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新京报》以“关于新语文运动”为内容约丁东先生写了《新语文读本的启蒙意义》，还准备让赵汀阳先生再写点东西，说明“新语文运动”之说已被舆论接受，其发展得到又一次的关注。那么，什么是新语文运动呢？其精神核心是什么呢？
说得具体些，新语文运动的实际工作就是民间力量编写面向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语文教材”。这是一场国语教育改革、或语文教材改革运动。这场运动，是思想解放运动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持续。改革开放之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必然要反思教育，批评僵化落后的语文教育。上世纪90年代，这样的反思和批判达到高潮，作为新语文运动的前奏，也是新语文运动初期的动力之源——不改不行！
不改不行是共识，那么改什么呢？
我以为，中国的语文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泛政治化和“工具论”，人文教育严重缺失，忽略人的精神成长。教学生做什么样的人，怎样做人，是教育的首要责任，关系到个人的真正幸福，也关系到社会的文明进步。学生阶段，正是实施这一教育的最佳时期。但多年以来，泛政治化和应试教育取代人文教育，除了僵化的思想灌输就是忙于应试。老师为应试而教，学生为应试而学，教育的一切以考试为中心，从而忽视了教育的天职——育人。这不仅让学生死读书，读死书，在无边的题海中进行无意义的苦熬，而且耽误了精神成长的最好年华。做什么样的人，怎样做人，成了未成年人的精神疑问，他们面对复杂的世相，只有困惑，彷徨，而成为工具型人才争取较多物质利益却承受精神贫困，则算是最佳选择了。如此下去，个人和社会的精神溃疡势必更加严重。这样的泛政治化在制造精神亏损的同时，又导致对语文学习纯技术化，连可怜的技能化和工具性目的都难达到了。所以，要改的首先是泛政治化，以人文精神为乳浆，培育青少年，以崭新的精神培育读写能力，催发文字才华。可见，新语文运动更应当是一场新精神运动，应是“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对此，我虽然没有同编其他语文书的朋友交交流过，但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这样的改革思路，贯穿在我主编的面对中学生的《读者人文读本》中，也贯穿在即将出版的面对大学生和全社会的《中国读本》中(前者按原策划应是《中国读本》中学卷，先另名出版)。具体明确到一点，就是让学生做人格独立的人，思想自由的人，有正义感的人，精神富有的人。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急速转型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各种矛盾相当集中，又相当突出。城乡矛盾，贫富矛盾，发展不平衡矛盾，资源环境同发展的矛盾，腐败同国家和人民的矛盾，传统文化同现代普世价值观的矛盾，分配不公的矛盾，旧体制同社会进步的矛盾，历史沉疴同当今实践的矛盾，等等，纵横交错，且特别激烈。面对官场腐化，道德沙化，两极分化，环境恶化，人们痛苦，彷徨，困惑，焦虑。在这样的客观社会环境中，青少年的课桌不可能安放在世外桃源。回避和遮掩这一切，都会造成人的精神残疾。所以，青少年直接观察的、感受的、赞同的、否定的、思考的、置疑的、困惑的和希望的东西，都应纳入其视野，让他们以人类普世价值观思考他们正在面对和将要面对的事物，从而获取精神营养。因此，内容安排上，从青少年可感知的现象出发，切入其所关心的问题，如亲情、友情、爱情、师情、社会、人生、生命、伦理、历史、文化、教育、道德、信仰、宗教、战争、和平、科学、环保、“三农”、改革、民主、法制、自我、国家、人权、自由，等等问题，切入的深度则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可能达到的层面，从而促使其精神成长。
这是语文教育吗？这正是语文教育！
就说文才吧。说起好文才，人们似乎总有一种神秘感。其实好文才，就是知道的多，知道的深，表达得准确，表达得生动。就是不当作家，这种才能对于社会交往和日常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而培养这种才能，语文教育应肩负起重大责任。但是，长期以来，语文教育效果很差，学生的阅读表达能力不理想。原因何在？在于传统的语文课本思想僵化。传统的语文课本的选编思路是文学中心主义，落实下来就是文学史中心主义，把文学史中心主义再落实下来之后，就是作家中心主义。因为着眼点是让学生了解文学和作家，所以就忽视了以思想和精神为主导。虽然文学和作家也能传递某些精神内容，但选编者不可能使之系统化，成为目标，所以不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学生从语文教育中很难得到新的精神营养，特别是现代化观念，他们对身边的事物的感受、体察、认识就失去了新角度，知道的不多，知道的不深，表达得不准，表达得不生动——语文功夫就差。这是我国传统语文教育的严重缺陷。而克服这些缺陷，就应以思想精神为主导，让学生知道的多，知道的深，从而激起表达冲动，并以表达冲动推动思维训练，达到表达得准确、表达得生动之目的。
我认为，社会和人生，都应该从这里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