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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谷孙-胡桃壳里做主人
【时间:2007/10/9 】 【来源:2007年06月05日 】 【作者: 谭璐】 【已经浏览5415 次】

    18世纪的英国文豪塞缪尔·约翰逊称词典编纂为successwithoutapplause,diligencewithoutreward(无偿劳作,虽成无荣),称编词典的人为harmlessdrudges(无害的苦工)。在中国,对这些话最熟悉、最有体会也最有切肤之痛的,是不是要算陆谷孙先生了呢?

    他最负盛名的就是编词典。1976年起,他参加《英汉大词典》的筹备和编写,1986年11月开始担任主编。这部1500万字的《英汉大词典》是由中国学人独立研编的第一部综合性英汉词典,出版十余年来,影响难以估量。他又花6年时间主持修订了《英汉大词典》(第2版),前不久面世。

    他的大名在当今中国英语教学界也是无人不晓,他“代表了新中国自己培养的英语学者的水平”。他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语系,1965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不过,陆谷孙先生并不是一个窝在书斋里抬不起头的“学者”,他是“知识分子”,是“性情中人”。编词典,教英语,研究莎士比亚,他的人生可以借用哈姆雷特的一句话来形容———我可以置身在胡桃壳里,却是无限的主人。

    遗老遗少护卫母语铁齿

    ■为朱镕基和港督做同声传译时,他兴之所至讲起了王羲之和莎士比亚

    《英汉大词典》(第2版)的责编张颖说,词典面世后,陆谷孙先生就提议在网上开设勘误站,让人们挑错,陆先生自己来当版主。讲着讲着她乐了,说后来这个讨论版有点串味儿,大概受版主的“误导”,讨论起诗词来,还很热烈。“陆版主”则跟她说,不能再当下去了,恐怕要上瘾,会把时间全搁进去。

    陆先生曾经说:“因为我喜欢舞文弄墨,是一个酸腐文人,也有人叫我‘遗老遗少’。我喜欢写点文章,玩弄点雕虫小技,文白相间,就传出去一个‘遗老遗少’的恶名,而且还夹带些英文。”他写的这段自述则可以视为佐证:

    “岁月不居,转眼耆岁忽焉而至,再瞬间,到了西洋人所谓的‘金龄’(goldenage,在美国一般指65岁以上),本应退隐林泉,尤不宜重操词典劳役。但是《英汉大词典》问世以来,自己在使用过程中已不时发现‘硬伤’,出错率(包括不易为外人察觉的技术性失误)已超出原定的每5页允有1处的容忍指标;而经读者指谬,错误缺憾败露更多,一番败露,一次憬悟,愧恧弥增。此外,凭着一部作品揽来多个奖项,反证学识浅薄,不任荣惧,衷心不安,兼之昔日齐心戮力的同仁或老或殁,大半星散,不类之子附得虚名,殊深内讼。就是在这种愧怍、自责、痛惜的情感交织之下,不自量力,战战兢兢,签下了编制《英汉大词典》第2版的合同。‘果者,末之难矣’,诚哉斯言!”

    这种风范正是陆先生的一大特点。有个很有名的例子,1990年,他担任出访香港、新加坡的上海市经济代表团首席翻译,在给上海市前市长朱镕基的主题发言做同声传译时,朱市长提到“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他准确地翻译,并且补充说这句话出自中国晋代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序》,又介绍了王羲之和他的《兰亭序》。而港督在讲话时,引用了莎士比亚名句,陆先生翻译时兴之所至,将莎士比亚下一句话用英语背给总督听,港督大为惊讶和赞叹。

    有很多人喜欢陆先生的《余墨集》,不论是书话、杂感、随笔,还是日记、演讲、书信,都疏放率性,自然呈露出作者的中西学养,人们赞“余墨”不板着面孔谈学问,而学问自在其中。

    ■好容易从《康熙字典》里找了个字来翻译,少壮派反对,说这个字谁认识啊?

