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编委庆幸，能与北京大学出版社联袂，推出《大学新语文》（下简称《新语文》）。
《新语文》“新”在哪里？
与时下流行二十余年的同类教材相比，《新语文》首先“新”在它凸显价值性，冲淡知识性，舍弃工具性，所以它不附中华朝代年表、古汉语语法及古诗词格律简介，而是更关切：如何让本课程在本土语境，对净化且优化大学生精神素质之神圣天职，能有所担当。
当然，流行教材也讲价值维度，也讲圣贤襟怀与人格修养，但它所呈示的，基本上仍属中华文化—文学即“国粹”框架；《新语文》则主张将民族传统置于人类普世价值谱系来审视与重估，换言之，《新语文》亦极珍重中华精神资源，但《新语文》的这份珍重，与其说是源自该遗产是中国的，是列祖列宗留下的千古瑰宝，毋宁说是因为它们至今对现代人类文明演进仍不乏启迪，是值得人类信奉的普世价值谱系赖以构成且丰富的重大部件。这就使《新语文》走出了民国时期便定型的“大学国文”模式，而获得其不可化约的个性。
《新语文》凸显价值取向的第一缘由，是基于“大学语文”在高校现行课程格局中的定位。对非中文科班的诸多大学生来说，“大学语文”不是专业课，而属公共课，除却学分，你凭什么吸引同学愿听“大学语文”？出路只能是：大幅度地提升教材的人文含量，使之能直接触及乃至正面应对大学生“精神成人”时所难免的“成长的烦恼”，从而让同学能在一片弥散审美想象的诗意空间去体悟宇宙、人生、历史与世界。这其实是把美学层面的“元阅读”，通过教材创新，而转化为不无操作性的课堂教学艺术了。
“元阅读”作为精神现象，几乎是每个同学从小皆亲证过的，这就是一卷在握（不论小说或诗歌），只须是你真正读进去了，或是你心灵的某处在不经意间被深深地触动，你皆会进入某种“得意忘形”之境。“得意”：是指你因得益于作品所蕴含的意思或意味而情动于衷；“忘形”：是指你被感动时往往忘记追问该作品在艺术上是如何被形式地构成。甚至可说，一个读者学历愈低，愈缺乏有关文学的专业常识，他（她）从作品中获得的审美享受或心灵的感动程度，可能会因其单纯而愈显美丽乃至圣洁。
我愿说，《新语文》所期待的，正是“元阅读”有朝一日能被大学课堂所大面积激活，这不仅因为“大学语文”之根本应扎在这里，更是因为“大学语文”若真能以此为基准，则《新语文》的追求也就转而清晰：即《新语文》为何刻意强化价值性而弱化知识性、工具性？因为注重知识性、工具性的基础语文，本应由大学学前教育（含九年义务教育）来承担，故当仁不让地凸显价值性，本是“大学语文”之职责，否则，恐无计避“高四语文”之嫌。
《新语文》凸显价值取向的第二缘由，是出于对中国社会自1990年代以来的精神境况的殷忧。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说，这是文化中国所遭逢的又一千年未遇之变局。在坊间横行了十余年的“无边消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等思潮，此起彼伏，席卷大地，对当下大学生“精神成人”所铸成的负面效应甚巨甚深。一个青年心底若缺少价值根基，其肉身也就失却重量，他（她）对世间所流行的貌似时尚、实质庸俗，旨在拨撩物欲膨胀的声色犬马，也就没了警觉与矜持，迟早挡不住红尘的诱惑。正是那种心忧天下、铁肩道义的知识分子气质，在激励《新语文》要复活“大学”一词的古朴本义。“大学”，在现代语境是对高等学历教育部门的命名；但在古代语境，它却是一个与传统“小学”（诸如训诂、音韵等工具性专业）相对应的名词，其全称是“大人之学”，亦即古时“大学”，是指一种让人在精神上变得博大的学问。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所谓“君子不器”，转换成现代汉语，也就是说，真正的“大学语文”，理应是一门为大学生“精神成人”提供坚实的价值根基的公共课程。
这能否说，《新语文》将是《大学人文读本》（下简称《读本》）的翻版或简缩？
