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闻一多、陈梦家、许骏斋、刘文典、唐兰、罗庸、浦江清、魏建功……这不是在列举近代学术大腕，而仅仅是罗列1938年西南联大一门大一课程的授课教师。授课内容分别是《古诗十九首》、《诗经》、《论语》、《左传》、《文选》、《史通》、《唐诗》、《宋词》和《狂人日记》。
这门课，叫做“大一国文”，今天大陆的高校称为“大学语文”。
母语教学的前世今生
在今天的很多高校，“大语”已经沦落成没人上、没人听、没人管的“三没课程”。更有甚者，部分理工科院校只对少数文科生开设大语课，更多的高校干脆取消。短短一个甲子之间，同一门课程经历如此炎凉二重天，或许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的吴柯达教师专门从事教育研究，他告诉记者，中国的母语教学最早可上溯到1904年，大学设立预科，开设“中国文学”课。1929年，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正式规定“国文课”是大学院校一年级必修科目。从此成为民国教育的定制，一直延续到1949年。
虽然从那时起，国文教学就遇到过困难，郭绍虞在《语文通论》中曾说：“大学一年级的国文，在各大学中向成问题，学生之需要不一致，学校各方面之期望不一致，即在国文学系各教员之主张也往往不一致，顾此失彼，难求两全”。但当时的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国文教学，蒋介石在1941年9月给教育部的手令中说：“现在中学国文程度低落，应……切实注意，并设法提高；以后凡大学招生，如有国文不及格者，不准录取为要。”而高校的教育者尤其重视，朱自清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时，便亲自负责全校大一学生的国文教学。
建国前后，关于国文的讨论第一次开始涉及存亡问题。1949，文管会接管北平各大学，进行学制及课程的改革，清华大学有人提出大一必修国文可以废除，同期提出取消的课程还有英文、测量、水力实验等。
很快，国文的偏废便成为大势所趋，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上海交通大学。交大老校长唐文治是光绪年间的进士，一贯推崇国学教育，在南洋公学（上海交大前身）当监督（校长）时，早在1909年便设置“国文科”，从大一到大三都开设“中国文学”课，14年如一日亲自授课，自编国文教材上报教育部。双目失明后仍坚持周日上午讲授国文，并创办著名的“厚植基础，博览专精”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就是这样一个国文教育传统浓厚的学校，却于1951年突然宣布取消国文课，几乎遣散所有老师。此事来得突然，连系主任事先都不知情。钱谷融就此事写大字报批评教务长，引起校方不满，因此离开上海交大。
此后，虽然有训诂学家吴小如等有识之士，早在文革以前就多次呼吁理工大学应恢复“大一国文”课程，而且应该是一学年6学分的必修基础课，但人微言轻，无人响应。直到1978年秋，南京大学才率先恢复“大学语文”课，直接原因是“文革”后招收的理工类专业大学生语文水平低，需要补课。校长匡亚明邀请华东师大刚摘掉“右派”帽子的徐中玉编写教材，也就是现在运用颇广的《大学语文》。
1986年3月，匡亚明、徐中玉和南京大学中文系大学语文教研室主任侯镜昶联名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提出“大学语文”应该成为独立的学科。侯镜昶在恢复“大语”课、筹划成立“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诸多事务中颇有成就，后来调入浙江大学筹建中文系，可惜英年早逝。但先驱者的努力终于有所收获，截至1986年底，全国有四百多所各类高等院校开设了大学语文课。
但是之后，虽然不断有人提倡国语教育，钱理群等学者激情讲授“大一国文”，富有使命感的中文系教授们倾心编辑《大学语文读本》，虽然多数大学生都认为国文课很重要，虽然国家的“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2007年，教育部高教司下发指出“大学语文课程只能进一步加强，而不可忽视、削弱”。但总的来说，母语教育在高校的真实状态却是一直式微。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超过半数的学校缩减了“大语”课时，有的不再开设，有的虽有“大语”课名，讲授的却是应用写作或现当代文学等。很少有学校将“大语”设为必修课，大多只是公共选修课或部分专业的必修课。在教学资源方面，课时和师资的投入普遍不足。一般都是2学分，36课时，专职教师也人数不多，相比8-14学分、140—250课时的外语必修课，可谓判若云泥。
国语教学式微的原因及后果
