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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庆:是《大学语文》还是《汉语言文化读本》?——从《大学语文》的合理定位说起
【时间:2007/11/3 】 【来源:江汉大学学报 】 【作者: 周光庆】 【已经浏览4133 次】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第22卷第6期  2003年12月

新世纪“大学语文”教材改革笔谈

    [编者按]据多方信息,一本区别于当下众多版本的大学语文教材——《高等语文》将由江苏教育出版社推出。这本由北京大学教授温孺敏任主编,南京大学教授朱寿桐、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宁、中山大学教授欧阳光任副主编的《高等语文》,集合了北大、南大、武大、北师大、清华、西北师大和中山大学等国内重点院校的众多权威教授编写,不久将在全国30多所院校铺开试用。该书的25个专题的目录已在有的报刊上公布。有消息称,这本《高等语文》力图推进大学语文的改革,结束当下大学语文教材的况乱状态。

    上述信息,引起了武汉地区部分多年从事语言文学研究和《大学语文》教学的有关专家的极大兴趣,为了进一步促进《大学语文》的改革,探讨在当今“人文日新”的形势下,如何提高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质,培养其较高的文化品味,以及《大学语文》如何在这方面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为此,2003年7月30日,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和《江汉论坛》编辑部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新世纪《大学语文》教材改革专题座谈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发表了很多意见,其视线所及已经超出对大学语文教材改革本身的关注。现将他们撰写的文章以笔谈方式刊载,以期引起更深入的讨论。

是《大学语文》还是《汉语言文化读本》?——从《大学语文》的合理定位说起

从教学角度看大学语文教材改革

大学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

定位后的教改设想——简谈大学语文的改革

大学语文教材应营造良好的人文生态环境

关于“大学语文”课程与弘扬人文精神的思考

 

是《大学语文》还是《汉语言文化读本》?
——从《大学语文》的合理定位说起

周光庆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探讨《大学语文》课程与教材的定位问题,应超越一般中文学者原有的思维定势,直接着眼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互渗互动,直接着眼于人文科学系统中各门具体学科之间的互渗互动,直接着眼于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非中文专业学生的实际需要。在有限的课时内,与其为非中文专业学生讲授中文专业的语言文字知识或语言文学知识,还不如为他们讲授汉语言文化的基本知识,拓展他们的汉语言文化的学术眼光;对于这门公共课程及其教材,与其定名为《大学语文》,还不如名之曰:《汉语言文化读本》

    关键词:《大学语文》;《汉语言文化读本》;非中文专业;语言;文化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高等学校教育改革的逐步兴起,全国各类高等学校非中文专业普遍开设了一门名曰《大学语文》的公共课程。20多年来,《大学语文》课程不断地取得成绩,也不断地引发争议。进人本世纪后,全国高等学校的教育改革有所深入,《大学语文》课程引起的争议也随之有所深人。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大学语文》课程应当如何合理定位?

    这一问题关系到该课程的性质、内容、方法、质量等等,也关系到《大学语文》教材的定位、编写等等,是一个首先就应该认真探讨的重大课题。

    探讨《大学语文》课程应该如何定位的课题,很多学者习惯于从“语文”二字的内涵谈起,有的认为“语文”是汉语言文字,有的强调“语文”是汉语言文学,近来更有学者主张跨越“高四语文”而进入“高等语文”。其中似乎隐含着这样的推理:本课程既是为非中文专业开设的公共课程,又已名曰“大学语文”,当然就应该讲授中文专业的“语文”知识。其实,这更象是我们中文专业学者的一相情愿和思维定势。而我们中文专业的学者们,又恰恰容易本着这种一相情愿和思维定势,进而谈论《大学语文》的课程与教材,是应该更重工具性还是应该更重人文性。到头来总会发现,有种种夹缠不清的问题,有种种难以圆满的地方。有鉴于此,我们尝试着提出:探讨《大学语文》课程与教材的定位问题,能否超脱上述的一相情愿和思维定势,直接着眼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互渗互动,直接着眼于人文科学系统中各门具体学科之间的互渗互动,直接着眼于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非中文专业学生的实际需要。

    如果这一视角大体合理,那么就不难看到,就有利于促进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互渗互动而言,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非中文专业学生最为需要的,恐怕还不是中文专业的“语文”知识,而是汉语言文化的基本知识和学术眼光。因此,我们的初步看法是:在有限的课时内,与其为他们讲授中文专业的语言文字知识或语言文学知识,还不如为他们讲授汉语言文化的基本知识,拓展他们的汉语言文化的学术眼光;对于这门公共课程及其教材,与其定名为《大学语文》,还不如名之曰:《汉语言文化读本》;与其强调它的工具性或人文性,还不如强调它的工具性、文化性、人文性三者的统一和结合。当然。从学理上看,这里首先就有一系列必须回答的问题:语言与文化有那么必然、那么重要的内在联系吗?“汉语言文化”范畴的提出有何学理上的坚实根据?“汉语言文化”基本知识何以就比“汉语言文字”或“汉语言文学”基本知识更为中国高等学校非中文专业学生所必需?而要回答这一系列问题,首先又必须拓展和加深对人类语言的基本认识。

