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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禄应:大学语文与高品位读写生活
【时间:2008/12/16 】 【来源:文学教育 2008.02 】 【作者: 江苏常州工学院 汪禄应】 【已经浏览5129 次】

    一、作者探究必将燃起大学生的读写欲望和热情

    研读作者,探究作者,让大学生在对作者生活经历的探寻中,深入见识人生的痛苦与经验,全面提升自身的人格素养,从而真正在“精神”上获得成长。这是大学语文课程目标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1]也将成为大学生一种新的课程体验。其实,这种课程体验的获取过程,又是大学生阅读热情的一个激发、强化过程,甚至还是他们写作热望进一步萌发和增强的过程。不再满足于文选的阅读和对他人文字的欣赏,他们要从文选以外广阔的阅读视野中寻找新的答案,他们还要用自己的文字展示自己的阅读收获,与他人分享其成果与快乐。

    周作人《故乡的野菜》是大学语文教材常见的主干文选之一。阅读这篇选文,大学生会看到:1.那些“被贱视”、“可以随时采食”的野菜,在作者笔下并不寻常。它们当中,有的“颇有风雅的传说”,有的做成糕点小孩馋得“半块拿弗出”,有的不仅味道“鲜美”,而且长在田里,“一片锦绣”,景象壮观不已。这样的野菜让他们联想到的不是别的,而是一个草长莺飞、古风浓郁、生机勃勃的故乡,一段天真烂漫、童趣盎然、和美温暖让人回味无穷的快乐童年。2.作者叙写的故乡并非这现时远离的江南绍兴,而是他心中记念不忘的孩提时代的浙东老家。是这铭刻在心中的儿时故乡让他魂牵梦绕。在这驻留心间的儿时故乡里,可以享受到那些“有趣味的游戏的工作”,可以品尝到一直没吃到的浙东老家特有的“草饼”风味,还可以想象一群群小孩拿着“紫云英的花球”自由嬉戏的醉人情景。

    这些认识和感悟是从文选的文本阅读获得的。但是,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究就要寻找文选之外的其他文字才能展开。身在异乡思故乡,谁人都能理解;可一个年仅38岁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青年学者,对儿时、对童年却有着这样深沉的追念,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好奇与关注。探究作者的生活追求与情感经历,研读知堂先生写作此文彼时彼刻的处境与心境,便成为大学生的一种热望与期待。这是文选以外的阅读和探究。通过这种探究和研读,他们可能会有以下发现:1.作者当时心境苦闷。周氏兄弟打儿时起就相互扶持、相互激励,是战友,亦知己,风雨同舟,特别是到五四时期。可一夜之间形同陌路,两人都很哀痛。分手后两年里,老大写《伤逝》《弟兄》,追念手足情谊;老二作《苦雨》文,称“苦雨翁”,名“苦雨斋”,凄苦、寂寞、惆怅的情怀昭然若揭。2.写作聊且求得慰安。《故乡的野菜》写在1924年2月,兄弟分手后的第一个春节。在这本该兄弟怡怡、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日子里,回想过去几十年的往事,作者有几分酸楚,也不乏满足。因为优游、流连于这童年故乡、陶然诗境,可以暂时找到精神慰藉:这里有手足亲情与大家庭的温暖,这里也是独创自我“园地”的力量源泉,这里还可寄托“炎炎之火仍在冷灰底下燃烧”,虽退却“浮躁”却依然是“五四文坛斗士”的执著与虔诚。

    很明显,这些发现是在大学生对作者的生活追求、情感经历以及写作心境、写作动机急欲探究的前提下,在他们对文选以外的诸多材料与文献做认真细致的鉴别与研读的基础上获得的。自然,这样的发现又是令人欣喜的。一旦有了这些发现,他们又会产生一种热望和期待让更多的人分享自己的收获与快乐。让他人分享可口头传播,但更值得行诸文字。这些文字也会有多种形式,或表现于课程作业,或展示在网络博客,或沉淀于其他不同形式甚至不同时期的写作中。