高校中重外语轻母语的倾向严重，大语课程和授课教师的地位边缘化，究其原因，清华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相关负责人认为，主要是因为教育观念偏差、高校功能和评价机制的偏颇，以及当前社会风气和学风浮躁。纵观我国高等教育,不难发现在人才培养目标及课程设置和具体的教育教学工作中，还存在很多缺陷。明显的表现，一是对专业性的过分细化。二是对实用化取向的过分强调。这两点使得专业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国文素养、人文教育、道德理想、心理健康、生活教育等都不同程度被忽视。在这种教育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引导下，学生注重短期实利和就业，加上部分教师教学手段陈旧，教学效果欠佳，导致学生上课学不到东西，将“大学语文”戏称为“高四语文”，“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大学语文被冷落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政法大学的王嘎教师是优秀的俄国诗歌译者，他指出近年来，过分专业化带来的问题逐渐突显,高等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知识面越来越窄,能力越来越专,发展越来越片面,也越来越不适应当代多元社会发展的要求。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创新性国家对人才质量的要求，对人的全面素质的发展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而国文教育是素质教育的第一步。
刘晓蕾老师则从教师回报角度分析了原因，她讲授的大语一直是北京理工大学选课人数最多、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为此她付出了诸多努力，但除了学生的进步，那一份成就感和欣慰，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回报，每年只是完成基本工作量。职称、津贴各方面都吃亏。高校近年来的评价机制偏重科研和学科建设，教学、尤其是公共课教学的地位每况愈下，大学语文课老师的付出往往远远超出人们想象，所得到的认可却很少，所以大家更愿意教专业课。
北理工教务处副处长兼基础教育学院院长杨刚提到，理工科学校对于大语课程的理解，以前往往过于简单，以为就是让文科生知道点科学常识，让理科生学点文科知识。其实，我们今天讨论“大学语文”课程，并不仅仅是在讨论一门基础公共课的设置和授课问题，或者补充点文理知识，而是将国语教育作为一个代表和象征，指代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人文素质的修养。国语教育不是泛泛的文学阅读，而是旨在提高学生的文化底蕴、精神层次和做人的境界。从马加爵到药家鑫，还有现在的大学生越来越明显地面临人文精神的严重缺失，整体素质下降，这是连学生自己都承认的事实。而对高校来说，培养完整、健全和高尚的人，远远比培养合格的技术人员和公司职员要重要得多。国文教育对此正有巨大的塑造作用。
北理工中文教研室主任姜楠则指出，说到大学生语文素养，大家喜欢举的例子总是提笔忘字、请假条别字连篇、毕业论文语句不通等，但就她和学生多年直接接触的体会而言，现在大学生在字词读音、汉字书写等方面的所谓“基本功”一点不差，“魑魅魍魉”这样的词，学生们会在一起比谁写得快谁写得多，这也是拜应试教育所赐。那么，为什么玩成语接龙比父辈强很多的九零后，动不动就被指摘“语文素养低下”呢？
姜老师认为，要先在“语文素养”是什么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才能谈现在的大学生素养如何。高等教育出版社的《语文素养高级读本》对大学生应该具备的语文素养给出了一个描述性说法：“有开放的、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语文观念，善于把握和体认丰富多样的语文现象，用多元化的视点去观察语文生活，丰富的语文经验的获得，良好的语文习惯的养成，懂得尊重他人的语文权利，领悟母语之美、汉语之美。”从这些角度审视，大学生的语文素养确实很成问题。不少学生从来没有领略到母语的魅力，认为语文就是无休止的背诵，背诗词、背作文、背写作方法、背阅读理解题的标准答案。标准化考试不允许多样化的想法，而语文生活本身就是多元的，这种矛盾导致学生没有养成良好的语文习惯，比如读书时独立思考、以写作的方式清理思路、注重论证的逻辑、追求表达的精准等。在很多学生眼里，语文要么就是应试，是那些师生都不理解的标准答案，要么就是软文的风花雪月无病呻吟，学语文就是给读网络小说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为了给情书润色，自然也就不重视语文了。
而南开大学文学院李瑞山教授早就提出，“大学语文”是一门母语教育课程，中国文化传统深刻地留存于汉语之中，母语与民族文化的根本血脉相连，密不可分。语文，关乎民族文化的认同、存亡和发扬光大。这是我们重视母语文教育的根本因由。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近年来，杨刚院长在港台各高校取经，感想和收获都很多。他认为我们的国情决定了照搬西方是不行的，所以大陆的国文教学，学欧美不如借鉴港台。因为一方面，港台不像大陆经历过文革那样对传统文化大的摧毁，保留了很多传统韵味。另一方面，港台的国文老师，以及政府主管教育的官员，很多都有西方留学背景，深受西方先进教育理念的影响，故而能博采中西众长。
说起港台各大学的国文教育和传统风韵，杨院长如数家珍。各大学都开设有“经典导读”和国文课，大多分为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两大块。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均面向全体本科学生开设汉语教育必修课程，其中香港大学规定：所有本科生必须修习3学分的“中文进阶”类课程才能取得毕业资格。香港科技大学的办公室氛围温馨，草木葱郁，完全不是冷冰冰的，在走廊，在过道，随时可能跟不同形式的古文字、书法、诗赋不期而遇。
