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国璋先生在世时，他的语言学论作25篇曾辑为一册出版（《许国璋论语言》，外研社1991）。先生去世后，商务印书馆决定编辑《许国璋文集》。经数年努力，继第一卷（1997）之后，如今第二卷也已于今年年初问世。这是外语界和语言学界的一件幸事。过去，他主编的《许国璋英语》曾为商务印书馆带来效益，现在商务推出《文集》，是不忘旧谊的纯学术之举。学界将为此感谢他们。本来，第二卷在去年年底已印出样书，后因书中一幅照片的说明文字略有瑕疵，编辑人员坚持返工，因此比预定推出日期稍晚了一些。他们说，这是为许先生做事，不能不认真。过去几年里，每逢节庆，北外语言所的同事们都要去看望许先生的遗孀黄怀仁女士；而每次见到她，头一件说起的事总是《许国璋文集》。现在好了，她已释怀，我们也为她、为许先生高兴。老人在分赠各人的《文集》第二卷上，仔仔细细盖上了“许国璋”印，并让我们在先生的名片上留言签字，就好象这一切都是出自先生本人的安排。生命不能持续，作品却能久存，人们读着前贤的书，引用它，欣赏它，讨论它，就是最好的纪念。

一

《文集》第一卷收文计46篇（包括《许国璋论语言》的全部25篇），按以下顺序分类编排：

○语言学论文、《中国大百科·语言文字卷》（1988）词条等，20篇；
○有关翻译的文章，6篇；
○书评、书序，10篇（其中8篇涉及语言学）；
○论美国英语，1篇；
○关于语法理论和英语语法，3篇；
○关于词典学，6篇。

许国璋的学术创获，主要是在语言学方面，这从第一卷所录作品的类属比重上可以看出。进一步看，第一类作品可以再分为几小类：

1）关于语言本质的一般思考，有论文“语言的定义、功能和起源”（1986），词条“语言”；

2）关于社会语言学，有论文“社会语言学及其应用”（1978）、“社会语言学和唯理语言学在理论上的分歧”（1983）、“关于社会语言学的两条补注”（1985），以及词条“社会语言学”（与陈原、王宗炎合写）；

3）关于语用学，有词条“语用学（与胡壮麟合写），以及1979年摘译的《论言有所为》”；

4）关于索绪尔，有论文“论索绪尔的突破精神”（1981）、“从两本书看索绪尔的语言哲学”（1983）、“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1988）、“布龙菲尔德和索绪尔”（1988）；

5）关于中国古代语言理论，有论文“从《说文解字》的前序看许慎的语言哲学”（1985）、“Language and society as seen by Xushen, an ancient Chinese lexicographer”（1990）、“《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1990）、“追寻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1993）。

二

这些作品构成许国璋语言学研究的主体，从中可见他的兴趣所在和走过的探索道路。他属于这样一代中国语言学家：五、六十年代，他们已经开始了探索，但不得不接受苏联学界的立场、观点、情绪；之后，他们因文革而中断了研究；十年过去，当他们重新回到语言学上的时候，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相当陌生的西方语言学的世界，有那么多新的领域、理论、方法、概念，等待着他们去认识和把握。1978年至1985年前后，在这段时间里，中国语言学处处都是荒野，似乎任何人，随便找一块土地，坚持耕耘数年，便能有所收获。

当然，并非个个耕耘者都会有大收获。

1978年，许国璋已63岁。年龄对他很不利。但他凭着天生的敏悟，凭他的执着和勤奋，开始了垦拓。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索绪尔语言理论——至少在这三个领域，他是国内最早的探路人之一。在语用学上，他稍事开发，便把领地让给了年轻人；在社会语言学上，他停留的时间较长，作了理论探索；在索绪尔研究上，他下的工夫最多，国内至今尚无几人能在思索的深度上与他并列。他之所以对索绪尔语言观特别感兴趣，是因为：第一，早在文革前，他就探讨过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索绪尔在他是原有兴趣的恢复。第二，他向来偏重思辨，喜做哲理的推阐，对材料工作虽不看轻，但并不热衷；而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问题的探讨，终不能限于理论层面。第三，他最关心语言本质、符号特性一类抽象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从索绪尔语言理论切入，再合适不过。

在研究索绪尔的过程中，对上述抽象问题的思考把许国璋引向了中国古代语言理论。索绪尔的背后，是两千年延绵不断的西方语言思想发展史；中国没有索绪尔式的人物，但未必没有语言思想，即针对语言的自觉思维。这思想在何处？有无踪迹可觅？是零碎的，还是连续的，成系统的？这些问题迷住了晚年的许国璋。他开始读《说文解字》、《文心雕龙》、《马氏文通》。

