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未来 对古典研习的再思考》，作者:（法）拉贡伯，（法）魏兹曼著  页数:143  出版日期:2012.05 

导    言

    到底为什么要在学校里教授母语呢？如果家庭环境能够保证母语学习的话，人就会自然而然地懂得使用母语。通过母语展现出的是一种自发性，即便这种自发性可能是习得的。我们十分熟悉母语，从出生的那一刻起，生命中的每一次经历都离不开它的支持与陪伴。母语是“自然”的(这个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强加给个体而非任其选择的。但是，个体也有可能失去母语，如一些母亲主动或者被迫的迁居导致她们与她们母亲的文化分割开来，抑或她们的语言被打上了耻辱的痕迹，这时，她们就会放弃传授母语。在此情况下，另一门语言就会成为“母语”，即个体成长时所处的直接的周围环境所使用的语言。

    学校更像是父亲的象征，将一个遥远的父亲形象搬上舞台。它并不是要教授儿童他们已经懂得的知识或实践过的事情，而是强制地教给他们尚不知道的东西，并强迫他们跳出熟悉的知识圈子。这也正是学校的目标——思想解放：让孩子们从自己的世界中走出来，让一切事物对他们而言都不再显得“自然”，而是需要通过努力和思考来不断获得知识才能理解它们。这些知识包括的是些最不直接的对象：书写、算术的抽象概念、历史、科学、其他活语言，有时还有死语言。（活语言 langue vivante 指现在依然使用的语言；死语言 1angue morte 指现在已不使用的语言，如古希腊语、拉丁语等。——译注）同时，学校也改变了母语，将它变成了拼写与语法，变成了一个特殊的规则系统，与家庭日常的用词没了关联。学校若是真正现代的而非陈旧过时的，它就会通过语文这门必修课，配上轻重不同的多种方法，力图将学生引向自由。学校会激励学生摆脱熟悉的环境，鼓励他们不再生活在自我、语言与事物的纠缠、复杂的关系之中，使他们进入到一个已经形成，但却陌生的知识符号世界：其目的并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学校的这些约束有利于，或者说应当有利于个体承担起自律的责任。

    那么，如何定义这个由学校强加的距离的意义？个体与他们所处的世界又应是怎样的关系？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学校希望成为一条通向远方之路。近几十年来，这个意愿使它大大降低了母语在学业中所占的地位。培养学生出色掌握母语的语文课已经不再是一门用于评判学生优异与否和选拔人才的学科，数学已取而代之。经济、管理、信息与工业生产这些专门技术的实用知识也加入到这一行列中。学校的使命应是让学生憧憬远方，而远方却被逐渐具化为使人能够迅速适应当今社会的能力。一种新的临近(proximité)由此被再次引入，但它并不是指与自我、出身或自己语言的临近，而是指与被强制地视作唯一有意义的现实的临近：一个去中心的严酷的经济世界。这个世界既开放又等级森严，并且变化不息。

    学校若希望实现解放思想的计划，那么它就不应让教育臣服于适应社会的原则，而应当让个体有可能与母语建立起一种自由、自觉且受个体掌控的关系。这正是本书所持的观点。我们认为母语教学已经成为公共教育的真正关键所在。学校若要真正地向当今世界敞开大门，向欧洲、全球范围内不同经济、社会与文化间频繁交往所产生的复杂性敞开大门的话，它必须以下面这个问题为中心:懂得读写自己语言的意义何在？教授语言，特别是教授传承的语言的意义又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逃避、退却，或是胆怯地求助于某种已有的本源身份，都无法保护现代生命不遭受离散，后者在社会活动与互无关联且不断变化的从属关系间摇摆不定。实际上，能保护我们的本源身份并不存在。世界之所以能够开放，并不是因为某个错误或是因为我们忘掉了自己是谁，而是因为无数人的力量促成了世界的开放。虽然这伴随着现实行动引发的一切困难、冲突及失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面对这些困难应当“返本归原" (se ressourcer），回到某个奠基性的过去中。相反，人们应真正并有效地迎接世界的开放，并为其做准备:提供能够理解它、让人们最自由地参与其中的手段。

    远方在当代的形式是一个扩大的世界，它难以理解，没有可鉴别的统一性。通向远方之路却是通过在学校时培养对最亲近、最亲密的东西——母语的深刻认识而实现的。这个观点或许看上去有些自相矛盾，但正是学校作为一个拉开距离的机构，把母语以另一种形式向说母语的人展现出来。拉开距离并拒绝直接的确定性，学校要求的这种做法在应是最属于个体的东西——每天都说的语言——中加人了一丝差异、一丝陌生。这种做法把语言转变成了一个我们为了自己而开始留心关注的对象。从新的角度、带有距离地考量母语，我们一点点地察觉到母语表达与创造的力量。与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说的东西拉开距离后，我们不仅仅能够加强表达与理解的能力，更根本的是，我们会发现何为一门语言，何为语言。

