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课程作为面向文(汉语言文学专业除外)、理、工、农、医、财经、政法、外语、艺术、教育等各类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素质教育课程,课程设置的目的是培养学生汉语语言文学方面的阅读、欣赏、理解和表达能力。以此为纲,近十年来的大学语文教材多有创新,而且在创新中逐渐形成了一些与社会文化相适应的新观念。对这些观念的梳理,有助于实践和完善国家对于大学语文的目标设置,有助于人才的合理培养。
一
近10年来,随着大学语文课程在我国高校学科课程体系中地位的不断提升,其教材建设也卓有成效。不仅出版数量甚多,而且不断推陈出新。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高等院校使用的大学语文教材约有400多个品种,加上各类相关图书,品种不下1000种。其中,徐中玉、齐森华主编的《大学语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吴跃东、王传鸯、郭圣言主编的《大学语文新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郜忠武、杨西江、陈春香主编的《大学语文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王步高、丁帆主编的《大学语文》(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彭光芒主编的《大学国文》(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温儒敏主编的《高等语文》(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陈洪主编的《大学语文》(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丁帆主编的《新编大学语文》(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夏中义主编的《大学新语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张新颖主编的《大学语文实验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钱理群、李庆西、郜元宝主编的《大学文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周金声、江少川主编的《大学人文语文》(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温儒敏等主编的《中国语文》(重庆出版社,2007)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大学语文教材。
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到2005年发行量达到了1700万册,在大学语文教材中享有盛誉。这部教材既不以文学史知识为线索,也不以写作知识为重心,而以经反复筛选的古今短小动人的精美文章为实体,力求用选文的典范性来达到提高文化素质的主要目的,以选文的丰富性取得思想启迪、道德熏陶、文学修养、审美陶冶、写作借鉴等多方面的综合效应。据教育部全国高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2006年8月的一项调查数据表明,在目前全国一百多所高校使用的大学语文教材当中,由徐中玉、齐森华主编的各种版本的《大学语文》约占市场的30%;南开大学教授陈洪主编的《大学语文》、南京大学教授丁帆主编的《新编大学语文》、东南大学教授王步高主编的《大学语文》、北京大学教授温儒敏主编的《高等语文》等5种教材占市场份额的15%,其余55%为其他品牌的教材。
二
大学语文教材在体例上模式[1]很多,最主要的有以下五种:
1、“主题·文选”模式。以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为代表,体例上强调以主题为线索,较为全面地介绍中国语言文学的知识、理论与方法。
2、“专题·文选”模式。以温儒敏主编的《高等语文》、夏中义主编的《大学新语文》和周金声主编的《大学人文语文》为代表,体例上侧重以不同专题来编排文选的结构,较之第一类模式更为细致,从不同角度增强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
3、“作家·文选”模式。以钱理群主编的《大学文学》教材为代表,体例上完全突显个人化的语文主张,以文学替代语文,创新性极强。
4、“文史·文选”模式。以王步高主编的《大学语文》和彭光芒主编的《大学国文》为代表,体例上打通文史,回归传统。
5、“对象类型·文选”模式。以温儒敏主编的《中国语文》为代表,体例上根据学生、学校、专业等对象类型来确定文选,因材设教,适应性广,选文难度较大。
