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现代文学 大学文学
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是指以“五四”文学革命为开端的新文学，不包括晚清与民国文学，也不包括同一时期的通俗文学与用文言文写作的文学作品。——尽管学术界一直有突破这样的范围的呼吁与研究实践，我们仍采取了相对“保守”的学术立场。
我们关注的是“中国”、“现代”与“文学”。“中国”是指“世界”的“中国”：在封闭的中国传统观念中，中国就是“天下”的中心，只有在国门打开以后，才知道（更准确地说是才正视）中国之外还有“世界”，才有了先是被动、后来逐渐主动的国际文化、文学的交流，以及“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自觉意识与努力，并产生了“文学的人类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等一系列新观念。“现代”自然是相对“古代”而言，这既是一个时间观念，又包含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现代性”这样的质的规定性。由此而引发出“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这样的新问题——不仅有二者之间的血缘性的继承与缠绕，更有文学变革所带来的现代文学的异质性，即所谓“文学现代性”这样的新观念。显然，我们讨论的出发点与归结，或者说我们关注的中心，始终是“文学”。尽管我们一点也不忽视现代文学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以及相应的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的现代转型之间的密切关系，这都构成了讨论的深刻背景，但我们所要强调与着重把握的，则是“文学”：文学所特有的反应方式，现代中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文学问题。
事实上，“五四”文学革命的提出，即是先驱者对“现代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文学问题”的一个回应。在选入本书的《无声的中国》里，鲁迅这样谈到“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罢”，“那大意也并不可怕，不过说：我们不必再去费尽心机，学说古代的死人的话，要说现代的活人的话；不必将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话文章”。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要求与宣言——
“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这里所说的，都是大白话，却比许多故作深奥、夹缠不清的学究式的高论更清楚地说明了中国文学变革的内在动因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追求与特质。说起来，非常简单：随着现代中国社会的巨大转折与变动，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中国人，首先是他们中的先驱者、年轻一代变了，由传统的中国人变成了现代中国人，产生了有异于传统的现代的新思想、新思维，新的行为方式，有了新的情感、心理，新的审美趣味，于是，就要求新的语言，新的言说方式；所谓“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情感直白地说出来”即是反映了这样的发自觉醒的中国人内心的要求。而中国社会真正要实现自己的现代转型，也必然要求，而且也必须最终落实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觉醒与变化：不仅是思想的觉醒与变化，也包括语言与言说方式的觉醒与变化，这都是鲁迅所说的“立人”的应有之义，即所谓“立言以立人”。这样，中国现代文学的变革既是反映了这样的“立（现代中国）人”的要求，又担负起了促进现代“立人”过程的历史使命。
但人们也不难注意到，鲁迅的前述大白话里，也包含了深刻的焦虑与隐忧，即现代中国人“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除了社会的原因之外，最重要的是，我们所面对的是两个强大的文化、文学传统：中国古代人所创造的中国传统文化、文学，以及外国人所创造的世界文化、文学传统。这样的传统是不能简单拒绝的，它是我们“说自己的话”的必要资源；但如果我们缺乏独立自主性，却有可能失去自己的声音，如鲁迅所说：我们“不是学韩，便是学苏。韩愈、苏轼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文章来说当时要说的话，那当然可以的。我们却并非唐宋时人，怎么做和我们毫无关系的时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轼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现代的声音”。这正是中国现代文化、文学的危机所在：或者让别人（古人和外国人）来代表自己，或者用别人（古人与外国人）的话语来描写自己，从而使自己处于“被描写”的地位，也即被主宰与被奴役的地位，整个中国也就变成了无声的中国。言说的危机首先造成的是中国人的生存、发展危机，如鲁迅所说，这样的“哑人”最后就成了“枯涸渺小”的“末人”；同时最终导致民族的危机：一个发不出自己的真的声音的民族，是不可能“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的。
中国现代文学所要满足的正是这样一个历史性要求：一方面，要向古人和外国人学习描写，同时又要反抗依附于古人和外国人的“被描写”，目标却是“用现代中国人的自己的话真实地描写自己”，以利于现代中国人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生存与发展。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创造出自己的语言，形式，并且自立标准。