    母语在学校里显示出它的差异与复杂性。学生能够首先了解到，人之所以能够表达出一切，是因为语言的多重程序:语言的深层语法规则使得人们能够构思出无穷无尽的句子与意义。在学习了另一门语言——哪怕仅仅是粗浅地学习过之后，学生就能很快地发现，在何种意义上这些语法规则既是普遍的——因为借助于它，人们可以表达一切，又是特殊的——因为这些语法规则仅适用于他们的母语。学生通过对多门语言的实践可以清楚地体会到，与世界建立联系、建构这个世界，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方式，它们都一样有效，值得去关注。除语言间的差别外，学生还能够发现在他们的母语中也存在着差异:因为母语是一段历史，所以同一门语言在过去所表达的意思可能与现在不一样。这或许是一种起决定性作用的经验。通过文本阅读，他们会发现自己本能的、直接的写作方式与那些难懂的古典作家的写作方式不同。同时，他们也能看到，现代的一些作家对古典作家的写作对象进行了研究，使语言与事物的表象产生了变化。在了解到这些构成语言的多层积淀后，学生就能意识到他们的语言是一种文化，是他们自己的、但被分隔开的文化:他们需要重新掌握它，为了了解而学习它，这样才能进而思考在当今形势下如何利用它。

    在学校中教授母语使母语恢复了本来面目:文化语言(langue de cultune )。教育若不仅仅出于对现实的考虑而注重效率，使自己受限，而能面向语言的各个阶段展开的话，语言是历史的产物这一事实就是显而易见的。以往对世界关系的建构与实验的工作沉淀在语言中。活语言自身包含了更古老的语言，但那些包含在语言之内的、过去的“死”语言并不仅仅是被搁置于其中，仿佛语言就是个容器一般。虽然人们现在不再使用那些死语言，但在遇到当今语言无法表达的新经验时，它们随时都可以被重新考察并获得新生。从这个角度看，教授拉丁语、古希腊语这样完完全全的死语言是有现实意义的。它们是欧洲如今使用的语言中年代最久远的积淀，是它们使得这些活语言能够成为文化语言，无论它们源自拉丁、日耳曼，还是希腊、斯拉夫等。在学校首先教授作为欧洲各现代文化建立素材的文本具有巨大的优势:因为这些文本是用现在无人使用的语言写成的，所以能够摆脱与现实的直接联系，避免过分注重现实及其要求。因此，让学生真正学会阅读文本，重新赋予了个体自由处理与语言的关系以及利用历史创新的能力，而不会去拾人牙慧。

    称语言是“文化的”，有着更为广泛的含义。正是因为语言，现在与过去的文化才能够在其多样性及其各分支中进行表达与思考。这里的分支不仅仅指文学，还包括一切促进构成我们存在的各领域形成的集体活动:科学、法律、宗教、经济、政治与传播媒介等等。在社会学上它们被称为“价值与活动领域”，它们并非平白无故地出现，也不是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必要，仿佛它们是“自然”的一般。这些机制形成于过去，借助思考以及用母语进行的辩论，不断地被理解和正名。语言曾经是，并且依然是制约它们形成与发展的首要机制。良好地掌握母语，能够让人们理解这些领域的多样性、它们各自的逻辑与相互可能的关系。母语虽然不能保证任何统一性，但却至少能够保证它们之间的过渡。

    最后，也是我们在本书中会经常强调的一个问题，即把语言当作文化语言来学习，能够赋予个体在面对构成他们所属文化的各既有领域时自我定位的可能性。个体运用的语言与他每天面对的或新或旧的机构使用的语言是相同的。但“同一门语言”并不意味着个体可以直接掌握它，而恰恰相反:若想掌握它，学校则必须教会个体承认在母语中存在着未知与不明，并随后对这些他要生活的、如此遥远却又如此贴近的领域进行解释，以便越过这个障碍。称这些领域是贴近的，是因为个体被它们包围着；称它们遥远，则是由于每个领域都会趋向根据自身动力来发展，并将自己封闭在一种专门的语言中。理解这些领域需付出解读(déchiffrement)的努力，而掌握母语则是这一步的前提条件。面对当今世界的晦涩不明，掌握母语打开了一条通往自律的、完整存在的道路。在阅读难懂的表述时，语言上的锻炼教会学生跳出自我，通过思考“文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这个间题来重新占有原意。“重新占有”(réappropriation)这个词会在本文中经常出现。它表明，为了达到认识、理解的目的，某种形式的“异化”与自我疏远是必须的。而这正是回归本我，回归一个更为充实且被此经验所改变的本我的条件。学校强制施行的正是这样一种积极的异化。

