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尽管不断有人呼吁要重视大学语文教育，以提高大学生的中文水平，但大学语文因其非专业课和课程定位的争议，在大学课程体系中经常处于边缘位置。新文科建设以其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等特色，为大学语文课程的改进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与思路。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大学语文课程应回归语文教育的初心，融合其工具性与人文性，突出语（口语、书面语）文（文章、文学、文化）能力的培养，以此在通识课程教育体系中找到自己独特的价值和合适的位置，并将本课程打造成符合新时代要求的金课。

关键词：新文科建设；大学语文；课程建设；回归与融合

 

2016年5月，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我国高等教育要培养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就必须大力推进新学科建设，因此比2019年4月教育部、中央政法委、科技的等孳13个部门在天津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衣科、新文科建设，并将2019年定为新文科建设自动年。220年11月教育部发布市《新文科建设宣言》，对新文科建设作出全面部署。新文科建设由比成为当下高等教育发展中必须认真思考、积极探索并努力实施的工作任务。作为大学课程体系中最基础的素质教育课程，大学语文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也需要重新审视谏程定位，因应新时代新使命新要求，融合新理念新技术新媒体，形成有利于课程建设和学生培养的新思路与新做法。

 

—、不同阶段大学语文课程的争议

 

大学语文课程的争议由来已久。争议之一在于是否开设这一课程，何以如此？一是因为其非专业课，又受到中小学时期语文应试教育刻板印象的影响，大学生学习的兴趣不大。二是因为其非专业课，很多中文系出身、有自己专业研究领域的老师教课的积极性不高；三是因为其非专业课，很多院校的教务部门不子重视，不断压缩其课时和学分，使其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基于这样的现实，似乎没有必要开设这门不受各方待见的课程。但现实的另一面，却是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读错字、断错句、用错语、写作能力低下等现象屦屡见诸媒体，大学生对母语的运用水平不如人意是长期性、普遍性的问题[1]，故此社会各界不断有人呼吁应重视大学语文教育，提高大学生的中文水平[2]。基于这一现状，大学语文似乎又应当成为高校学生的必修课。

 

事实上，也正是面对这样的情状，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在匡亚明、苏步青、徐中玉等老一辈教育家的大力提倡下，全国各高校逐步开设了大学语文课程，其目的就是要提高学生的语（口语）文（文字、文章、文学、文化）能力。其后随着学生整体素质的改善，大学语文出现了课程定位的新争议。从事课程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们分别提出了“工具性"”人文性”“审美住"“文学性”“文化性”等不同观点[3]；在课本的选编方面，不同学者也因此各有偏重，如文选本、中国文学本、语文能力本、中国文化教育本等[4]，不一而足。这些争议既有学者对大学捂文课程定位的分歧，也有课程建设在不同阶段侧重点的差异，有研究者将大学语文课程开设后走过的历程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至1990年代中期的补课期、19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前10年中期的素质教育期和21世纪前10年中期至现在的通识教育期[5]，这一分期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因应时代发展，在不同时期人才培养理念的改进，以及大学语文课程所承载的历史使命的变化。也正是在素质教育期很多院校的大学语文课程不再把语文能力作为教学的主要任务，而强调其人文性、审美性、文学性或文化性，这种课程定位的转变，既使大学语文课程承载了过多的功能而难以达成其教学目的，也使其内容与相关文学或文化类课程高度重叠，却不如这些课程名称更受学生欢迎，直接导致本课程更加边缘化，因此尽管早在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就提出“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但因定位的模糊，并不能摆脱本课程在高校课程体系和课程教学中的困境与尴尬，而到了通识教育阶段，由于通识课程模块包合有一定数量的文学和文化类课程，大学语文课程基本被排除在通设课程体系的建设之外，连争议的声音都消失了。

 

但是，争议的消失，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大学生们虽然是高考的胜利者，但其语文能力仍需提高也是不争的事实。而大多数高校通识模块中文化与文明“文学与艺术”"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类课程，俯重于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与批判性思维能力，对学生的语文运用能力有所忽略，正是认识到这方面的不足，国内先行开发通识课程体系的清华大学在2018年专门成立了“写作与沟通教学中心”，以小班方式对该校本科生进行全覆盖的写作教学，这一举措得到了校内外各方面好评。

 