    选文《故乡的野菜》的学习是这样,《长恨歌》、《垓下之围》、《菉竹山房》的研读也是如此。有关白居易、司马迁、吴组缃等作者的研读过程,其实就是大学生的阅读兴趣、探究热情的培育与强化过程,同时又是他们或口语或文字交流发现、展示收获的欲望和冲动不断巩固和增强的过程。比如,《长恨歌》中唐明皇荒政误国与情感专一大学生都能认识。但是,半个世纪后的白居易在诗中对于这位先帝为什么又谴责又歌颂而且歌颂多于谴责?诗歌文本本身难以寻得满意的答案。探寻作者的生活追求特别是其情感经历以及写作这首诗时的处境和心境成为大学生的一种阅读冲动。于是,《长恨歌》以外有关白居易的生平、创作主张以及诗歌作品等书籍文献便进入大学生的阅读视野。其中,《秦中吟》、《新乐府》等大量讽谕诗让大学生看到白居易本是一个为民请命、笔锋犀利的热血诗人;而《邻女》、《寄湘灵》、《冬至夜怀湘灵》等诗抒写着他与邻家女两人10余年的恋情,更让他们明白联想到《长恨歌》李杨帝妃间的缠绵相思,正是白学士与其邻家女间的苦痛。50年前的这位先帝身上既凝聚着一个青年士子的政治热忱,更融入了他对人世间真挚爱情的执著与颂扬。这样的答案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但是文选之外的作者研读必将让大学生对这位中唐诗人有更多的亲近和理解,必将给文选的阅读带来新的收获,也必将增进大学生的阅读写作欲望和热情。

    二、充满热情的读写必将收获人生的诸多感悟

    以探究作者为缘起的文选以外的研读,给大学生带来了进一步读写的激情和热望;这种关涉作者经历具有探究性质的阅读反过来又使选文阅读的质量得到改善和提高,给大学生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关于社会与人生的种种认识和感悟。这些认识和感悟理论上讲无法穷尽,这里从三个层面作一概览。

    第一、感悟人生的真谛。尘世人生总是有缺憾的,但这缺憾反而使人激起追求理想和抱负的热情与执著。大学语文课程许多选文都有这方面的描述和讨论。《长恨歌》中的李杨帝妃,天上人间无缘再会,但他们都在企盼“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他们都有一个坚定信念:“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故乡的野菜》的童年故乡,大人小孩热热闹闹的鼓吹,当然是为了上坟,扫墓;但小船篷窗下那不起眼甚至有点寂寞的紫云英和杜鹃花束在摇曳,也在宣示主人是在上坟,祭扫先祖。针锋相对大伙齐上阵的论辩可能是在反封建,倡导思想解放;谈茶说酒的闲谈文字可能一时并不被人接受,甚至还会造成一些误解,但它与五四精神也并不一定相抵牾,兴许是另一种更高层次的反封建、引领精神自由。《蒹葭》中的抒情主人公不曾真正找到那“伊人”;虽然如此,他(或她)的追求却始终不止。或“溯洄从之”,或“溯游从之”,抒情主人公从未懈怠。尽管飘渺难即,尽管道路曲折,依然上下求索。《春江花月夜》的作者张若虚虽然感叹人在良辰美景前的短暂,“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但诗人笔下游子与思妇的相思深情却把这一“短暂”定格为“永恒”,“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人既无法选择社会,又不能空想回避矛盾、回避现实。人只能在这真实而又显得某种无奈的环境中求生存、谋发展。大学语文课程就是要警醒和告诫人们,环境再无奈,前途再无望,从英雄豪杰,到芸芸众生,谁也不曾放弃命运的抗争、理想的追寻。这种有关做人的生活道理不是通过抽象的说教,也不是借助严密的推理,而是从由文选引发、包括作者在内的形象感受、文字品读让人明白的。

    自然,这些读来的感悟若能再行诸文字,不仅可让他人分享,自己也可有更深的认识。

    第二、追寻精神成长的母语文化之根。在中华文化和中文母语中找到自己赖以成长和发展的根,这是100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许多外语极其熟练的学者,其外语基本上也只是在工作场合才用。探寻人生真谛,找到如何做人,做一个有怎样精神境界的人,通常是靠母语以及母语文化实现的。母语中文是一个中国文化人精神成长、发展之根。要说读那些发自内心喜爱的文字,要说自由展示一个更加真实的自我,他们几乎不假思索地选择母语。傅雷,一个翻译过罗曼罗兰、巴尔扎克和丹纳的大翻译家,在10余年与儿子的书信交往中,不用法文,不用外语,都是方块汉字。他还特别欣赏儿子虽然在海外生活了上10年,“中文也并未退步”,儿子的“那股热情和正义感”,那种对艺术对祖国的感情,都洋溢在那些方块汉字的“字里行间”。[2]余光中,一个以“乡愁诗”打动海峡两岸的现代诗人,学的是英语,写的都是中文,专业是英文,灵魂是汉语,白天上课用英文,晚上写诗用中文。他曾明确地说过“我对中国汉字和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梁实秋,一个著有百万言《英国文学史》的大学者,一个用40年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大翻译家,留下的最有影响的文字还是他用汉语写作的四集《雅舍小品》[3]。