    文化语言并不是一个向他者封闭的堡垒，也并非处于对抗之中。它并不是在鼓动特殊主义。掌握了文化语言之后，它能够从历史这个创新维度为欧洲与世界各文化形成的动力给出答案。同时，它也解释了从“自然”的语言中，如何逐渐产生出多种主宰现代社会生活的科学技术的“形式的”专业语言。文化语言既承载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又能激发新的表达方式，它能够建立、争取到一个可能的未来。文化语言为掌握它的人打开了人类存在的时间维度。由此，在人们约定俗成地几乎完全依赖于一门类似于当今用于国际交流的英语一样贫乏的“功用语言”( langue de service )时，文化语言使人更好地理解什么发生了，什么失去了。当然，功用语言也有它的用途，它使地球上的人能够相互理解。但是，这仅仅是语言的一种可能的用途。而且，若交流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不同个体和不同社会间真正的相互理解的话，功用语言并非最为有效。

    虽然我们常说要遏制语言帝国主义，但此处所讲的并不是一门语言对抗另一门语言，而是抽象且没有创新与深度的语言使用对抗经过思考且灵活的语言使用，后者会考虑到讲话者及他所希望表达的内容的事实与情况。生活在自己的语言中，懂得说、写、译，使我们能够明白他人在其他语言中希望表达的内容。

    对母语的深入教学也由此成为了国际教育的关键所在。它也是不同社会间合作成功的前提。这就是本书为何坚定地以跨文化视角来论述文化语言提供的潜力。本书特别试图阐明对文化语言的思考为欧洲建设做出了何种贡献。本书很清楚语言在学校中扮演的核心角色，并力图勾勒出一个对欧洲大陆有益的教育计划的大致框架。本书也有意敦促欧盟出台一项名副其实的针对活语言的政策。这项政策不应仅仅局限于推动对技术语言与功用语言知识的大致掌握。

    显然，我们应当以一个更宽泛的语言的概念来进行论述。一门语言并不仅仅是一种代码(code)、一个保证信息传至目的地的载体。它首先是一种文化，即一个无止境、永远开放且憧憬未来的历史性环境，个体、社会都在其中构思着对自身有意义的事情，并试图建立某种类似于身份的东西。学校有助于此，它的目标不仅是传递语言使用规则(即代码)，强迫那些并不熟悉“典雅法语”或“典雅英语”的学生根据最完善的代码规则把话说得漂亮—这对他们来说无异于在出身环境的语言之外再掌握一门几乎可以算是外语的语言。这种做法就像把语言当作一项义务、看作敌人一般。教育也会因此变成一种严厉的训练，只会导致学生屈服或反抗。然而，学校的任务实际上在于以我们所说的话——即每个人都说的“平常的语言”为起点，让学生明白这样的语言经过推敲润色也能够表达出比我们认为的要多得多的东西。通过这个过程，学校能为学生提供自由的、个人化的方法，帮助他们掌握同一门语言所可能具有的多种不同用途。

    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定义一下语言的多元性。它目前明确反映了一种现象:处在文化语言的历史与解放思想维度中的母语、主宰国际交流的功用语言[或称为功能语言(lgangue fonctionnelle)]，以及不同专业知识的形式语言(科学、经济、法律等)，这三者处于它们经常引起的相互不理解与紧张的局势中。接下来，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去神秘化”。上述三种类型的语言都力求强迫人们承认自己的地位，仿佛其中的每一种语言都完全统治着一个服从于它的现实；文人的上层文化和与其相对的、同样狂傲的所谓“大众的”工业文化，以及经济、政治和科学，它们都倾向于将自身视为封闭的、“自然的”整体，不向任何人负责。并且它们将自身标准强加给个体，好像它们显而易见地就是合理的“代码”，永远不会有约束。我们要提醒读者，这些社会性整体并非“自然的”。相反地，它们也是一种机制，是人的产物。若从开放的、历史的角度学习了文化语言，它就有助于重振赋予它生命的动力。像对待文化一样对待这些现象，不把它们当作“自然的”、强加的命运，这样也就恢复了潜在地给予它们活力的自由。

    我们将在第二章中对文化在欧洲建设中的地位进行研究。文化在本书中不会被定义为“灵魂的补充”，不触及到其他部分。如果我们凭借文化语言那既是历史的，又带有真正批判距离的动力—即灵活自由地运用语言文化的历史所提供的一切可能性——去考量文化，文化就成为了欧洲经济、司法及政治一体化成功的条件。在此背景下，我们将提出正在筹划中的欧盟教育方案的问题。

