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天生重要”。这是我国已故著名数学家华罗庚1982年接受《语文报》记者采访时所说的一句话。为什么说“语文重要”，而且“天生重要”呢？这是由它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功能所决定的。大学语文（包括作品选讲和写作）是高等院校开设的重要基础课。为了加强这门基础课的建设，提高教学质量，需要对它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和功能有充分的认识。
一、大学语文与“通才”
解放前，我国高等教育是文理并重的。那时大学都开设语文这门必修课，因而学生的语文水平比较高，他们大都能较好地运用语文这个基本工具为专业学习服务。像老一辈科学家竺可桢、华罗庚、钱学森等，他们不仅有丰富的自然科学专业知识，而且具有渊博的文科知识和深厚的语文功底，能诗善文，所以才能及时而准确地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表达出来，得到社会公认。又如鲁迅和郭沫若是学医的，夏衍是电气工程师，由于他们同时具有丰富的文科知识和高度的写作水平，后来才有可能根据革命的需要而“转业”，成为著名的文学家。解放初期，我国高等教育照搬前苏联的模式，在课程设置上过分强调专业，把文、理知识对立起来，致使学生的知识面日益狭窄，特别是理工专业的学生，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贫乏，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很差，这就不能不影响到他们创造性才能的发挥。
当前，现代科学技术向着高度综合和高度分化的方向飞速发展，学科门类越来越多，出现了许多过去闻所未闻的边缘科学和新兴学科。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指出：从现在起到下世纪将是交叉科学的时代，学科划分过细过窄，缺乏横向的有机联系，已无法综合解决现代社会经济的种种难题。如果不改变高等院校的教学体系，不调整学生的知识结构，片面强调专业性而忽视基础理论和语文这门基础课的教学，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面必然狭窄，不善于运用语文这个工具来为专业服务，这将和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越来越不适应。在商品经济发展的今天，科学研究日趋商品化，争夺著作权和发明权的竞争十分激烈，只懂专业而语文和写作水平低的科学家是没有竞争力的。过去那种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彼此隔离，楚河汉界，互不通气的局面，已经成为发展教育，培养人才的检桔。强调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培养文理兼长，具有多方面知识的“通才”，已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大趋势。著名文学理论家、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徐中玉教授指出：“通才教育的基础──大学语文”。
大学语文确实是通才教育的基础，它在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想象能力、表达能力、审美能力诸多方面有着其他课程难以代替的功能。许多发达国家都把本国语文放在突出地位，把它看作是开发和训练智力的良好园地，是攀登科学高峰的基石，是核心的基础课。古今中外，大凡有所建树的科学家，无不具有深厚的语文基础和多方面的渊博知识。他们文化高深，才华横溢，文理并茂，从而促使了发明创造。罗蒙诺索夫、牛顿、居里夫人等科技精英无不是文理兼长， 称为“科学的艺术家”。美籍华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指出：“在美国所有的大学生都要上英国文学课，我认为中国所有大学一年级的同学也要开中文课。”杨博士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五六岁就跟父母背诗词，读古典名著，后来考入西南联大，朱自清、闻一多及其作品对他的影响很大，虽然爱上物理，但未敢轻视语文学习，正因为他是一个文理兼长的“通才”，所以才在科学高峰的攀登上，取得辉煌的成就。
二、大学语文与写作能力
中华民族素以“尚文”著称，重视写作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早在《左传》上就提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将语言文字表达与建功立业相提并论。三国时的曹丕把写作与治国安邦联系起来，“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如果说写作能力作为人类一种优秀的素质在古代受到重视，那么到了当今的时代，它更成为一种全社会的普遍需要。现代人类处于一个完全的交际社会中，处于文山书海、印刷品的包围和裹挟之中，在这样的文化时空中，不善于表达，不会写文章，将是寸步难行的，写作愈来愈成为人们生活和工作重要的基本能力。无论什么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离不开写作。就以公安工作来说，人民警察在侦察办案过程中，需要撰写大量公安应用文。公安应用文是公安机关工作和刑事诉讼活动的依据和凭证，是实施国家法律、法规，贯彻执行党和政府方针政策，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有力武器和重要工具，有着很强的法定性、规范性和时效性，没有姻熟的写作能力是难以将它写好的。人民警察要完成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任务，离开写作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说实际工作离开写作难以举步，那么科学研究离开写作就更难以有成。科研论著特别强调科学性，要求表达准确、简洁、富有逻辑性。