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根据“大学语文”的改革趋向和大学课程设置原理,“大学语文”应以人文思想为学科基础,以人文基础理论为课程定位。

    关键词:教学改革;大学语文;学科基础;课程定位

　　“大学语文”课的改革,自1996年开始,已经进行了8年。首先是1996年国家教委高教司按照人文素质教育的思路组织编写了全日制高校通用教材《大学语文》;其后有夏中义先生主编的《大学人文读本》,目的是为了弥补大学人文教育的缺失;最近又有温儒敏先生主编的《高等语文》问世,力图把作为工具课的“大学语文”,变成兼顾工具性,突出理论知识性的一门课程。从改革的思路上看,淡化“语文”的工具性,突出文学、人文或文化的理论知识性,已经成为一个趋势。笔者赞同这个趋势,但这里必须要首先解决一个理论问题,就是“大学语文”的学科基础是什么?这个问题不解决,“大学语文”作为一门理论知识性的课程,就会成为一个杂乱无序的随意性集合,结果还是无法给“大学语文”找到一个科学的课程定位。

一

    “大学语文”是1978年由当时的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提议开设的。开设的初衷是“现在的很多大学生,语文水平较低”(匡亚明《大学语文·序言》)。这个初衷决定了“大学语文”只能是给中学语文补课的性质。可是大学生的“语文”水平不仅能够阅读报刊和书籍,而且能够写出各种体裁的文章。如果再提高的标准要求熟练阅读并能准确掌握古文,写出高水平的文章,不要说补一年半年的“大学语文”课做不到,就是终其一生都可能做不到。国家教委高教司1996年也曾经提出要“在毕业时进行大学语文合格测试”(教育部高教司组编《大学语文·出版前言》),但至今也没有给出一个测试标准。提高语文水平既没有标准,这就使“大学语文”连补课的意义都失去了。

    设立“大学语文”课的定位失误,导致“大学语文”自开设之日起就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作为一门公共基础课,它既没有四门政治课那样的“红头文件”的地位,也没有《高等数学》那种专业系统上的工具性。这就决定了学生看不到上“大学语文”课的必要性,在很多学生心中,“大学语文”只是又多上了一年中学语文。看不到实效,不想上,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为了改变“大学语文”的尴尬地位,全国各个高等院校都在进行改革的探索,探索的一个基本趋向是淡化“大学语文”的工具性,强化理论知识性。但“语文”这个概念是有明确规定性的,“语文”就是语言文字和文章,只要叫“语文”,就不能不顾及到它的工具性。温儒敏先生主张把“大学语文”改名为“高等语文”,表面上看强调了与中学语文的层级差别,实质上还是一回事,“大学”与“中学”也是一种层级差别,“大学”与“高等”只是两个相同概念的置换,还是绕不开“语文”这两个字。从学科基础上看,“语文”是一个除自然科学外无所不包的、含义极其宽泛的概念,文学、历史、哲学、美学、语言学甚至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军事学等都可以容纳其中,但它又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个学科。大学课程,无论是工具课还是理论知识课都是专门化的,有明确的学科基础,只有“大学语文”是一个大杂烩,它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

二

    “大学语文”的改革必须首先确定学科基础。要确定学科基础,必须抛开“语文”这个概念。这仿佛是一个悖论,舍弃“语文”之名,就没有“大学语文”这门课程。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悖论”也许并不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1952年以前,大学都开设一门提高学生哲学与文学修养的课程,叫“大一国文”,与“语文”相比,“国文”这个概念更容易在学科上加以界定。如果用“国文”替换“语文”,改名为“大学国文”,这门课程就可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学科基础。

    “国文”可以界定为中国文学,可以界定为中国文化,也可以界定为中国人文。如果把“国文”界定为中国文学,“大学国文”就是一门讲述中国文学的课程,学科定位很清楚。但是,给理科生和非中文专业的文科生讲中国文学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的大学已不再是精英教育,学生和家长只把上大学看作是一个对未来工作的投资,投资就要追求可以马上兑现或可以预期的回报。除了必须接受的“红头文件”课以外,学生对每一门课程都要问:“学这个有什么用呢?”“用”有眼前之用和长远之用、工具之用和价值之用的区别,但无论哪一种“用”都必须有可以确认的明确的使用价值。

    如果把“国文”界定为中国文化,“大学国文”就是一门讲述中国文化的课程。从使用价值上看,讲授中国文化,可以使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发生发展的历史,从而更准确地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与未来,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学生提供某种现实的答案。但是从学科定位上看,“文化”这个概念太大,即使加上了“中国”二字的限定,也仍然宽泛得无边无际,难以构成一个理论知识课应当而且必须具有的理论体系。

