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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欣:大学语文教学要重视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的传承
【时间:2008/10/13 】 【来源:大语论文集 】 【作者: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何欣】 【已经浏览3176 次】

    由国家教委颁布的《大学语文》教学大纲强调: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要真正实施这一目标,就应该在教学中提倡传统文化教育和人文精神教育。我们说“精神”教育并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充分利用大学语文独特的历史文化特征与历史文化内容,即人文的特征,使教育更具有“教育”的特色。教学的终极关注应当由过去的关注单位时间的信息知识,转向关注信息知识所产生的社会作用,即社会性。服从这一思考,大学语文教学就必须走出以知识化为前提的教学理论框架,走出课堂教学的程序性,把学生不仅作为认识的主体,同时作为发展的主体对待,去服务与人的道德意识、人格意识、心理意识的培养个确立。

    一是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教育。
 
    中华民族在发展中形成了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与文化精神,所谓“上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德为最高”(班固《汉书﹒艺文志》)后来理学家把孔孟以来的道德原则上升为人的自觉意识,用来以启发人的理性自觉。今天看来其中的一些有糟粕的因素,需要我们去具体分析,但崇尚道德,道德至上铸造了我们民族的心性。在文人身上表现为光芒四射的人格魅力,发而为文,则具备道德的感召力量,成德建业,厚德载物,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面对纷繁的现实安贫而乐道。要向学生传递这种道德意识,就应注意中国传统文化的“文以载道,美善合一”的特征。如先秦诸子散文都是为其道服务的;这种传统的唐宋古文运动中服从政治(文学)的革新而发展为以文化表现政治思想,史传文学中,除纪传者本身的高尚道德品质,其“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笔法,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力量的折射;以抒情为主要功能的唐诗宋词,如果忽略诗词自身的韵律节奏之美,那么优秀诗人词人的道德人格力量将是读者审视的一个重要层面;当城市经济发达,市民阶层壮大,带有市民审美情趣的说唱文学勃兴,作品所提倡的“仁义”、“诚信”,恰恰是“君子之行”在新经济因素下的发展。充分运用各个时期作品的文学力量以及所蕴涵的道德感染的潜移默化作用,使学生“自明其德,又当推己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朱熹《四书集注·大学》)。应该引导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用心去感受、去理解其中的思想情操,从而确立起道德的自我坐标。教育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应不为名利所动,应不心浮气躁,应坚定信念,恪守节操,成就一番事业。

    二是兼善的群己关系的教育。
 
    从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看,儒家成已而兼善天下的群己关系得到普遍认同,治国平天下的用世思想是大多数文人的人生目标,兼济与独善是互补的价值取向。当科举制度实施后,大批文人走向科考,进入仕途,从书斋走向社会,由个体走向群体,在与社会的融合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从而实现了“兼济天下”的抱负。然而,在这种融合中,常常会出现阻挠与障碍,古代文人以其深刻的生命意识为我们提供了借鉴。他们在失意或落魄之时,并不是简单的困顿和消沉,而是表现为一种生命意识张扬的现象。如屈原放逐赋《离骚》,司马迁受宫刑而著《史记》,唐代文人边塞立功,成就了旷世,豪放的边塞诗人、边塞英雄。元代文人在仕途无门时纷纷走向民间书会,书会才子关汉卿写就千古绝句《窦娥冤》,促成了中国戏剧的黄金时期,蒲松龄“永托旷怀”而成孤愤之书……所谓不鸣则已,穷而后工,对现实的强烈热望与浓浓的“言志”氛围,使我们看到了愤怒出诗人的思想光辉,对人生的个体追求在此时扩大为社会的责任及使命感。

    现代教育虽然注重人的主体性、个性化,但更应该强调建立和谐的群体关系,良好的群合意识。如何建立起学生的团体归属愿望(集体意识)和行为规范,实现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沟通,为今后走向社会,走上工作岗位打下良好的基础,这也是教学应该关注的一项内容。

    三是自强不息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有着巨大的思想统摄性,并由此而产生的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这便是渗透与中国文学中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的一大内容是忧国忧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然也包含了忧君(忠君)。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对治乱得丧,社稷安危、成败的忧虑,以及虽栖身于一丘或起身于一室而不忘匹夫之责,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其中的忧患思想在特定的时期,远远超过了政治制度中忠君的意义。并且这种忧患思想在文人中不仅仅是一种个体现象,而且是群体意识与群体行为。如文学社团与文学交流一旦形成气候,又不由自主地为危机的现实政治呐喊,并以一种集团的冲击力来激荡社会现实政治、规范乃至制约社会政治,而这又激发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写实精神与批判精神。忧患与批评互为表里,忧患促成文人对现实社会的激愤,对现实社会的期望值,更展现文人对社稷苍生的忧患。爱国主义的另一内容是气节问题,其表现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从民族大义出发的民族精神与民族观念:一是在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表现出刚正不阿之气及铮铮铁骨。就前者而论,是一种民族的气节。文人不管自身处境如何,都怀着誓不辱国誓不辱身的共同心理。这实际是对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认同,并由此形成极大的民族凝聚力,这种精神在反对外来入侵,争取民族独立时发挥着极其关键的作用。就后者而论,是一种个人情操。在文人和文学中表现为忠奸斗争,其积极的因素是直接针对朝政腐朽和奸佞当道的社会现状。但他们所普遍渴求乃至为之献身的要求政治清明与当今社会人类渴求自由、民主同样具有非常可贵的社会性。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包含了不同的文化内容。从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从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刘胡兰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人物所具有的崇高品质曾激励无数的人们创造了中华民族的辉煌业绩。在新的形势下提倡它,是为了加强学生对中华民族优越感的认同和民族自强意识的提高,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加强对爱国主义的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注重大学语文的人文精神教育,应该是每个教师义不容辞的职责。要真正从“育人”的角度出发,将培养学生的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和谐的群己关系、自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作为教学的重点,通过有利的教学传递形式,从道德、情感、意志、信念、价值观、人生观等,全方位去培养和塑造学生完美的人格精神。
    
    
    作者简介:何欣,女,浙江警官职业学院中文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语言文学,高职教育

    本站链接:大学语文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论文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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