我翻开他留下的一本书，洪诚选注的《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江苏人民1982），里页有这样几行手迹：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六日与怀仁过魏公村之书肆，余入内购此。盖余数十年中一直疑而未决之题：中国古典文献中有没有语言学？读此稍解也。——国璋 是日晚归后记”

看来，许国璋的关注中国古代语言学，并非一时性起。但他在这里提到“中国古典文献中有没有语言学”这一问题，有更直接的原因。我想有必要让读者了解该问题产生的学术背景，这对我们认识许国璋问学生涯的最后一站——也是他本人最看重的一段研究——至关重要。

八十年代初，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也开始热闹起来。王力以六十年代初发表于《中国语文》的系列论文为基础，撰作了第一部通史——《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1981）。他提出，要区分语文学（philology）和语言学（linguistics）：“前者是文字或书面语言的研究，特别着重在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故训的寻求，这种研究比较零碎，缺乏系统性；后者的研究对象则是语言本身，研究的结果可以得出科学的、系统的、细致的、全面的语言理论。中国在‘五四’以前所作的语言研究，大致是属于语文学范围的。”

王力的看法遭到很多研究中国语言学史的学者批评。许国璋可能早就看过王力六十年代的系列论文，对其说法一直揣有疑问，20年后他终于有了答案，开始向王力质疑。在“《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一文的第10条脚注中他写道：

“有中国语言学界大师某人，问他‘中国有没有语言学’？他说：‘少’。他又认为‘中国的古人错误地把文字当作语言’。中国古代的学者给我们留下了很丰富的语言学遗产，有待我们去发掘。作茧自缚，何苦？ ”

王力的论述确有疑团。古人对文字的研究并不总是零碎的，可以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如六书；何谓“科学”，含意不明，再说语文学和语言学的区分也不在于科学与否；以“五四”为界切断中国语言学史，将语文学和语言学对垒起来，根据不足。但王力也有他的道理。他所说的相对于语文学的语言学，是指趁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研究和普通语言学研究之势而发达起来的现代语言学。这样的语言学不惟中国古代没有，就是在西方，古时候也是没有的。中国古代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文字或书面语言，直到马建忠的时候仍是如此，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至于把这种语言研究称作什么，并非问题的关键。古人自己的叫法是“小学”，本世纪初章炳麟改称“语言文字学”，王力称之为“语文学”。后来很多人不喜欢“语文学”，以为它有贬义，而宁愿用“传统语言学”或“古代语言学”一类名称，这也未尝不可。其实王力丝毫未因区分语文学和语言学而把自己束缚起来，他的那本《中国语言学史》是在最广的意义上把握中国的语言研究史，包括了先秦语言理论、汉以来的小学发达史和中国现代（1949年以前）的语言研究。换言之，他对“语言学”作了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这一点在其书的“前言”中交代得很清楚：“本文所叙述的是中国语言学简史，其中‘语言学’一词，是采用了最广泛的意义。严格地说，应该称为汉语言研究简史。”如此看来，八十年代初以来许多学者批评王力否认中国古代有语言学，多半是出于误会。

对王力的另一说法，“中国的古人错误地把文字当作语言”，许国璋也不满意，在另一处他批评道，“古人没有弄错，是说古人误以文字为语言的研究者错了”。这似乎又是一个误会。王力此话并不是说，古人分不清语言和文字，或者以为文字就是语言；他的真正的意思是：“古人错误地认为，音读和训诂都是从文字生出来的；研究了文字，音读和训诂也跟着解决了……。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二千年中，《说文》始终处于‘小学’的统治地位。……在西洋，语言学与文字学可以截然分科；在中国古代，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象无所附丽，原因就在于此。”王力是对的。我们都知道清人段玉裁给古代语言研究划定的三个领域：“小学有形、有音、有义”，这个三分法的根据是文字而不是语言。

可是，许国璋的本意也并不错。他强调的是，文字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汉字更加如此，所以不能“置书面语言于不顾，或者把书面语言的研究看作为文字的研究，把它排除在语言研究之外”。他似乎吸取了德里达的观点：“符号的音响形象是瞬息即逝的，而书写的文字作为符号施指是看得见的，是更为值得探索的。”我感到，批评者许国璋和被批评者王力的视角很不一样：王力是从中国语言学史本身由古及今的发展着眼，以评判其得失；许国璋则是站在现代语言学的立场，以发见古代的宝物。既然是两种视角，所见自然不同，要想分出对错怕不容易。

