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按  没有找到李欧梵的《方言、国语、文学》，先介绍几篇相关文章。

李欧梵：寻找城市失落的灵魂

2003-11-26 15:20      

人物简介

李欧梵，国际知名的文化评论家。１９３９年生于河南，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与名作家白先勇、陈若曦和王文兴是同班同学。１９６２年赴美深造。７０年代初起，先后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印第安那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现任香港大学杰出访问教授、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中国文学教授。

著述包括《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中国现代作家中浪漫的一代》、《西潮的彼岸》、《狐狸洞话语》、《上海摩登》、《寻回香港文化》、《都市漫游者》、《世纪末呓语》等。

１１月１５日，哈佛教授李欧梵在深圳的“物质生活”书吧举办公益讲座，主题为《寻找城市失落的灵魂》，算是为“读城热”煽风点火。

清算“阅读城市”这股风潮，大概就要从李欧梵开始。１９９８年李欧梵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双城记》，点明香港是上海的“她者”，两座城市互为“纳者”的关系，而台北则被他戏称为“双城的婚外情”。一时之间，上海、香港“双城记”的提法深入人心。

讲座现场，处于“读城热”风口浪尖的李欧梵，一上来便说：“寻找城市失落的灵魂，这题目听起来实在有点文艺腔。”他以近乎闲谈的方式，发表了自己对深圳这个新兴城市的种种“妄想”，表达了对本地知识分子介入城市设计的种种期许。讲座结束后，本报记者对李欧梵进行专访，请这位“都市漫游者”评述毗邻而居的广州和深圳两座城市，话题由此再延伸至文化人与城市的关系。

广州和香港是老牌“双城记”

记者：你在讲座里“交待”，曾经因为发表了一番关于广州的见解，被广州一位专栏作家斥为“不懂广州的外行话”——好奇的是，你到底怎么看广州？先讲讲直觉吧。

李欧梵：我对广州也只有直觉，哈哈。每到一个城市，城市对我都会形成一种强烈的刺激，但我去广州的次数太少了，应该再去一次才行。广州是研究中国近代史最好的城市，提到广州，我会想起一连串跟历史密切相关的名词：广州公社、十三行、沙面。我太太说，身处广州的街市，特别容易联想到当年西关大少的老式生活。广州的很多街巷，至今保留着传统的民间小吃，很喜欢那种乡土气息。我也很喜欢中山大学，因为陈寅恪的英魂在那里。广州还有鲁迅纪念馆。有一次和国内搞鲁迅研究最有名的两位学者，汪晖和王晓明同去，我们站在二楼，那是鲁迅当年的卧室兼工作室，也是他和许广平初次幽会的地方。我和王晓明、汪晖开始构思小说，小说的开头是：“鲁迅抽着烟，许广平轻轻地上楼，鲁迅抬眼说：‘你怎么才来呀？’”我们甚至想拍一部电影，把文化包袱变成创意——广州就是这样，到处都是历史的阴魂，这一点带给我很多触动。

记者：你的书《寻回香港文化》里有一篇文章《双城记的文化记忆》，其中一段令人印象深刻：“每次到上海，都感受到一种文化气氛，它虽然未成型，但在街头巷尾随处有形迹可寻。散布在衡山路附近的几家餐馆和酒吧——上海非常特别的是翻修后的老房子——几乎每家都有一个‘前世’的故事，而这一种历史的阴魂，在我眼中正代表了上海的魅力。即使经过多年沧桑，在革命和现代化的轮番摧残之下，仍然阴魂不散，令我着迷。”套用这段话，似乎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你对广州的感情？

李欧梵：就粗浅的印象说，可以成立。中国是一个有历史的民族，历史的阴魂是最可贵的地方。广州应该大力发掘文化遗产。我认为殖民文化值得研究。买办文化是广州的特产，我猜想买办致富之后的生活方式应该像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娘惹文化，一会儿吃西餐，一会儿吃中餐。还有，那时候洋人在广州怎么生活？这些洋味十足的东西，中国史学家一般不会去研究，但这些都是广州的特色。实际上，鸦片战争之后的一段时期，广州和香港才是双城记，二者在文化上很明显是一体的。当年广州很多人到香港经商，有些人正室在广州，姨太太在香港。

