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章结合近几年来“大学语文”的教学实践,从理、工、农、医类院校建设大学人文精神的重大意义着眼,分三个方面探讨了“大学语文”课程的教育功能,即有助于人文精神的培育、写作水平及鉴赏能力的提高,以及突破固有的思维定式以推动科学技术的创新。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在理工农医类院校中,“大学语文”的教育功能不仅是多方面的,而且具有其它课程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　大学语文;人文精神;功能

　　在当前我国理、工、农、医等各类理工科院校中,教学管理部门都十分重视学生的专业教学工作,而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相对来说关注较少,由此造成上述院校中哲学社会科学教与学的相对薄弱现象。这种薄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许多社会性因素的影响,部分学生对社会科学课程不够重视;二是受学校大环境的制约,除“两课”课程外,社会科学类课程难以普遍开设。但近几年来,随着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视,许多学校改革的力度日趋加大,向综合性院校发展的趋向也愈益明显,学校对哲学社会科学课程的建设也越来越重视,开设了较多的社科类公共选修课,对学校人文精神的培养予以极大的支持。《大学语文》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开设的课程之一。

    建国初期,《大学语文》曾经是全国各高校普遍开设的必修课程,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理、工、农、医类等院校基本不再开设。1981年,经“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倡议,《大学语文》得以重新开课,但至今没有得到全面恢复。

    那么“大学语文”有没有开设的必要呢?如果有,它的重要性又表现在哪里呢?结合自己近几年课堂教学实践及专业学习的一些体会,笔者就“大学语文”的教育功能作了一些思考,现总结如下。

　　一、“大学语文”有助于人文精神的培育

　　大学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关于这一问题,国内外的专家学者都有过较为深入的探讨,结论虽不尽相同,但总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大学是以深厚的人文底蕴为依托塑造有使命感、责任心及人格健全的专业性人才为目标的教育场所。中国古代对大学的功能也有比较完整的论述。儒家典籍《大学》一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1]。”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对大学的定义就是强调人文精神的培育。虽然因为时代的不同,对人文精神的理解有异,但对大学功能的认识大致相似。新中国成立后,强调的仍然是“又红又专”,并没有把大学看作职业学校,以掌握技能为唯一的目的。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科学技术受到空前的重视,但并没因此而忽略人文精神的培育。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论述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一再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即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而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就是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技术文化建设。这里,思想道德建设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强调的仍然是人文精神的塑造。

    “人”的问题是哲学最基本的问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衰成败也莫不与“人”休戚相关。人的尊严与使命、权利和责任,理想和品格以及人际关系的和谐与协调、人类共同发展的需要与追求等,既是社会的重大问题,也是大学需要予以解决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就依赖人文精神的培育,“大学语文”则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古人对创作极为重视,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甚至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许多人将其作为终身的事业来追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有三不朽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所以,我们阅读古代的文学作品,莫不为古人在作品中所体现的高尚理想和人格以及积极向上的精神所感动。西汉时期的大史学家司马迁因为替战败的李陵辩护而身遭腐刑,在司马迁看来,在所有的屈辱中,“诟莫大于宫刑”,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自裁绳墨之外”,而是认识到自己有更为重大的使命要去完成,那就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2],并以前人虽遭不幸而终能发愤著书的事例激励自己:“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3]。”以这些伟大人物为榜样,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历史著作《史记》,为人类留下了一份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司马迁这一伟大人格在今天不仍然具有极大的感染力量吗?

    也有许多历史人物并不以文章著名,但在他们的文章中我们仍旧可以感受到高尚人格的魅力,诸葛亮就是其中之一。《出师表》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作品,在这篇文章里,诸葛亮那种大公无私,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不也让许多人唏嘘不已吗?伟大诗人杜甫在《蜀相》一诗中感慨万分地说:“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而北宋抗金名将宗泽就是吟诵着后两句诗死去的。这种爱国主义光辉不也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吗?

