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高校基础公共必修课，大学语文正日益被边缘化，面临尴尬的境地，迫切需要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我们希望通过改革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模式和教材教法，探索大学语文教学的祈途径，建立大学语文课程独立的价值体系与标准，努力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实现教育的终极意义，使受教育者得到充分、全面的发展。本文是我们长期教学探索与实脸的总结，首先介绍了大学语文在中国大学开设的历史情况，探讨了大学语文的课程性质与地位、开设大学语文课程的意义等。
关键词:大学语文;课程改革;思考;人文精神
大学语文作为高校基础公共课程，既缺乏政治思想课的权威性，也没有外语四六级考试那样的“尚方宝剑”，正面临着尴尬的境地。高校教学体制中的某些不合理因素更让一些优秀教师纷纷远离大学语文的讲台。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学生对中文的驾驭能力、对文学的品鉴水平却不容乐观。随着高校课程改革的推行、各类人文课的兴起，“大学语文”的未来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1]。
1、大学语文课程开设的历史回顾
大学语文课程的开设几乎与我国现代大学的设立同步。进人20世纪，随着西风东渐，世界向中国展现了蓬勃的生机，国人的思想更加活跃，社会与民族危机意识日益增强，国家开始全面引人西方大学的办学与教育模式，试图通过发展现代教育来启迪民众、强壮民族、拯救国家，人们对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化启蒙、制度创新、人文精神、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等的作用以及其中复杂的关系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迫切要求大学教育注重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培育，这样，从20年代到50年代初期，大学非中文专业普遍开设了基础公共必修课“大一国文”;5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接受前苏联的教育模式，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专业调整，文理分家，将文科与理科、工科、医科、农科、法律、经贸等各自分开，加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大学语文课程在高校讲坛被迫长期中断;新时期以来的20多年，随着重开高考和众多知名学者的呼吁、倡导，高校恢复开设了大学语文课程，并逐渐蔚然成风。新时期的大学语文教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到80年代中期，这是大学语文课程开设的兴盛时期，1980年成立的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对大学语文教育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二是从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这是大学语文教育的停滞期，受社会转型时期功利化和实用主义观念的影响，许多学校中断了这门课程;三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直至当今，这是大学语文课程的全面复兴时期，伴随着全社会对素质教育、人文精神的重视，特别是近年来高校课程改革的推进，大学语文课程重新引起教育界的高度关注，许多学校尤其是一些理工农医类院校都将大学语文规定为学生的必修课程。国家在全国实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之后，大学语文课程也被列为大学本、专科各类自学考试必考的公共课程之一，并最终实行了全国统考。这些，都一再显示出大学语文课程在国人心目中日益增强的地位。同样，日益变化、发展的大学语文教学也向承担教学的每一位教师提出了更加严竣的挑战。
2 大学语文课程的性质与地位
关于语文课程的性质与地位问题，20世纪、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争论得非常激烈，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概括而言，存在三种代表性的认识，即工具论、人文论、工具和人文结合论。工具论强调语文学习的知识性与实用性，重在语言文字的学习及其运用能力的培养;人文论强调语文学习的文学性，重在文学鉴赏与人文精神、文化传统的陶冶;工具和人文结合论兼具二者之特性，将语言文字与文学文化融为一体，重在文学文化、精神修养、素质审美等等的习染。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性质与定位问题，又使同类问题的争论更加热烈。目前，主要的认识依然没有突破以上三论，代表性的观点归纳起来有四种，即补课说、品位说、人文说和高等语文说。补课说源于传统的定位，其历史几乎与中国大学的产生、发展相一致。