记者：既然广州和香港也有着彼此缠绕的命运纠葛，那之前你为什么只谈上海和香港是“双城记”，而不谈广州和香港呢？

李欧梵：当时我的研究范畴是上世纪３０年代的上海，那个时代，广州处于幕后，上海和香港的关联更直接。现在我已经不讲上海和香港了，讲的人太多了，但我听到一种声音，总是强调在珠三角，广州和香港你追我赶、互不相让——我一向反对恶性竞争的论调，何必要斗呢，为什么不能是互通的关系？在我的概念里，常常把广州和深圳混为一谈，他们同属于珠三角，香港也很容易被纳入这个体系内。在我看来，都市文化的互动是多元文化的必备条件，不是你死我活的经济问题。

深圳应该不按牌理出牌

记者：有人提出，在深圳讲“寻找城市失落的灵魂”有反讽的意味——这个城市似乎不曾有过灵魂，怎么谈得上失去？

李欧梵：是的，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像深圳这样的新兴城市有灵魂吗？老城市是有灵魂的，这毋庸置疑，但新兴城市，怎么来寻找灵魂？我以为，除了需要时间沉淀，还需要有人设计、需要有人提升。设计是第一步。在建筑学上讲，深圳目前还是一片空白，虽然有很多高楼大厦，但初期并未请世界级大师来设计，如今面临着巨大挑战，摩天大楼高不可攀，但是没有人情味，这跟上海浦东遭遇的困境是一样的。我个人认为，深圳的突破点，就在设计上，这里的“设计”是指广义的“设计”，包括都市的设计、建筑的设计乃至一个茶杯的设计。深圳不像北京，北京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城市，深圳没有历史，没有既定的游戏规则，这就有了不按牌理出牌的可能性。所以深圳要做北京、上海、香港没有做过的事，创出一套理念、一套模式，行之于南中国而皆准。至于这种模式具体是什么，我不知道。

记者：你在讲座里也提到，“深圳可以创出一种新的世故，不是传统的高品位的世故，也不是油滑的世故，而是新兴的多元的世故”，但这些构想听起来都有些抽象，似乎无法落地……

李欧梵（笑）：我故意讲得很抽象，因为这不是我的专长，我来深圳才两次，想法积累得很少。而且，关于深圳的文化，消极的内容你们都讲了，我故意讲得积极一点。近两年，深圳害怕的是被抛弃、被遗忘，我的观点是，如果有声音，深圳就绝对不会被遗忘、被抛弃。所以我非常希望有人把深圳的都市文化特质提出来。刚才讲座上有人提出，深圳人的生活状态是“把灵魂寄放在箱子里，打拼一阵，然后到别处安身立命，再将灵魂释放”，这个说法有点意思，可以去注册，唬唬外国人，他们会问“到底是什么箱子”，显得深圳文化挺神秘。

记者：这种发现、提升和总结，倒是契合你曾提到的，对都市文化应该培养一种“文化敏感”，而不是“从道德或经济立场出发，把都市文化的种种弊端批评得体无完肤，特别是对都市的通俗文化更视之如敝帚。”

李欧梵：是的，但知识分子的文化敏感显然不足。比如，从都市设计的立场来看，深圳代表的是什么？目前我还没看到一个学者提出对深圳这个新兴城市的看法，这个工作反而是由荷兰建筑师库哈斯抢先。库哈斯认为，对世界级的建筑师而言，最刺激的地方就是中国，最有挑战的地方就是中国的珠三角地区。１９９６年前后，库哈斯率领哈佛十几个学生来到珠江三角洲地区，将深圳、澳门、东莞、广州、珠海等几个城市作为他的研究场所。他提出，深圳代表了２１世纪新的都市模式，他将这个都市模式命名并注册为“通俗城市”。通俗城市有两大含义：第一，这个城市是崭新的，无所谓历史，无所谓文化，无所谓灵魂；第二，都市人的基本生活方式是消费。库哈斯认为，深圳代表的不仅是深圳、不仅是珠三角、而且代表了整个中国的发展方向，那就是城市化的进程摧枯拉朽——现在中国大概有２５０个城市如深圳，拼命盖房子，城市处于急剧发展和扩张状态。