这就是许国璋当年质难王力的由来。好在王力无意辩驳（对其他批评者也保持了沉默），许国璋也未斤斤于语言学和语文学的名号之争。谁都清楚，不论说有说无，决不是只凭一句断言就能解决问题；要紧的是去探发，去证实：中国古代学者对语言究竟有多少理性认识？有无系统的理论，明白的表述，成篇的专作？

三

为此，许国璋一头扎进了《说文解字》。他为这部古代文字学第一书付出了大量精力物力。据周流溪在“许国璋先生生平业绩”一文中说，为了弄懂《说文》，“他在八十年代初上过一个自费学习班”。而据我所知，许国璋曾出资延请北外中文教师何建章，为他单独讲解《说文》。1983年，北外成立外国文学研究所和外国语言研究所，王佐良、许国璋分任所长。许国璋为语言所陆续购置的图书中，相当一部分属《说文》学，不仅有清代四大家（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筠《说文释例》和《说文句读》、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而且有近人丁福保的一套20册《说文解字诂林》。如今，每一个来到我们语言所资料室的人，见到这批古书都会觉得奇怪：外国语言研究所收藏这些东西做什么？真的，以后谁还会去读它们？

许国璋对《说文》的探讨主要是哲理性的，与一般依靠形音义分析的《说文》学大不相同，也不同于时兴的文化语言学的《说文》研究。他试图阐明许慎的“语言哲学”，“找出对现代语言学有普世意义的信息”（所谓“普世”，他解释说，是指“现代语言学者可懂和可以用现代语词所表述的思想”）。他的“从《说文解字》的前序看许慎的语言哲学”一作，逐句解读原文，归纳出五点要义。他也利用了前人考据所得，但更多地是从现代角度加以阐释，并常有自由的发挥。

许国璋深知，《说文》考察的对象是文字，研究文字不等于研究语言；他正确地指出，“中国古代经学家没有对现代人所称的‘语言’作正面的考察”。但他认为，中国人的“字”相当于词素和词，因此《说文》研究文字很大程度上也就可以说是在研究语言。他尤其欣赏许慎关于文字起源和发展的论述，认为“对于语言起源的问题，中国古时哲人也是从书写形式着手的（事实上这也是最为可行的方法）”，从古人对文字起源的论证中，可以找出“某些语言起源的理论”。

由此势必引出一个深层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学者要从文字入手探讨语言起源，而不直接从正面、就语言本身发问？为什么西方有语言起源神话，许多无文字的民族也有关于语言起源的口传神话，而中国的古文献中却未见有类似的神话？——这才是中国古代语言思维的特异之处，它的对象首先是文字；中国的文字太发达了，构造太复杂了，历史太悠久了，文献太丰富了，以致经常挡住古人的视线，使他们难以从正面把握语言。今人的兴趣仍一再被文字吸引了去，历史的根源也在这里。

以《说文》的研究为基础，许国璋进一步扩大考察范围，下延至刘勰的《文心雕龙》，往上则追溯到《周易·系辞》。在“追寻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一文中，他为这一范围设定了时限：“我所谓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是先秦到魏晋南北朝的一段时间内有关语言的起源、功能和发展的论述”。他不涉足先秦名论，而以“语言的起源、功能和发展”为题，可能是因为他不想落入老套。“名”的问题研究者很多，不易做出新意。关于刘勰，他有一段精彩的论述，见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一文的最后一节。刘勰是“中国古代少有的语言哲学家”，其著“《文心雕龙》第三十三篇论‘情采’，将‘原道’的论点作进一步发挥，把语言分为形文、声文、情文三类，可译为iconic signs, echoic signs, emotive signs”。文章就此收住，著者有意另写一篇专谈刘勰，可惜此愿未能实现。

四

在中国语言学史方面，许国璋所探讨的最后一个题目是《马氏文通》。我们在他写于1988年的“论语法”中，已能读到一些关于这部中国第一语法书的评论。他称马建忠是一位“普遍语法和唯理语法的理论家”，因为其作根据的是普遍语法原理，而不是基于拉丁语法或某一具体语法的原则。两年后，他写成“《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改称“普遍语法”为“普世语法”（这里的“普世”显然有别于他早先用过的“普世”一语）。文中将《文通》与法国人A.Arnauld和C.Lancelot发表于1660年的那本《普遍唯理语法》作了若干比较，论点要有：