    在采访中,更是时时可以领略到陆先生文、白、英文夹杂的风采,以及沉醉其中的自得其乐。随口背出诗文,然后自问:你怎么翻译能够翻得出来?“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汉字来翻译PUNK(朋克),蛮好的,我用的一个字,是我从《康熙字典》里面找来的,上面一个繁体的‘髮’,下面一个朋友的‘朋’———因为PUNK那些男男女女的头发都很有特点。本来《英汉大词典》是这么写的,结果第2版的时候,两个少壮派都反对,说这个字谁认识啊?还是翻朋友的朋吧。我好不容易救活了一个字,但……”他讲这些时,脸上的表情掺和了自得、惋惜、无奈,内涵丰富。

    对中文的深情,他说大概和小时候家里要求比较高也有关系。“那时候我父亲要我背唐诗,那些诗我也不懂,就是教小和尚念经。现在回忆起来,不仅有景物的,还有怨妇这种诗,教一个小孩干什么?其实我爸爸是在发泄自己的情绪,因为那时候我母亲已经没有了,所以他就教我背这种诗。后来我启蒙了,认字了,再看到这些诗,感觉特别好。好像这个诗有两重意境,一个是本来就有的,一个是父亲教我那时候的意境。稍微大一点以后背家书较多,就是曾国藩的那种家书,怎么叫人好好自律。”

    据说当年他父亲陆达成讲一口流畅的法语,在洋行工作,和外国人打交道,做了许多年的法语翻译,却爱穿唐衫,习性上完全是个旧式的传统中国文人。和父亲相似,陆谷孙也是这样的一对矛盾体,有人概括他是:固守传统道德和个人原则,恋家,固执,铁齿。

    他最爱讲对母语要尊重、敬畏、护卫、热爱,采访中当我问到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词来表达,他又提到那个讲过多次的例子:“我们系有一个博士生导师,把他写的一本书送给我,上面写了:陆谷孙教授扶正。扶一把的扶,我说这是大老婆死了,小老婆要扶正?这种例子我就到处讲,广为传播,我也不顾情面。他后来偷偷来改了,改成斧头的斧了。不管怎么样,我希望至少教师从小学开始用比较准的中文,不要写错别字。”

    至于那样做人家面子上会不会很难看,似乎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一抬头,他举例子又说到张颖:“你写给我手机的信息‘青年报记者采访的说’,什么意思?”

    ■根本不像我们自己讲的,现在国外学汉语有多热

    对中国的语言文化当下在国际大环境里的位置,他的看法是清醒的:“我们过去是拿来主义,现在是送出主义。但是送出的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出去的文化产品极少。到美国的大书店,我有时候一天都呆在里头,在书架上一本一本看过来,中国书极少极少,除了英国人写的《毛泽东秘史》以外。其实在国外,中国的软实力还是很差的,根本不像我们自己讲的,现在国外学汉语有多热,有多少孔子学院。孔子学院是有,但实际上对中国文化真正感兴趣的人还是很少。”

    在网上搜索“陆谷孙”,重复率最高的页面是他题为“留住我们的精神线索”的演讲。“什么是精神线索?我觉得就是一样东西:语言。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都离不开物理形式,比如:音乐就要靠乐器,如笙箫等等;雕刻离不开金石泥土;生活方式离不开衣食住行各种硬件和各种典章礼仪,唯有语言可以口口相传、心心相印。语言被智者赋予一种超越时空的力量。所谓中国文化的精神线索,绝不仅仅从技术层面谈论提高汉语修养,而是要改变态度。”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记住母语的‘美’,这种美是untranslatable(不能翻译的)。有这种自豪感,不讲优越感吧,对自己的文化,五千年的文化有这么一个总体态度的话,而且又是真诚的,我觉得汉语,还是会有很美好的前途。”

    庙堂英语江湖英语票友主义

    ■“庙堂英语”阵营里,就他还说过“江湖英语”的好话

    陆先生的英语腔调被称为“中庸”———既不像伦敦口音,也不是美国音调,而是“超越大西洋”的英语。这和他的学习经历有关。

    他中学学了六年俄语,1957年上大学后从ABC开始学英语。他告诉我,学习方法就是:模仿。“那时候听音材料非常单调,英文系就一台非常陈旧的钢针唱机,就是‘唱片放在唱机上,唱机放在桌子上,桌子放在地板上’这样的句子。没趣,但我就喜欢学它那个腔调。我觉得学外语再讲什么音标规则、读音规则,什么升降调,都没用,唯一的办法是模仿。”他也庆幸那时候削减英语系,全国只留下8个,反而荟萃了最优秀的师资。

    这样正规教育的学习途径,如今他用“庙堂英语”来指称,与之相对的,是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功利目的非常强的培训班,他称为“江湖英语”。这两个阵营里,据说庙堂里只有他还说过江湖一句好话。“为什么呢?我有一个侄女,她去新东方学了15天,结果走的时候师生恋恋不舍,唱着友谊天长地久,而且有人掉眼泪。我们这里教了四年,走的时候也就走了。这就是它的本事,不能否认这点。它有它的好处,但不能总是功利地来对付考试,这可能在目前是需要,因为出国留学必须要经过那个考试。”