机动知识分子要介入所处的城市

记者：提到“通俗城市”，记得你在上海华东师大的讲演中曾经说：“如果不尊重上海的文化遗产，为了做天下第一，世界最大的都市，你绝对会变成通俗城市的，这是我对上海有关当局的警告。”处于这个语境中，通俗城市似乎是贬义？从本义上讲，“通俗城市”也并不等于将每个城市的个性赶尽杀绝吧？

李欧梵：上海有历史阴魂、有文化遗产，它的方向不应该是通俗城市。我的意思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中国有资源、有冲劲，但冲刺的速度和方向是不是值得思考？这需要建筑学上的考量，而中国知识分子在这方面最差。在我看来，任何一种都市设计都应该有４个立足点：官方、知识分子、批评家、行动家，但目前显然不是这样，知识分子都在过程之外。比如上海新天地建成之后，一些知识分子很反感，认为那是伪造的都市灵魂，但盖之前他们干嘛去了？

记者：你的意思是否可以理解为，知识分子的功能应该在时间上提前，从后知后觉走向先知先觉？处于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对于城市化进程，需要适当介入？

李欧梵：这涉及到都市里知识分子的功能问题。中国五四以来有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关心的是乡土，家国意识的落点就在乡土，他们思想里没有城市这个概念，所以知识分子一旦在作品中表现城市就有距离感。比如张艺谋，驾驭乡村题材如鱼得水，碰到城市题材就不行了。对于城市，传统知识分子往往处于游离状态，写几本高深莫测的书，高高在上。如今都市里已经不可能容纳这种五四式的、坐而论道、曲高和寡的知识分子，所以这类人现在都很痛苦。实际上，在都市里做文化人，避免不了“公共性”，做象牙塔研究也和大众生活有关联，出了书，放在公众空间去卖，还是和大众有关联。与其被动地发生关系，还不如主动投入当下的生活，密切关注城市的发展、介入其过程，我称这类人为“机动知识分子”。

记者：但也有的学者说，知识分子更重要的功能是对城市的迅速发展做出相应的阐释？

李欧梵：对都市的阐释也是一种启蒙，报纸上的专栏作家做的大体是这类事。可是，你即使做最巧妙的阐释，五花八门、天马行空，阐释完了又怎么样？对实际有什么用？现在我们的城市面临着很多问题，本地知识分子应当利用自己“身在此山中”的优势——虽然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但本地知识分子对这个城市的复杂感情与认知、审视交错在一起，所构成的优势，是旁观者无法比拟的。尤其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每个人的角色都要走向多元，既要扮演本地角色，也要扮演国际角色。所以英语必须精通，给那些蜂拥而至、指手画脚的泛国际理论家狠狠一棒：你那套我全懂，我这套你就一窍不通！你们可以说：广州、深圳的灵魂是这样的，你如果有异议，欢迎你来深入调查，但在此之前不要乱说大话！
                        　
我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多元主义者

记者：而你自己，似乎也身体力行，做一个机动知识分子，对都市，既批判，又投入，既预言、又幻想……

李欧梵：就像本雅明笔下的波德莱尔，一个“都市漫游者”，用各式各样的文化行为来影响都市的发展。我是一个没有疆界的人，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多元主义者。任何一个有文化生机的大都市，我都有兴趣。我之所以为当代华人的都市文化打气，都是基于一种信念，我认为当代文化的范畴就是都市，而大家普遍对于都市文化的认识——特别是都市文化的多元性和国际性——往往不足。除了我这种“机动知识分子”，还有一种，就是你们，媒体知识分子，根本没有时间说大话，只是做，影响之深远，肯定超过广州和深圳。

记者：听说你的《上海摩登》在上海卖得很火，一直排在畅销书前列，而“李欧梵”三个字也变成小资文化的符号，你本人则成为小资们的精神偶像了。你会不会介意自己的形象被通俗化，大众化？

李欧梵：听起来我有点飘飘然。虽然对小资情调我是有所批判的，我认为，小资情调、商业文化这一套不应与中国历史相隔离，而要游离于二者之间，让它们相互撞击。但是听说白领都爱看我的书，我好得意，这也迎合了我的初衷。《上海摩登》我故意写得浅显，写得形象，而不是用学术语言，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看懂。我和太太李玉莹写的《过平常日子》一出来，香港一些从不看书的年轻女孩子因为好奇“张爱玲是谁”，从此也看一些书了，这让我很满足——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很高调，“以天下为己任”，我就要唱一个最大的反调：绝不做大事，只做小事。我是狐狸型的人，对那些小的细节性的东西颇有兴致，而不是像刺猬那样努力于构建一个完整系统。在香港，我常常批评年轻人文化修养差，要读书，不要太市侩，香港人骂我是唐吉诃德。