    这样的作家、作品在近现代以至当代都有很多,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人就是代表性的人物。尤其是鲁迅的作品,通过对国民性的剖析来揭示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使我们警醒,催我们自新。“大学语文”课程就是通过对这些作家、作品的解析,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思考、讨论辨析,从而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达到培育青年学生人文精神的目的。　

　　二、“大学语文”有助于提高写作水平和鉴赏能力

　　“大学语文”的这一功能具有普遍的意义,但就工科大学的学生来说更有针对性。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中学语文与大学语文在教学内容与教育目的上有很大的差异。中学语文涉及的体裁较为广泛,选择的内容也十分注重全面,举凡记叙、说明、议论等叙述方式都有相当数量的范文,每一叙述方式下面又包括多种体裁(题材),如小说、诗歌、散文、通讯、报告文学等。就讲授看,中学语文教育更注重词汇的积累以及作品篇章结构的分析,而较少从鉴赏的层面上去发掘作品的内涵或者作关联性的审美联想,更具体一点说,就是没有把文学作品作为“文学”来对待,从而使语文学习的功能大大丧失。大学语文则不同。就内容看,大学语文力求以典范性选择来达到提高文化素质的目的,所选作品在注重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前提下突出艺术性,还文学以艺术的本来面目。这里所说的典范性是从思想与艺术的角度来说的,而不是指它在文体上或语言知识上的典型性。作品的经典性有助于取得思想启迪、道德熏陶、文学修养、审美陶冶、写作借鉴等多方面的综合效应,而不将文学史知识和写作知识作为中心。在讲解上,大学语文倾向于关联性审美,即从普遍联系的角度审视文学作品的美学意蕴,避免就事论事,孤立解说。所以,较之中学语文,大学语文的功能进一步加强,具有不可替代性。

    大学语文的这一功能首先表现在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上。众所周知,中学阶段,学生所掌握的知识还非常有限,写作更多的是一种技巧性的训练,即针对谋篇布局、过渡照应等的练习。而大学阶段,写作已经变为表达思想的需要。这一时期,学生心智已经得到全面发展,在掌握了一定量的专业知识后,知识创新就是大学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由此,新知识、新方法以及新思想的表达就日益重要起来。与写作的重要性相比,大学生的写作能力反而在下降。原因虽然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是缺少阅读与写作的机会,在理工科院校尤其如此。学生每天有大量的作业或试验要做,根本没有阅读和写作的时间,一旦需要将自己的想法落实到字面上,就会出现文字枯涩、思路不通的情况,这从大部分学生的作业与毕业论文里都可以看得出来,而大学语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人人皆知的名句,出在诗人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中;清代的小说家蒲松龄也认为“书痴者文必工”。二者强调的都是读书是提高写作能力的唯一途径,中间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那么,单是大量阅读就能够提高写作水平了吗?当然不是,阅读也必须有所选择。元赵孟在论学书时说:取其上,得其中;取其中,得其下。只有取法于高水平的作品,自己的水平才能够获得较大的提高。这个道理也可以用在语文学习尤其是写作训练上。大学语文教材所有的作品都是经过反复筛选出来的,是经过长时期检验而被大部分专家学者所认可的名篇佳作。通过对这些作品的讲解以及反复阅读,不但可以获得思想上的升华,而且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学生的写作能力。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唐诗当然不是只有三百首,但学习唐诗,有三百首经典作品也就差不多了。

    其次,“大学语文”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一个只掌握了某种技术的人不能说是一个完整的人,科学技术之外,人还需要保持对自然以及社会的敏感以获得精神的愉悦,而通过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就可以提高这种鉴赏能力。俗话说生活中从来就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同样面对四季轮回,有些人漠然处之,而有些人则从中获得了人生的感悟。如月圆月缺,本是自然界自然的现象,苏轼则写出了《水调歌头》这一照耀千古的词章;落花流水,对多数人来说司空见惯,但南唐后主李煜则由此生发,在《虞美人》中倾诉了自己作为亡国之君的幽怨。王朝更迭、人事变换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在明末遗民张岱的眼里,一切都是繁华消歇后的黯淡;明代戏剧家汤显祖撰写《牡丹亭》,讴歌“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真挚爱情,有多少人读后为之肝肠寸断?要想发现生活中的美,就要通过阅读前人的作品去理解,去体会。“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是南朝伟大的文艺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论培养鉴赏能力时特别强调的,由此可知,阅读是提高鉴赏能力的不二法门。