并非如此。《新语文》作为《读本》的姊妹篇，彼此关系当近乎“诗哲同源，异体表述”。这就是说，《新语文》与《读本》的编纂意图，虽同样源自为大学生提供优质资源之心愿，但门径不一：假如说《读本》所展示的“思想宽银幕”，重在用理念来贯串人类普世价值谱系；那么，《新语文》则着意要为青春心灵开拓一片诗意空间，可供其自由呼吸与飞翔。前者“晓之以理”，后者“动之以情”，但又殊途同归。
因为，事情正是这样：当你面对某抽象理念，你是否真对它“信以为真”，进而将它转化为值得你用血肉去拥抱、去践履的刻骨信念，这并不取决于理解力或逻辑运演机能；相反，你会更珍视那些从人生磨难中悟得的真谛，因为那是用泪水甚至血水浇灌的，是用你的整体生命存在作存根的，于是不由你不信。所以，当一个饱经沧桑、兼具睿智与深情的经典作家，有能耐将理念体味成一种心境，再用意象或有乐感的韵律，娓娓道出，这时你将惊叹：其文字委实是情中蕴理、理融于情，情理互渗，诗哲归一，幽邃而不枯涩，澄明而不浅薄，但无疑更滋润、淳厚，更易被读者接受，消化与吸纳。
现在，不妨公布《新语文》的“选文方针”是：“现代人文，经典诗文”。前者为心，后者为身，灵肉一体，方可销魂。《新语文》实在太想为同学编这么一本好书了：它既具阅读快感，能惹得你在未开课前便心痒痒地先睹为乐，爱不释手，甚至恨不得一夜无眠，一口独吞；同时它又醇如美酒，后劲十足，能经得起你日后在课堂与同窗师友作细深回味。如此好书，只有精心荟萃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字，才可能成功。
诚然，能为《新语文》提供经典文字的世界文学—思想库存，真可谓浩若烟海，浑若苍山。但就资源类别而言，仍大抵可分四块：一是千年中华文学暨文化遗产；二是近现代西方哲贤文豪的汉译佳作；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现代精英的不朽文字；四是自1978年前后当代中国在其“思想解放”与社会进步历程中留下的珍贵情思。假如说，《新语文》对前三块的艺文怀旧，旨在“传承”经典，当无争议；那么《新语文》对后一块的别具青睐，且企盼能“发现”经典，未免犯忌。
经典的被认定是亟需时间的。只有当某作品在民族或世界文化传播史上所享有的生命长度，明显地超越了其作者的生年限度，人们才不吝将其命名为经典。但经典之命名既然是作为共识过程而展开的，那么，此共识之形成，对族群或人类来说，决不可能同步，总不免有先后，这就导致经典的被公认本是有前提的，此前提便是对经典的率先“发现”。时人大可不必妄自菲薄，轻言用自己的热血悲情所书写的历史便不算历史；同理，时人又切忌虚妄，断言凭自己当下的眼光所“发现”的就无疑是经典。或许读一点科学史，我们的胸襟会变得坦荡：因为大凡科学史上的天才“发现”，皆只有在承受国际同仁的严谨实验而被普遍确认为“真”，它才有幸被册封为“定律”或真理；否则，它只是作为“假说”而静静地等待历史的证伪。这就是说，当《新语文》不惮将时贤诗文推荐给大学生，除了珍惜它与当下语境的那份精神血缘，因而更具亲和力与针对性外，客观上也将承担风险——毕竟经典之命名，最终仍由历史说了算，而不由自己说了算，虽然历史之被人类创造，此“人类”在逻辑上并不排斥“自己”。
是的，作为教材，50万字的篇幅，已属不薄，但与浩瀚无际的人类精神存在相比，《新语文》末了所能贡献的，只是沧海一粟。但此“粟”无疑是一颗有思想、有性情的“读书的种子”，只须踏踏实实地撒到学子心田，相信它会扎根，萌芽，绿意盎然乃至红豆累累的。
《新语文》是抓住人类普世价值与大学生“精神成人”之间的关系，来设定其内容架构的。远非一般文学史—思想史意义上的经典文字便能入选；只有那些最契合当代学子的青春境况，或曰最能为其“精神成人”提供类似“文化人格激素”那样的篇章（且又文辞优美、文气丰沛、文体别致，能在情感、情怀或情操某方面，令读者不读则已，一读惊喜），才有望进入教材。
其实际操作程序如下：先从中外文学—思想典籍中提取有涉当代学子存在境况的文本母题，近20个，诸如从“大学” →“青春”→“仁爱”→“情恋”→“自由”→“良知”→“敬畏”→“乡愁”→“记忆”→“英雄”→“坚忍”→“希望”→“自我审视”→“反讽”→“诗意”→“自然”……再由编委分工，围绕各母题累月汇集，定期集体筛选，反复斟酌，互补充实，巧手编排，独立成章，最后百川归海，整合成书。历时十个月。但编后仍有所不安，若日程再宽裕数月，想必憾意更少。