    ■学英语除了职业主义以外一定要有票友主义,就是玩

    “学英语高一点的境界,是通过英语,多了一双眼睛,多了一副耳朵,多了一条舌头,多了一个大脑。我教散文课,尽量选经典,同时也选有点时事性的。比如‘9·11’以后,美国也有一些知识分子认为主要责任在美国政府,美国那时候为什么把萨达姆作为中央情报局的线人呢?本·拉登也做过他的线人,等于他是自己培养了一批对付他的人。我非常喜欢不同意见,如果社会一个声音就完蛋了。所以我把美国的不同声音集合起来,比如里根死了以后是一片赞扬声,但我看到报上一篇散文,说里根并不是那么伟大,美国今日的所有问题都源于里根时代,而且都是有根有据的,这篇文章是我喜欢的,我拿来给学生念。而关于赞扬里根的你们自己去看就好了。

    “我觉得更高的境界应该是为英语而英语,这话没有人听的,谁为了英语而英语?语言就是交际工具。我实在喜欢这个语言,唯有真正有这种愿望的人,才能到达比较高的境界。就像钱钟书先生一样,有时候他要把司马迁的《史记》改几个字,你说他改几个字干什么?他偷偷乐,自己乐。任何学问,任何技能,我总觉得它还有自娱性的一面,有自己的快乐,完全的快乐,所以我称之为票友主义。除了职业主义以外一定要有票友主义,就是玩。对我来讲就是为英语而英语,我不看英语难受。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学英语的超级大国,三亿人学英语。可我们的英语远远不及印度。当然印度有历史原因,他的发音可能不如中国人好,但是整体水平在中国人之上。我们的主要原因就是功利性太强,从小开始教英语,父母瞄准的就是将来出国。现在学英语压力很大,乐趣很少。”

    找乐子知识分子表现欲

    ■他教会了学生对世界始终抱有好奇心,以及“不务正业”

    对于陆谷孙编写《英汉大词典》的这三十多年,人们往往不吝啬溢美之词:“悲壮”;“锲而不舍”;“在这项无情耗费编者的年华、心血乃至生命的事业中,能够耐住寂寞,坚持下来,这背后一定有一个崇高的信念支撑着他,那就是甘于献身社会,甘于献身学术。”

    我却宁愿站在另外的角度来看,不仅是因为采访结束时,陆先生一再郑重强调:千万不要给我“浓妆艳抹”。

    词典编纂的确是一项极为枯燥的浩大工程。三十多年来,《英汉大词典》编写组人丁最兴旺的时候据称高达“一百单八将”,而最少的时候只留下17个“老弱病残”。其间,有人出国了,有人下海了,有人另谋高就了,甚至同仁的追悼会都开过几次。陆谷孙能不为所动,坚持到底,他的内心会不会有一个隐秘的花园,能够让他的心灵妥帖写意地栖居?

    吴晓真在他门下攻读“双语词典编纂”博士学位,参与了《英汉大词典》第二版的修订,她写道:

    “词典编纂,在他人看来可能枯燥乏味之极,但陆师一直保持着一种‘找乐子’的心态……我们学会了对世界始终抱有好奇心,语言文学以外的东西都愿意学一点。陆师是我们绝好的楷模。因特网还不是很普及的时候,陆师已经开始‘冲浪’了;手机一流行,陆师就成了‘拇指一族’。记得一次登门,陆师在纸上写了‘shaping’一词问我何意。碰巧我这人爱赶时髦,倒是知道它是刚刚传入中国大陆的起源于俄罗斯的一种健身运动(那时瑜伽、跆拳道、踏板操、拉丁舞、成人芭蕾这些项目可还没有兴起),音译成‘舍宾’。原来这道题陆师考了不少人,答对的还真不多。”

    “对世界的好奇不仅体现在对流行语的敏感,也体现在对书本的渴求上。陆师一直在复旦外文院系大会上强调多读书的重要性,要求教师们至少每年读三十本书。他自己更是手不释卷,从游记读到传记,从中文读到英文,从古文读到时文。受陆师的影响,我们几个同门师兄弟妹多少都有点‘不务正业’。有的会写剧本,有的跑到国外学了‘神学’,有的精通电脑,有的打一手好篮球,有的写一笔好古文。而我呢,也借着在外做同传口译的机会,政治、金融、科技、艺术都见识一点,还能趁机收集一些各行各业的用语。

    “陆师在《英汉大词典》前言中写到,有志于词典编纂的‘学人会从单调、烦琐、繁重、艰辛的劳动中发掘乐趣,寻求报偿。乐趣在于遨游英语语词的海洋,报偿在于翱翔英语文化的天地。’这乐趣我也多少领略了一点。”

