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教材之争,最后必然是质量之争,而非手段之争,任何一家准备在此有所投入的机构来讲,都得预先明了这个不争的严峻现实。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2007年1月开始,《大学语文》成为南开大学本科生的公共必修课,此前,南开大学只将语文列为理科生的必修科目,对文科生不作硬性规定。
2007年3月,新学期开始,江西理工大学规定,全校理工科学生都须选修《大学语文》课程才能获准毕业,此前,该校只将语文列为理科生的任选科目,而对学生是否选修则不作硬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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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去年年底,教育部高教司在湖南召开会议,建议高校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大学语文》回归大学,这一新闻让不少出版人心中又是一阵新的扑腾儿。一时间,《大学语文》教材市场硝烟弥漫,争战四起。但是,教材开发远看上去很美;真实接触,想说爱你却很不容易。奈何奈何!
首先,《大学语文》教材之争,首先是优势教育资源、强势经济资源之间的竞争。
优势的教育资源主要是指本学科的学术权威与他们主持编写的教材。这些教材因为历史形成的原因或者后起强势出版机构的介入,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新一轮的战国时代。雄厚的资金、权威的学术导向,多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教材体系,使他们成为这一轮教材竞争的领头羊。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也赋予了不同出版机构相同的竞争权力,吸引了原来未在此领域有投入的一些强势机构高调介入。不可讳言的是,不同的竞争参与者各有各的劣势与优势,主动参与竞争者,无论其出发点与预期的结局有多大的相合,都会促进教材事业的发展。
在全国高校正在使用的四百多种《大学语文》教材当中,华东师大社出版的,由徐中玉先生任名誉主编和《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华东师大教授齐森华主编的各种版本的《大学语文》是当之无愧的领头羊,每年用量达几十万册,约占市场的1/4强;南京大学社出版的、由东南大学王步高教授主编的《大学语文》,高等教育社出版的、南开大学教授陈洪主编的《大学语文》紧随其后;由广西师范大社出版的、夏中义主编的《大学人文读本》和北京大学社出版的《大学新语文》,外研社出版的《新编大学语文》和苏教社出版的《高等语文》也均有一定的销售份额,其余版本在市场上则缺少竞争力。因此,新进入者必须在新的视角下来重新研究市场需要,只有拿出更为可行的编写方案、更新的制作形式、更好的推销手段才有可能分得这个市场的一杯羹。
其次,《大学语文》教材之争,更在于教材编写理念和教育价值观的体现。
理性地讲,相对于幅员辽阔、人口广大的中国来讲,应当允许《大学语文》课程有其充分的市场竞争和春花秋月各自不同的表现。简言之,相对于我们这个拥有重点大学、一般大学、专科院校、中等专业院校(职业技术学院)同时还有理工农医商等诸多专业分工的庞大高等教育体系来说,简单地号召高校开设《大学语文》课,政府职能似乎也就到此为止了。在接下来的具体实施中,因为院校不同、地区不同、师资不同、专业不同、学生不同甚至还有民族不同等等,使用什么样的《大学语文》教材,还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商榷,因此,这里面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关于一个教材编写理念和教育价值观的争锋了。
笔者认为,比较科学可行的办法是,政府方面应有一个宏观的计划和号召,提出一个教学大纲作为总的指导,说明大学语文课程的意义和目的,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由各省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学校来落实。各高校可以根据教学规律来自行选择教材,如果本校师资力量雄厚、学生也有一定的数量同时还有一些专业方面的特殊考虑,那么,可以允许高校自行开发本校教材。毕竟,对于大学生,我们如果还只是从最初级的意义上来传授字词句段篇章甚至归纳文章中心思想什么的,就太小儿科了。我们应通过《大学语文》课程对大学生多进行一些人文教育,更多地开展一些为人处世、立身建功方面的教育,这将十分有益于大学生的思想成长。如果说高校的德育课主要是从政治思想方面引导的话,那么,人文意义比较浓厚的《大学语文》课则可以形象、素养方面的培养为主。
