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学语文是高等院校非中文专业开设的一门公共基础课,它对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现行的大学语文教材中,大多存在着对新诗教学的漠视,其表现是:大学语文教材中所选新诗数量严重不足,流派风格介绍不够;选诗偏重主题意义,忽视艺术质量。通过调查研究,我们认为大学语文课程的新诗教学应该加强。
　　关键词:大学语文;新诗;选编

　　大学语文是对大学生进行素质教育,提高大学生文化素养的重要课程。原国家教委高教司于1996年4月30日发文称:“大学语文课,是普通高校中面向文(汉语言文学专业除外)、理、工、农、医、政法、外语、艺术、教育等各类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文化素质教育课程。课程设置的目的是培养学生汉语言文学方面的阅读、欣赏、理解、表达能力。这是大学生文化素质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部门对大学语文课的课程性质所做的清晰定位。由于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大学语文课程高度重视,全国各高校非中文专业大多都开设了这门公共基础课;各省、市、自治区和部分高校也编选了不少各具特色的大学语文教材。就我们所掌握的一些大学语文教材看,它们在选文和体例方面虽各具特色,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仅对一些大学语文教材在新诗选编方面存在的缺憾谈几点认知。

　　一、新诗选编数量不足,流派风格介绍不够

　　在大学阶段,大学语文是一门公共基础课,它能起到陶冶学生性情,提高审美情趣,提升文学品位的积极作用。在这样一门核心基础课程中,新诗所选的数量严重不足,就现在各高校通用的徐中玉先生主编的《大学语文》(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7月版),教材厚度为406页,其中仅选了一首新诗,即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而所选的古典诗词就有25首。由徐中玉、钱谷融先生主编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专用《大学语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年10月版),此教材也仅选了三首现代诗,它们分别是郭沫若的《炉中煤》,闻一多的《一句话》和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建国后半个多世纪的当代诗歌却不见踪影,而所选的古典诗词曲就有24首。由杨三成、张翠萍主编的标有“二十一世纪全国高等院校规划教材”的《大学语文》(新华出版社, 2006年8月版)也仅仅选了五位诗人的7首诗,而教材中所选的古典诗词曲竟有48首之多,全册也仍未见一首当代诗歌。由孙昕光主编的《大学语文》(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年7月版),连同一首外国诗在内总共选了4首新诗。仅此我们就可以看出大学语文教材在诗歌选编中的“厚古薄今”了。

　　现代新诗诞生虽然不足百年,但它在这近百年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众多的诗歌流派和社团,现代诗坛有影响的就有“新月派”、“七月派”、“繁星体”和“豆腐干体”等等。进入新时期以后,中国当代诗坛更是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产生了有影响的“朦胧诗派”和“第三代”诗派,这些诗歌流派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而在这众多版本的大学语文里却不见任何介绍,也不见任何作品入选,这种现象明显透露了一个讯息:那就是我们教育界,尤其是我们语文教育工作者对中国现当代诗歌的漠视。

　　二、新诗选编偏重主题意义,忽视诗歌艺术质量

　　选文既要有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又要有完美的艺术形式,这一直是我们选编课文(包括新诗)的重要依据。不过作为教材,选编者的目光大多着眼于选文的主题和思想层面的适宜上,着眼于它的道德意义的积极面上。就上文我们提到的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高教版)所选艾青的《雪落在中国土地上》也是基于这一点考虑的。我们知道,此诗的艺术水准并不能代表艾青诗歌创作的最高水平,它之所以被入选,正是上面我们所说的理由。在杨三成、张翠萍主编的《大学语文》里,所选的7首新诗中就有《炉中煤》、《我用残损的手掌》和《我爱这土地》三首都是表现与爱国主题有关的,这种主题的重叠势必影响内容的宽泛。历史已经进入到21世纪,爱国主义之主题当然应该存在,但当今社会更加注重人文关怀。因而,教材更应该顾及一下新诗的艺术性和其他层面的内容。象舒婷的《路遇》、北岛的《空间》这些能够代表现代诗的某些特质方面的新诗,却一再被我们的新诗选编者所忽略。为了说明问题,我把北岛这首不长的《空间》一诗引出,以便给读者以具体印象。“孩子们围坐在/环行山谷上/不知道下面是什么//纪念碑/在一座城市的广场/黑雨/灵魂拥挤的街道//空无一人/下水道通向另一座/城市//我们围坐在/熄灭的火炉旁/不知道上面是什么”。这首诗表现的是我们当代都市人的生活境遇——封闭、隔绝与无奈,这样的诗意内容最能引起我们情感的共鸣。就这首诗的艺术特色看它也最现代、最能体现新诗的特质。这种极富现代性的新诗为什么总是被选编者所遗忘呢?答案或许很复杂,但有一点十分清楚:那就是我们某些教育工作者对新诗的鄙夷,对那些没有明确道德意义诗作的鄙夷。或许是我们华夏民族相同的思维所致,新诗选编的缺憾在海峡对岸的台湾和我们也有惊人的类似。台湾学者奚密在谈到台湾国文课本所选新诗的不足时说:“我关心的是课本中选入的现代诗仍然脱不了主题先行的窠臼,在思想上无法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更谈不上对语言的体会了。”[1](P162)在台湾国文课本中“入选的六首现代诗都具有明确的道德意义,如对家庭的责任感,国家民族的信心,对全人类的爱,对正直廉节的礼赞等。这些传统的美德在现代诗中当然有,但是它们不足以代表现代诗最深刻最具特色的一面,不足以代表现代诗的‘现代’本质——不仅是形式上的,更是思想、情感、语言、声音上的现代。”[1](P142-143)奚密是通晓中西文化的学者,现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可以说她具有较宽广的视野,她的寥寥数语针砭了台湾语文教学的流弊,也切中了我们大陆这边新诗教学的要害。我们过去一直是把语文教学当作政治的附庸,强调“文以载道”。新时期以来虽有较大的改观,但这种影响仍根深蒂固,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真正使大学语文的选编更具现代性,更切实际,更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三、新诗教学应该加强