    ■他喜欢留下,在美国、在女儿家就感觉是客人

    陆先生为人称颂的另一个闪光点是,夫人女儿早在美国定居,而他为了事业仍然留在国内。然而面对面,陆先生的讲述里,躲避了“高尚”、“意义”,却平添了可以触摸到的烟火气——

    我退了休也不会出国去找她们。你不知道,这种感情是一般人不大能体会的。我喜欢留下,我估计和农业文明对我的熏陶有点关系。我4岁回余姚,11岁再出来,这几年正是形成人性格很关键的几年,那些年我跟我表哥两个砍竹子做装蟋蟀的小笼,抓蟋蟀、斗蟋蟀……一到秋天就能听秋虫的声音,我在美国听到秋虫的声音就会马上想到余姚,所以我在美国呆不长。这里有种什么东西在,绝对不是政治的,完全是一种感情上的东西。就像是杨绛讲的“一个倔强的中国老百姓”,或者是捷克作家在布拉格之春后写的:“我不能离开布拉格鹅卵石的街道,和走过这条街道所有苦难的灵魂。”就这么两句话,把我所有的心境都描写出来了,就是这样的。

    而且到了那边有很多不便,我又不会开车,哪里也不能动,上一次书店,理个发,都要跟女儿对时间对半天。女儿家里面又不能抽烟,抽烟要躲到车库里面去,车库里面没有暖气,冷得要死。我是自己家的主人,在女儿家就感觉是客人。那边亚洲的、中国的新闻太少,我喜欢看体育比赛,那时候正好是亚运会,我也没看到。我这个人比较高傲,女儿的钱我不花,甚至去看外孙还要把我老骨头挣来的美金给他,8888,都是靠我写字写出茧子挣来的,给香港的《读者文摘》中文版翻译积蓄下来的美金。我在那边太闲,除了做“保姆”教外孙学英语以外没有事做。

    ■知识分子不可救药的特点是,有一点贱

    他的学生偶尔聊起,若是当初词典可取版税,陆先生现在岂不也是千万“身价”?老师的回答是:“愚者多财,益增其过;贤者多财,益损其志。”“我觉得知识分子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精神上要做贵族,生活上可以草根一点。”邻居陆续搬走,他还住在复旦第九宿舍的房子里,“红砖绿树,三楼有一个小孩学钢琴,有时候琴声咚咚,不是很好吗?”

    陆谷孙不愿称自己是学者,而自称是知识分子。“我觉得知识分子和学者的不同就在这里,他是一个倔强的、绝对的个人,他跟现成的社会体制总会有一些格格不入,这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实际是两个任务:一个是钻研自己的学问,传道授业。另一个方面,你不能对社会很多不和谐的情况熟视无睹,默不作声。”

    当年陆谷孙解除隔离审查,问题不做结论,被“控制使用”去编一部根本没打算出版的字典,而他仅仅因为又能接触业务而心花怒放。那个情状,他形容为:“知识分子不可救药的特点是,有一点贱。”

    ■他承认自己有表现欲,尤其“一腔老血还会激动”

    陆先生将教师的天职意义看得很重大,嗤之以鼻的是“教授的CEO化”。他说名牌大学应该是培养知识分子的摇篮,而不是看一个学校好不好,就看出几个高官。

    在复旦,陆先生开讲座,需要提前抢座位;有时英文专业上专业课,会来外系的学生,没座位就站着听课。他承认自己有表现欲,尤其“一腔老血还会激动”。陆先生说:“没有表现欲的教师上课很无聊,我做系主任的时候,有一个教师我叫他‘大钝’,节奏慢,信息量少,语言不流畅,英语说得钝,也没有表现欲,一节课下来我实在受不了。我觉得一个好教师一定要有表现欲,受学生欢迎主要也就在这里。一节课某一个英文字念错了重音,是学生在课间纠正了我,我下堂课第一件事情必然声明,本老师哪一个字念错了,是某某人纠正了我,好多字都是学生纠正我以后改过来的。包括我成长过程中做的不好的事情,我都跟学生讲了,要做得透明一点。这样反而让人感觉你是一个三维的人。”

    他的学生丁骏,想起七年前本科毕业时,复旦五教5207教室里,陆老师临别赠言的两句话,感觉仍是“掷地铿锵,犹在耳边”——“身在丝绒樊笼,心有精神家园。再附送庄子的一句话:坚疆而不暴,柔从而不流。”

    陆谷孙也是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他说,“实际上好多东西我都是受了他的熏陶,他也培育了我孤傲的精神。我特别喜欢哈姆雷特的一句话:我可以置身在胡桃壳里,却是无限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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