    最近10多年来,中国语言学者们开始强调:语言是一种听觉符号体系。作为语言符号形式的语音,它表达一定的语义内容,具有使用最为简便、运转最为灵巧、容量最为丰富、效果最为良好等等特征;作为语言符号内容的语文,它通过语音形式表达出来,是现实现象的概括反映,蕴含着人类对现实现象的认识成果、而将现实现象转化为意义,用语音来表达,形成符号,这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是人类为认知现实、改造现实而创造的一种最有效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语言符号在本质上具有单位的明晰性、组合的无限性、结合的任意性、存在的分立性、结构的系统性、传承的永久性等等特征。应该说,人们对语言的这些认识,是正确的,是进步的,却又是非常不够的,因为它还未能就人的存在方式立论,阐发出人类语言最为本质的特征和最重要的功能。其实,自从20世纪早期世界哲学发生“语言转向”以来,许多哲人学者就从新的角度观察语言,从新的高度分析语言,获得了划时代的认识成果:简而言之,哲人学者们深信:

    第一,作为文化的创造者,人是语言的人,是文化的人。人与所有动物都不相同,他有自己独特的存在方式:一方面,人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者,他既能领悟其他存在物的存在,领悟理解世界的可能性,因而积极地探寻和建构自己存在的作用与意义。而这种领悟与建构,主要又是通过语言活动以及与之相连的其他实践活动来实现的。另一方面,人是一种创造性的动物,他创造以语言为代表的符号,通过符号把感性材料提高、抽象到某种普遍的形式,以代表一定的意义,进而揭示存在、揭示世界,创造文化,创造世界,并且在这种揭示与创造的历史进程中彰显自己、塑造自己。如果说,关于人的本性或本质的定义只能是一种功能性的定义,人与其他动物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他的符号活动和运用符号创造文化的劳作,那么,我们就应该认同哲学大师卡西尔在《人论》中的著名论断:人是符号的动物,人是文化的动物;并且引申一步:人是语言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清人的独特之处,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

    第二,作为文化的呈现者,人的世界是语言的世界,是文化的世界。世界是由无数事事物物按照一定的关系法则构成的。语言凭借给世界上事事物物的首次命名,第一次将事事物物带入语词之中,揭示其特性,安排其位置,建构其秩序;当人们在思考某种事物时,该种事物就进入了语言。然而,命名法则并非仅仅依据事物之间本有的相似相关之处,而是更多地依据他们在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秩序中占据相同、相近的位置。正是命名过程改变了甚至连动物也都具有的感官印象世界,使之变成为一个心理的世界、文化的世界、语言的世界。世界只有进人了语言,才能表现为人的世界。人的世界,就是语言的世界、文化的世界。人与动物虽然都是生活在同一个物理世界之中,但是人的独特之处在于,在他与那个共同的物理世界之间,还有一个建构性的语言世界、文化世界,他主要是生活在语言世界、文化世界之中。以语言为基础并在语言中得以表现的是,人拥有世界,能对世界采取态度。人与世界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其实都是一种语言关系,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则是人与世界的本体论关系。

    第三,作为创造文化的参与者和表达文化的实现者,语言与文化始终都处于一种必然的“共变关系”之中。作为一种人以约定俗成方式共同创造、共同享用、共同遵守的符号系统,语言具备文化的一般特征,是文化大系统里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小系统,属于文化的制度文化层面。但是,语言跟文化系统中其他各种要素又有很大的不同,它参与了文化的创造。正如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怀特在《文化的科学》一书里论证过的:“生物进化的自然进程使人类、而且惟独使人类产生了一种新的、独特的能力,使用符号的能力。符号表达的最重要的形式是语言表达能力。语言表达意味着思想的交流;交流意味着保存,即传统;而保存意味着积累和进步。使用符号能力的出现,导致新的现象序列的起源,即文化序列的产生。全部文明都是从运用符号中产生,并借运用符号而延续的。”因此,语言符号是文化形成的基础与力量;与此同时,语言又与文化结成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指称文化事项,显示文化模式,是文化的符号,既受文化的多方制约,又对文化发挥引渡与导向的功能、述说与建构的功能。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语言并不是一种人类可以随便放弃的工具,它所表现的是人的存在、人的世界;语言不仅是一套符号系统,更为重要的,它还是一套价值系统和文化系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人是语言的人,文化是语言的文化;语言是创造文化的动力,是表现文化的力量。这样,依据世界哲学“语言转向”以来的新的认识成果,完全能够从学理上回答上述一系列问题,建构起“汉语言文化”的范畴;进而肯定:作为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的学生,无论在何时何地从事何种专业的学习与研究,他都应该更自觉更深刻地了解和认同自己民族的文化,更自觉更娴熟地掌握和运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更自觉更准确地理解语言与文化的共变关系,从而确立“汉语言文化”的意识,掌握“汉语言文化”的知识,具备“汉语言文化”的眼光,然后以此作为背景,去学习、研究自己所从事的专业;以此作为参照,去审视、吸纳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将自己学习和研究的专业融进“汉语言文化”的系统之中,从而为丰富、改造和发展“汉语言文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当然,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如果我们的主张稍有可取,那么,“汉语言文化”就必须由一个理论范畴转化为一门公共课程,转化为《汉语言文化读本》,或者说,就必须以“汉语言文化”理论为先导,建构起一种知识体系。这种转化与建构既是开创性的,必然也是困难重重的。

    譬如,它是否应该包括汉语言文字基本理论知识、汉语言文字运用理论知识、汉语言文字文化理论知识等主要部分?它是否可以组成专题知识、相应文选、思考问题三结合的结构?限于篇幅,这里不能作具体讨论。然而我们相信:一旦定位合理,一旦形成共识,《大学语文》课程及其教材,或者《汉语言文化》课程及其教材,都是可以克服种种困难而以新的面貌自立于中国高等学科之林的。

    (责任编辑:刘洁民)


    收稿日期:2003 -09 - 15
    作者简介:周光庆(1944一),男,湖北黄冈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历史词汇学、中国古典解释学、语言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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