如果语文基础差，没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运用文字的能力，不能准确地把科研成果表达出来，科研成果就会鲜为人知或不被人理解。英国地质学家“火成说”的创始人赫顿，著述素非所长，他的论文拿到皇家学会去宣读，叫人听了莫明其妙，幸而依赖其好友普雷费尔在他死后帮助整理出《赫顿地质理论的例证》，其学说才得到世界的公认。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在１８３１年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由于他的论文语言晦涩难懂，无人重视，不能发表，直到２６年之后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帮他改写了论文，法拉第的学说才得以公认。科学史上大量事例雄辩地说明，写作能力确实是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
既然实际工作和科学研究都离不开写作，那么写作每个人则非学不可，而且非学好不可。大学毕业生不一定会写小说，诗歌，但一定要能写实用性文章，这是时代对大学生的要求。然而实际情况却不尽如人意，经常听到一些人士对当前大学生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的批评。全国政协副主席、复旦大学名誉校长苏步青曾指出，他所接触的大学生“主要是语文知识不广，行文不注意逻辑，还有错别字出现，最头疼的是文字潦草，歪歪斜斜，我看到这种来信，心情就很不舒畅。”一些科研单位、企业单位和实际工作部门对于大学毕业生的不满意，主要的意见也不在理论知识方面，而是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写作能力上。有的大学毕业生不会写研究论文，甚至连有关的调查报告、简报之类的文章也拿不起来，即使勉强写出来，也往往文理不通，词不达意，主旨不明。一方面，时代呼唤有过硬语言文字表达本领的人才，另一方面，大学生的写作能力却不尽如人意，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途径，就是要加强大学语文这门基础课的教学。通过大学语文课，指导学生加强叙事议理、立意命题、谋篇布局、遣调用语等写作基本功训练，促使他们把学到的有关知识转化为能力，从而使语言文字表达水平切实得以提高。
三、大学语文与传统美德
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名誉会长，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正明指出：“开设大学语文课，不仅仅是为了让大学生掌握一定的语文知识，培养和提高他们对文艺作品的欣赏水平和文字表达能力，而且在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铸造‘中国人为人的道德’（鲁迅语）、培养改革人才，激发爱国热情等方面都起到积极的作用”。大学语文讲授的是历代名篇佳作，是从祖国文化百花园中撷取的朵朵奇葩，是从宏伟的文学宝库中摄取的颗颗明珠。通过大学语文课，可以使学生认识中国民族的传统文化，学习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引导他们去体味古代优秀作家对正义和善良的追求，对虚伪和丑恶的鞭挞，从而使思想受到激励，情操受到陶冶。那些古雅的东西，似乎与现实生活已很隔膜，一旦深入学习，就会惊讶地发现，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比如《汉书·苏武传》，苏武出使匈奴，持节不辱，苦度十九个春秋，这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崇高精神，仍然为现代中国人所景仰。又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当茅屋被秋风吹破之时，诗人想到的不是自己的艰辛，而是人民的疾苦，希望出现“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自己房子“独破受冻死亦足”。学习杜甫这种“宁苦身以利人”的精神，可以使我们的思想境界得以净
化。再如文天祥的《正气歌》，作者坚持抗元，兵败被囚，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置生死于度外，养浩然之正气，这种“士穷节乃现”的操守、品格，仍然值得我们效法。现代人类社会在不断地、急剧的变化，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在不断地变化，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将在社会生活的巨变中重新建构，然而，这种建构，不应将传统文化、传统美德排斥在外，而应融合其中。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形成、人格确立的时期，他们的思想素质和精神面貌如何，直接影响着国家的未来。不论攻读何种专业，都必须正确处理个人与群体，个人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明确自身的社会责任，树立高度的使命感。大学语文课在促进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方面，同样有着其他课程难以代替的功能。
近些年来，随着国门的打开，形形色色的新产品、新思想涌了进来，人们发现自己的国家比别人落后了一大截，以往的民族优越感受到很大冲击，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也应该看到，民族虚无主义情绪在一些人头脑中有所滋长，他们认为自己什么都不行，主张全盘西化，这是非常错误的。通过大学语文课，学习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可以激发同学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这对于造就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