清华大学这种优越的教学条件，国内大多数高校都不具备。要补齐通识课程体系的短板，提高本校学生的语文水平和写作能力，一方面可以开设类似清华大学的写作与沟通课程，在有限的课时内结合学生的职业发展需求进行针对性训练，另一方面是改造现有的大学语文课程，回归语文教育的初心，融合其工具性与人文性，在充分衔接中学语文教育的基础上，突出语（口语、书面语）文（文章、文学、文化）能力的培养，从而提升课程质量。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强调通过文章品读，揭示其文学与文化意蕴，并加强写作训练，促进学生准确精炼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以此将本课程打造成符合新时代要求的“金课”。而当下正推行的新文科建设为本课程的改造提供了良好契机和改进思路。

 

二、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大学语文课程建设的思路

 

新文科建设是在世界面临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致力于文科教育的创新发展，笔者认为其对于大学语文课程建设的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课程建设指导思想之“新”。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指出：新文科建役是要"培养知中国、爱中国、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文科人才”；"培育新时代社会科学家“；“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派"；“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6]。这要求大学语文课程不能停留在过去知识传承和人文精神熏陶等方面，还要坚持立德树人、价值引领，要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又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时代新人。因此，大学语文课程要超越过去的工具性、文学性、文化性、人文性等争议，在坚持用优秀作品提高学生语文能力的同时，自觉地把握好价值导向，强化课程思政，提升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

 

其二，课程建设内容之新。新文科建设的重要特点是交又与融合，由此形成大批新的学科内容。这些内容有的是经由传统研究范式转换而形成的，比如通过人文经典数字化、大数据采集和处理等产生的新人文社会科学内容；有的是因新兴产业领域而出现的，比如人工智能、区块链、基因工程、虚微技术等的运用，需要与之配套的相关伦理、法律、公共政策，或社会问题的研究解决；有的是因社会发展和人类需求变化带来的，比如大数据、Al技术等的运用给人类社会和人的精神世界带来新的诉求与满足，由此产生大量新知识。面对这些新内容，课程建设要主动认识并积极合理地吸纳它们，提升课程质量。

 

其三，课程建设形式之“新”。新兴科技比如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的飞速发展，不仅大大地便利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使得教育教学模式的更新成为可能。近些年来，MOOC、翻转课堂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传统的课堂教学形式，学生凭借一个智能终端就能随时随地完成课程学习，而2020年以来的疫情也促进了网络教学的发展。这些还只是比较初级的应用场景，随着媒体融合和智能化的进一步发展，传统的课堂教学形式可能会被彻底打破，线上与线下、课堂内与课堂外的交流将非常方便，知识的传援、技能的培养不再仅仅局限于课堂之内，给课程建设提供了极大的空间与多种形式。

 

其四，课程建设方法之新。课程形式的变化，是课程建设方法更新的结果。新科技手段的运用，在硬件方面满足了课程建设的需要，并为其进一步创新提供了可能，如果没有软件方面的配套则不能发挥出最佳性能。这里的软件，既是指与各类新科技设备配套的应用程序，更是指教师的角色定位。传统的课堂教学，某种程度上是单向度的知识传授，但当今发达的电子媒介和人工智能，成就了互联网上海量的知识，学生能够非常方便地获取，这意味着课堂传授知识的功能相对弱化，而作为能力训练载体的功能突出。也就是说，教师需要转换其角色定位，从过去的知识传授者向思维方式的训练者和知识获取的引导者转变，相应地其教学方法与手段也要适时更新，以适应新技术发展的要求，也适应新时代学生培养的要求。

 

基于以上认识，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大学语文课程建设的改造与提质应着眼于回旧与融合。所谓回归，即回归语文教育的本位，在与中小学语文教育充分衔接的基础上，强调大学语文教育重在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文章分析能力和专业写作能力；所谓融合，即因应新时代发展之需要，响应新文科建设之号召，利用新科技进步之成果，将大学语文课程从内到列外加以改造，比如课程指导思想方面，融合能力提高与精神熏陶、文学与德育、文学与思政；课程内容方面，融合文学与文化；课程形式方面，融合线上与线下、课内与课外，课程方法方面，融合讲授与讨论、共读与分享等等。

 

三、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大学语文课程建设的基本做法

 

遵循新文科建设的基本精神和指导思想，上文对大学语文课程建设的思路略有所述，其具体改造与提质，笔者根据近几年的课程探索与教学实践，以及选课学生的反馈意见，提出下列做法，以供参考。

 