    当然,大学语文课程有一些外语作品。虽然在理论上说,母语不能穷尽原作的一切,但即使是这些外语作品,也可以通过母语在相当程度上把握原著和原作者的思想与情感。

    第三、让精神成长于读写中。人一生中,大学时代是生命最具活力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自我意识最为强烈的一个黄金时代。在大学时代如何展示自我?可以说有不下100个好途径,但其中最简便、最普通,因而也是最为奏效的办法之一应当是读写。读好那些与自己精神成长息息相关的书籍,写下那些自己在精神方面的成长经历,在读写中展示自己,在读写中成长自己。不错,在大学里,几乎每一门课程都重视学生的读与写。但一般说来,大学语文课程所引发的读与写跟人生真谛的探寻、精神领域的成长联系最紧。其他课程即便是那些以探讨人生观、世界观为内容的哲学课程,也是作为一种学术来客观研究;因而跟自己做什么人,走什么路一般不发生直接关联。这正如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专家并不一定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大学语文课程里的读与写之所以有其独特育人价值就在于它直接反映和影响这个人的精神世界。一个研读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的大学生,如果他(或她)对作者有关当时世界的种种认识和态度无动于衷,即便他对爱因斯坦在人类历史上的成就和贡献再怎么熟悉,也不能说他(或她)读好了这篇文选。相反,一个在写他(或她)的《我的世界观》文章的大学生,如果能像爱因斯坦这样毫无保留地袒露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态度,那他(或她)这篇文章的写作对其精神领域的成长无疑会产生这样那样的促进作用的。这就是说,大学语文课程里的读与写伴随大学生的精神成长;要想让大学生在精神上真正“成人”,应当将大学语文作为一个关于人生道路的精神磨练课、精神成长课。

    三、改造大学语文课程内容,创建和享受高品位读写生活

    精神成长让大学生在大学语文课中享受到一种高品位读写生活。高品位读写生活的基本特征可粗略概括为:1.这是一种充满热情的文选和文选以外的研读活动,常常伴随着作者生活与情感经历的探寻,收获众多,其最终指向是期待自己的阅读收获能写出来让他人分享;2.这众多收获突出表现为关于社会与人生的种种认识和感悟;3.有关社会与人生的种种认识和感悟最终凝结为大学生精神成长,大学生精神成长是高品位读写活动的终极目标。

    大学语文课程要想实现自己的课程价值,让大学生迅速精神成人,就应当积极创建并让他们真正享受这种高品位读写生活。然而,由于课程目标不甚明确,目前大学语文课程在其内容研制方面存在不少问题。第一、与中学课程区隔不清,疑似语文“补课”。第二、与“作品导读”或“文学史”课程混为一谈,疑似“专业课程”。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大学语文课程建设的发展。因为一个来到大学校园的年轻人憧憬的是崭新的大学新生活,他们很难领受“补课”论者的好意,那种“高四语文”给他们带来的恐怕只有沮丧。而“作品导读”式或“文学史”式的大学语文课程更是中文专业教师们的一厢情愿,似乎给非中文专业学生一个错觉,文学虽本不是他们的专业,但却一定是每一个大学生的共同业余爱好。面对这种硬塞或者说强加的“爱好”,他们只有“苦恼人的笑”。

    什么样的课程内容才能赢得大学生们的欢迎?笔者提出如下原则:1.基于文选。没有文选,或很少文选的课程很难说具备大学语文的品格。2.文选及其作者的选择标准,就是看其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现代大学生的精神成长。或者说,大学语文课程在大学生的阅读热点和重点方面要能起到引导作用。3.文选助读系统等方面的组织要能凸现课程的人文意蕴与精神引领价值。因此有关作者的研究材料不仅篇幅要大,而且要能侧重其人文精神方面。