台湾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都设有母语教育的专门课程，都是从大一开始的全校公共必修课。台湾大学的“国文”课开两个学期，每学期3学分，共6学分。台湾政治大学的“中国语文”课分“国文”和“进阶国文”两个阶段，大一必修“国文”4学分，修满及格后可再选修“进阶国文”2学分。台湾清华大学的学生宿舍楼一层基本上都是教室和各种讨论室，学生可以席地而坐讨论问题，无形之中，团队精神、不同思想观念的自由交流、思想开放、倾听和表达等各种能力就培养出来了。
他也了解西方的情况，哈佛、普林斯顿、加州伯克利分校和明尼苏达大学都设有母语教育课程，而且都是全校公共必修课，重在培养学生的思维和写作能力。其中哈佛大学的Expository Writing（阐释性写作）和普林斯顿大学的Writing Seminar（专题写作研讨）还是学校唯一面向全校本科学生开设的公共必修课。多数学校都规定一个课堂的学生不能超过12或14人，最宽松的明尼苏达大学，母语教育课程的课堂平均学生数也才22人。
麻省理工学院实施“开放式课程计划（OOPS）”，要求理工科学生必须选修包括母语在内的至少八门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而且其中至少三门必须集中在某一特定领域（例如历史，或哲学，或文学等）。斯坦福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分为九个领域，最出名也是学校最重视的第一领域即所谓“各种文化、各种观念、各种价值（CIV）”，是每个本科生在大一都必修的核心课程，其中就包括母语教育。
大学语文，未来路在何方
几乎有点讽刺的是，美国所有的大学生都要上英国文学课，同样，所有的中国大学生也都要上英文课，但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大学生都会上中文课。
关于母语教育，有两个常见的认识误区，其一是：因为是母语，没人认为自己不会说话，不懂母语，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是专家的错觉，真正的专家反而容易被忽视。想当年，沈从文、冯沅君、陆侃如、钟敬文、郭绍虞、朱东润这些重磅级的教师才能教大学语文，任继愈曾批评说：“现在大学一年级不学语文，博士生文理不通……我们大学一年级必须学国文，不及格不能升班。祖国的语文，为什么不学？李广田、沈从文都教过大一国文，林庚在清华讲过大一国文。讲课闻一多讲，改卷是林庚改，就是当助教。”所以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现任会长谭帆说：“《大学语文》课程必须专业化；《大学语文》教师必须学者化。”
另一误区正如台湾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王金凌所言：“尽管大学国文在知识地图上的位置很重要，却重要得像空气一样。人时时刻刻都在呼吸，就不感觉到空气的存在。只有在快没空气时，才会感觉到不能没有空气，不能没有大学国文。”
刘晓蕾老师指出，既然孔子学院都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汉语了，那么，排除对母语教育的诸多漠视和误解，在全社会营造重视语文素养的氛围，在教育的制度安排上尽早将大语纳入必修课体系，学校转变观念、加大学分、课时和师资各方面的投入，同时大力推进大语的教学改革，确立授课核心目标和内容，尝试专题化和小规模研讨性教学方式，构建配套完善的母语教育课程体系，这些是高校切实发展母语教育的途径。
杨刚院长对刘老师的建议给予了认可，并介绍说，北理工目前正在研究，准备实行实验班的试点，在选课机制、教学计划上侧重基础学科（如化学）和人文基本素质（如母语教学），希望在将来可以在全校范围内普及大学语文课程，当然，理工科学生的大语课程如何开设，还需要好好研究，毕竟给理工科学生讲的大语跟文科生的大语是有差异的，学生的基础不同，要达到的目的也不同，这些都需要思考和探索。
他认为普及母语教育的关键问题不是师资或者学生课时安排等具体问题，而在于观念。首先是在教育理念上对母语教育重视起来，认识到其重要意义，然后是好好研究，母语教育要达到什么目的，怎么达到等等。如何在理工科院校推行有效的母语教育，现在国内没有现成的经验，在课程体系，学科设置诸方面，都需要摸索。
当然，中国目前的母语教学自身也存在很多问题，相对一部分大语课程没有明确的教学目标，与别的语言文学类选修课（如古代文学、诗词鉴赏、文学名著赏析外国文学等）的区分不明晰，授课内容杂乱，随意性较大。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上，光登记在馆公开出版的题名为《大学语文》的教材就达1053种，还不包括种种《语文读本》或《人文读本》，从教材的使用杂乱也体现了课程性质目标定位的模糊和课程设置的不完善。从课程教学的督导来看，教学管理也相对薄弱，有些学校连大语教研室都没有，授课教师都是临时兼课的，学生对老师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有诸多不满，老师则对学生的基础薄弱不满。但杨院长认为，只要我们坚定思想，转变观念，明确目的，就可以改进和完善教学，真正实现好的人格教育。
最后，让我们用哈佛大学前校长查尔斯·艾略特的一句话作为这个关于母语教育采访的结束语：“我认为有教养的青年男女唯一应该具有的必备素养，就是精确而优雅地使用本国的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