好了，眼下总算可腾出手来一叙编委之甘苦了。
人世间最大的幸运，莫过于能和自己所爱的人，做一件自己所爱做的事，且把它做好。邀友携手编《新语文》一事，似近之。
刚着手做时，几乎每个编委皆预感此事不难，不就是返身挖掘心灵库存，将自己在不同生命季节所读过的，曾感动过自己、又经久难忘的诗文，再翻出来，复印，让更多读者分享么？是啊，对那群教授级编委来说，尤其是若干佼佼者，他们所以能堂堂正正地走到今天，不降志，不辱身，熬得住这千万里征程的风云无常，扛得动这数十载岁月的蹉跎焦灼，该要读多少好书，才撑得起这副风骨！从这意义说，他们的心灵史即阅读史。是的，只要一聊起年轻时读过的书，他们就刹那间大多会变得抒情，他们内心那枚最柔美的情结被解开了，由衷流淌的絮语委婉得像吟唱，似乎还含着泪水，目光炯炯，瞳仁深处仿佛闪着永不熄灭的炭精……
但渐渐地，他们发觉不对了，一个有分量的精神工程，绝不是靠“剪刀与浆糊”便能搞掂的。他们务必面对两个端点，并不时维系这两端点间的平衡：一是每个编委须将唤醒自己阅读史上的珍贵记忆，并及时找到相关文本；二是上述记忆对编委个体心灵史来讲诚属贵重，但对《新语文》的“选文方针”来说，则可能不尽相契。尽管每次在山水间召集编委会议，每个编委皆能诚挚地倾听与善待同仁的奉献；但在极具责任感与专业眼光的团队面前，任何有明显瑕疵或嫌疑的文章皆很难过关。几乎每个编委皆品尝过“割爱”的无奈与无助。争论是家常便饭。但不论争辩何等短兵相接，白炽化——甚至在子夜时分的天涯海角，有的编委仍激动地挥舞赤裸的手臂，他已忘情得只剩背心，尽管星空下的露台凉意袭人——然《新语文》所赋予编委的文化使命，又总在暗示他们本是坐同一条板凳的，他们务必做到，事实上也真心甘情愿地做到了：“和而不同”又“异而相容”。
因为他们明白，《新语文》将呈示给学子的，并非是一本知识学层面的常规教程，所谓为了给同学一杯水，编者得尽力储备一桶水；《新语文》之所以为“新”，它应是一部在价值论层面对大学生“精神成人”有根基性启示功能的书，故它无意计较知识含量的多或寡，却锲而不舍于人文质量的纯与重，亦即《新语文》绝非一桶水，它更像是熬一锅老汤，亟需每个编委的倾空投入，不仅是注入时间与精力，更有心系天意的赤诚、激情、智慧与敬畏……皆倾注一锅，耐心地用文火慢慢地炖与煨，直至沸点，起泡，扑腾，芬芳弥漫家园……这既可说是一群人文学者久违了的集体“精神还乡”，也可说是新时期恢复高考后的首届毕业生（他们几乎全来自汉语言文学专业1977级），在事隔近30年后，向哺育了他们的中国高等教育的郑重回报。请允许我在此一一记下编委的名字（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东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尤西林（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方克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刘锋杰（苏州大学教授）
武跃速（江南大学教授）
胡晓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夏中义（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我要感激的，还有张耀辉教授（时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是张老师让我与北大社走到了一起。
最后我不能不说的，是对北大出版社的谢意暨敬意。若无北大社别样的眼光、胆识与诚意，也就没有《新语文》的诞生。整个《新语文》的孕育过程，已成了我不可磨灭的生命记忆，以致每每浮想下列姓名，我心头便漾起春天的暖意，他们是：王明舟（北大社社长），张黎明（北大社总编），张文定（北大社副社长），杨书澜（北大社综合编辑室主任），周雁翎（北大社教育出版中心主任），许迎辉（北大社编辑）。
祈愿《新语文》不会辱没北大的百年英名。
夏中义
2005年春于沪上学僧西渡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