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的困惑久矣!有人说它只是中学语文的延续，是“高四”语文，有人说它是民国时间“大一国文”的演化，面对着今天的大学新生，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铨释大学语文的学科特点呢？——自匡亚明等先生大力创导在高校中恢复大学语文以降，关于大学语文特点的讨论，所经历的工具性、文学性、文化内涵、人文内涵、人文性等定位；从不同版本的大学语文教材，到《大学人文读本》，到《大学文学》，几乎每一册这样的教材的前言及其体例，所透露的编者的良苦用心，似乎都想回答或解释上述问题。悠悠二十载，殷殷期许心，时间不可谓不长，努力不可谓不多，然而，大学语文困境依旧，且大有鸡肋之嫌，嚼之无味，弃之不舍。有识之士不断想破解其中的原因。作为大学语文教师，我们身在其中，不敢居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而有念兹在兹、萦怀于心的尴尬，不能不被这种挥之不去的、既有忧虑和热情的情势所裹挟。
我们的反思来源于我们的实际。我们深切地感觉到：太多地沉湎于现成的、僵化的术语、概念、套话的牢笼之中难以自拔是当今中国学生的通病，我们的学生既没有对文学的鲜活感觉，也不能用文学眼光来感受世界，稍有几个能文者，不是老气横秋，就是“痞”气十足，这是国人不成功的语文教育的表现。而大学语文教学要扭转普教期间的语文教育的弊病本来就强其所难，而对教学对象诊断不准、认识模糊又使此病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教材而言，也许与大学语文的教材的编篡者大多为中文系教师或有着中文专业背景的、受过系统的文学史教育的学者不无关系，因此所选的课文，无论是文言文抑或现代文、诗歌或散文都是以一个潜在文学史的框架作为参照，所以难免有那种以学院式的、关于文学的话语来取代直接的文学经验之嫌，于是，强调文以载道、注重家国人生的“宏大叙事”自然成了我们大学语文的选文标准。即使是遇到经历了类似语文教育长达12年之久的大学生抵触、厌烦这样无法违避的现实时，不少大学语文教材所作的改良努力，如变文选性为“专题”性的编纂思路，仍脱不了文学史框架。殊不知，文学除了思想、观念、学问之外，对广大非中文专业的大学生来说，更有意义的和来得更重要的是文学的美和趣味，和由此生成的文学感觉！
反思还使我们深感现有大学语文教材与时代的落差。无论从教育三个面向的角度还是从培养有应对激烈竞争能力的教育产品、培养面向世界的公民的角度来考量，全球化语境都是我们理当正视的现实。我们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强势文化的价值理念会不同程度地渗透到本土文化的机体中，使本土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因素后变革与重构，这就是所谓文化霸权的影响；然而本土文化的价值观念同时也反向渗透到强势文化的机体中，这才是文化全球化的完整含义。因此，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既不是抹煞异质文化的个性，也不制造异质文化之间彼此的隔绝，而应当在保持不同文化形态个性的同时，对其他文化采取开放认同的态度，使不同质的文化在对话、交流、认同的过程中，在趋同和个性化的互动过程中既关注和重构人类文化的普适性价值理念，体现对人类自身的终极关怀；又尊重并建构各种文化的个性，从而创造一种普适性与相对性辩证统一、富有生命力而又多元多彩“世界文化”，这正是马克思、歌德等人类的思想先驱所呼唤和期待过的文化。原创性的思想家生产了一个时代，而其他人却仅仅在消费他们的思想，甚至浅化或消泯他们的思想成果。“三个代表”“与时俱进”“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正是体现了对普世价值的执著追求。普世精神不仅仅是西方精神，她是世界多元文化形态中各自优秀部分的萃集，是建立在全人类认同的基础上，是现代人文精神发展的颠峰。全球化时代已经为“西学东渐”走向“东学西渐”提供了基础，东西方文化的平等对话在多元宽松的文化语境中将成为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大学语文教材还一味地坚持是以“资治”为本，以儒学为体的“国粹”教育，以大量的文言文课文，让学生神游故国，陶醉于“之乎者也”“子曰诗云”之中，其陈旧的价值体系，已成为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一种精神障碍，与现代人文精神面貌拉开了距离，而且与全球化语境的当下现实岂非形同枘凿？所以，我们应该把大学语文纳入全球文化的大视野，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也只有在全球文化大视野中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示。主张建立中国和北美跨文化桥梁的美国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日裔教授Aoki 的话对我们不无启发：“我们不必急于过桥，事实上，对于我们，在桥上逗留片刻更是一种诱惑。”
