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开车要特别注意，一个不小心，你就会撞倒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那一年访学芝加哥大学，刚安顿下来就听到这个笑话——据说，芝大集中了密度最高的诺贝尔奖得主。在普林斯顿，人们则曾常常听到这样的叮咛：“在这里选课你要打醒精神，一个不小心，你就错过了一位爱因斯坦。”我则在美国电视的法庭节目上，听过法官这样斥责一位少年杀人未遂犯：“你知道吗？一个不小心，你杀掉的可能就是一个未来的巴赫、莫扎特和贝多芬！”看来，确实不能让王朔“一个不小心，就写出一本《红楼梦》”的豪语专美于前了。因为在号称“总统摇篮”的耶鲁，我们东亚系教员之间最常开玩笑的话题则是：“一个不小心，你就会教出一个会说中文的美国总统来。”
——这倒不仅仅只是一句戏语。这里面，其实深蕴了一种职业的责任及其责任的尊严。记得那一年刚到此地任教，第一个学期就吃了耶鲁学生的一个“下马威”。大学里对学生上课的考勤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一般没有校监出具病假条的缺课，是要影响学生的期终评分的。有一回，一位学生喏喏地向我请假：老师，对不起，我不能上下星期一的课，但是……校监不能为我出具病假条子。“为什么？”我瞪圆了眼睛。“因为这个周末我要赶到华盛顿去，出席下周一克林顿总统的就职典礼。”我倒抽一口冷气——这样的缺课理由，也未免太“至高无上”了！原来眼前这位不起眼的憨厚学生，竟然是全国范围内遴选出来的出席总统就职典礼的大学生代表！好像为着让我领教更多的“惊吓”，下一回——是第二年吧，又有一位学生这样向我请假：老师，很抱歉，我不能来上星期X的课。“为什么？”话音里不无得意：“因为那天我要陪贵国的江泽民主席吃饭。”——不显山不露水的，原来眼前这位学生曾担任过“美中交流委员会”里基辛格的助手，这回是基辛格亲自点的名，要他陪着一起做江泽民访美的国宴贵宾呢！一学生顶顶真真把两国的首脑都陪遍了，你还敢不把“教出一个会说中文的美国总统来”咬咬牙当做一回事儿么？
确实，作为生源百里挑一的大学，耶鲁学生里的藏龙卧虎本来是不难想象的。一般来说，大学里敢于选修“最难学”的中文的学生，大都是一些要么有憨劲、要么有异禀的人物，这就使得每一年任教的班级里，几乎都会遇见那么一两位每每让你眼前一亮的角色。比方，教过的学生里，有见过各种大报小报、得过各种学术、科学奖项的，这不算稀奇；拿过各种全美和国际性体育、音乐、演讲大奖的，也算司空见惯；担任各种义工、社团领头人物的，更是大有人在。最让我吃惊的是，我的一位前后教过两年的女学生，竟然多次得过国际烹调大赛的大奖——有一回缺课请假的理由，就是赶去巴黎领取法国年度烹调大赛的“蛋糕类金奖”。另一位，则跟我学完普通话后又学广东话，认认真真筹划他的大学毕业之后从香港进入广州开始的全球步行环游之旅，准备在上研究院前花两三年时间，作一场艰苦漫长的人生勘探。就在提笔的此时，两位跟我做“独立学习”的洋学生，一位以中文写出探讨清代习惯法的惊人论文，一位翻译起“两司马”——司马相如、司马迁来“脸不改色心不跳”……面对这样出类拔萃并且多姿多彩的学生，你一方面不能不深深感叹：作为“总统摇篮”的耶鲁大学，其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及其培养方式，在在启人思迪；另一方面，在此地“为人师表”，你就得时时擂响自己心头的大钟小鼓，为自己的教学时钟暗暗上紧弦儿了。辜负这样的学生和轻慢自己的工作，简直就形同一种罪过啊。
是的，“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会是一个好士兵”。同理，不想教出一位“美国总统”来的老师，也不会是一位好老师哪！
这个题目乍一看好像语焉不详。可对于我们这些在美国大学里教授中文的人来说，却就意义独具并且百味杂陈了。不但因为，我们是一群幸运的、以母语在异国安身立命的人，是母语重塑了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生命；而且更因为，在自己多年的教学历练中，最让我感到惊诧震撼、也最让我对自己的职业临深履薄、秉持虔重之心的，正是这——学习一门语言，将可能怎样地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包括生活的方向和生命的轨迹。