●二书有“几处重要的相似”，“就全局看，《文通》胜过《普世语法》”；
●《文通》立足于“普世语法哲学”，马建忠写此书“主要是由于受西方哲学思想之影响，即唯理语法之影响”；
●马建忠“可能见过”《普遍唯理语法》，但“《文通》之成书，不像是模仿学校《拉丁文法》，也不像以法国《普世唯理语法》为范式”；
●《文通》在体系上“超过当时西方语法书”。

作为研究对象，《马氏文通》比《说文解字》复杂得多。《说文》是地道的中国土产，用中国语言学传统自身的发展线索可以解释清楚。《文通》则不然，它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中西融聚的结果。考明其理论根据和哲学信条的来源，弄清它究竟本于哪种性质的西洋语法，是《文通》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而由于马建忠未能明白地交代来源，即所仿效或参照的具体书籍，这一问题也就成了一大难题。许国璋断定马建忠受到唯理语法影响，但对马氏是否读过1660年的《普遍唯理语法》，也只能猜测他“可能见过”，并说，“至于他到底受何家何书的影响，笔者还在探索之中”。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这是一种谨慎负责的历史态度。

《马氏文通》的来源问题很棘手，许国璋以其长于思辨的方式做了独到的解释。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见解，但我认为，今后任何研究《文通》的人，要想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进展，都应该先读他的“《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了解他的思路和方法。许国璋的探索是真探索。他说，“所得不富，则俟诸来日”。这话出自一位古稀老人之口，让人怎能不钦佩，又怎能不为他余日不多而伤感。

五

以上是就《许国璋文集》的第一卷写的。这一卷收文有明确的主题，展示了语言学家许国璋一生的创获。但第二卷所收的文章相当驳杂，总计72篇，大致按领域或体裁编排，次序如下：

○回忆短文，2篇；
○语言学刊物祝辞2篇，语文工作会议发言1篇；
○关于苏联学者古宁所编《英语组语辞典》的评介1篇；
○关于英语教学、外语教育问题，11篇；
○“编者的话”，共18篇（刊于《外语教学与研究》1986—1993年各期）；
○书评、书序等，9篇；
○《大百科·外国文学卷》人物词条5则，英国文学评论、翻译3篇，英美文学名篇 选注6种；
○西方文化史专题或通述4篇、随笔1篇，鲁迅研究2篇；
○随笔，7篇。

如果完全按领域划分，除语言学外则有：

1）英语教学和外语教育；
2）英美文学；
3）西方文化史；
4）鲁迅研究。

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许国璋一生的工作重点和其它研究兴趣。

英语教学

这是许国璋的本行，他也以此知名于世。五、六十年代他就探讨过教学法，写有“基础阶段英语教学的特点”（1963），后来他主编的《英语》系列教材取得成功，多少得益于他的注意运用方法，以理性指导实践。他主张循序渐进，积累为要，认为只有将科学文化、贯入外语教学，才能真正提高语言水平。他当然是英语专家，可是他却敢说：“英语算不上有学问。我尤其不赞成人家自诩为英语专家。专什么呀？英语不是学问，英语是工具。”文革刚结束，他便预见到新时期的社会发展对外语学习的需要，在“论外语教学的方针与任务”（1978）一文中提出：外语教学方针是“有关国家利益的大事”，因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力量……外语的运用当然也是一种社会力量”。他特别强调自学的重要：“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提倡自学，提倡尽快地自学语音、语法，自己学会阅读；提倡从理性的认识着手，做到不同程度的外语实际掌握……”，因为，“自学有方，即是一种可贵的潜能”，长远地看甚至是“最可贵的潜能”。这不是宣传，这是他的切身体会。他的回忆录告诉我们，在中学里他就养成了自学英语的习惯，并有一种“自学的成功感”。

英美文学

学生时代的许国璋便有兴趣于此，后来断续作了一些钻研。他所撰写的人物条目、名篇选注等表明，在这方面他也颇有天赋。假如他一心朝文学方向发展，成就大概不会低于王佐良。北外过去素有“王公许老”两块牌子之说，王氏长于文学，许氏偏重语言学，这是绝好的自然的安排。两位高手之间，据说嫌隙也是有的，但他们终究是通人，在学问上彼此推重。比如许国璋有一段评论王氏文笔的话，读来既亲切又实在：“王佐良那生花妙笔时常可见。在他那悠闲从容的散文中，总有某个论点，既令人喜心悦目，又展示出他的卓识。写文总以精炼为上，佐良亦如此，但他决不着墨太重，而是点到即可。以短文写大题目是他的特长。用笔不慎不察者，往往以陈词为妙语，佐良则鄙之若丑角衣饰。我想不出有多少位朋友能这样轻快地驾驭英语。但愿我如此擅长。”

