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读大学的人，忆起旧时光，免不了抱怨老掉牙的教材、照本宣科的老师，牵记的只是极少数"另类"。这样的情绪，使我关注起被复旦学子奉为"我心中的十杰教授"之一的陆谷孙先生。

    某次面对媒体，陆很有诗意地表示，自己经常在回忆中享受"夕阳余辉下的醇美"，同时激起几许感伤。在复旦的老房子里，我采访这位生于１９４０年的名师，体会他的醇美、他的感伤--上海市前市长朱镕基曾在全市干部会议上褒扬陆谷孙，说这位翻译可了得，与香港总督对背莎士比亚。原来，陆谷孙多次应邀作为主要口译，参加上海市重大经济或文化国际会议，并多次为市长笔译讲演稿。１９９０年，他担任了出访香港、新加坡的上海市经济代表团首席翻译。朱市长慧眼，作主旨发言时说："陆教授，你给我翻。"陆的翻译别具人文色彩，他往往不满足于译义，而恰到好处地点缀以背景，比如朱市长提到"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他翻完了还注上一笔出处《兰亭集序》。会后，港督引用莎氏名句与朱市长攀谈，翻译兴之所至，将名句背了下去，令次日的港报赞不绝口。那一次，共事的香港同声传译日薪２万港元，而陆是免费的。

    眼下"同传"人才奇缺。问陆教授，何以当年５０岁的他能胜此重任。答曰："一定要经常用对比眼光看中英文的不同，要有好的心理素质，还要有表现欲。"换句话是否可以说，年纪太轻缺乏阅历，或心理年龄太老不思进取，都是做好"同传"的大敌。

    大学英语教育很值得反思吧？身在此山中的陆教授，一直在反思：为什么大学英语课上疲疲塌塌的学生到了"新东方"却生龙活虎？为什么学生在"新东方"与老师相处不过短短几周，临别却依依不舍？问题甚至被提到了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他以为，这跟现行英语教育模式太强调标准化、批量生产有关。21世纪走的是个性化道路，传统的教学法怎么适应得了？复旦不久前成立的外文学院，正是为了尽量向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身为首任院长，陆谷孙这样解释"个性化服务"："ＤＩＹ是今后的教育方向。外文学院将开设兼顾各人兴趣的多样化选修课，比如圣经英语，电影、报刊英语，经典英语、现代派英语……"为此，学院更加重视派师资到国外进修了。

    那么，应试教育还要不要呢？陆谷孙说："应试教育不能全盘否定。尽管考试有走样的地方，但这是最后一道较为公正的防线。否则，上大学的就全是大款、高官的小孩了。"由于"蛮看重应试"，他的课在应试培训上要占30%至35%。不过，应的可不是传统的四六级考之类，"全国统一考试到了应该取消的时候了！"他的理想是，先联合华东地区的几所名校搞一个类似"常春藤Test"的英语测试，其大纲和测试体系与全国批量生产的不同，要体现名校的水准。

    与陆教授探讨的另一个问题：经常遭遇辞不达意的翻译，显然是中文不过关。这勾起了这位《英汉大词典》主编的伤心事：他的一名博士生往外投稿，附信中居然请收信的总编"拜读"。"中文都没读好，怎么读英文呢？外文系毕业生不能只会讲几句英文！"所以，他在课堂上，会由"他不在"、"他不在了"讲到中国虚词的作用，会向学生推荐自己激赏的杨绛新著《我们仨》；他当系主任时，会主持"白菜与国王"系列讲座，请各界精英去帮助学生提高人文素质，向"博雅之士"的目标靠近。他作过一场题为"留住中国文化的精神线索"的报告。他谆谆告诫学生，对弱小要有由衷的爱，对自由要有一种向往，对权力话语要有一种怀疑……陆谷孙称自己不是学者是文人。也许，只有文人型的专家，才能在闲云野鹤的生活中不失人文主义的道德激情。在散见于报刊的随笔中，他的锋芒令人称快。但我怀疑，身处急功近利的时代，学子们能听进多少理想主义的教诲。

    无疑的是，陆谷孙们的存在是中国教育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