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国内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全方位展开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脚步加快，母语及其教育问题面临着多方面的严峻挑战。对此，学界与全社会都存在着诸多困惑。本文围绕母语问题讨论与之有关的八大关系：一、母语与普通话、母方言的关系，二、母语与母文的关系，三、母语与母文化的关系，四、母语与和谐人格的关系，五、母语与华语、华文的关系，六、母语与民族认同感的关系，七、母语与全球一体化的关系，八、母语与汉语国际推广的关系。希望以上讨论有助于与母语有关的问题得到进一步重视。
    关键词：母语  八大关系

○、“母语”定义种种

    “母语”一词的所指有两个：一是亲属语言的原始语，又称原始母语，如藏缅语族原始母语、彝语支原始母语等；二是人学到的第一语言，如汉语、藏语等。本文讨论的最后一所指的概念。作为一个专门术语，“母语”至少有四个同义词：母亲语言（mothertongue、motherlanguage）、族语（nativelanguage）、第一语言（firstlanguage）、主要语言（prinarylanguage）等。①在大多数人的意识中，母语就是族语。但学界意见纷纭，未能统一。

    戴庆厦、何俊芳（1997）主张，单一民族家庭条件，单语制下建立起“母语”概念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社会民族语言生活的巨大变化和双语现象的大量普及，提出对“母语”概念应区分语言和心理两个标准。按语言标准，母语是一个从小习得的第一语言，不管这个第一语言是否是其族语。心理标准则是从个性的观点出发，每个人从感情上确认哪种（或哪些）语言是其母语，反映的不仅是一个人真实的语言知识水平和语言行为，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个人的民族自我意识状态。

    李永燧（1999）指出，族语、母语和第一语言的关系有多种基本模式，现实要求人们把族语、母语和第一语言区别开来，从而确立“第一语言”的观念。

    李宇明（2003）认为，母语是指向民族共同语的，方言不是母语而是母言；第一语言与母语是交叉概念，决定母语的不是语言获得的顺序，而是民族或自己的语言认同；在特殊情况下，会出现双母语和母语失缺现象；母语既是个人的，也是民族的；母语权利不可剥夺，但个人和群体也有自愿放弃母语而使用其他语言的权利；母语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思维和交际的自然工具”或“自我表达的天然工具”，不应机械地简单地强调母语教育；教育语言的选择，应由儿童的父母（包括监护人）或民族来决定。

    可以看出，母语、族语均带有民族情感色彩，第一语言过分强调习得的时间因素，主要语言则强调交际运用频度。我们更欣赏王宁、孙炜（2005）所提的“自然母语”与“社会母语”这对概念，二者可有效区别个人与社会、自然习得与集体认同等有关因素，也有助于解释不少语文生活中的实际难题。

一、母语与普通话、母方言的关系

    《中国大百科全书》指出，“大多数民族语，都有或多或少的差别，或大或小的若干方言，同时都以其中之一或者以某一方言为基础形成的共同语作为这个民族的标准语”，汉语的标准语是普通话，而这种标准语“仍是第一语言”。这样，如果坚持母语（族语）的概念，一个人的母语或族语逻辑上就有三种选择：只以某种方言为母语，只以标准语为母语，同时以某种方言和标准语为母语。显然，这在理论上、实践上可能都会产生一定混乱。从语言习得的自然状态看，我国境内多数人在语言习得初期学会的语言常常是家乡方言，而后在方言的基础上学习普通话。因此，方言或普通话是否母语问题，经常会引起疑问。如上海地区，家庭教育、幼儿园、小学、初中阶段的普通话教育水平普遍较高，致使不少青少年的沪语水平普遍不高，乃至沪语缺失。其他方言区青少年的方言水平也大同小异。

