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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瑜霞等:祛魅与返魅——关于大学语文教育现状的思考
【时间:2008/12/10 】 【来源:唐都学刊 2007年7月 】 【作者: 梁瑜霞1,叶辉2】 【已经浏览3716 次】

  摘 要:借用并沿着韦伯“祛魅”之说的思路,将“祛魅”之“魅”的理解从宗教性的权威拓展至感性化的魅力,并以此为方法论,分析大学语文教育的历史和现状。语文曾经有过漫长的唯我独尊的历史,但自20世纪以来,面对科技主义、实用功利主义、大众消费文化的多向度的联合“祛魅”,大学语文教育陷入多重“祛魅”的漩涡中,举步维艰,尤其是理工类院校及理工专业的大学语文教育几乎完全失去话语能力和话语权力,处境堪忧。大学语文“返魅”并救治其“失语症”的工作已刻不容缓。

    关键词:去魅;失语;大学语文教育;返魅


  自从马克思·韦伯(Max Webber)提出“世界的祛魅”(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这一著名论断以来,“祛魅”Disenchantment)这一概念已经逐渐在工具理性之维上扩展开来,以之解析现代文明的各个层面,人们都可获得一定程度的思考。韦伯所说的“祛魅”,本指对世界的一体化宗教性统治与解释的解体,它发生在西方国家从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的现代性转型(理性化)中。韦伯认为“祛魅”是西方社会理性化过程的核心内容。所谓“祛魅”,实际上就是运用科学的方法驱散笼罩于人类社会现象之上的神化或魔化的种种光环,意即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还原给人们一个逻辑的和经验的社会。

    可是,与此同时,人类社会为此也付出了代价。韦伯说,随着世界被一步步除魅,现代人不得不承受这样的现实:“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1](P48)

    与汉语合辙,英文enchantment一词本身具有“巫魅”和“魅力”两种含义,按此,disenchantment也应有“祛除巫魅”和“祛除魅力”二义。本文拟借用韦伯“祛魅”(Disenchantment)之说,沿着他的思路将“祛魅”之“魅”的理解从宗教性的权威拓展至感性化的魅力,并以此为方法论的原点,透视和分析我国理工类院校大学语文教育的历史和现状。

    一、文——唯我独尊的历史地位

    纵观我国几千年的教育史,一个明显的事实是,20世纪以前(在科学大规模地进入中国以前),“文”(语文、文学)一直是几千年间正规教育的“唯我独尊”的中心内容。以语文(声韵、训诂等“小学”)为基础,以文学为表现的“文”学,作为上层社会知识阶层的独享之物,被赋予了过多的意义和荣耀。稍微梳理一下汉语文化史,即可看出“文”被附魅的大致过程。早在春秋时期,《左传》中就记载了时人的“三不朽”之说,曰:“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2](襄公二十四年)至魏晋时期,曹丕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3](P60)更不仅将“言”、“经”等此前被尊崇的“文”的内容直接导向学术和文学作品——“文章”,更将“文章”拔高到空前的高度,赋予其可以经邦治世、旷代不朽的意义和魅力。科举制度的兴起,则将这一观念制度化,赋予其体制的保证。自此,人才的选拔依据便是其作文的能力。虽然这一制度发展到后来日益腐朽,将“文章”简单化为八股文,但无论是科举之初的考作诗写赋,还是之后的考策论八股,无论文体之上承载的是个人思想还是儒教理论,学习“文”(语文、文学)无疑成了通往上流社会的最主要最直接的通道,以至于人们劝习“文”时会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可见,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对“文”的附魅的成效是多么显著。

    二、语文走下神坛

    20世纪初,科学主义开始大规模影响中国,科举制度被废除,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不再单纯以“文”为主要依据和内容,这是现代中国对“文”的首次制度化的“祛魅”。

    不过,由于“文”在知识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除了被单列为独立学科之外,它还依然享有一部分公共教育的特殊地位。回顾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历史,可以得知1949年以前的大学,一般均设有为各专业共同修习的基础性语文类课程,其课程名称一般作“大一语文”。这类课程有的重在培养学生阅读和写作能力,如金陵大学:“除专修科外,所有各系的学生都必须读大量的公共必修课程。这些公共必修课程可分为如下几个系列:一是语文课程,计有大一语文两学期共六学分,高等中文作文一学期三学分……”;[4]有的则重在增强学生的的文史知识,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如西南联大:“联大的大一语文必修课,当时采用了轮流教学法。……记得教过我大一语文的老师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罗常培先生、王力先生等很多人”。[5](P116)应该说,这一阶段的大学语文,虽已在体制层面上被祛除类宗教的权威性之“魅”,但其自身的文化性的独特魅力依然熠熠闪耀,吸引着如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之流的文学、国学大师竞相执鞭,也令程千帆、杨振宁等当时受教的学生们受益匪浅,终身难忘。