《都市漫游者》:时尚品位的“新启蒙”

近日到上海，发现大街小巷广告牌最常出现四个字：“时尚”、“品位”。显而易见，这是为白领阶级而制造出来的名词。我到处询问“时尚”和“品位”所指的是什么，得到的答案都是差不多：顾名思义，时尚当然意味着时髦和流行，而品位的根据就是名牌——从衣服到汽车、手表到皮鞋、红酒到巧克力，都是身上或身外之物。那么，身内或精神上的品位是什么？除了对商品和身体的欲望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时尚”可寻？
   
既然白领阶级要做社会的精英，我不如也做一次精英，给白领阶级做点“新启蒙”，目的不是灌输知识或学术，而是帮助他们更有文化品位。以下随意列出十项题目，以供有心人参考：
   
（一）你除了名牌衣服之外，还看过名牌教授的书吗？名牌教授的定义不在于是否在名牌大学，而是真正有思想有见识的教授。如果你看过十本此类的书，就算有文化“时尚”的资格。
 
（二）你一定喜爱看最近出产的美国电影，但可否把新片子折合成旧片或经典片看？譬如你刚看过《泰坦尼克号》、《哈利·波特》，那么你是否看过黑白版的《泰坦尼克号》（原名叫《一夜难忘》）或更为神怪的默片《大都市》（Fritz Lang导演）？如果你想看《蜘蛛人》，你是否也看过《蜘蛛女人之吻》？原因无他，前者的背后是科技或商品，后者的背后是文学和文化。
 
（三）你一定喜欢听西方音乐——如流行歌、新时代（New Age），或电子歌曲。那么，听完十首流行曲（一张唱片的时间）之后，可否换听一曲古典音乐？无须花钱买名牌唱片，香港的Naxos公司的廉价货就不错。我先介绍你听听柴可夫斯基（从《天鹅湖》听起）和贝多芬（不要先听第五交响乐，先听第六、第七和第三，最后听第九）；海顿的弦乐四重奏也不错。不喜欢古典，爵士乐也行。
  
（四）你一定喜欢到欧美各地旅行。每到大都市，是否参观美术馆？如果是旧地重游，参观的次数越多越好，芝加哥的艺术馆（Art Institute）、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巴黎的卢浮宫。佛罗伦萨、马德里、柏林、维也纳、伦敦、圣彼得堡等都市，更是美术胜地。参观后应该购一册你喜欢的画家的画册，回家研读。
 
（五）你一定喜欢看时尚或消费杂志。那么，你每看三本此类刊物后，可否买一份英文的《纽约客》？如果买不到或不识英文，也可以买广州的文学杂志《书城》代替。你亦可以看看《万象》还有《读书》。
 
以上五项属于“基本功”，不足为奇。以下五项是“奇招”，你做到任何一项都可以出奇制胜，在“品位”上更上一层楼。
 
（六）你一定会说“双语”——中文句子中夹杂几个英文单词。那么可否除了用OK，no problem外，在适当场合用几个较抽象的字眼？譬如：在品位（taste）这个名词前面加上另一个字眼authentic；在时尚（vogue或mode）之外加上一个so－phistication；或者故意吓吓你的洋老板，他说“全球化”（globalization），你偏说“国际化”（cosmopolitanism），他说“跨国公司”（multinational company），你偏说“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或“跨文化研究”（cross－cultural studies）。

（七）你或许已经是上海“新天地”的常客。那么，你知道上海的弄堂建筑的历史吗？还有把弄堂生活写得极为出色的，张爱玲和王安忆？如果你来自香港，更应该看张爱玲的《第一炉香：沉香屑》和《倾城之恋》，王安忆的《香港的情与爱》也不错，但《富萍》更好，因为你从中可以读到上海穷人生活的滋味。
 
（八）你可能到过日本，或在日本驻华公司工作。那么，千万不要忘记鲁迅，因为40岁以上的日本人都知道鲁迅，他的短篇小说《故乡》选入日本的中学教材。你也应背得几首鲁迅的古体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中的“千夫”指的是谁？不一定是阶级敌人了）。香港的白领人士赶快看《狂人日记》或《阿Q正传》，否则你真会变成白领阿Q了。
 