    因此,我倾向于把“国文”界定为中国人文。按照现代科学的分类,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并立为三大科学体系。人文科学包括哲学、宗教学、美学、历史、文学、艺术、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伦理学等。这些学科过去统称为“文、史、哲”。过去说的“文”包括文学、艺术和语言学;“史”包括通常意义的历史学和人类学;“哲”包括哲学、宗教学、美学、伦理学和心理学,这正是现在所说的人文科学。中国有“文、史、哲不分家”的说法,这种说法用现代话语来阐释,就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都指向人的精神价值,需要相互阐释,相互印证,才能给出一个清晰、确切、合理的答案。没有哲学、宗教学、历史学、心理学、人类学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文学、艺术、语言。同样,没有文学、艺术、语言也就不可能真正弄清楚哲学、宗教学、历史学、心理学、美学、人类学。它们必须是一体化的呈现,一体化的阐释,这个“一体化”就构成了人文科学的基础理论。“大学国文”作为一门阐释人文思想的理论知识性课程,既不是单一的哲学、宗教学或文学等,也不是人文科学各个分支学科的简单相加,而是对人文基础理论进行系统性阐释,给大学生一个系统的关于人文思想的主要概念体系和主要知识结构框架。人文基础理论前面再加上“中国”二字的限定,范围进一步缩小,内涵进一步明确,学科基础也就可以更加清楚。把“大学国文”界定为中国人文,不仅可以明确这门课程的学科基础,建立起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可以使这门课程具有可以预期的实用价值。人文科学的分支学科,如哲学、历史、文学、美学等等,虽然硕果累累,但人文基础理论到现在还是一片模糊,以至于说起人文基础理论,有些学者和教师还是不知所云。给大学生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并藉此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不是给大学生分别讲授人文科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从专业划分和学时限制上看这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通过“大学国文”这门公共基础课,给大学生讲授人文基础理论,使他们对人文思想有一个总体的理解和把握。在此基础上,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通过选修方式,进一步学习人文科学的各个分支学科,这样学生的知识结构性缺陷就可以得到弥补。中国人文基础理论是一套自足的精神价值体系,主要内容是描述和揭示人的信仰(信念)、理性、情感的价值尺度和表现方式。大学生对自我、对社会的思考与困惑,可以在“大学国文”课程中找到参照的尺度和判断的依据,从而拓展思维视野,提升精神境界。从我个人经验看,讲中国人文基础理论,课程效果是最好的。我教“大学语文”经历了四个探索阶段:开头几年按照传统方式讲“语文”课,学生的反映是“比中学有深度,但没多大用处”;于是我转向文学,以中国文学史为线索,讲述中国文学创作、理论与欣赏,学生的反映是“课程很有意思,但不知道有什么用”;我又转向中国文化,以儒、释、道思想为主体,讲述中国文化的价值追求和思维方式,学生的反映是“课程很有深度,但那些思想离现实比较远”;最近几年来我转向中国人文基础理论的讲述,学生的反映是“有深度,很新鲜,非常有用”。但需要注意到高校之间的差别,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大学,学生有着旺盛的求知欲,学习一门非专业性理论课,学生知道了原来不知道的内容,懂得了原来不懂的学理,他就愿意上,认为有用(满足了求知欲);而开设“大学语文”课的绝大多数院校的学生求知欲望比较低,少数学生甚至没有求知欲望,对非专业性理论课,有现实之用就上,无现实之用就逃(课)。温儒敏先生主编的《高等语文》在北大应当很受学生欢迎,但在其他院校,以我个人的经验,就很可能失败。当然,课程定位不能完全根据学生的好恶而定,但结合实际情况,考虑课程定位的效果还是必须的。

三

    将“大学语文”改名为“大学国文”,以人文科学为学科基础,以人文基础理论为课程定位,具有较强的现实可行性。

    1998年4月10日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的重要文件,提出要改变“忽视文化素质教育”问题,并且指明所谓“文化素质教育”,“重点指人文素质教育”,即“主要是通过对大学生加强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同时对文科学生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印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把“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作为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标。1999年6月22日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的通知》,要求高等院校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教育部提出的要求和目标,由哪一门课程来完成呢?中国高等院校的课程设置基本上分为三大类:即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公共基础课大多由四门“红头文件”规定的政治课和英语课、数学课、逻辑课、大学语文、写作课构成。政治课、逻辑课属于社会科学;数学课属于自然科学;英语课、写作课是纯粹的工具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除中文、哲学、历史专业外,要么属于自然科学,要么属于社会科学。只有“大学语文”课与教育部文件所说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相近,因此通过“大学语文”课来完成“人文素质教育”的要求就是现实的必然选择。但传统的“大学语文”无法满足这个要求,教育部为此作了许多改进和尝试。1996年国家教委高教司组织编写了全日制高校通用教材《大学语文》,按照人文思想的思路,采用专题方式编选文本。由于编写者对人文思想理解的局限,教材没有得到教师和学生的认可。2001年出版了增订本,在篇目上作了一些增减,而体系和体例没有大的变化。但这本教材为“大学语文”改革提供了一个契机和新的思路,开始了从传统的“大学语文”课向人文思想课的转换。转换的主要标志有两个:一是单科类院校纷纷成立人文学院,通过院系调整,为人文素质教育提供体制上的保证。原来的“汉语教研室”或“大学语文教研室”构成人文学院的结构主体,原来的“大学语文”课成为人文教育的核心基础课。二是对“大学语文”课从教材、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有的把“大学语文”改名为“人文读本”或“人文基础”,仍沿用“大学语文”名称的,也在编写体例上,在选文标准上依照人文思想体系作总体构架。在教学内容上,把原来主要讲述的作家介绍、背景分析、主体阐释、艺术欣赏、字词句解释,变为学生自学的内容,教师主讲的内容则是以专题形式系统阐释人文思想。全国许多高等院校,尤其是单科类院校,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这个转换。在高等院校已经进行的课程改革的基础上,把“大学语文”改名为“大学国文”,课程定位在人文基础理论上。现在需要的是对学科基础的深入探讨和课程定位的确认。本文提出这个问题,是想以此引发同仁的讨论,为“大学语文”改革的阶段性定型提供一个思路。

    (责任编辑　沈伟方；责任校对　耿新建)

    作者简介:李景强(1957-),男,河北唐山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基础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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