    王宁、孙炜（2005）提出区分“自然母语”与“社会母语”两个概念。自然母语指的是个人幼年时自然习得的语言。生活在汉语区域或语言环境里的人最初学会的口头语言往往是方言，所以自然母语以民族语言的方言为大多数，自然语言也是各汉语方言区内部及其之间进行交流使用的语言。社会母语是整个社会或民族对外交流使用的语言，是与外语对应的语言，这样的语言必然是、也只能是这个民族的标准语。没有这种标准语，而用纷繁复杂的地域方言来交流，不但会在国际上使外国人莫衷一是，即使国内的跨方言交流，也会困难重重。一般情况下，正规的基础教育阶段的母语教学是在自然母语的基础上加深对本民族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同时也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吸收与理解，这种学习要大量利用书面语的言语成品来进行，也就是利用本民族优秀的言语作品进行母语的再教育、再提高、再规范。换言之，只要一个人不是文盲，总会首先习得自然母语，而后学得社会母语。这两种语言工具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虽然只有社会母语而无自然母语的人很少，但有时也会遇到一些交际尴尬局面。但是，如果一个人只有自然母语而无社会母语，则难以适应改革开放的社会，难以融入社会的主流文化。

二、母语与母文的关系

    “母文”是我们的自创术语，用来指一个人最早掌握且运用最为得心应手的文字系统，也指一个民族为自己的族语创制的自源性文字系统。汉语、汉族的母文都是汉字，对于日韩则不是自源性的，而是外源性的。就一定角度而言，没有自源性文字的民族只有母语而没有母文，文盲也是如此。一个民族有无母文，是一个民族某时代文化发达是与否的重要标记；一个人有无母文，是一个人文化水平高低乃至知识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一般而言，一种语言与其自源性文字之间具有较高程度的、天然的相互适应性（王珏，1990），这可能是汉字至今未能成功实现拼音化的根本原因。

    另外，提出“母文”这一概念，主要针对的是教学实践问题。目前，随着全球汉语热的出现，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出版有不少拼音汉语教材、辞书，也有不少学校开设只用拼音的汉语课程，也有部分外国人只学习拼音汉语，而拒绝汉字。理论推测与实践结果都证明，拼音汉语教材、拼音汉语课程对于短期、初级汉语教学可能有“立竿见影”之效，而对于长期、中高级汉语教学则有“欲速则不达”之弊。学汉语而不学汉字，是不可能学好汉语的，中高级汉语学习尤其如此。究其深层原因就在于汉语拼音是外源性文字，与汉语之间不能很好地相互适应。

    其次，以方块形体、象形化为其本质特征的汉字，其本身也是汉文化中的原发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记录着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汉语，也承载着丰富悠久、灿烂的中华民族论，她早就深入人心、化入血脉，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一部分，理应受到炎黄子孙世世代代的尊重与维护。

三、母语与母文化的关系

    汉语与汉字之间能够很好地相互适应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汉字对于汉语具有独一无二的、不可取代的价值，而在于汉语、汉字与汉文化之间的鱼水相依似的、水乳交融般的联系。就原发性而言，汉语是第一性的，汉字是第二性的；汉语是原生态的，汉字是替代型的，没有汉语就没有汉字。但还应看到，没有汉字就没有汉语书面语文学，尤其是骈体、对联、律诗、韵文等；其次，没有汉字就没有汉字书法艺术；其三，汉字书法与国画同源，汉语与汉民族音乐同根共生，两者同样源远流长。（王珏，1995）海德格尔曾经这样定义母语：“语言是存在之家。”“人是在这样一种语言范围之内言说，即他在本质被托付给的那种语言范围之内言说的。这种语言我们称为母语。”（《赫贝尔——家之友》）也就是说，在母语中，而且只有在母语中，人们才能全面透彻地选择、接受民族文化；这样民族文化才能经过母语进入人的血脉，化为精神生命之源、文化生命的基因。汉语直接记录了汉民族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汉字间接将汉民族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转录到物质媒介物上——保存并积累汗牛充栋的汉文化典籍，是汉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借助于形象化的汉字，汉民族悠久而丰富的灿烂文化才得以用书面语的形式保存下来，流传至今，并且仍在国内、国外尤其是汉字文化圈内发挥着不可估量的文化载体和特殊文化作用。可见，一个民族的语言与自源性文字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文学、哲学，而且还与一个民族的宗教、绘画、书法、音乐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想学习汉语而排斥汉字，想学好汉语而不学好汉字，其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其方法无异于欲买汉语之珠而还汉语之犊。

四、母语与和谐人格的关系

    改革开放之初，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曾慨叹道：“十年的时间，二千七百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二十多年过去了，青少年母语水平不平不高的状况依然有增无减，且大有每况愈下之势。②其中原委当然不止一端。但首要者莫过于没有认识到母语之于养成和谐人格的重要作用。