基于这样的反省和这样的思索，我们编纂了这册《比较大学语文》。我们并不讳言这与以下事实的联系：新时期以来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兴起并在90年代被教育部定为综合性高校中文系的必修课程，如第二、第三编就相当于比较文学中的“并行研究”，第四编相当于“影响研究”。但我们无意于理论的纠缠和体系的照搬，而是更着眼于：（1）在比较中确认以中国式的文学认知为标志的民族文化身份；（2）在比较中强化文学阅读。
第（1）的好处不言而喻的。科学需要比较，文学也需要比较。这不仅仅如钱钟书先生所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更如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中深刻指出的那样：“欲扬宗邦之真大，必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正是在与异质文化的碰撞中，我们才能充分领悟中华文化的特点，才有一种确认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的 “文化的自觉”。认识到比较之重要方能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病。既然中学阶段的语文教育已建立了一条纵向的“史”（也即上述的文学史框架），那么，大学的语文教育应该、也可能在“横”的层面有所突破，既展现全球化语境中文学的多面、多元的斑驳绚烂，又突现中国文学独特风貌。“在桥上逗留”看看两岸的风光，也许比隔岸相望和只看一面领略得更多些吧！同以大象为描述对象，让我们学生看看：德国人笔下的“大象的思维”，法国人笔下的“大象的情爱”，俄国人笔下的“俄罗斯的大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大象”，和中国人笔下的“大象的伦理道德”！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现在所展示的另一面其实并非真正的彼岸，而是现代汉语的翻译文学。不独当代作家王小波曾在《我的师承》和《关于文体》中把自己受翻译文学的影响作为一个“秘密”告诉他即将离去的世界，他一直把翻译家所创造的一种纯净、优美、富于韵律的现代汉语当作了自己写作的尺度、楷模与范本，说：假如没有翻译家“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我认为最好的文体都是翻译家创造的。”无独有偶，香港著名作家董桥以“进步语文”言及同样问题则可说是旁观者清了，他认为大陆解放以来对马列经典及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给现代中文带来了不少养分，培养出陌生而又新鲜的中文肌理，……广大群众耳濡目染，自然衍生出一股进步的语文风气。他们的写作思维方式摆脱了传统中文的绳墨，引出了多样而丰富的新词汇，甚至改变了不少中文字的固有意义。这种文字写出来的文章，只要内容扎实、跳出八股框框，泰半都大为可观。”这一切明白地告诉我们，翻译从来就是世界间一种最重要的跨文化、跨语言的实践方式。事实上，五四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种与现代民族国家同时出现的民族／国别文学，同样从一开始便必然在全球语境、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的诸多命题间摸索前行。更何况，当代后结构主义的“文本间性”理论认为任何文本都是不自足的，都不同程度地以各种能够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的文本，纯而又纯的民族／国别文学确已很难成立。趋向全球化的今天，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同文学平等地放在一起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至此，我们是否可以部分地回答大学语文的特点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呢？