（九）你可能有意再得个什么MBA或MPA的学位，上个什么先修班，“自我增值”，当然无可厚非。然而，你可曾考虑到香港的“牛棚书院”去选课？只有在那里你才能读到柏拉图。上海人到不了香港，想自我增值的话，可以偷偷跑到复旦、华东师大等名校旁听。但更省钱的办法是到上海图书馆一楼的期刊阅读室去翻翻当年——任何一年，或对你父母亲有意义的年代——的《申报》。上海的历史在此展露无遗。不懂历史，你不配做上海人。

（十）你如对以上九项提议毫无兴趣，那么，请拿出你自己的“货色”来，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用“时尚”和“品位”充数。

《都市漫游者·文化观察》  李欧梵/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批《都市漫游者》
时间：2005-03-11

下午看了“国际知名的文化评论家”李欧梵先生的一本小册子，《都市漫游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作为一个享誉国内外的文化名人和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中国文学教授，李先生一定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但是这本小册子中的几篇文章却真的很难引起我的认同感。在此让我就书中的几个地方发表一下我的浅见。

一：本书第42页到第43页“美国人对于幸福的追求，绝不止于财富，而把美国非人化、视之为财富的化身和强权代表的，恰是第三世界国家，这是全球资本主义急速发展的遗毒，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贫富如果不均，还谈何自由、平等和幸福？所以，第三世界国家存在的普遍的反美情绪，非但可以理解，甚至时情有可原的，然而，这并不构成恐怖分子不择手段的借口。”这段话的荒谬之处在于把反美情绪的根源肤浅地归结为对美国财富的嫉妒。这种想法实在太可笑，稍微对当代国际关系有点认识的人都该知道，反美情绪的根源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而绝非是对美国财富的嫉妒。李先生对美国的感情我们可以理解，正如你说的，“我在美国求学、任教近三十年，至少可算得上半个美国人”（见于该书第47页，这句话中“至少”这个词用得特恶心，好像能得多大好处似的，如果我能决定，我想算他完全是美国人），但是这种美化美国霸权主义的言辞是我绝对无法忍受的。或许你并非出于这样的本意，但它给了我这样的感觉，其他读者会怎么想我们不得而知。

二：本书《从梁启超到“世界主义”》一文，在论及“越演越烈的民族主义”时，李先生举了我国的“中国红客联盟”的骇客攻击美国网站的事情为例，并有这样的一段“经典论述”：“民族主义发展到这个地步，几乎成了极端，成了历史的反讽。如果梁启超在世，不知作何感想。因此，对付这种狭义民族主义心态的唯一方法，我认为还是以世界主义作为标杆为佳，以超越民族和民族国家的狭隘范畴。”太搞笑了，在炸我驻南使馆和撞机事件的背景下，爱国网民的小小抗议美帝国主义之举就成了极端民族主义？？如果这种爱国网民的行为是对历史的反讽，我觉得李先生的这种想法才是对身为中国人（起码是半个中国人）的自己的强烈讽刺。世界主义是多么美好的理想，但在霸权主义仍然盛行的今日想要实现，似乎不太实际。

三：本书《上海，时尚和品味的“新启蒙”》一文，李先生为了为帮助白领阶层变得更有文化品味，提供了十点参考。其中有一点也是相当经典，他建议白领们除了使用OK，no problem外，在适当场合应该用几个较抽象的字眼（也是英语）。真可怕，能熟练使用英语中的抽象词汇居然也成了有品位的标准，看来大伙得把牛津高阶上的生僻抽象词多记些，才不会被人笑话土！！！真遗憾我不是英语系，否则我的品味就会与日俱增了。

四：李先生在书中还犯了常识性错误，我试举两例。第一，李先生认为《万象》是上海出版的，在文中屡次提到。而实际上，《万象》是由辽宁教育出版社主办，在沈阳出版的杂志。估计李先生是认为上海的人文环境与《万象》杂志的风格较符合。第二，李先生认为余秋雨是上海人，而实际上余秋雨是余姚人。