    20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科技、经济空前发展，社会问题也同步上升。于是，欧洲存在主义哲学思潮应运而生，强调精神生活价值；同时兴起的现象学及其方法论，强调对精神生活进行经验描述。受此影响而继起于美国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则强调，但凭财富与繁荣以及技术进步都不足以解决人类社会问题，也不可能给人类带来真正幸福，因而主张人类应该由对“外部空间”的开拓转向对“内部空间”的探索，由此而促进了人类潜能运动的发展。人类潜能的发展与语言密切相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1年就曾组织专家讨论母语在教育中的应用问题，专家会议报告在结论中醒目写道：“母语是一个人进行自我表达的天然工具，他的首要需求之一就是充分发展自我表达能力。”“每个学生在开始接受正规教育时都应使用其母语。”（周庆生，2001：525）2001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内瓦第46届国际教育会议再次强调：初等教育应该使用学生母语，否则会对学生学习造成严重障碍。③可见，各国有识之士都对母语之于教育的作用予以了充分肯定，一刻也不曾等闲视之。

    可将前述自然母语、社会母语细化为口语、书面语等下位概念，“母语”即可表示如下：

    要想“充分发展”这种“自我表达的天然工具”的母语系统，一般须在12岁以前完成自然母语并大体完成社会母语之口语的习得，20岁左右完成社会母语之书面语的习得，同时社会母语之口语也获得质的飞跃。这是心理语言学、儿童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研究都反复证明了的。一个人高中至本科学习阶段是突破社会母语的关键时期。只有在这个限期内获得质的突破，一个人的思维、表达能力才能获得飞跃性的提高，从而在创造性方面发展出基础人文研究所必须的超常素质。

    因为，母语的边界即是自如地进行抽象思维的边界。唯有这种随时随地都可以不假思索地口脑合一、游刃有余的、完全内化的母语能力，“方能带给一个人彻底放松的自由感，帮助他在自信与自如的交流和谈吐中，反复体验到语言和思维的微妙性、闪烁性、复杂性和丰富性，体验到被界定对象的模棱两可和稍纵即逝，从而油然生发出对于现有思想概念和程式本身的不满与变革的欲望”，同时也才能获得和谐的人文人格，即造就大师的人文语境、母语背景和创新思维的温床。这种母语造就的人文人格，一旦过了一定年龄段，即使皓首穷经也难得、千金万贯也难买。有人甚至断言，不管一个人后来掌握了多少门外语，其头脑终究都会因为缺少一门内在于自己的母语，而无从下潜到文化深层，思维及其表达都会因而显得苍白、干瘪和拘谨。

五、母语与华语、华文的关系

    在现代国际信息交流和人口迁移的情况下，母语的民族性与语言习得途径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在谈到母语问题时，标准语与方言问题日渐成为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致使某些华语地区与方言地区，对母语的概念常常发生混乱的解读。

    在海外华人聚居区，人们最初自然语言习得的状况非常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在早期自然习得的语言中，占较大比例的是当地的强势语言。如新加坡等地区，英语是强势语言，一部分华人的后裔自然习得的语言以英语为主。华语是否是当地华人的母语，常常是很模糊的概念。最明显的事实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华文/汉语学校往往教的是粤语或闽语，这不仅容易令年轻一代的海外华裔迷茫，许多外国人对此也常常感到不解。此外，海内外关于汉语的称呼有“汉语”、“中国话”、“官话”、“普通话”、“北京话”、“华语”、“华文”等等，甚至还与“广东话、粤语”、“福建话、闽语”等混同起来。这给侨务工作带来一些不便，华文教材、学术交流、工作交流等问题都是突出的表现。因此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尽力正其名、顺其言、成其事。

六、母语与民族认同感的关系

    当今社会，母语问题已经与民族平等、民族独立问题紧密相连。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独立后，在如何对待俄语问题上，产生了激烈争论。有学者认为，在前苏联前期，俄语兴旺对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也有学者认为，俄语占统治地位的现实造成了哈萨克语萎缩，对民族发展不利。早期犹太复国主义奠基人斯摩梭金（1840—1884）曾满怀深情地说：

    “你问我，一种死亡的语言（希伯来语）有什么用，我要告诉你，它赋予我们荣誉，给予我们力量，把我们团结成一个民族。每一个民族都在追求永存，每一个被征服的民族都在企盼独立的那一天。如今我们既没有纪念丰碑，也没有国家，希伯来语就是我们古代光辉残留下来的唯一遗迹。”

