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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语言
【时间:2016/11/25 】 【来源:南方周末 1999年12月29日 】 【作者: 徐友渔】 【已经浏览1555 次】

  语言问题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给舞文弄墨之士提供了驰骋的天地,而在于,语言的隔阂体现了民族矛盾,语言的冲突可能酿成暴力与流血。

  一千年的历史证明,人类往往受制于自己的创造物。语言本应是思想、交流、生活的工具,但它常常成了误解、敌意的渊薮,自由的牢笼。

  人类本性中有一种对语言的神秘和敬畏感。原始人害怕敌人知道自己的真名,借以施展法术;文明的中国儒生在姓名之外还有号,他们相互称号而不叫名,可见在避讳上的良苦用心。

  对语言威力的崇拜源远流长。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万物是由他创造的。”而据大神学家奥古斯丁解释,道即语言。他在《忏悔录》中宣称:上帝以一言而万物始,上帝是用道,也即是用语言,创造万有。

  在刚刚过去的一千年的开始,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是西欧的哲学家、神学家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争论,这就是著名的唯实论与唯名论之争————关于语言与外部事物之间关系的争论,这类似于中国古代关于公孙龙的“白马非马”的辩论。才智之士花了一千年的时间,但问题并未彻底解决。

  在那一千年的中点,最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大概是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和创立新教。他虔信上帝,但痛恨教会的专横和教士的腐败。他宣扬一种新信念:每个信徒都能够和上帝沟通,不需要教皇、教会、教士在中间传递信息。路德把自己一生中的许多时间花在翻译《圣经》上,有了人人可读的德文本,每个人都可以与上帝直接沟通,教士阶级依靠拉丁文垄断《圣经》解释的特权就被打破了。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端于文学革命,为什么发动白话文运动的胡适能暴得大名,在中国思想文化界长期居于执牛耳的地位。语言的社会作用是如此之大,语言变革有时会成为新时代来临的先声。当然,反面例证也同样触目惊心:暴虐的时代会将其暴虐施之于语言,丑恶的时代会使语言变得丑陋,无人性的时代会使语言令人难以忍受。在“文化大革命”中,八亿中国人成天听到的就是“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以及“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语言的千篇一律和夸张,反映了精神的枯萎:八亿人只有一个大脑在思维,八亿张嘴只有一张嘴说出的话管用。

  人类对语言的关注在二十世纪达到了空前的地步(我希望这种对语言的过分热情也是绝后的)。看一看这个世纪顶尖级思想家: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开创了英美语言分析的传统;海德格尔说,语言是人的世界,是人类的栖居之地;伽达默尔认为,世界本身体现在语言中,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当代最负盛名的社会批判家、新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把他的理论称为交往行动理论,提倡一种所谓语言交往的伦理学。他认为,当代发达的工业社会占支配地位的压迫方式已经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受到扭曲,变成了伪交往,人的本性和道德的基础都存于语言交往的作用中。他的社会批判集中于文化批判,而文化批判则深入到语言的层面,他认为这是人类生活的最深层次。

  把问题提到语言的高度来看待,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语言,甚至把世界和人类的本质都归结为语言,这就是许多人理解的发生在二十世纪的所谓“语言的转向”。在这种思路下,二十世纪的第一显学便是语言学,乔姆斯基的天才是人人表示佩服的,虽然能弄清他那符号化的“转换生成语法”的人,实在是屈指可数。但语言分析的方法和成果,确实大举人侵,进入到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等领域。而在文艺批评中,传统的艺术理论几乎完全把地盘让给了语言分析。审美心理学成了弃妇,新宠是各式各样的话语理论和文本分析。

  其实,在五光十色的话语理论和使人摸不着头脑的术语后面,很可能并没有深奥的思想,只有一大堆文化泡沫。最近在美国学术文化圈中发生的“索卡尔事件”就是明证。物理学家索卡尔为了教训那些否定自然科学的后现代主义者和文化左派,投书其刊物《社会文本》,假装同意他们的时髦观点:物理对象和社会没有区别,都是语言文化的产物。他故意把文章写得胡编乱造、逻辑混乱,但因为大量使用“文本策略”与“解构术语”而大受编辑青睐,登了出来。这件事在西方引起的轩然大波应该引起国人的警觉,因为中国人中趋赶时髦者也为数不少,他们肤浅地把“语言转向”当成语言戏法,以为给事情冠上语言学名称就是一种深刻。比如,他们不说“阅读一个作品”,而说“解构一个文本”。他们无限制地搞泛文本化,甚至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比如“文化大革命”)当成供他们任意拆解、拼合的文本,以文字游戏代替道义立场和价值判断。语言的无所不在往往是障眼法,掩盖的是无所不在的、尖锐逼人的社会问题;文本分析和话语策略表面深奥复杂,技术性十足,其实是糊弄人的轻佻手段,当你无话可说,或者必须发言而三缄其口时,你可以用语言对付语言,让它们相互撕杀,把自己的空虚和逃避掩饰起来;对某些人而言,语言是学术上发家致富的资本,“与国际学术接轨”的捷径。这种种泡沫当然不会持久,但对当代中国精神文化生态的破坏作用却是明显的。

  语言问题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给舞文弄墨之士提供了驰骋的天地,而在于,语言的隔阂体现了民族矛盾,语言的冲突可能酿成暴力与流血。当今世界上许多地区的武装冲突、分离运动,都有语言方面的根源。这似乎印证了《圣经·旧约》第八章中的一则寓言。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和言语都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到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泥灰。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要为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耶和华说:“看那!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语言,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功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意即“变乱”)。

  这段经文看似简单,实则含意深刻,它提出,人类彼此间最根本的隔绝是语言的隔绝,那是因为冒犯上帝而招到的惩罚。因此,语言的隔阂和原罪一样,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重负。人类的得救,一定包括拆语言的墙,填平语言的鸿沟。

  在技术上解决语言意义的传达与交流问题并不难。我们有理由认为,在这一个一千年的第一个世纪中,人类将借助电子计算机,解决文字和语音之间的自动翻译问题。但种族、宗教、文化的矛盾,利益之间的冲突,却不会轻易消除。

  地球上一共存在5000多种语言,但人类却只有一种。语言是分歧的,而理性却是普遍的。人类能否依靠理性,使这一千年比上一千年少一些战争和苦难,多一些祥和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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