教材与课程内容建设。不同学校根据各自学生的素质、以及课程教学目的，选用或自编了不同的教材，其编写体例有专题型、主题型、题材+文体型、语文能力型、文学史型、文化型等[7]。回归语文教育的初心，重点在于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的提升，而融合文学与思政、文学与德育、文学与文化的设计理念，则应兼顾内容的政冶性与思想性，因此在上述体例中，专题型或主题型是较为适宜的选择。基于这种考量，笔者尝试打破本校原编教材按时代分类的做法，采用主题型分类，将教材内容以季节与时令今”“沟通与说服"“家国与时世"“权力与人伦"“功业与荣名”“出仕与退隐"“爱情与社会”“生活与审美"“生命的意义"等不同主题，选编相关作品作为教材篇目，受到学生的欢迎与好评。

 

课程内容建设主要有两方面的更新：一是教师选讲学生感兴趣的作品，二是学生分享自己有心得的作品。每学期之初，在选课学生中做一调研，让他们有机会看菜下单，提出自己感兴趣的作品，并兼顾教材的稳定性与课堂的动态性，对课堂讲授的篇目少量调整，使得学生增加了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也增加了教材内容的新颖性和课堂教学的新鲜感，当然，这对于授课教师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需要时时更新课程内容。另一方面，在有限的课时之内，课堂教学涉及的作品毕竟是少数，有很多学生自己感兴趣，或者精读过多遍的作品，教材或课堂都没有涉及，也在开学之初征询他们的意见，有的学生主动要求在课堂上分享自己的阅读体验，同学们评价极高，受其影响与带动，有的同学最初本来很犹豫，看到同学做了分享，又特意中途报名参加。这一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一些著名的、比较热的作品，比如英国C.S.路易斯的《纳尼亚传奇》、日本太宰治的《人间失格》、王安忆的《长恨歌》、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刘慈欣的《朝闻道》等，都有同学分享自己的阅读体会，还有同学以“文学与音乐"“女性文学"等为主题做演讲，大大地丰富了课堂内容，也促进了学生口头与文字表达能力的提高。

 

课程形式革新。结合MOOC、翻转课堂等教学形式，除了录制一些教学视频，还与学校教技中心合作，重新架构了课程网站，学生可以利用网站里的音像、文字资料自主学习课程内容、测试学习效果，还可以观看同学的分享或演讲、阅读同学的作品、发表自己的作品或读书心得，或与同学线上讨论等；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既可利用网站内容，启迪学生思考，也可在网站完成作业发布、批改、同学之间相互评点等，有效地融合线上与线下、课内与课外的互动交流与学习。

 

课程方法革新。新技术的应用，有效地促进了教学方法的改进。以讲授为例，学生既可以在课堂上听教师讲授，也可以适当利用视频或音频资料网上学习；以讨论为例，过去要么在课堂之内进行，要么在课堂之外另行预约时间与地点，而利用网络和自媒体，师生的讨论就不再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这不仅便利了学生的学习，而且有效地鼓励了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从而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效果。

 

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即使是作品讲解，也侧重于文本细读与结构分析，让学生领略到文字之美与文字之用；结合教学过程，注意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和课程思政教育，并借助作品分析，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相关研究报告显示，与语文相关的说服他人、有效的沟通、谈判、写作等，是大学生重要的就业能力之一，因此有针对性地加强培养非常重要。本课程为此特别设置了“沟通与说服”模块，结合一些著名作品，指导学生在沟通过程中注意思考问题的角度和说话的技巧等，再通过典型案例写作，指导学生运用这些技巧，并注意行文的用词、用语、用例等，达到提高其说理性分析性写作能力的目的。

 

总之，新文科建没为大学语文课程提供了良好的改进契机和思路，通过重新定位课程目的、更新教学内容、革新教学形式与方法，本课程可以在现有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中找到自己独特的价值和合适的位置，与相关文学、文化类课程形成良性互动与有益互补，从而更有利于学生的培养，有效地提升大学教育的质量。

 

注释

 

[1]《"写作与沟通"将成清华大学本科新生必修课——大学生写作短板亟须补齐》，《光明日报》2018年5月21日。

[2] 北比如教育部官网2017年对有关政协委员类似提案的回复：“关于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1431号（教育类136号）提案答复的函（摘要）”；还有呼吁重修语文课者，如谭山山：《最熟悉的语文课，最该重修》，载《新周刊》第576期，2020年12月1日。

[3] 陈超、杨林：《“文学—人文—文化”的融合与拓展—-—对大学语文功能的再审视》，《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年第7期。

[4][7] 田旭红：《大学语文教材比较研究——以"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为例》，《中国大学教学》2017年第8期。

[5] 张颖：《争议四十年的大学语文——课程名称之争及其流变》，《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6] 吴岩：《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齐鲁晚报网2020年11月4日。

 

作者简介：左鹏，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上海，200433.

（责任编辑 庄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