    即使无意评论其政治是非，母语问题实际上早就不只是关系到语言教学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十分重大的民族及其民族认同感、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心等问题，也涉及祖国、祖籍国的认同感问题。这在海外第二代、第三代华裔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尤其迫切，也尤其敏感，因此也尤其值得关注。说到底，语言是民族的特征之一，有时还常常与民族、祖国、祖籍国等问题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语言的存亡关系到民族的存亡，乃至祖国的存亡。这或许就是都德《最后一课》所要传达给人们的主题。但是部分香港人、澳门人、持闽粤客方言的华侨，由于自然母语多为闽粤客语，基础教育也用闽粤客语，致使有人误以为普通话不是其母语而是第二语言。还有不少海外华人将普通话用英语的旧译名Mandarin对译，④将粤、闽方言与英语的Chinese对译。这种认识的形成就是没有树立“社会母语”的意识造成的误区。因此，作为中国人或华人，不仅要把自然母语视为自己的母语，还要把社会母语视为自己的母语，这是对母语的高标准要求；既可以仅仅把自然母语视为自己的母语，也可以仅仅把社会母语视为自己的母语，这是对母语的低标准要求。一句话，无论自然母语（各种方言）还是社会母语，中国人或华人的母语都是汉语。只有掌握了自己的母语尤其是社会母语——汉语或华语/华文，才能更直接地、有效地吸收民族文化，保持民族文化，进而在多元文化社会里获得立足之点，才能在丰富的第一文化社会里扮演重要的角色，为促进多元民族文化社会的发展作出特殊的贡献。

七、母语与全球一体化的关系

    所谓母语安全，既包括社会母语的安全，也包括自然母语的安全，两个问题同等重要。

    社会母语的安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母语的地位是否能得到保障；二是社会母语的本体即语音、词汇、句法是否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出现大量不规范的现象。语言是民族的重要标志，当前世界上的民族问题，大多与语言有密切关系。对于一个独立的民族来说，随时都存在着母语安全的问题。目前影响社会母语安全的因素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母语在青少年发展和语言保持（language maintenance）中的安全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1年关于母语问题的专家会议之后的50年来，母语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经常讨论、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多数学者和一些国际组织认为，学习、使用和发展母语，是个人或群体的重要的语言人权（language human rights），呼吁并且正在着手制订语言人权的世界宣言。1982年，由126个成员国和机构在墨西哥召开关于世界文化政策的世界会议，此次会议的报告书、宣言和建议针对文化和教育问题明确指出，“为保障文化特质和基于教育职能在文化各领域的重要性，……强调提供以母语为教学媒介和民族语文的教育”。1987年，国际跨文化交际协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西莱塞弗市共同组织了“人权与文化权利”国际研讨会，通过了《莱塞弗宣言》。其中指出：

    “联合国各成员国的相应机构应对个人与群体的语言人权提供明确的法律保护。”
    “建议联合国采取步骤，通过并实施一项语言权利世界宣言。应重新制定国家、地区和国际的语言政策。”

    会议通过的预备性宣言《语言权利决议》还指出：
    “每个儿童都有充分学习本群体语言的权利。”⑤

    但国内现状是，国人学习外语的劲头空前高涨，或许是其他国家都无法比拟的。这是好事，可以增进我们和外国的交流，有助于开民学习能力、开发智力。但这种高昂的学习外语执法，有以牺牲母语学习为代价之嫌。有人统计，中学生花在英语学习上的时间不少于30%，大学生花在英语学习上的时间更多达30~80%，而花在汉语知识上的时间相对较少甚至微乎其微。从小学到大学，英语是中国学生每一次升学的重点科目。进入大学，四、六级英语考试决定了许多学生能否顺利毕业，能否获得学位证书。就业市场上，四、六级英语考试证书也是必须具备的“求职入场券”。研究生入学考试，英语是一道决定生死的门槛。英语成了决定许多人生机遇的要素。这在有意无意之中弱化了母语的地位。植根于我们骨髓深处的母语，正在日渐升温的外语热和某些人的肆意漠视中变得越来越不受宠。（余朝晖、陈雷2004）