    建国以后,中国大学虽有一定的变化,但《大学语文》课程作为公共课,建国初在各大学基本上依然都开设。然而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大学语文》课程却被取消,并从此中断了30年。30年中取代正常必要的人文教育的是机械刻板的阶级斗争论,以语文和文学为基本内容的民族文化一方面在技术层面上罹受歪曲和异化,另一方面在体制层面上被剥夺公共基础教育的地位,遭受了权威性和魅力性两层涵义的“祛魅”。这时期严重违反教育规律的做法导致的严重后果,今天人们已有足够的认识和反思,这里就不烦赘述了。

    “文革”结束之后,随着人们文化教育意识的拨乱反正,公共基础性的民族语文教育的不足被提上议事日程。在时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和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等有识之士的倡议下,20世纪80年代初,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数十所大学率先重新开设《大学语文》课程。后经教育领导部门批准,全国高校均开始开设该课程,《大学语文》课程恢复了公共基础教育的地位。

    三、多向度的联合祛魅

    然而,令人忧心的是,时至今日,《大学语文》教育,尤其是占全国高校多数的理工类院校的《大学语文》教育已濒临危境。作为民族文化基础性教育的大学语文教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多向度的祛魅,并在科技主义、实用主义、大众消费文化所主控的众声喧哗的话语空间中丧失了话语权,在失语的状态中对自己所遭受的日益严重的边缘化徒唤奈何。

    使理工类院校《大学语文》教育陷于失语困境的头号势力是主控了高校从行政到学术方方面面的科技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大学语文》学科的思想基础是人文主义,它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与科技主义本有着巨大的差别,可是,身处理工类院校,行政方面由信奉科技主义的领导者管理,从事《大学语文》教学者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舍弃自己的人文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转而在科技主义的话语场中仰人鼻息、拾人牙慧。一面在以科技主义为指导而产生的行政指令的丛林和考评体系的山岳中疲于奔命。(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应对“量化”。量化,这个科技主义实证方法论的重要元素,用来考虑人文,尤其是以自由随意为特点的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的工作,多少有点为之“穿小鞋”的意味)。一面摭拾和模仿那些看似严谨、科学的理论性语言来勉力从事自己颇为感性化的教育和研究。可想而知,操持非我之器时,《大学语文》教育工作者必然显得力不从心,左支右绌。无论在科研还是在教学方面,当《大学语文》教师舍弃了属于自己学科的思维和话语方式,而去模仿和借用科技主义的思维和话语方式时,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话语能力的丧失和由此导致的对自身存在意义的祛魅。从科研方面来看,《大学语文》教师要以论文和学术著作的形式完成科研任务,就不得不模仿自然科学的传统和方法来对语言文学现象作出因果性说明,从而使语言文学成为精密的、实证的科学。然而语言,尤其是文学现象时常并不受因果规律的支配,因而用以实证主义为方法论基石的科技主义的研究方法来研究重感性、模糊化的语言和文学现象,就像用筷子喝汤一样,难有所得。从教学方面来看,教师授课时所引进和模仿的知识化、概念化、精确化的教学观念和方法,也与该学科自身特点具有不兼容性,这是该课程教师在为自己的学科祛魅,而这种祛魅是抹除该课程自身的引人入胜的魅力,结果是使该课程既不能如其他理工类课程一样提供丰富的定量化的知识,又难以以移情为手段影响学生的心智。

    这些情况造成的后果是《大学语文》教师在理工类院校考评体系中大尴其尬,随之愈来愈边缘化。于是我们看到,在理工类院校,科研方面,《大学语文》教师于申报课题一般是无缘置喙的,《大学语文》申报精品课程也几乎是不可能的。继而,《大学语文》课程逐渐边缘化,由开设之初的必修课降为选修课更降到逐步被取消,即使仍在开设的院校,其学时学分也被一减再减。以笔者所在之高校为例,2003年修订的人才培养计划体系中,《大学语文》课程是全校必修课,而2006年全校人才培养计划修订之后,变为由各院系自行选择是否开设,一个显见的事实是:选择开设该课程的院系和专业越来越少,除少之又少的有专升本任务的文史类专科,出于应考的需要,该课程已濒于彻底停开之危境。而从事该课程教学的教师因为长期以来受不到应有的重视,课程被边缘化的同时,教师也处于制度和学科双重的边缘化地位,所以对学校课程设置没有话语权,无力也无心置喙,因此对语文教育的危亡也只能在失语状态中或痛心疾首,或无可奈何,或置若罔闻。这,就是大学语文教育的现状之一。

