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多年来一直有这样一种感觉:著书易,编教材难。因为著说立说是“一家之言”,言之有物及无物、对错及优劣,且由读者去评论,反正作者要表达的是自己的思想观点,读者是否接受则是另外一码事了。编写教材则不同。教材是提供给受教育者的某种专门知识的范本,必须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它左右着受教育者掌握某种知识的水平,影响受教育者某种能力的发展,甚至成为受教育者终生受益或受害的东西。所以,历来编写教材者皆慎之又慎,而著书立说者往往顾忌较少。编写教材者由于过份谨慎,不敢求新求异,唯恐误人子弟,便绕着某些“权威”转来转去,便出现了同类教材千篇一律,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一贯制的现象,内容陈旧,怕误人子弟反而误了人之子弟。

    杨庆辰、杨华、陈国屏编写的《大学语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是同类教材中与众不同的一种,也是文科教材中与众不同的一种。它针对高校非中文专业学生的实际和特点,旨在提高语文能力和艺术鉴赏水平,在全书框架结构以及文选、语文知识、写作知识的安排上皆与现行的几种《大学语文》有较大的区别,既继承了我国语文教学的传统,又创出许多新意,是一部更具科学性的难得的好教材。具体说来,有以下三点突破:

    首先,在框架结构上突破了“文选—练习—语文知识”的单元式结构,将全书内容分成“文选”、“汉语知识”、“写作知识”三大板块。“文选—练习—语文知识”单元式结构是中学语文教材的结构方式,这种结构是为了适应中学生边学边练边记忆的学习特点的,是通行多年的语文教材的基本结构方式。但是它用于《大学语文》便与大学的教与学不相适应了,更与大学生的文化水平、知识结构不相适应。因为大学教学的目的和特点与中学完全不同。中学教育是应试教育(虽然素质教育的呼声日渐高涨,但中学教育是普通的教育,不同于高等教育,不是就业前的专业教育,应试的局面是很难改变的),学生学习是为应试,在《语文教学大纲》规定的范围内,将应该掌握的知识,应该具备的能力学到手,能应付高考也就完成教学使命了。大学教育是素质教育,大学的课程设置——包括专业课和共同课——都主要靠学生自学。教师的讲授只是指点门径,提纲掣领。这些特点要求《大学语文》教材不能模仿中学语文教材的模式。单元式结构会使大学生感到是中学语文的继续甚至是重复,从而降低或者失去学习的兴趣,不利于语文能力的提高。

    这部《大学语文》的板块式构架相当于将文选、汉语和写作三部教材浓缩在一起,如果三部分分别成书,则等于中文专业的三门基础课教材。这样的结构很适合大学生的学习,教师集中讲授,学生课外自由训练,每个学生可以按自己的兴趣、特点和需要去学习,不致于再回到中学应试教育的框框里去,不能产生千篇一律、毫无个性、味同嚼蜡的感觉,不会令人听而生腻,读之索然。

   其次,在文选的篇目上力求不与中学教材重复,同时又是代表性的作品;在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选择更适合大学生阅读和更利于提高大学生语文水平的篇章,是这部教材最突出的成就。几种现行的《大学语文》的文选,与中学语文重复太多,这或许是教材的编写者们认为这些公认的精品收入教材中不会出什么差错,是编者的谨慎,但编者是否意识到,作为教材的内容,重复就是浪费学生的时间,非中文专业的学生是不需要反复阅读某些作品以达到研究的目的的。对他们来说,量的积累、面的扩展更为重要。杨庆辰等编的《大学语文》在文选上就避免了和中学语文选文的重复。虽然绝大部分文章的作者仍是中学语文所选的作者,但篇目改动却很大。例如,鲁迅的作品中学语文中出现的篇目在该书中一篇未收,而是收了杂文《忽然想到·二》、《这个与那个·三·最先与最后》和散文《阿长与<山海经>》;苏轼的作品未选《念奴娇·赤壁怀古》,而选收了《和子由渑池怀旧》等。另外,古代、现代、当代的名家众多,作品众多,薄薄的一本教材不可能将精华全选入,这就给编者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选谁的选哪一篇?杨庆辰等既注意到代表性的作品,又避开了中学已选过的篇目,同时基本涵盖了从古至今所有时代特征突出、风格独特的散文和诗歌。这些篇章中,有一些不仅《大学语文》从未收过,其它文选书也极少收入的,像余光中的诗、纳兰性德的词、孔尚任的剧曲、季羡林的散文等。

    大学生与中学生不同,他们在年龄上已是成人,文化素质高,思想活跃,有独自的审美情趣和独立分析、思考问题的能力。针对此,这部《大学语文》专注于选择思想内容深邃,艺术手法独特的作品。像冯友兰的《论“比较中西”》、戴望舒的《雨巷》、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等都是具备相当思想高度和深度的作品,对中学生来说可能偏难,可对大学生却很适合,并且有思想启发的作用。

    文选的第三优点是注释谨严。近年来出版了许多“新解”、“全译”、“重注”的东西,可注释往往令人难以满意,归纳一下大致有两个致命缺点,一是注释错误,二是需注的不注,无需注的大家都注。第一个缺点纯粹是注者水平低造成的,第二个缺点就是注者的“刁滑”了。有些人名、地名、器物、典故等,索查不易,但又必需注明,注者往往不注,这样,注者既省了力气,又不致于被读者发现什么错误,读者也不会说注者无知或懒惰。这部《大学语文》在注释(尤其是古文注释)方面基本上没出现上述两个缺点,笔者还未发现有注释错误处,而需要注释的词语几乎都注了,不需注的几乎一个未注。李密的《陈情表》一文虽短,但由于是晋代的作品,距今较远而不易读懂,注释便十分详细,共有54条之多,其第54条“结草”一词注释甚详。而蒋士铨《鸣鸡夜课图记》一文虽长,但由于清代距今较近,文字易懂些,便只有29条注释。其他像韩愈《祭十二郎文》的第7条注释对“所怙”的解释,刘知几《叙事》的第25条对刘误记的勘正,鲁迅《这个与那个·三·最先与最后》的第2条注释对鲁迅误记的勘正等,都可称得上是注释工作的典范。

    总之,这部《大学语文》的内容简要实用,系统完整,体现了科学性与时代性的结合,既适应大学生的语文知识学习,又有针对性地从语文的工具性特点出发,突出非中文专业对语文工具的需要,对现行的《大学语文》也是一个突破。

    一部著作或一本教材都不可能尽善尽美,这册《大学语文》的文选中未收明清小说,也许是编者出于篇幅上的考虑,但笔者认为,明代的拟话本还是可以入选的,中外的短篇小说也应在考虑之列。而汉语知识部分有些地方过于简略以致于粗率,也留下了瑕疵。但作为《大学语文》教材,在同类教材里它却有如鸡群鸠属中飞出的鸾凤,给大学语文教学注入了新的生命。

    [责任编辑　杜桂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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