从这些模式中,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讨论大学语文教材的差异。这种差异,与其说是模式之异,倒不如说是观念之异。这些模式的共有项“文选”,其实就是最大的差异。选什么,如何选,在不同的模式上受到模式类型的影响。除此之外,还受到主编者的观念影响。在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要求中,大学语文被设定了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与其它人文学科的课程比较起来,大学语文被特别地强化了人文素质教育的意义,这可能与理工类院校的某种办学理念有一定的关系。他们希望在学校的理工背景下开设一门综合性人文课程,以此来实现培养人才全面发展的教学目标。因此,“主题·文选”模式和“专题·文选”模式,也就成为大学语文教材具有主导性的教材模式,这两种模式以形式灵活、内容厚重,可以比较好地引导学生学习,激发学习兴趣的同时,达到较为全面的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要求。
五类模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演化关系。前者是基础,余四者为发展和创新。五者之演进,也折射出大学语文观念的急剧变革。
就“主题·文选”模式而言,秉承了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思想的普及化观念,以精选、简编的方式将中国语言文学的文学、语言、文字等专业的主要知识融于一体,相当于中国语言文学的专业概述,只不过更强调文选而已。因此,这种观念是中文学科面向其它学科的通识性理想,中文学科的传统优越感寓含其间,这与中国人文传统的正宗密不可分。这两种模式在我国高等教育的传统体制内有着良好的适应性。
就“专题·文选”、“作家·文选”、“文史·文选”和“对象类型·文选”四大模式而言,浸润了近十余年来中国人文主义思潮的雨露,铭刻了当代华人对传统文化的回归愿望,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新知,在个性化、多元化的观念下对大学语文教材的重组与创新。这种探索,对于当代世界的多元化取向和全球化思维,对于受过教育思想创新影响的大学生,有着十分积极的引导作用。人文观念已渗透到语文观念之中,甚至语文观念面临被人文、文学、文史等观念所分解。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夏中义主编的《大学人文》及其后的《大学新语文》,两部教材在近几年的大学语文观念的变革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夏中义主持的大学语文教学改革有一个明确的宗旨,就是“倡导人文通识教育,阐释人类普世价值”。非常鲜明地将人文观念融入到语文观念之中,他在《大学新语文·序》中解题:“《新语文》‘新’在哪里?与时下流行二十余年的同类教材相比,《新语文》首先‘新’在它凸现价值性,冲淡知识性,舍弃工具性,所以它不附中华朝代年表、古汉语语法及诗词格律简介,而是更关切如何让课本在本土语境,对净化且优化大学生精神素质之神圣天职,能有所担当。”这个题解,更为简约地将“价值性”作为教材的特色,在大学人文精神的宏大命题中,把大学语文纳入了新的使命之中。这个使命,以前也有,但从未有如现在那样充分和激越,以至于有改旗易帜的偏颇。
从此,大学语文教材基于第一种模式的改编,就一步步迈向更广大的理想之中去,人文也好,文史也好,文学也好,类型也好,只要编著者有足够的信心与观念作支撑,大学语文就可以在不断扩大的领域里被讲授和传播,有些尽管已经超出了它力所能及的范畴,但毕竟是在拓展与创新,远没有定型的学科有待热情满怀的学者们大刀阔斧的改革。
2006年10月4日至5日,教育部主办的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在湖南文理学院召开。会议总结了大学语文教学改革工作,研讨了新形势下高等学校进一步深化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思路和措施,并针对大学语文教育在课程定位、教材建设、师资培训等方面的重点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教育部高等学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形成了会议《纪要》。《纪要》在三个方面提出了大学语文课程发展的思路:(一)强化母语意识,提高对大学语文重要性的认识。(二)坚持科学发展观,深化大学语文教学改革。(三)积极争取教育部指导与政策支持,确保大学语文教学改革顺利进行。同时,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还提出了具体性意见,将在重视大学语文作为素质教育核心课程的基础上,加强对大学语文课程的认识;建议各个高校把大学语文教学改革作为重头,确定为必修课,进一步深化素质教育;规范大学语文教材[2]。在大学语文课程改革不断深入、大学语文教材不断出新的背景下,国家组织的大学语文教学研讨会显得意味深长。就教材的使用与规范上,可能是未来大学语文教材编写与出版的基本方向。无论大学语文的观念如何变革,大学语文教材的变革与拓新都必将遵循一定的内在规律。
参考文献:
[1]彭书雄.近十年中国高校语文教育改革简述[J]中国大学教学.2007.3
[2]佘丹清.张曦微.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纪要[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6.6
谢荣娥,湖北长江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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