首先是语言的创造。“五四”文学革命（革新）就是以语言的变革——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为核心与突破口的。在选入本书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胡适曾明确地将文学革命（革新）的“宗旨”归结为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以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算得真正的国语”。这里包含了两个方面的要求。首先是以口语为基础，以实现语言与思维、口头语与书面语，即想、说、写的相对统一；又要对口语进行文学的提炼，并在口语的基础上，吸取其他语言成分（包括古语，外国语，方言等等），创造出适应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表达、交流要求的，具有思想和艺术表现力的现代文学语言，从而创造现代汉语文学：这就是所谓“国语的文学”。而这样的现代汉语文学的创造，正是为现代民族国家共同语言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的：如胡适所说，“国语有了文学价值，自然受文人学士的欣赏使用，然后可以用来做教育的工具，然后可以用来做统一全国语言的工具”（《中国新文学大系．理论卷导言》）：这就是所谓“文学的国语”。
语言的实验之外，还有“写法”的实验，“形式”的实验。用本书所选的鲁迅的《当陶元庆的绘画展览时》一文的话来说，就是要“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
鲁迅在《当陶元庆的绘画展览时》一文中，还提到了价值评价标准问题，出发点仍然是作为现代中国人的现代中国作家自身：“他并非‘之乎者也’，因为用的是新的形和新的色；而又不是‘Ｙｅｓ’‘Ｎｏ’，因为他究竟是中国人。所以，用密达尺来量，是不对的，但也不能用什么汉朝的虑褫尺或清朝的营造尺，因为他又已经是现今的人。我想，必须用存在于现今想以来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这才懂得他的艺术”。
正是这样的创造欲求：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创造，中国现代文学形式的创造，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价值取向与标准，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最有文学创造力与想象力的现代作家：这是一条现代中国人的，自己的文学之路，一条探索者的路，勇敢者的路。
所要追求的，除了说“自己的话”之外，还有要说“真的话”。因此，鲁迅在《论睁了眼看》里的一段话是特别重要的——
“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在这一段话里，包含着对“文学现代性”的最深刻的说明：中国现代文学正是在毫无伪饰地揭示现代中国人的生存困境、精神困惑、追求及其美学形态，“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以无情地打破一切“瞒”和“骗”的精神幻觉这一基本点上，找到了自己存在的理由与位置。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同时提出“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这就是说，任务提出本身就必然引起“思想和手法”即内容与形式的双重变革，或者说，一切现代文学语言、形式的变革、创造，都是由“打破精神幻觉，揭示生存困境”这一现代文学的基本要求引发出来的。所谓“文学的现代性”正是包含了这两方面的内容与要求，这自然也就同时蕴含着一种新的价值尺度。而且应该看到与强调，文学对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惑的关注与揭示，有自己的特殊方式，并因而具有了一种特殊的价值。这就是论者所说的，文学处理的是人类生活世界的原初的、感性的经验图景，是生活的原初境遇，是人在具体历史中的存在，是人的感性的存在，是人的生存世界本身。一个真正的文学家关注的是个体的生命的具体的感性的存在，关注其不能为理性的观念、分析所包容的特异性与个别性，并且不仅关注人现实的生存境遇，更有着对人的生命存在本身的超越性关怀。因此，文学是真正“直面”人自身——人的存在本身，人性本身的，而文学的感性表达所特具的模糊性、整体性、多义性、隐喻性，也正是能够展现人的生存困境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
所有这一切，都最后归结为人的精神与灵魂。中国最重要的现代作家鲁迅就是将自己的文学追求归结于“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写出“在我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的（《俄文译本〈阿Ｑ正传〉序》），同时展露的也是作家自己的灵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一部现代中国人的心灵史，现代作家作为现代中国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变革与转型所作出的内心反应的历史。如前所说，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对现代中国人的生存困境、精神困惑与追求的逼视与复杂化关照，对其审美经验的丰富性传达，就使得这样的灵魂展现、内心反应达到了相当的广度与深度。这是一个空前的社会大动荡所引发的人的心灵的空前的大震荡，由此而产生了空前繁复的美感，或许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里，对此表现得并不充分，因而带来了某些遗憾，但其所已经达到与展现的，对于今天的中国读者仍具有特殊的魅力，因为我们仍然生活在这样的中国，感受着、思考着这样的中国。
（本篇“导论”写作时参考了郜元宝先生的《反抗“被描写”——解说鲁迅的一个基点》与吴晓东先生的《重建反思性的学术立场》，特此说明，并向两位学者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