    来自体制方面的祛魅造成的《大学语文》的失语,还能寄希望于改变体制来恢复,而来自实用主义和大众消费文化方面的祛魅则更令人忧心。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大学从象牙塔向知识技能的培训场方向发展的趋势愈来愈明显,大学生也在“去精英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对大众消费文化的接受已强过对经典高雅文化的接受。当他们有权选择课程时,他们判断的出发点有两点:一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判断课程是否“有用”,而这个“有用”更多的是为将来的职业和生存考虑;二是是否轻松或迎合他们的趣味。于是,当《大学语文》降而为选修课和其他实用的传授知识技能型的课程一起供学生选择时,学生大多不会选择这门“无用”(在求职就业过程中很难看到明显功用)的课程。即使学生被限定一定要在人文类课程中选修,他们也会去选修应用文写作之类更实用一些的课程,或选修一些诗词欣赏一类的轻松的课程。还在选修《大学语文》课程的学生,也难以对经典文化保持太大的兴趣,他们会以“趣味性”来要求教师引入更多文本之外的内容。例如在讲柳永词时,学生会对柳永的浮浪生涯表示极大兴趣,而对其词作本身却懒得理解。教师为迎合学生,一则变《大学语文》为实用的写作课程,一则在课堂内容中以趣味性知识驱逐文本内容。《大学语文》在实用主义和大众消费文化的冲击下,被进一步祛魅,而这种祛魅,祛除的是该课程自身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这使其面对学生,再次失语,这次失语从根本上讲乃是本民族语言文化的内在事件,它的核心是存在诗性即意义的失落。

    早在1907年,在科学之风大举吹向中国之初,鲁迅先生就曾高瞻远瞩地明确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就是科学的提倡,必须顾及“致人性之全”:“盖使举世唯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6](P57)一百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今天中国大学的由于置鲁迅先生的警告于不顾,偏执地实行科技主义,致使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普遍下滑:“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唯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长此以往,不久的将来,整个中国将真的陷入鲁迅先生所预警的那种困境:“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已停,于是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

    四、如何为大学语文教育“返魅”

    首先应从观念上返魅。目前的高教体制中,分科的做法使得理工科大学生在高二年级就从制度上割断了与母语文化的内在的血肉联系。而17岁到22岁正是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无论如何,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和教育工作者都应当把大学语文教育放到人文素质教育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在价值多元选择的今天,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应当成为大学生必选的一维。

    其次应从体制上为《大学语文》进行一定的返魅。即从制度上规定该课程为公共必修课,若有可能,采取设立强制性统一考试的方式(如《大学英语》课程的CET考试)敦促学生学习。令人欣喜的事,据中国教育新闻网2007年5月11日新闻:去年9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去年年底,教育部高教司在湖南召开会议,一些专家提出了高校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的建议,目前已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开大学纷纷响应,把语文课列为必修必选课。[7]

    再次从教材建设上进行“返魅”。据报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馆藏大学语文教材达到1402种,用于现在大学语文教学的教材在100种以上。[8]扭转大学语文的“边缘”地位,使大学语文从根本上返魅,就得下大力气解决教材问题。

    最后的关键是师资队伍建设上进行返魅。必须建设一支稳定的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从事《大学语文》教育的教师应狠练内功,坚守人文教育的本质和底限,以高雅文化、经典文本、高尚情操对抗大众消费文化、实用功利主义等对该课程的祛魅。同时,从话语方式和考评体系上给予该课程的教学和研究以充分的自主权,不再要求人文教育和科研模仿科技主义的话语方式,为该课程的教学和科研设立更科学的考评体系。

    综上所述,目前的大学语文教育面临着“祛魅”和“返魅”的双重对峙,理工科大学和理工科专业的这种对峙更加尖锐。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和反省。大学语文教育的返魅,不仅是大学语文教师的事,它理应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因为它牵涉到民族语言文化的弘扬和薪火传承。令人欣喜的是,目前关于大学语文话题的讨论,已经让我们感到:从观念和制度上为大学语文返魅的春风已经在神州大地上悄然吹起,大学语文在高校的“复兴”和“返魅”正走在回归的大路上。


    [参考文献]

    [1] [德]马克思·韦伯.以学术为业[A].学术与政治[C].北京:三联书店,1998.
    [2] 孔颖达.春秋左传集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3] 曹丕.典论·论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 程千帆,陶芸.三十年代金大文学院的课程结构及其它[J].高教研究与探索, 1988(2).
    [5] 宁平治,唐贤民,张庆华.杨振宁演讲集[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
    [6] 鲁迅.文化偏执论[A].鲁迅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7] 王庆环,王晓玉.教育界专家建议开设语文课 高校纷纷响应[N].光明日报,2007-05-11.
    [8] 徐维彬,杨晨光.大学语文不能走中学语文的路子,也不宜讲成一般文学鉴赏或者文化史[N].中国教育报,2007

    [责任编辑 兰一斐]

    作者简介:梁瑜霞(1964-),女,河南西峡人,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叶辉(1973-),女,陕西西安人,上海海事大学汉语言文学中心讲师,浙江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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