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窗东眺

出版社： 青岛出版社
作者： 程映虹
装帧： 精装
开本： 32开
原价： 8.50元
页数： 171
国标编号：B7-5436-1952-0/I.282
 
内容简介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是作者近十年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读书》、《雨花》、《散文与人》、《瞭望》、《香港联合报》和北美《世界日报》等报刊上的文章。

自序/一点背景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是我近十年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读书》、《雨花》、《散文与人》、《瞭望》、《香港联合报》和北美《世界日报》等报刊上的文章。

任何一个学人都会很高兴地看到自己的文章有机会结集出版。我是学历史的，这些文章多数反映了我十多年来在阅读与研究历史中的感想和一点思考。它们在内容上很零碎，观点上也没有形成一个中心，但或许正是这种缺乏系统性的文字，给了习惯于学术研究的人一点超出学术规范性的想像和表达的自由。自从学术研究在近代成为一种专业和谋生手段以来，论文和著作的写法及规矩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但思想札记与学术随笔却始终得以免受这种影响，保持其个性。也许更重要的是，作者可以在札记随笔中为那些不能写成论文，不能递交给学术会议，不能通过毕业论文答辩，更不能用来评职称的想法和观点留一个位置。如果我们对同时代压倒一切的学术主流和思潮有所恐惧的话，那么不受拘束的随笔或许是我们思想上的一个避难所。如果我们对同时代喧嚣一时的学术话题和关注有所怀疑，认为它们不出二十年就将变成一堆文字垃圾的话，那么思想札记、学术随笔或许是我们安静的后院，在那里我们能栽种一些不必由市场来判断其价值的营养或观赏植物。

这些文章中一半以上写于1992及1993年，如《大私若公》、《造神与捉鬼》、《砍头与主义》、《另一种烈士》和《闲话（水浒）》等，其余写于1994年留学美国之后。在我写作和发表这些文章的过程中，有两个前辈的鼓励和帮助是我不能忘记的，他们是何兆武先生和邵燕祥先生。何先生是我毕业论文答辩会的主持人，但他对我的随笔更有兴趣，鼓励我多写，在我刚开始写时就建议我将来可以出一个集子，当时我觉得这是天方夜谭。我在出国留学后，何先生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为我联系了几家出版社，直到今年春天通过丁东先生为我找到了出版机会。邵燕祥先生在读了我的稿件以后，不但提出了修改意见，而且热情地作了推荐，为我在几个报刊联系了发表的机会，这样的帮助对刚开始写作的我来说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最后，我的妻子张颖为我的写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没有她的努力，我是不可能积累起这些文章的。

程映虹
1998年8月

目录：

政治朝圣的背后
为什么封存五十年？
“不合时宜”的高尔基
想起了涅察也夫
古巴甘蔗地里的美国知青
格瓦拉为什么出走？
瓦尔登湖的神话
城市化进程的意义
战争与记忆
拉瓦锡“罪有应得”吗？
凯恩斯的“姓氏”
话说“宽容”
摩西十一戒
砍头与主义
电脑墓园
邪恶魅魅力
“幽闭恐怖”与“广场恐怖”
读名人遗言
生命在于“运动”
这也是文化遗产
“人格魅力”的妙用
另一种“烈士”
造神与捉鬼
大私若公
另一种自由
闲谈《水浒》
此一时也彼一时
“秀”与文学
“孝”与生命哲学
颜回与子贡
地铁随感
“宦术文化”和“中饱
政治
“士道”与“妇道”
“回扣式的亚洲官僚
政治”
讨嫌的笑
“爱”的妙用
小人物
“书文化”的今昔
市场等于投票箱
不该忘记
名教崇拜
亵渎凡俗
一国何妨两字

请读片断： 
 
用“政治朝圣”来概括这类现象是富有象征性的，尤其因为它暗示着朝圣者在动身之前实际上就已经具备了一种信仰或信念，他们其实只是去证实而非发现。正如没有人是天生的圣徒一样，政治朝圣者之所以集中在某个社会阶层，并非因为它具有天赋的道德使命，而是由种种复杂的社会际遇决定的。正是这一点成为美国麻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保罗·洪伦德（PaulHollander）十五年前出版的《政治朝圣者——西方知识分子的苏联、中国和古巴之旅》（以下简称《朝圣者》）的主题。

这是一本值得对“知识分子”这个题目感兴趣的人一读的书（曾被译为意、西、葡三国文字出版）。洪伦德不但力图矫正一种流行的观点，即视此类政治朝圣为“受误导的理想主义的表现”（引自一篇书评），而且试图通过对这个世纪性现象的分析，对一些虽然时有争议，但相对来说仍受到普遍认可的所谓知识分子的特征提出质疑，它们包括：理性主义、怀疑与批评、公正、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天然隔阂、道德绝对主义（即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始终坚守某种道德戒律）以及主张言论自由等等。他所描绘的知识分子肖像，也许是很多身为知识分子者所不乐意见到或承认的。

洪伦德指出，所谓政治朝圣，主要发生于30和60年代，是西方文明或是陷入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或是面临深刻的精神和价值危机的时代，西方知识分子因而转向其他社会寻找替代。然而社会危机仅仅是为政治朝圣提供了一个契机，更深刻的根源还在于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在当代西方社会中的现实处境。洪伦德分析了西方社会的世俗化、多元化、强调物质价值、大众文化日益压倒精英文化、政治权力受到整个社会结构的制约因而英雄时代一去不返，以及知识分子的作用越来越不可能像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时代那样成为全社会注目的焦点，等等。然后认为这使得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在不同程度上感到自己的无足轻重和与社会的格格不入。他用了“受拒斥”（alienation）这个概念来概括这种社会处境和心理反应。（实际上，他的观点和雷蒙·阿隆在分析西方——尤其是欧洲——知识界左倾化现象的著作《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的观点很相似。雷蒙·阿隆特别指出西方社会中技术对文化的压抑、大众对精英的牵掣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自己社会不满的原因。）源于这样一种分析，洪伦德认为要理解政治朝圣现象，关键在于认识到那些成为朝圣对象的体制，在何种意义上迎合或满足了在自己社会中感到受拒斥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和欲望。

洪伦德指出，社会平等与正义固然是这些新体制的最外在的吸引力，然而如果阅读大量的“朝圣”文献，不难发现实际上更为基本因而也更具吸引力的是这样一种共同的感受：这些体制赋予了世俗生活以神圣的意义，使得全体人民具有了同一感和目的意识，整个社会因而凝聚成了某种共同体。例如，英国历史学家伯纳德·佩尔斯说他甚至在普通苏联人的面容和神态上也能发现那种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目的意识；德国著名作家孕希特万格说他在莫斯科比在其他西方都市都更易获得方向感；美国60年代著名的左翼社会活动家托姆·海登和斯塔腾·林德（前者曾与美国演艺界著名的左派女明星简·方达结婚）说他们在北京一下飞机就能感受到到处都涌动着热气腾腾的富有目的意识的活动，而另一位心理学家卡罗尔·塔夫里斯则总结道：最重要的是，你远离了多元性和争议这些美国的特征，被包容进一种信仰和目的的完全一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