    在学术界里，重英语轻汉语的现象似乎有日益加强之势。有人统计，在“社会·文化”网点下的120多个讨论本国文化的小组中，放弃本国文字而使用英文的以中国为甚。其中一个以对外汉语教学及汉语研究为主要内容的联网讨论组，竟然多年来也一直是以英语为工作语言。2005年在上海举办的第四届全球华人物理学家大会，有500多名学界精英出席大会。从论文汇编到会议网站，从演讲到提问，甚至会场门口的指南，全是英文。有学者申请用汉语作报告竟然没有获得大会主办方的同意。

    二是母语的规范性受到了较大、较猛烈的冲击。诸如“酷”（cool）、“麦当劳”、“吉尼斯”、“迪斯尼”、“茶吧”、“网吧”等，甚至连WTO、DVD、CD等都毫无阻拦地进入了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在城市青年中，“瓦伦丁”（Valentine’s Day）、“丁克家庭”等也已经成为流行语言和流行节日，汉族的七月七却被抛诸脑后。他们还以一种既智慧又粗暴的方式扭曲现有的词汇，甚至把刻意的错字当作一种文风、一种标识、一种时髦。

    三是现当代集体失语症。德国汉学家顾彬说过一句石破天惊的话：“中国当代文学统统是一堆堆垃圾。”纵使他指的是当代文学作品的语言不够雅洁，即便他的评论有失全面，但也有助于我们对所谓失语症问题的良久沉思。病理语言学或神经语言学的失语症本指由于神经中枢病损导致抽象信号思维障碍而丧失口语、文字的表达和领悟能力的临床症候群。母语文学失语症或许可以表述为：母语失庞、失控、受到冷落和疏离而无家可归，导致人文精神、价值取向的错位与沉没。（吕美生2007）⑥因此，“五四”运动以来，对母语认识错位就不曾停止过。诸如“打倒孔家店”，“取消汉字”，将桐城派斥为“谬种”，发誓“扭断汉语语法的脖子”等等，时至今日，还有人重蹈母语、母文虚无论老路，将“学术失语”的根源归罪于“汉语本身从来就缺乏明确的概念、范畴，更缺乏最基本的逻辑”。“全部汉语，其实就是两千多年来儒家文人们鼓捣出来的一巨缸浆糊；……中国文化是‘酱缸文化’，中国语言是‘酱缸语言’，这种酱缸语言“进一步造成了中国人思维中严重的痼疾。这一系列的痼疾更制造出了一代一代愚昧的中国人。”⑦本文认为，这种言论连同其作者才真正患了不可救药的失语症，因为他们已经连语言与其所指内容也区分不清了。

    对于以上问题，近年来关注者日渐增加，轻则说“英语学习挤压了母语教育”，重则认为“英语霸权入侵汉语”，甚至呼吁要展开“母语保卫战”。对于这个重大现实问题，绝对不容回避，除了正面直视、清醒对待，更要进行理性分析。

    首先，正视母语的安全问题。近几百年来，英语伴随经济实力而带来的优势，对其他国家的母语构成了巨大威胁，促使许多国家都重视维护母语的地位。如以色列尽管英语很流行，但建国时仍确定希伯来语为官方语言。法国学者出席国际会议，向来强调使用法国。加拿大魁北克省为维护法语还专设了“语言部部长”。欧盟极力推进欧洲一体化，各成员国仍强调维护自己语言的独立性，并在政策上规定了各国使用母语的基本权利，以致欧盟一年仅翻译费用就高达13亿美元也只能照付不误！苏联解体后，俄语不仅在世界上地位有所下降，其自身文法体系出由于大量外来语的涌入而受到严重冲击。俄第一夫人柳德米拉·普京娜曾因此大声疾呼：“俄语正处于危难之中。”俄总统普京于2006年岁末正式签署关于在俄境内举行“俄语年”法令，通过“俄语年”活动提高全民的俄语拼写能力，以重现与其大国地位相称的俄语荣光。这都表明：重视母语，保护母语，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备受关注的一项民族责任。