另一方面,无论何等高深的思想教育课程,最后都要落实在具体的材料之中,一个不出地区的高校毕业生如果不了解本地区历史上的名人,一个不出省的大学生如果不了解本省区历史上的人文景观,一定意义上应被视为教育的失败。所以,笔者以为在《大学语文》教材里还应融入相应的人文教育内容或者乡土教育材料,让每个学生在成年之际就懂得自己身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之处,作为一个特定乡土之后代的骄傲所在——只有“把根留住”,才是教育的成功。因此,对当今那些物质时代的新新人类,在教给他们生活技能与谋生技巧的同时,把思想教育这个关乎“根底”的内容贯通进去,应该是《大学语文》人文教育内容要重点考虑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学语文》中的人文教育应当体现国家特色、省区特色甚至民族地区的特色,而据此来编排适合各自省区的教材,也应当视为有效的通行的做法。
华东师大社和外研社出版的《新编大学语文》、广西师大社出版的《大学人文读本》和北京大学社出版的《大学新语文》,均打出了鲜明的“人文教育”牌,而且近几年这些教材的修订方向也都在往“人文性”上靠,因此,在开发那些具有地方特色的、适应特殊专业院校需要的《大学语文》教材时,也必须对这个问题予以高度关注。
教育部的理想与教学现实的对接
教育部倾向性的意见,包括更多《大学语文》教材研究专家共同的看法是,《大学语文》的课程和教材更应该让学生掌握自己的母语,“能准确理解你所阅读的东西,流畅表达你所想表达的东西”。应当说,教育部的要求并不高,但务实地讲,除了一些全国性的一流大学,除了一些办在各省区有全国性影响的百年老大学,除了生源是全国性的且来自各省区重点文科学校的优秀学生之外,能达到这个基本的要求学生并不是太多。对于上述各学校之外更广大的学生群体,为了达到此目标,自然还应有相应的次一级要求的《大学语文》教材。这部分教材,显然可以是地方出版机构的切入重点。比如有的中医院校,他们希望学生能加强医学古文方面的训练;有的科技类职业专科学校,他们要求学生能熟练地掌握科技应用文写作。针对这些院校的特殊需要,地方出版机构应大力投入,做出自己的努力,把适合地方使用的教材统一整合,变各自为战为有序一致,在工具性的努力之外,尽量地融入人文教育的内容,以此来提升此类院校学生的思想境界和人文修养。
营销:服务要到位,市场要细分
不可否认,来自教育部对大学语文课程的指导性意见,必将全方位地影响着编印发用不同的环节。商机存在之处,就有教育理念教材开发和教材营销全方位的竞争出现。战国争雄,势不可免。面对这个庞大的市场,各级各类出版机构应妥善应对;各级各类院校要务实地反思;不同层级水平的教师要再次琢磨《大学语文》的课应该怎么教。通过这么一个纵横比较、上下对照、左右看齐的磨合过程,不同的院校才能制定出合适的教学纲要,不同的出版机构才能找到相应的市场。
或许,在某一个时期,我们会看到不正当的商业竞争,也会看到滥竽充数式的教材,但逐鹿中原,必定有利于提升全社会对大学语文教育思考的深度,肯定也会有益于我国人文教育的推进,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目标可以相对一致化,方法手段允许多样化,市场与学生的反应,最终都会反馈到教材的出版与编写方面,在这个信息高度透明的时代,“水货教材”通过不正当竞争得利的事情,只会是过眼烟云。《大学语文》教材之争,最后必然是质量之争,而非手段之争,任何一家准备在此有所投入的机构来讲,都得预先明了这个不争的严峻现实。
总之,分门别类、层次分明,这应当是新版《大学语文》教材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目标设定,考核量化,为教学一线设计,包涵教学目标、教学活动各个环节导入的教材”——虽然看上去很美,但不必过于拘泥,否则,我们拿出来的,怕就是另一个新版本的高中语文教材了。 《大学语文》教材应能涵盖中国历史、中国思想、中国艺术和文明,起到文化传承和人格培养的作用。面向全体大学生的《大学语文》教材,在选文方面就应特别强调传播人文精神、凸显人文理性,使大学生能在古今中外人文经典的熏陶下,讲气节,明廉耻,重道德,懂事理,爱艺术,建立健全的人格,成为一个大写的“人”。再进一步,才是根据不同专业的需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水平学生的要求而为择业服务,突出应用性、实用性和工具性,在相关章节的设置上,加大份量与考评的力度。相应地,因为一些职业技术专科院校的师资不足,除了加大提升教师素养的力度外,别无他法。毕竟大学就应当是有“大师”的学校,徒有高楼广院的“戴帽大学”,只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戴帽高中”的翻版。——这,已经成为另一个话题,属于教育部主管的大学考评的范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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