源，故要从中小学及大学预科办起。又各级教育尤缺少教员，所以师范学校及培训机构兴起，出现各种校用、讲习所用的国文教材。如陈曾则编纂的《京师优级师范国文讲义》（商务印书馆1911），仍然沿袭“练习各体文字，兼考究历代文章流派”的宗旨，内容为文字源流、六书释别、音韵之学、训诂之学、经史子集四部文体等。[8]

潘武评辑《讲习适用国文教科书》（中华书局1913），体裁就进步多了。上卷选文，每篇课文都附有讲评，如《爱莲说》一课，评曰：“此为论说文。而实参以寓言记事体。凡分三段。每段皆用陪衬法。首段先从花之可爱说起。以渊明爱菊。世人爱牡丹。衬起己之爱莲。中段分出菊与牡丹莲花之品格。而将菊与莲花。高其位置。末段以感慨作结。文中之意。可于言外得之。”及音注：陶渊明 晋人名潜高尚不仕性爱菊。（笔者注：此处并未注音符号，原书如此。）文法举例：亭亭净植。亭亭二字。为状词之叠用者。尤其是教材下卷内容，为“国家”“社会”“国体之别”“政体之别”“共和政治”“国会”“宪法”“法律”“共和国民之责任”等等，体现了一种时代精神，然而也就把语文编成了一种内容教材，即公民科教材。

俞明谦编纂师范学校用《新体国文典讲义》（商务印书馆1918），内容为字、词、句、章，类今之汉语教材。

钱基博编新师范讲习科用书《国文》（中华书局1925），内容由“当代文”向“明清文”、“唐宋元文”沿流泝源，当代文选了吴汝纶《原富序》、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序》、梁启超《欧洲心影录·楔子》、蔡元培《杜威博士生日演说词》、林纾《赵聋子小传》、章炳麟《演说“六书”》、胡适《鸽子》《人力车夫》、张謇《致日本外务大臣诘问宇治军舰阑入书》、李悊生《东行随感录》、戴季陶《白乐天的社会文学》、刘靖裔《红树》《秋意》、陈衍《文莫室诗续集序》等。其编辑大意提出几条选文标准，颇具语文意识，如“务以辞意明爽，能涵养文学兴趣者为主。凡古拙之文言，欧化之语体，涩舌聱牙，不易成诵者，概不列入”；“作诗曰吟，读诗曰诵，音节最重。本书所选白话诗，如胡适唐寅归庄之作，皆音节爽亮，至古诗则选其清写白描，自然有致者”。

张振镛编新师范讲习科用书《国文参考书》（中华书局1927），是与钱基博教材配套的教学参考书，分“作者小史”“题解”“提要”“注释”四项内容。

民国师范类国文课大致相当于当时高等学堂国文课层次，故这些教材与大学语文都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