    其次，努力摆正母语与外语的关系。母语是构成民族的重要特征，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是民族的精神文化家园。它不仅具有沟通、交际的功能，而且体现民族的感情和尊严。热爱母语，学好母语，精通母语，是国民素质的基础，是民族自豪感的表现。作为国人，我们绝大部分时间都使用汉语，如同布帛菽粟一样须臾不可无之。“对于所有的中国人来说，我们的母语是民族精神的载体与表现形式，延续着五千年的文化命脉，是中华文化永远不可丢弃的家园。丢弃了母语、冷落了母语，就会让中华民族失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人都将会愧对列祖列宗，成为千古罪人。”⑧所以母语是“根”，是必须掌握好运用好的立足社会之本。学外语固然需要，但绝不应以忽视母语为代价，因为外语再重要，相对于母语而言只是“叶”。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绝不意味着文化、主、文字也要“一体化”，相反，文化、语言、文字多元化，是当今乃至今后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诉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通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其中明确提出：“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新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这个“文化”概念就包括语言这种居于各种文化形态之枢纽位置的特殊文化。

    签于各国经验与国内外语过热的现实，2005年2月25日，教育部袁贵仁副长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沈阳会议上指出：在目前我国的语言教学中，要纠正重视外语学习和使用而忽略或削弱本国语言文字学习和使用的现象！同日几乎同一时间，教育部另一副部长吴启迪在北京发布新闻说：延续了17年的我国大学四、六级英语考试将进行全面改革，今后考试不再设及格线、不再颁发合格证书，而只发成绩单。她指出，改革后的四、六级英语考试将在促进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和提高学生英语综合实用能力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两位教育部官员的讲话为新形势下母语教育及教学与外语教育及教学的关系定了基调，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将他们讲话的精神化为教育者的自觉行动，并落实到教学工作中去，并从政策、措施方面给予足够保障。

八、母语与汉语国际推广的关系

    2005年由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主办、中国教育部承办的世界汉语大会在北京召开，与会各国政要、教育部长、主管官员以及大学校长、汉学家和汉语老师等围绕“多无文化架构下的汉语发展”这一主题，共同探讨第二语言教育与多元文化发展的关系，探讨汉语教学的国际需求、发展趋势、政策措施以及如何进一步加强合作。

    “中国作为汉语的母语国，对于积极推进汉语教学，帮助世界各地学习者更快更好地掌握汉语，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推动汉语教学的发展就是要让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华文明，了解中国人民，了解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的渴望和需求，让中华文明所包含的知识和智慧造福于全人类。”

    中国政府早在1987年，就成立了由11个部门组成的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领导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又有了新的跨越式发展。2004年，中国政府制定了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五年规划，其主要内容是：拓展对外汉语教学资源；大力支持在海外建孔子学院，使其作为海外汉语教学的据点，为汉语教学者提供零距离的教学服务；推广和完善汉语水平考试（HSK）。截至2007年6月1日，国家原计划在2010年前创建100所孔子学院的目标已经提前超额实现，达到156所，分布于54个国家和地区。（《人民日报》2007年7月1日）

    汉语走向世界的外功我们已经基本具备，如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市场开放等。但也不能盲目乐观，尤其要清醒地认识到两个内功之隐忧：一是国外汉语热、国内汉语冷和青少年汉语水平普遍下滑尴尬局面；二是对外汉语老师队伍的实际汉语言文字水平、汉文化水平，实际教学能力与汉语国际推广大好形势的要求之间存在不小的距离。后者是基础，前者是表现；只要后者提高了，前者才能真正提高和飞跃。这就要求我们采取必要措施，修炼好两项内功：迅速改变母语教育现状，提升全民的汉语水平；迅速提升对外汉语教师以汉语言文字为中心的综合性知识、技能水平，以尽快适应汉语国际推广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巩固并保持这一势头的健康发展，为汉语走向世界奠定基础、架好桥梁、铺好道路。
   