20世纪30、40年代，国内大学就设置了《大学国文选》课程;建国初期，大学继续开设该类课程，称“大一国文”;文革期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大学语文课程在大学的课堂上一度中断;高考恢复后，有感于大学生语文底子的薄弱，国内一批名家硕儒如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时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等人大声呼吁给大学生补课，倡导在非中文专业加开大学语文课程，其水平仅比高中稍微高一点，起点较低，目的有四点:提高大学生汉语水平和运用能力;传承传统文化精髓;提升精神文明;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影响世界。品位说是随着教育水平和高考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提出来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学语文课程渐渐不能满足大学生求知的渴望，他们讥笑大学语文为“高四语文”，人们开始寻求给大学语文重新定位，要增强其学术含量，提高课程的品位，提高学生的学术研究水平，南京大学的王步高、丁帆就此还编辑、出版了相应的大学语文教材。人文说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全社会对社会发展的反思、呼唤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人们愈加意识到当代社会发展、人的发展的畸形化，认识到人文精神对于一个社会、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意义，大学教育亦开始强调人文精神的培养，以夏中义等人为代表，大张旗鼓地提倡利用大学语文课程开展人文教育，并编辑、出版了《大学人文读本》;高等语文说产生于新世纪，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为代表，主张增强大学生的语文能力、文学艺术的兴趣与鉴赏水平，提高大学语文的学术品位。由温儒敏主编，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一批高校的一些著名学者辅助，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等语文》一登场就表现出强有力的气势，在编写内容、体例、教材模式等方面锐意革新，欲一统全国大学语文教学与教材使用混乱不堪的状态。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大学语文的课程性质呢?如何给大学语文课程以恰当的定位呢?大学语文究竟应该教给学生什么呢?我们提倡语文课程的综合认识观。
学习语文，重在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作为一门基础课程，语文既具有传授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工具特性，又囊括了人文科学的多重内容，聚会了能力训练、思想启迪、道德教化、精神培育、心理历炼、情感升华、美感熏陶、形象感化、思维开拓的功能和意义。而大学语文课程是在中小学语文课程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应该充分体现时代的要求，体现素质教育的创新精神，切合大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追求文理渗透和人的全面、充分发展。由此，我们认为，应该从大语文的角度看待大学语文课程及其教与学，语文课程的外延应该与生活的外延重叠。应努力用全人类的文明成果来教育、熏陶学生，加强人文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使受教育者一朝学习，终生受益。总括而言，学习大学语文课程能进一步积累、巩固大学生的语言、文字、文学、文化等基本知识，提高相关的应用能力;能进一步培养与提高大学生的文学兴趣、文学鉴赏与审美能力;能丰富、发展大学生的思想、情感，优化、提高他们的生活情趣和格调;能培育大学生的人文精神，使他们关注社会、人生、人性、人类、生命、自然等等，去思考人生的目的、意义，去领悟并汲取人的本质力量，如善良、忠诚、正直、信义，学会与人共处，学会审美判断，敬畏并尊重生命，勇于开拓，不断进取，一句话，去追求人的完美化。
3 大学语文课程开设的意义
3.1 就大学生实际语文素养来看，加强大学生的语文素养刻不容缓
对于当代大学生语文基本素质之差，有人特地撰写了一则对联加以讽刺:“无错不成文，别字错字自选字，字字触目惊心;有读方为篇，病句错句破残句，句句不堪人耳。”横批是:“大学生爬格子”。而对于研究生则有“人象研究生，文象中学生，字象小学生”。一时引为笑谈。《新民晚报》2004年11月8日刊载了一篇记者文章，对重庆某大学新闻专业本科生招聘进人报社后所写的一篇新闻稿大发感慨。该生的新闻稿仅有短短的278个字，竟然出现了十多处毛病。类似的情形在在校大学生中也非常普遍。湖北大学的一位教师说，“我曾经要求学生写一篇千字文章，不得出现错别字或语句不通顺的情况，结果，95%的学生做不到”;“有的学生连假条都写不明白。”[1] 跨过高考门槛后的大学生，普遍存在语文基本技能差、人文素质低、情感贫乏、眼界狭隘、情趣失落、品位低下、功利熏心、心理障碍重重、缺乏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问题日益突出。“9·11”事件发生的时候，许多学生直呼“炸得好”;清华高材生刘海洋为了“实验”而将硫酸泼到无辜的狗熊嘴中;云大学生马加爵为图自尊、泄私愤一连杀了自己的四个同学等等，这些令人发指、使人睦目结舌的事件，不能不引发全国性的教育、社会大反思。一些学者和大学语文教学一线教师表示，语文学习、语文素养的培育需要不断积累，是一个渐进的、连贯的过程，甚至要贯穿人的一生。大学时代加强语文的学习，理所当然。