至于第（2），阅读的重要性在语文教育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类似或不同的文学景象可以强化阅读印象。虽然我们的“提示”和体例的“耳提面命”仍然不免限止学生的阅读的自由、理解的可能，但我们在无法完全摆脱既有的文化、文学遗产的同时，尽可能提供较多选择的愿望和用心是明白无误的。所以，我们衷心希望大学生朋友们能通过多阅读原著这样的感性材料，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塑造自身，完成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教育，包括国家公民和社会公德教育，还要触摸探勘人性纵深处最幽暗暧昧的部分，把生命的醉人月晕从文学之井里打捞上来。白壁德说到语文对人文品性的养成机制时曾说：
斯宾诺莎说过，一个人的眼前应当时常出现某种人性的典范。换句话说，一个人应当具有一种他所尊重的人文标准，从中帮助他区分自己或别人身上，什么是创新的，什么又是畸形和反常的。对于这种经典博雅的人文标准，只有少数人可能会通过哲学的洞见获得；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多数人却是通过对优秀文学作品的认识而达到的。这些杰出的作品就象是一条绵绵不断的金链，把更永恒的作品连接为一个完整的传统。用爱默生的话来讲，这些优秀杰出的作品就象是由同一个绅士所写，本质上是那么和谐统一。所以，总而言之，如果想发扬人文主义，最实用的方法就是努力复兴那种今天几乎已经失传的阅读艺术。
而“质”以外的“文”更有赖于大量的阅读。“写作”并非是语文教育的逻辑终点，语文教育并不能直接产生写作能力提高的成果，“语感”虽然强调了阅读但也不完全是语文教育目标，因为文学的深层东西并非表面的语感所能涵盖的。从某种意义说，语文教育并无一个能确定的目标，因为它的成效是潜在的，旨在提高学生感受理解文学的能力，对文学的字里行间、人物形象、行文结构中细微变化和潜在含义的敏感。董桥先生说得好：“人心是肉做，我想信文字也是。”确实，文字也是肉做的！文字有生命！眼下就有人就认为，言语活动本质上是人的一种精神建构，每个学生都是一个体，都有个性，但并不能自发地拥有自身的言语，只有通过大量的阅读，使他从鲜活的文学语言的领悟中消解既成话语的桎梏，触发其主体对话语的觉醒和自觉，从这个意义上说，言语是生命、是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是人的确证！罗布—格里耶说：“不是因为了解了这个世界我才写小说，而是因为不了解这个世界我才写小说。”写作是探索，阅读也是探索，探索世界，探索自我。加强文学阅读本质上就是塑造人，使生命个体与自己的本源契合在一起，并形成具体的、历史的自我理解、自我认识与自我超越，进而在技术世界之外发现一个生机盎然的生活世界，领悟自己对这个生活世界的义务与责任。于是，我们并不认为以纯粹的文学内容套用“大学语文”——那些即便具备语言、文学（或文化）的内容但“大学”特点并不明显——的名称有什么不妥，在我们看来，强调文学阅读的大学语文倘能在认识和实践中都能实现塑造人的目标，大学语文的特点庶几达到较好地彰显。
最后，人们也许还不太习惯“比较大学语文”的说法，随着时间推移，宽容的现代人也许会像容忍“比较心理学”、“比较法学”、“比较语言学”那样，对此见怪不怪吧。
本教材的第一编是旨在比较中凸现作为“文化自觉”重要内容的中国文学的特点，重点是“异”；第二、三编是中外文学的共通现象，重点是“同”；第四编是中外文学的交互影响，重点是“通”。本教材是由同在上海松江大学城的两所邻校——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上海外贸学院的中文教师集体编写。参编者为（以姓氏笔划为序）张介明、张宗原、李欣、连蜀、俞水生、施扬、姚惠兰、桂莹洁、盛明华、潘灵剑。张介明主持编写并负责对全书的统稿。编写中我们得到了孙景尧、葛桂录等比较文学、外国文学和语文界的专家的鼓励和指教，并对相关著述、教材多有借鉴，在此一并感谢！更祈大学语文界的同行、专家、各地师生对我们的尝试惠予指教，以便进一步补充、改进。
2006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