    注解
    1．《现代汉语大词典》（商务印书馆，1978）：母语是“一个人最初学会的一种语言，在一般情况下是本民族的标准语或某一种方言”。《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1988）：母语是“一个人的本民族的语言；婴儿期和幼年期间自然学到的语言；一个人的第一语言”。肖德法、张积家《第二语言习得与外语教学》（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母语指本民族的语言，与外族语和外国语相对立。对多数人而言，母语是出生后最先习得并获得的语言。在这种情况下第一语言是母语。但是，并不是所有人的第一语言就是母语。母语也可能是第二语言或第三语言。例如，生活在美国的华侨，他们的母语是汉语，但华人儿童出生后有可能先获得英语，后来才获得了汉语。这样，他的第一语言就是英语，而不是他的母语，母语成了第二语言。”哈特曼·斯托克《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本族语（natlvelanguage）“指人在幼儿时期通过和同一语言其他成员的接触而正常地掌握的第一种语言。可替换术语：firstlanguage（第一语言）、prinarylanguage（主要语言）、mothertongue（母语）”。
    2、有人以2005年广东高考为例：语文作文题为“纪念”，尽管难度不大，在43万余份考卷中，真正好的文章属于凤毛麟角，50分以上的作文不足7%。关于母语基本知识和技能方面问题更大，一道模仿造句题有10万多考生得0分，占总考生的25%左右；古文翻译题得0分的有1万多份考卷，许多考生不懂律诗的颈联在什么位置，对现代文的修辞手法、表现手法和文句的含义不能准确把握。大学里曾作为公共必修课程的“大学语文”早已淡出学生视野，以至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研究生开考汉语课程。2005年复旦大学举行汉语言文字大赛，最后获胜者是外国留学生队。
    3、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编。我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要活动文件汇编。2001:32
    4、据《现代汉语词典》，英语Mandarin一词原义为“清朝九品及九品以上的官员”，而后引申出“旧时欧美人用来指北京方言或官话”。“普通话”的正式英语译名是putonghua或common(of Chinese language).
    5、国际现代语文教师联合会（FIPLV）1989年、1990年和1991年，在法国巴黎和匈牙利佩斯召开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后续会议，发布的《语言权利世界宣言》草案中也提到了人的母语权利问题。（周庆生，2001:303—304）
    6、近年来，“失语症”一词在国人口中几近泛滥，有着各种各样的定义，如黎鸣（中国学者为什么患上了“失语症”）一文的定义说，失语症“即离开了从西文翻译过来的外来语、外来理论，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学者，仅仅用汉语将很难把问题说得清楚，此即所谓患上了（汉语的）失语症，或者说用本源的汉语根本无言以对。正是因此，中国学者一旦要张口、势必只有言希腊、言西方，甚至有时，连用汉语翻译都困难了，索性只能直接说英语，或德语、法语等西方语”。
    7.黎鸣《汉语，中国人思维中无形的囹圄》一文认为汉语“五毒”俱全，即精神（语境视野）上的复古主义，做人（话语活动）上的唯上主义，认知（语法逻辑）上的独断主义，行政（语用语气）上的人治主义，政体（语言结构）上的专制主义。
    8.母语的危机：汉语在中国咋成了“劣势语言”？云南教育,2005,(4).   
   
    参考文献
    1.[巴西]爱德华多·埃尔南德斯·查韦斯(1994).语言政策在美国:文化种族灭绝史[J],译文载周庆生主编《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教程》(2001).
    2.[芬兰]托弗·斯库特纳布·坎加斯 [丹麦]罗柏特·非得普森(1994).语言人权的历史与现状[J]. 译文载周庆生主编《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教程》(2001).
    3.[以色列]罗伯特·库拍(1985).研究语言传播所用的分析框架—以希伯来语为例[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85,(4).
    4.戴庆厦 何俊芳.论母语[J].民族研究,1997,(2).
    5.李永燧.论民族语、母语和第一语言[J].民族研究,1999,(3).
    6.李宇明.论母语[J].世界汉语教学,2003,(1)
    7.李宇明.语言保护刍议,双语双方言[C].汉学出版社,1997.
    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本地语在教育中的应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1年专家会议报告[J]. 译文载周庆生主编《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教程》(2001).
    9.刘大为.汉语眼下的尴尬和走向世界的宏图[J].中文自修(中学),2007,(1)
    10.吕美生,守望“雅洁”回归母语[J].社会科学报,2007-9-13(8).
    11.王珏.论汉字对汉语的适应性[J] .绥化高师学报 1990,(3).
    12.王珏.语言与音乐之关系说略(之一、之二)[J].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5,(4)(5).
    13.王宁 孙炜.论母语与母语安全[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
    14.许嘉璐.新时期说老话题:继续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健康而斗争[J].求是杂志,1995,(18).
    15.余朝晖 陈蕾.现代教育中母语的失落与突围[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
    16.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编(2001).我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要活动文件汇编[C].
    17.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2000).世界语言报告(中国部分)[C].
    18.周庆生.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教程[C].语文出版社,2001.
    19.周庆生.语言与人类[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输入：新疆医科大学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