3.2 就素质教育的时代要求来看，学习大学语文、加强人文精神培养是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是科教兴国的期盼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关系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大事”。这给当代中国的教育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教育的意义重大，“教育在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中起基础性作用”，“教育是对未来的一种关键投资”，“教育—财富蕴藏其中”[2]。而传统的教育已经远远不能胜任现代化的要求，由此，素质教育应运而生。今天，各级各类教育改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素质教育正逐渐深人人心，全面推进中小学的素质教育已成为历史的必然。高等学校也明确规定:“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语文教育首先应该顺应时代的要求，积极改革教学方式方法，改变教学观念和评价标准，为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精神境界、重塑民族的心性和灵魂而努力。现在，不少的大学都要求学生选修人文学科课程，甚至要求学习自然科学的研究生学习、背诵《老子》、《论语》等等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经典著作，就是充分重视与肯定人文精神的具体表现。在这一方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著名高校都已经或正在作有益的尝试。
3.3 就社会文明的进步性来看，学习大学语文，培养人文精神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人类对人文精神的崇尚由来已久;一个多世纪以来，这种崇尚更加急迫而广泛，因为现代社会人类文明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作为万物灵长的人，既是自然、生物性的存在，更是社会性、精神性的存在;人以物质的、生理的满足和精神的、意义的满足作为生命追求的完整意蕴。因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进步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但进人现代社会以来，人类的这两种文明严重失衡，全世界都面临一个共同的优患与危机: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追求压倒一切，而精神的、文化的、情感的追求却被忽略、被冷落、被排斥[3]。
而今日中国，虽然社会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也暴露出转型时期人文生态恶化的种种劣迹:法纪松弛，吏治腐败，黄毒泛滥，邪教抬头，暴力和恐怖蔓延，封建迷信回潮，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理想式微，道德沦丧，精神萎靡，心灵空虚，感情冷漠，价值观念扭曲、价值判断失衡，教育滞后，文化商品化庸俗化，环境恶化……诸如此类的问题，已给改革和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也给我国各类学校教育带来日甚一日的冲击。如何摆脱危机，已引起国人的重视和深思，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人文精神大讨论就是很好的明证。也正是因为这样，许多有良知的学者深表优患，纷纷大声疾呼:“进步再也不能以技术和生活的物质标准来衡量了。如果在道德、美学、政治、环境等方面日趋堕落的社会，则不能认为是一个进步的社会，不论它多么富有和具有高超的技术”[4]。
而教育应该力避这种矛盾，使受教育者在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两方面都得到升华，最终成为全面发展的完美的人。19世纪的席勒认为人的畸形发展是个社会陷阱。1948年，梁思成先生在清华演讲，题为“半个人的时代”，明确提出，文理教育分家会导致人的片面化。1965年，马尔库塞在其著作《单维人》中也阐明了类似的观点。北大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在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坦言，他对目前的中国教育有两点希望，第一是切切实实的增加教育经费，第二是重视大、中、小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的徐葆耕教授也指出，近代科学与技术强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和人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科技与人文的分离。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使人变成了商品，更加剧了这种对立。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的商品化现象日益加重。目前，我们不可能实现马克思提出的人的全面发展目标，但如在培养人这个问题上鼠目寸光，就会加剧这种分离与对立，使我们教育出来的人更加畸形。
3.4 就文化传承和亲合来看，大学语文课程责无旁贷，理应承担起这一重任
