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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孝良:《大学语文》选文的人文内容拓展——《秦晋殽之战》一文的启示
【时间:2008/12/11 】 【来源:福建论坛 2007.02 】 【作者: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季孝良】 【已经浏览4658 次】

    国内大学语文课程的选文,历来以我国古代名篇为主,在讲解上,也历来以文学性诠释为主。然而,我以为在文学性诠释之外,中国古代的这些名篇,尚存有深广的文化内容可供发掘。现以《秦晋殽之战》一文为例试作说明。

    《秦晋殽之战》一文,记叙了春秋时期秦晋两个大国一次著名的战役。《左传》以描述人物言行细微生动见长。该文中,有若干内容的描述则不仅生动,且别有意趣,很给人以启示。

    首先,文中有三位人物的话语,就饶有趣味而费人思量:

    其一,是郑国商人弦高冒充郑国使者,去犒劳秦师时所讲的一段话:

    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不腆敝邑,为从者之淹,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

    由字面的意思看这段话,弦高以郑公使者的身份,用谦恭得体的口吻,对行程劳顿的秦军表示了合乎礼节的慰劳。

    其二,是郑穆公得知秦军意图后,使大臣皇武子去客馆,见驻扎郑国的秦军时所讲:

    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间敝邑,若何?

    同样由字面的意思看这段话,皇武子也以郑穆公使者的身份,用极其礼貌而客气的口吻,表示对将要离开郑国的秦军,尽地主之谊。

    其三,是文章结尾里,已经渡河过半的孟明视,对奉晋襄公之命追赶而来的阳处父所言:

    君之惠,不以累臣衅鼓,使归就戮于秦;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

    这段话是最可玩味的。孟明视以被误释的败军之将身份,用不卑不亢的口吻,对所受的恩德表示了感谢,并言明日后会来“拜谢”晋襄公的恩赐。可是,这同样只是字面上的含义,孟明视对阳处父为何而赶来心知肚明,他也对此次战败深以为耻,“三年,将拜君赐”这句话的实质意味,是三年后将和晋国再战以雪耻。

    同样,前面所引两段话语的真实意味在于:前者是让前来偷袭的秦军知道郑国已然知其意图,以挫败其图谋。后者则是明白无误地对留驻郑国的秦军下了逐客令。

    以上所谈,可谓是基本的理解。然而我认为,在这一基本的理解基础上,值得再进一步思量。具体说,在教学中,可以进一步进行拓深,发掘出其中具有文化意蕴的内涵。

    这三段话语,我的思考有二:

    一是我国的先人,在使用语言交往时,遣词用语的得体。所谓得体,表现在所用词语能够准确地合乎自己的身份,能够准确地合乎言谈双方的关系,能够准确地传达出信息,并且切中要害。

    二是我国的先人,语言的表达,既能切中要害又极其重视礼仪。即使心中格外仇视、愤怒、耻辱,而用语和表述依然讲究保持礼节,充分体现出了语言表达委婉含蓄的特点。文中如“吾子取其麋鹿,以间敝邑,若何?”和“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等语,可谓明证。

    而这两点,我认为都与我们古代的文化有着紧密的关联。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儒家,儒家学说的重要思想之一,是严明社会等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求社会中的每个个人恪守自己的本位,而所谓“恪守”的具体表现,即是每个个人的行为举止、言语谈吐,必须切合个人的身份地位,不得檀越,也即必须合乎”礼”,否则即为失礼,失礼将会招致不满、非议甚至敌意、蔑视。

    再者,我国古代按职业划分人们的身份,较流行的是“士、农、工、商”一说。士在四业中居首,并在其后的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士人阶层。“士”的另一雅称是为“君子”,君子的品德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也是“礼”。君子当修身养性,彬彬有礼,含蓄内敛,喜怒不形于色,这成为后世中国士人阶层崇尚谨遵的重要品格,也成为数千年来中国文化一个悠久的传统特色。

    可见,对以上三位人物语言的分析,就可以引申出我国先秦时期文化中的士人礼仪、社会礼制、儒家思想以及伦理诸方面的大量内容。

    其次,例如该文中这样的描述:

    ……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莱驹为右。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殽,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遂墨以葬文公。晋于是始墨。

    这一段文字中,可以引申和介绍我国古代文化的也有多处。

    一是“子墨衰絰”。“墨”,黑色,作动词用,解释“染黑”,把原来是白色的丧服染黑。为什么要不嫌麻烦地染黑以遮去原来的白色呢?原因是因为白色不吉利。那么当时的中国先人为什么认为白色不吉利?这就和中国古时的阴阳五行学说有了关系,由水、火、金、木、土五行引申出的五方、五色,相互之间有着确定的关联,也有着确定的涵义。白色归西方,属金,名白虎,因而被认为主凶,不吉利。二是“梁弘御戎,莱驹为右”。一辆战车上应该乘有三人,梁弘驾驭马匹,只能居中。另一位战将莱驹在右面,那么左面是谁?是晋襄公。晋襄公是否可以居右面呢?不行的,古时以左为上,作为国君按礼节必然在左面。这一点,依然和阴阳五行学说有关联。第三,是“辛巳”,与之相联系的,则是中国传统的天干地支记年记日记时法,在此不再赘述。至于“晋于是始墨”,则可见出风俗的流变与产生。

    可见,古代名著存有文化内涵,而且存有大量的文化内涵。其中值得思量,就是说可以发掘的文化内容大有所在。如果说有差异的话,只是各篇作品所蕴涵内容的多少不同而已,限于篇幅,在此不作一一引述。

    因此,我认为联系选文阅读,并进一步引出对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的介绍,诠释,是能够而且显然大有益处的。大学语文课文中的这些古代名著,蕴涵着有大量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内容,是极好的媒介,为我们提供了可能;而对选文中中国古代文化作的介绍、诠释,对于增强大学语文这一门课程的人文教育效用,我认为定会大有益处。

    近年来,对《大学语文》这一课程众说纷纭,使得这一已有近百年历史的高校公共基础课程,似乎出现了被名之为“边缘化“的危机。我倒认为,关于这一课程来自各方面的折冲樽俎,反而说明了《大学语文》这一课程是有生命力的。首先,大多数意见和实践的归结点,在于对《大学语文》课程现状的忧虑,从而希图作出革新,然而并不是说要取消这一课程。较有代表性的是一些新选本的朝人文方向的趋变;以及学界对这门课程达成的一个基本共识:认为大学语文应该以传播人文思想为主,以增强大学生的人文素养为目的。其次,应该看到,在既没有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尚方宝剑”,也没有政治理论课的行政权威的情况下,近30年来,大学语文课在我国高校,从无到有逐渐成长并且普遍生存,这难道不是一个让人不容置疑而且应该振奋的事实。再次,担任该课程教学以及研究的教师和学者队伍,不断壮大,并且产生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教材和教学课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学语文课确已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只是,大学语文课程目前的教学现状,要能达到上述的学界共识这一目标,我以为还有不少的路要走。要能作到使这一课程真正为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健全和人格的成长、自立,起到良好而理想的效用,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做。如前所述,我认为对选文中文化内涵的发掘,进一步把我国古代文化向学生介绍、诠释,应当是这许多事情中能够做到而且大有益处的一项,也应当是达到这一目标切实可行的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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