西方文化史

这方面的文章有4篇。前两篇有专题：“《圣经》和它所代表的文化——《欧洲文化读本》的第一章”（1982），“耶稣其人其事”（1987）；细腻的阐述和认真的考订，配以生动的笔法，使得两文成为《圣经》研究的佳作。另两篇是通论：“西方文化史选读第一讲——引言”（1990），“西方文化史选读第二讲——文明和文化”（1990）。这两篇题作“西方文化史”，实则对照了中西发展，是比较文化史。上述第一篇文章刊于《编译参考》1982年第7期，该刊的编者按称，这是许国璋教授正在写的一部书的第一章。后来他没有再写续篇。直至1989年，他在北外讲授“西方文化史选读”，整理所得的讲稿分为两篇刊出；在第一讲结束时他说，这是要了一个十年的夙愿，指的也许就是想把八十年代初开始的“西方文化史”继续做下去。1988年美国人类学家M. Sahlins等人在北外开办西方文化史讲习班，许国璋积极参与此事，也督促我们听讲。他的重拾旧题，与此次活动很有关系。

鲁迅研究

语言所资料室现存的一套《鲁迅全集》，是许国璋在时添置的。他的两篇论文的题目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与西方文学的接触和他的哲学探索”（1983）；“Lu Xun’s Lehrjahre in Japan and His Philosophical Quest”（1987）；后一文用英文写就，是前一文的要点译述，发表于王佐良主编的英文刊物《文苑》1987年第1期（未几停刊）。鲁迅在许国璋的学术研究中似乎只是一个小小的、孤立的题目，但鲁迅的作品对他的人格的形成和求索精神的养成却有很大影响。他以青年鲁迅的四句话为律己的座右铭，并把它们赠给学生：“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他惊叹鲁迅“文章的气势，学问的广博”、“探古源以求新泉的胸怀”，而这些也正是他自己努力想达到的目标。开放伊始，他便号召外语界学习鲁迅，因为，“鲁迅不愧是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从鲁迅身上，我们外语工作者找到了学通外语，汲取外国真正好的东西，服务于国家现代化的榜样。”在许国璋眼里，鲁迅是现代中国第一思想家。

六

《许国璋文集》如实收录了一位名家各时期的作品，且保留了早期作品的原貌。这样做是恰当的。五、六十年代，许国璋的研究涉及语言学、英国文学、英语词典学、英语教学等领域，那时他的文章写得也都认真，不无见地，但还没有后期作品的那种锋芒和气势。像当时所有的语言学者一样，他赞扬苏联语言学，批判了“资产阶级学术”和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申明自己与唯心论结构主义者的根本分歧。他也曾泥于俗、惑于常，像所有能够活下来的学者一样。后来他一定不喜欢这些文章。但这是历史，不必掩饰，也无法掩饰。文革十年未刊一文，到了1978年，个性终于得到解放。我们看到他那一年发表的“论外语教学的方针和任务”，锋芒和气势开始显露出来。此后15年的撰著，才真正确立了他在学界的形象。所以，是清平的时势成就了许国璋。当然，没有此前多年的自我修炼，再好的时势、再民主的学术氛围也了无用处。而他的自我修炼，又得益于名师钱钟书的指导。晚年他回忆道，“就学问论，钱钟书老师指引最多”，“壮年问学于钱钟书师，钱师导我，乃入哲学”。可是他喜做纯理研究，并不像钱钟书；他的像钱钟书，是在把学问、文章当作一件事情来做。再抽象的题目，到了他的手里，也能做成一篇美文。这是他的论文之所以诱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钱钟书和许国璋的时代已经过去，然而他们的学问文章韵致犹存。许先生曾说，“学生超过老师，是人类进步的希望所在”。这是他对后学的期望。他当年培养的博士生、博士后，在各自的领域里大都已能独挡一面，他应该可以放心。我虽非他的嫡传弟子，但从84年底到94年夏，在他手下工作10年，不知不觉中也就学到了东西。就学问文章论，我们尚不能与旧日的大家相比，但我们还有来日可追。让我们学许先生的精神，自今日起，读三十年书，问三十年学，那时再来与他理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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