为期两天的首届“中国人文教育高层论坛”2004年11月11日在东南大学落幕，与会的海内外100多名专家学者向社会提出了一个令人揪心的问题:“传统文盲”正重返大学校园。所谓“传统文盲”，是与“现代文盲”相对应的。打不开电脑，不会上网，不会讲英语，被称为现代文盲。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普及，目前，大学生中现代文盲越来越少，然而缺乏人文素质，不懂中外传统文化和文史知识，不能正确读写文章的“传统文盲”却越来越多[5]。
文化是文明社会的精髓，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其文明生生不息的脉搏，是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精神与心灵支撑并区别于其他族类的标志。未来世界的竟争最终将决定于民族文化的价值与其生命力。一个民族可以有暂时的衰落、低潮，但其文化之流不能阻断，更不能干涸;其文化故园不能枯萎，更不能荒芜。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灿烂文明史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是我们整个民族、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源泉、生命之根。在当今现代化与全球化激荡澎湃的时代，这样的文化认同与文化传承意义尤为重要，它能使我们充满自信、毫无愧色地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并一如既往地为全人类的文化发展、文明进步而不懈奋斗。当初，开设大学语文课程的目的之一正在于“传承传统文化精髓”，向世界输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以此影响世界。在这一方面，西方一些国家的做法很值得我们思索、借鉴，他们对本国母语的学习越来越重视，要求也越来越高。如美国的大学一般都规定新生人学后必须继续学习一年的本国语言，学习自己国家的文学名著，加强写作训练，规定大学生都应该掌握语言、人文科学、历史、社会与政府结构以及自然科学等公共基础知识(见美国卡内基基金教育发展组织公布的调查报告，载光明日报1987年1月19日);前苏联的中学、大学语文教科书中，仅俄罗斯自己民族的经典作家作品就占了整个文学作品的70%左右。
不但如此，通过大学语文课程的学习，还应该使受教育者明白，今日之世界是一座文化生态大花园，我们不仅应该认同自我的文化，也应该宽容地对待他人的文化，理解并尊重他人的文化。斯诺在其《两种文化》一书中对此类情形作了形象的说明。斯诺所谓的两种文化是指由于教育与知识背景、历史传统、哲学倾向和工作方式方法的诸多不同，使两个文化群体即科学家群体和人文学者群体之间相互不理解、不交往，久而久之，或者大家老死不相往来，相安无事，或者相互瞧不起、相互攻击。斯诺的“两种文化”概念颇具命名力，如今被广泛地用来刻画当代文化危机。其实，斯诺的意思也很明显，是希望两种文化之间多沟通、多理解，使差距和鸿沟慢慢缩小，使大家的关系变得融洽。[5]正是本着此种目的，世界上许多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加拿大纷纷掀起了学习汉语的热潮，用于测查外国人汉语程度的“汉语水平考试”(HSK)被称为“中国托福”，被国际上普遍认可，成为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国家级汉语标准化考试。许多外国学者成了中国文化的爱好者，成了汉学家、中国通。在汉语学习过程中，他们认识、理解并陶醉于中国文化，从中汲取了大量有用的文化知识、生活哲理、创造精神和事业才能。面队此情此景，我们没有道理不学好自己的语文，也没有道理不多学学他国的语文，涣涣大国应该具有海纳百川的胸襟与气魄。
面对信息化泛滥的世界和现代化汹涌澎湃的潮流，作为人文教育工作者，我们深感自己责任之重大、任务之艰巨。同时，我们也深切地体悟到，教师不仅仅要“传道、授业、解惑”，教师还应是真理的传播者，是方法的引路人，是道德的楷模，是创造精神的典范。教师的责任和教师职业的意义之一，即在于不断创新、不断超越。因此，我们希望以《大学语文》为阵地，试图通过改革教学模式和教材教法，努力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大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探索语文教学的新途径，实现教育的终极意义，使受教育者得到充分、全面的发展，既能成“才”又能成“人”。
参考文献:
[1] 邢宇皓.大学语文的未来何去何从尴尬的大学语文〔N」.光明日报，2004:2，13(4)
[2] 雅克·德洛尔任主席的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12
[3] 门忠民主编.意义世界探幽——中外文化名著导读[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12
[4]〔美〕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北京:三联书店，1982:356
[5] 是什么造就了大学中的“传统文盲”〔EB/OL〕.人民网www:people.eom.en，2004:11，12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重点课程建设项目(教高[2001]18号)。主持:万春、杨敏;成员:常洪、孟方、高二坡、韩传喜、姚慈卿。
作者简介:万春(1962-)，安徽肥东人，宿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和学报编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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