    这里主要就周作人《故乡的野菜》一课的课程内容研制提出建议,并尝试为大学语文教材编写展示一个样例。

    以单元形式来组合教材是世界语文教材编撰的主流。为教学方便起见,大学语文教材建议设计16个单元。从大学生的精神成长出发,每个单元以一个人文话题为标题。单元以文选为主,以3至5篇文选为宜,也可安排若干个探究性专题。每篇课文助读、作业系统大致配备“作者简介”、“资料研读”与“问题探讨”三项内容。其中“作者简介”不可仅限于作者的文学成就,而应该着眼于一个知名的文化人士,他(或她)有哪些追求,哪些成就。“资料研读”应当将学术界侧重这篇文选的作者最新研究成果展示出来。“问题探讨”则应从文选出发提出若干具有探究价值的问题让大学生或个人或小组展开研讨。

    周作人《故乡的野菜》可安排在“我的信仰”或“社会人生”等单元内,而不宜处置为“乡思亲情”,否则贬低了这篇文选的精神引领价值。

    其“作者简介”应将周作人作为一个现代史上的文化名人来介绍:

    周作人(1885-1967),鲁迅二弟,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没落官僚家庭,1911年日本留学回国,曾任浙江省督学,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曾在《新青年》发表《人的文学》等文章,1923年至1927年出版《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苦茶随笔》、《泽泻集》等散文集,是五四前后中国学界和文坛的知名人士。

    “资料研读”至少应囊括这样5项内容。

    1.写作时间地点。

    《故乡的野菜》写于1924年2月春节时候的北京。

    2.文选发表前,周作人的求学、工作与生活经历,特别是与其兄周树人的关系。

    1901年,周作人紧跟周树人赴南京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技术,1906年毕业又考取官费留学与其兄一道留学日本。其间,兄弟共同翻译《域外小说集》,后又一道回家乡从事教育,之后又都来到北京,并将母亲和家人接到京城八道湾住在一起,一直到1923年夏。

    一天,周树人收到一封信:“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在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的院子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7月18日。”从此以后,一个院子的两个文化兄弟,只在报上相见了。

    3.文选发表前后,周氏兄弟的创作情况。

    周树人作《伤逝》《弟兄》以悼兄弟之殇,从此“荷戟独彷徨”。

    周作人,给八道湾11号取名“苦雨斋”。1924年7月17日,作《苦雨》文。后出版文集书名多用“苦”字开头,如《苦竹杂记》、《苦口甘口》、《苦雨斋序跋文》、《苦茶庵笑话选》。《泽泻集》中的“泽泻”为多年生草本植物,叶椭圆形,开白色小花,生沼泽中,根入药,味苦。自然这“苦”不是物质上的,更多的来自精神层面。

    4.文选发表前后,周作人社交生活和思想状况研究成果。

    1923年7月17日,周作人在《晨报副镌》发表《有岛武郎》,纪念本月自缢而死的日本白桦派作家有岛武郎,文中援引他的《四件事》表达了自己孤独绝望的无助之情:第一,我因为寂寞,所以创作。第二,我因为欲爱,所以创作。第三,我因为欲得爱,所以创作。第四,我又因为欲鞭策自己的生活,所以创作。

    5.学术界有关文选的研究成果。

    “作者所关注的并不是对乡土的眷恋,在文中所努力酿造的是片刻的优游之境,陶然之境,梦似的诗境,求得精神上慰安。”[4]《雨天的书》实际收文57篇。所收篇什包括闲适文章,如《北京的茶食》《鸟声》《故乡的野菜》等。《雨天的书》所收的文章或多或少都打上了兄弟失和的影子。

    “问题探讨”可设计如下两个问题:

    1.《故乡的野菜》的结尾两幅浙东清明图“鼓吹上坟图”与“野花扫墓图”是明显的对比,怎样理解?隐含着什么?试结合周作人写作时的心境展开讨论。

    2.《故乡的野菜》就是一篇“思乡怀旧”之作,这样解读可以吗,为什么?


    参考文献:

    [1]汪禄应.作者研读与大学生精神成长[J].长沙:大学教育科学,2007,(6):33-34.
    [2]傅敏.傅雷家书[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881年11月版.
    [3]徐中玉.大学语文[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4月第3版.
    [4]俞元桂.中国现代散文十六家综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

    汪禄应,男,江苏常州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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