　　三、“大学语文”有助于突破思维定式,推动科技创新

　　理、工、农、医等科学知识的学习需要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但任何一种思维方式都有它自身的局限性,使用久了都会形成某种程度的思维定式,使观念僵化,难以接受新生事物,从而不利于科学研究的深入开展。而文学家的思维方式与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不同,他们多以形象思维为主。此外,文学作品源于生活,具体生动,能表现复杂多变的现象。因此,经常阅读文学作品不但可以扩大视野,培养人观察事物的能力,而且有助于突破思维定式,获得启发,利于创新。

    首先,文学创作中的想象对科技工作同样有帮助。纵观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许多重大的发现都或多或少借助了人类的想象能力。郭沫若先生在《科学的春天》一文中有一段发人深思的话,他认为科学是讲究实际的,来不得半点虚假,但他又说:“科学也需要创造,需要幻想,有幻想才能打破传统的束缚,才能发展科学。科学工作者同志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接着,他举了两个非常具有说服力的例子:“嫦娥奔月,龙宫探宝,《封神演义》上的许多幻想,通过科学,今天大都变成了现实。”由此可见,丰富的想象可以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的幻想成为现实。那么,这种想象或者说幻想的能力从哪里来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文学可以给人插上想象的翅膀,让你能够在无限广阔的世界里翱翔。其次,文学作品在某种时候也有助于实证性的科学研究,使科学工作者从中获得启发,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家和物候学家竺可桢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据著名的物理学家周培源先生说,竺可桢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对我国古典文献十分爱好,广泛阅读,至老不衰。他在专业的研究中,大量地引用了古典文献。在物候学的研究中,引用了许多古代的诗句作为证明。例如,在谈到长江、黄河流域海拔超过四千米的地方不但无夏季而且也无春秋时,就引李白《塞下曲》中的“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4]”。这一事例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古代的许多诗文都对我们有启发,如《诗经·豳风·七月》中的“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等就对我们研究天文有所启发。

    此外,文学创作中的灵感同样有助于科学的研究。灵感并不是什么神秘到不可解释的东西,它是人们知识积累和勤于观察的结果。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我们有时会感到作者的叙述往往有出人意料之处,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够想象的范围,那么,这就是因灵感而产生的神来之笔。久而久之,我们似乎也试图努力去捕捉那些一闪即逝的东西,在这一努力中,我们实际上已经养成了较为活跃的思维方式。在科学研究中,其实有很多发现都很偶然,并不全是依靠十分严密的逻辑推理,而这许多的偶然都源于灵感。所以,很多大科学家大发明家都承认由灵感所带来的意外启发与推动。

    由于文学作品具有上述显著的功能,许多科学家都是文学爱好者,除上面已经提到的气象学家竺可桢外,当代著名的化学家唐敖庆先生也是一位诗歌爱好者,在科学研究之余,坚持诗歌创作。

    综上所述,在理工农医类院校中,“大学语文”的教育功能是多方面的,具有其它课程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学语文”不但有助于人文精神的培育、写作水平及鉴赏能力的提高,而且有助于思维定式的突破,推动科学技术的创新。此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化趋势日益加强,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较大变化,拜金主义、及时行乐以及极端个人主义愈益严重,如何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维护我国固有的传统美德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民族文化素质如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步伐,那么,反过来它就会阻碍经济的持续发展。大学生是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中流砥柱,他们文化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有助于培育和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造就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之才,从这一点看,“大学语文”课程的开设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1]　大学　中庸　论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3]　王　力.报任安书[A].古代汉语[C].北京:中华书局,1990.
    [4]　周培源.自学成才要有文史知识[J].文史知识,1982(5).

    [作者简介]　王伟(1968-) ,男,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讲师,明清文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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