一般来说，在美国大学学习中文的学生，都是把中文作为必修的公共外语课程来修读的。也就是说，与外界的一般想象有别，其实真正以中文为专业的学生，在其中只占了很少的比例。但是，在我来说，亲眼看着一个美国孩子从拼音、四声、“你好”、“再见”开始，渐渐修读到自己现在任教的四年级当代中国小说课、文化课的水平，这整一个过程，往往就是目击一个学生怎样进入一门陌生语言、又和这一门语言所附丽的文化历史相抵牾、相适应、最后融化其中，然后被一种语言整个儿改造自己的文化个性以至生命轨迹的全过程。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学中文的学生都经历了这个过程的，但大体而言，语言悟性越高、中文学得越好的学生，这个过程就越加明显。你常常会从刚刚自中国进修回来的学生身上，惊讶地看到：才学了两三年中文，这个学生的言谈举止简直判若两人了，甚至连个性、连笑容都改变了！我曾经教过一位天才型的美国学生（这是耶鲁中文项目多少年来老师们众口一词赞誉的一位学生），他对中文的惊人的领悟力，使得他读完二年级中文就直接跳进我的四年级当代小说选读课程，而且始终是班上最顶尖的学生。他实在太迷中文，也学得太好了，在我的课上修读到一半时，他很认真地找我商量：他决定改换专业方向，改修东亚专业——他原是虔诚的基督徒，本来家里是希望他修读宗教专业的。我当然全力支持他。利用暑假到过中国大陆和台湾进修中文以后，他整个人更似乎变成了一个从中国书卷里走出来的谦谦君子。他后来几乎把系里和学校所有跟中国有关的课程——中文的、英文的——全都修遍了，他用流畅完美的中文写的长篇读书报告令得每一位任课老师惊佩得目瞪口呆，其中的篇什甚至曾被推荐到中文报章上刊用。然而，他的改换专业方向却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在他大学毕业后报考研究院时，在父母压力下，他报考了门槛极高的耶鲁法学院并被录取，可是在法学院只读了一年他就中途放弃了。他还是不能忘情于中文，决意排除万难，回到与中文有关的研究专业来。看着这位在东方文化浸润下变得儒雅而自信的美国学生，我有时在欣慰之余也会感到隐隐的困惑：我真的应该鼓励他改变专业方向么？研读中文，也许会把这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引上一条远比当律师、医生、工程师等等要清寒、艰难得多的人生道路啊。至于我熟悉的其他许多学生，更是到中国大陆进修完后就爱上了中国，决意今后就选择到中国生活、工作。他们感激我的话却常常让我百感交集：——父母亲为他们竟然学会了使用“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而骄傲，却又同时难过不已。因为这么一来，这么遥远而陌生的一门语言，也许就要把他们自己的儿女带到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去了……
我曾经有点“一厢情愿”地认为，也许，这是中文——这门全人类绵延持续的历史最长、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所独具的魅力？细细想来，其实大不然也。我们自己，不也是因为学了一门外语——英语，而整个儿改变了自己的生命轨迹的么？进入一个语言，就是进入另一条生命的河流。语言作为一个民族、文化和历史的载体，它本身就意味着另一种音调、另一种色彩、另一种气味的生命状态。我就常常发现自己，不但在说英语和说中文时，甚至在说普通话和广东话时，其实都是不自觉处在不同的角色状态之中，有着迥异的自我认同。人创造了语言，同时又被语言所塑造。进入一个全新的语言环境，对于年轻学子生命状态的改变，当然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原来，所谓“传道，授业，解惑”——教书即是“育人”的道理，即便就是在大学校园里显得如此“人微言轻”的语言教学职位上，其实也是性命攸关的——关涉到每一个年青生命的走向，人生的色泽与光彩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