综上四点，本书实在称不上一本质量较高的出版物，我建议尽快出修订版，既可以避免误导读者，也可以挽回作者的学术声誉，一举两得。本文仅是就事论事，提出一点自己的想法，虽言语比较激烈，但绝非对李先生的人身攻击。

（出处：网络；作者：待查。）

李欧梵的文学与都市

作者：吴福辉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在我的书架上，原有的李欧梵著作《铁屋中的呐喊》、《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上海摩登》外，新近又添置了江苏教育出版社配成系列重印的一批他的书，像《我的哈佛岁月》、《我的音乐往事》、《中西文学的徊想》等。此前的书，其中有几册是他送我的，但我的意思倒不像外交家似的硬要把见过几面的朋友暗示为熟友 。知道李欧梵的大名似乎很久了，最迟总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吧。先是听到他在鲁迅研究界发一声喊，震级虽不算强，也足够让内地的我们吃一惊。后来是提倡读米兰·昆德拉。起码在我的印象中，这件事是与他相关的，于是那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风行一时，连同书名，连同这书名的句式。再后来，便是毛尖翻译了他的《上海摩登》，有一个长长的副题《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开创了文化史与文学与都市贯通研究的范式，并引起对重绘上海文化地图的争议。

记得有一次与钱理群在毛尖、王为松家里作客，突然门外进来李玉莹、李欧梵夫妇（仿毛尖夫妇体例排列出场男女先后，免得出问题）。正在看的《活着》也不看了，宾主打成一片，欢谈不已。李欧梵平时谈话和学术演讲，多半是兴致勃勃的，话锋健朗、机智，调皮起来反讽自嘲分不清路数，像个“坏小子”，但句句话都见赤诚。他自述参加鲁迅学术会议的经历，设计好《鲁迅与现代艺术意识》一文揭示鲁迅的“阴暗面”（就是鲁迅说过的“鬼气”）、“颓废面”，预备引起批评。后来果然来了反响，他偷偷乐了。这看起来也颇像“坏小子”行为，而他的鲁迅观点倒是十分严肃的。此人就是这样，让你初次见面便会被他吸引。他有魅力，兴趣广泛，艺术修养丰富，没有架子，喜谈闲文。那天不知怎的论起齿序来，李欧梵与钱、我三人竟是同岁。同龄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尽管在教育背景上有隔着海洋的距离，但还是能找出许多共同点来。比如阐释文学“现代性”的时节，面前已横亘了一个巨大的“五四”传统，无法逾越绕行；比如面对纷纭复杂的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的理论，中西古今间一时不知如何自处。我读李欧梵的书，觉得他的意义是能够启示我们同代人的，有的地方也正合我心。他对“五四”的反思，结论不一定和我相同，但反思的心情、理路、力度和期望值，都足够我参考。他对西方理论烂熟于心，底子厚实，至少他能读原作呀，但他从不搞大的、完整的系统，甚至私心里正想解构这些庞大的各自为政的系统。他不服膺于任何一种理论，同时取任何一种可用的理论而用之：用心理学解释鲁迅，用弗洛伊德和厨川白村解释《补天》，用哈贝马斯解释30年代的上海公共空间，都到了得心应手的地步。他的理论视界，理论观察的出发点，基本受到后现代主义的浸染，但他并不跟着任何一种理论走，相信没有一种理论可以包打天下。他“恨”洛杉矶（只想念一家中餐馆），喜好古典音乐，看老的好莱坞片子过瘾，著文笔下带了感情，这都叫我们这些同代人觉得亲切。他自称是个中外杂家，他开辟了狐狸式的研究格局。他的学术小品，他的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散点式的理论话语，流畅行文中处处含藏锋的写法，真是游刃有余。横跨，或横站，岂不是我们这代人文学者面对世界最聪明的姿态吗？