　　诗是最高的语言艺术,是人的语言智能的典型范例,是人类创造的最富精神意义的文化产品。能否欣赏诗歌,不仅可以体现一个人的文学素养,而且还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高低。可以说,“在知识技术日趋专门化的现代社会,诗是众多艺术中的一种。相对于其他艺术,诗可说是最私人( privale)也是最个人性( personal)的表现形式”[2](P37)。“强调诗的私己和个人本质,正是因为此本质恰恰是诗在资讯时代里的最深刻的意义。”[2](P146)现代学者认为诗是主体与自身的对话,它能使人类的潜意识更趋丰富、更趋灵敏。在我们这个诗的国度里,自古以来诗就调和着人和现实的矛盾和冲突,它最具幻想性,因而也最具浪漫特征。它用想象把人从现实的困境中引领出来,抵达超现实的存在。“诗把心灵从现实的重负下解放出来,激发起心灵对自身价值的领会”[3](P46)。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要“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新理念,同时也是对我们教育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说诗,尤其是新诗是对青年学生进行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最好方式。因为新诗表现的是我们当代人的思想和情感经验,它是一种现代的白话语言,是现代的形式,它所使用的意象最贴近我们,因而最能引起我们心灵的共鸣。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学校教育竟是如此忽视新诗教学,忽视新诗对大学生的审美教育。诗人王家新曾深有感慨地说:“诗人很难,也很少介入到教育中去,似乎教育与文学已被默认为是两件不相干的事。”[3](P45)奚密也说到:“现代诗的作者和读者来源往往依赖偶然的机缘,在正式教育之外任个人摸索、自生自灭。”[1](P148)王家新曾谈到他到北大附中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我问这些孩子们读过什么诗,他们回答‘古典诗’,那么现代诗呢,他们则一律回答‘读不懂’”[3](46)为什么读不懂呢?原因是诗人们那么专业地写诗,而我们的学生却疏离诗歌教育,我们这些教育者对新诗教学又是如此冷漠,这“读不懂”当然是不辨自明的事了!我曾问过我们的学生:你们喜欢什么样的诗?喜欢那些诗人?他们的回答是惊人的一致:喜欢戴望舒的《雨巷》,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喜欢诗人汪国真的诗。他们喜欢这些诗并不奇怪,因为这些诗好懂,易于理解和接受。然而这些诗只是新诗中的一种风格,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诗并不能代表新诗最本质的方面,而那些最具新诗特质的诗,如上文我们所举北岛的《空间》那样的诗他们却读不懂,由此可见我们在新诗教学方面的缺失了。

　　教育界的同仁,尤其是我们从事大学语文教学的同行,让我们担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教育重任,认认真真对待大学语文教学中的新诗教育吧,真正使他们在大学阶段做到“专业成材”的同时,也做到“精神成人”,这样也就无愧于我们的光荣使命了。

　　参考文献:

　　[1]奚密.诗生活[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2]狄尔泰.存在哲学[M].英文版, 1957.
　　[3]王家新.没有英雄的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责任编辑　宋占业]

　　作者简介:朱保华(1965-),男,河南漯河人,漯河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