    第三章将以“现代古典研习”为题对此方案进行详述。“古典研习”对“人”的参照，强调了教育作为一种去中心的、进行剥夺和重新占有的过程，触及了个体最特有的东西，即个体定要接受以自律原则为导向的自身教育这个无可避免的事实。“古典研习”这个词也意味着，自身教育只有以历史提供给讨论与再检审工作的知识资源为依托才能取得成功。文艺复兴将欧洲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分开来，它的目的就是自由地重新占有传统。因此，我们在这里会对它的模式进行考察:深刻影响欧洲历史的几次文艺复兴并不是倒退，它们是现代性的创造者；援引历史也并非出于怀旧之情，而是因为渴望彻底改变现状。当时的人并没有试图去寻找一个明显的、迫切的“本源”，而当时的文化却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当时的文化认为，对它而言，在它借以参照的文本(那时是魔圣经》与古希腊、罗马作品)中还存在着未知。于是，文化就像是与自己拉开了距离，在不断创新、想象的运动中重新寻回自己。这种对模糊、未知、非直接的传统重新建构的行为可以作为一项教育计划及与知识的自主关系的范例。

    但是，“古典研习”只有在解决了文化与教育系统中存在的“文”与“理”的分裂后才是真正现代的。文与理的割裂不仅在极大程度上使已经受彻底消亡威胁的文科变得更为贫乏，而且也隔断了个体通向科学的真正的、有意义的道路。科学己经变成一个过于封闭晦涩的世界。科学应能够重新吸引人们，即它应当重新对我们“说话”，它的走向、合法性与问题设定也都应用自然语言进行重新叙述，这十分紧迫。为此，古典研习不应放弃自身历史。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可以重新确定一点，即现在需要普及古代语言的教育——即非母语的、陌生的、以与现实及既存事物的有限联系为原则的死语言的教育。我们并不带有任何对已往文学教育的怀旧，因为我们已认识到它的局限所在。死语言仅仅存活于文本之中，而文本的财富永远都可被重构，它处于一切真正的学习的核心位置。若要进入文本，则需摆脱成见，懂得它使用的语言、语法以及社会代码规则。我们还需对文本试图表达的内容持开放态度，把它当作一篇并非一读便能知其意的独特的、新的文本。文本将细心的读者置于与个体在文学、经济、政治或科技创新这样遥远领域里做出决定时相同的情形中:新情形并不会局限在我们掌握的知识内。它首先要求我们抛弃其中显见的因素及支撑它的原理，而后再对其进行重建，以便预先思考一个新的行动能够具有的意义。这里的原理即指作为这个新情形基础的规则。若我们遵守阅读的步骤，那么学会阅读也就意味着初步学会了如何辨读“意料之外”的事。

    一切决策与商讨首先都应经过阐释阶段。为此，我们应当准确地表述出已有的经验以及受它激发所产生的愿望。我们将带着后者参与到个体与社会间的讨论中去。若我们希望表达新的东西，那么第一次采取的方法肯定只是暂时的、实验性的。此时，我们需要掌握自己语言的历史资源，通晓其各种可能用途。由传统传承的文本提供了一个使母语回归自身、回归其历史的机会，并使母语向现在—一个不被当作命运的现在——展开。古代文本为我们提供了最为极端的情形:最熟悉的东西中存在着疏远。古代文本是“我们”文化的最初参照，它们与“我们”的历史一直共同前行，二者的联系从未中断。但是，这种熟悉需要我们去重新发掘，我们要建立的正是这种潜在的临近。没有比拉开距离更为有效的办法能够使以自律为目标的教育产生效果了。

    本书并非一篇科学论文。它从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及语文学中汲取了许多养分。但本书不是以专家的方式去探讨认知问题，而是旨在定义一项教育计划。书中列出的.上述学科的参考书目是作者作为参考依据所使用的著作。本书也并非一篇评论或一本普及读物。若一定要定义它的“类型”的话，我们更愿意称其是一篇计划分析。它以一个政治行动为目标，希望让此行动能够在我们对语言的讨论中提取一些观点作为论据。

    2001年末，法国教育部部长雅克·郎( Jack Lang）将“法国与欧洲古典研习（“古典研习”法文为"Humanitsé"，亦可译为“人文科学”，特指对古希腊文、拉丁文、古典文学的研究。——编注）的未来”这项政府课题委托于我们。这也即本书写作之因。一年后，尽管当时对此课题日后的发展还没有具体规划，但弗朗索瓦·菲永部长的办公室主任吕克·费里在就任时就表示将保留此课题。行政上的诸多耽搁并未延误本书的写作。作为此项课题报告基础的全部思考与论点在本书中得以展开。此课题使我们能够与众多语言教育专家及多位法国、欧洲的文化与教育政策的负责人建立联系并进行交流。除我们在中学及高等教育部门的教师同行外，法国教育部总督学与地方督学、各大职业协会的主席及其团队、多个工会组织、欧盟委员会相关部门的代表，以及我们的国外联络人都给予了我们最大的支持。在此对他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法）拉贡伯，（法）魏兹曼著，语言的未来  对古典研习的再思考，译林出版社，2012.05，第6-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