我们提起海外学者，一般都称赞他们视野宽阔，以及远观、旁观的“距离效果”。接下来会觉得自己仍占据着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基本材料，他们对历史情况总是隔膜的。李欧梵治中国现代文学，治上海文化，粗看似乎也是如此。资料上的毛病挑得出来，比如《上海摩登》将24层的国际饭店和22层的四行储蓄会说成是两幢摩天大厦，实际上是一回事。2001年他送我《狐狸洞呓语》一书，记得是在上海大学开会。会后参观“东方明珠”下面的老上海民俗历史陈列馆。那天与李欧梵前后看着，发现《上海摩登》的作者对许多上海事物并不很熟，便自作聪明由我这半吊子给他充当讲解。当时也留下了海外学者究竟原始资料掌握不够的印象。其实即便是材料，他也有他的优势。他解释上海都市文化，抓住典型事物，什么摩天大楼、百货商店、咖啡馆、舞厅、公园、跑马场、电影院、广告、月份牌（月份牌的阐释可谓经典），引用的材料，除了曾朴、曾虚白父子，除了“新感觉派”作家和张若谷，还有施蛰存、徐迟的口述，还有许多当年殖民者的回忆，而且外人作为“他者”看上海的材料绝不在少数，仅“外滩建筑”一节里就有苔斯·约翰逊：《最后一眼：老上海的西洋建筑》、詹·黑伯尔：《上海外滩建筑》、赖德林：《从上海公共租界看中国近代建筑制度》、伊东忠太：《上海都市建筑》这些书的引用，还不计为与上海比较而引述的外国人讨论纽约、印度和南非首都建筑的书。你可以说这些材料我们也是隔膜的。而这种引用便将上海置于了一个世界的“十字架”中（李欧梵喜欢的比喻，指将文学现象作纵向横向的定位观察）。我们双方对上海获得“现代性”的认识自然不同，我就强调晚清以降这是“阴影下的学步”，李欧梵则指出老上海殖民色彩里面的“世界主义”。这是源于李欧梵本人的“世界人”的文化立场。对于他，《申报》副刊“自由谈”的批评空间，令他思索到它能否转化为现代公民社会的基础，而我们只是想到它对当年社会制度的一种颠覆破坏。但李欧梵没有从“公民社会”进一步讲到中国的市民社会，这往往是他的局限。只差一步之遥就要讲到真正的中国问题的时候，他猛然止步了。他是不是为了让更熟知路径的别人走进去呢？

李欧梵本质上是个散文诗人。他自己说在20世纪的文学和都市“漫游”，写不出抒情诗来。依我看，他写的是散文诗。他看世界的方式是散文的——关心食、住、行、娱（我看他对“衣”的感受比我还差，所以给他改动了一个字。虽然他可能熟读张爱玲的《更衣记》）的日常生活，那是一种流连式的观察与自由摄入。他表达起来也是专栏小品、影评乐评、回忆序跋，十八般武艺样样都来，驳杂。半路里还杀出一部小说《范柳原忏情录》（我得到的“麦田”版是他1998年6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会上赠我的），这是他钱钟书式的书斋思绪的延长，可用的却是书信体，外加资料补遗、访问记录体。《上海摩登》是他十数年构筑的一本学术大书，但如按内地标准看来，显然还不够“大”。可是他的思考，仿佛是理论的“诗化”。是他夸赞友人所说的一手资料、一手理论、一手批评，三只手的写作。他引人们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领域，进入20世纪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的领域，靠的是文本、历史与诗相互结合贯通的学术方式。他的反思，他的质疑精神，他对现代、后现代所持的一种保留性、焦虑状、融入型的立场，使他能够天马行空，游走于自己心仪的学术天地间。他是一个都市的“游手好闲者”（本雅明语），一个文学和文化的“漫游者”。他的学术是和快乐、好奇，及他自称的克服各种“失败危机”紧紧相连的。

其实，有了陈建华、季进和李欧梵的对话（都留下了整本的著作），我的这些支离破碎的感受，纯粹是蛇足。陈建华说李欧梵的学术人生在中西文化之间“始终流露出一种无根的漂泊感”，“一个‘徘徊’的主调却升起，萦回不息”，是对他的确评。似乎也是说他在诗与散文境界之中。茅盾早期有一个短篇小说《诗与散文》，这题目包含了人生的、文学的基本模式，现在还可以增添一个：学术模式。学术、文学的某种“散文化”、“边缘化”几乎是李欧梵自觉追求的现代性质。如果没有了“边缘者”的身份，他就会失语。失了揭示现代文学、现代都市反思话语的可能。如果我们内地的学者都整天忙着购车购房（不是说不能购），忙着几子登科，一心把自己卷入有产阶级、成功人士的中心位置去，那离丧失反思话语能力也就不远了。甘愿作文化边缘人，可算是李欧梵话题可以留给我们的一点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