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高等教育历经了人文教育、科学教育，目前已发展到素质教育阶段。人文教育的历史最长，它采取书院方式，与现代科学技术联系不密切。科学教育培养了千千万万的专门家，但人文精神倾失，既难以培养出王国维那样的国学大师，也难以培养出梁思成那样有雄厚民族文化底蕴的大建筑家、大师级的科学家。这种情况在1952年院系调整、教育全盘苏化以后尤其明显。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这样培养出的历史学家只懂历史，而且只懂隋唐史、宋史、太平天国史……，其中绝找不出司马迁那样(既精通历史、文学，又精通地理、天文……)的历史学家。文学家亦然，离了自己专攻的那一段，他对其他文学领域的了解甚至未必超过一名本科生，更有的只研究个二三流的作家，然后“吃”上一辈子。学校越来越专门化，专业口径越来越窄，专家越来越“专”，硕士不“硕”，博士不“博”……这均为不争的事实。
知识面窄、创新能力差，严重束缚了我国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1952年以来，我们高等教育过于强调“学以致用”，文革年月发展到嘲笑生物课上讲“马尾巴的功能”，嘲笑中文系教授不会背毛泽东的“老三篇”，主张“不学ABC，照样开机器”……。“文革”过去二十多年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理论严重脱离实际，培养的人固然会没有用；只强调实用，轻视打扎实的理论基础，把大学当高等技工学校来办，培养的人同样成不了大材。如今人们提倡素质教育，而谴责应试教育，然而就高等学校而言，推行素质教育，其主要纠正的偏向却不是应试教育，而是过于强调实用教育、技术教育。正确的途径就是要将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结合起来。
与素质教育相适应，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应含三部分：基础理论部分，专业知识与技能部分，人文素质部分。三部分相结合，才能培养出较高素质的人才。诚如爱因斯坦所说：“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只作为一个和谐人，而不只是作为一个专家。”（《爱因斯坦集》卷三）
一个世纪前，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刚刚诞生，京师大学堂(后更名北京大学)等校即在预科开设“经学”、“诸子”、“词章”与“作文”等课程，又历经1913年、1938年、1943年等几次变革与确认，大学语文成为在大学一年级开设的必修课“大一国文”，并有了朱自清、伍叔傥主编的《大学国文选》教材。建国初仍设此课，采用郭绍虞、章靳以编的教材。后来便长期中断。1978年，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倡导重开大学语文，一时蔚为风气。大学语文在四百多所高校及自学考试中成为必修课或选修课，编写教材二十多种。但若与大学英语、高等数学和“两课”相比，还远未普及，课时也少得多。外语等课程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均属考试科目，而研究生的落榜者中，又大多栽在外语上，不由人不重视。相比之下，大学语文便不那么重要了。除领导重视不够，师资队伍不稳、素质不高、教学方法陈旧等原因之外，对大学语文定位不准，教材质量不高是两个突出的问题。
大学语文的任务和目的是什么?二十多年来这个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回答。即使支持开设大学语文的领导首先看到的也是当今大学生中文水平不高，错别字连篇，一些申请之类的应用文也不会写，那么大学语文教师担任“拾遗”、“补阙”的职责势所必然。这种重视，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学生的文化素质难以有很大的提高。大学语文的学科地位也不能受到应有的重视。此外是赋予大学语文太多政治、道德教育的使命，反而影响了对语言、文学的系统学习。
那么，大学语文到底应当如何定位呢?我们认为，如同高等数学、大学物理是高等理工科的基础学科一样，大学语文应是整个高等教育的基础学科之一。由于多年的应试教育，大学生的文学素质较低，部分学生中小学语文未学好便进了大学(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这种情况近期内根本好转的可能很小)，但大学语文的任务既非纠正错别字，也非教授申请书、领条的写法，而是如教育部高教司《大学语文教学大纲》(征求意见稿)所指出的：“在全日制高校设置大学语文课程，其根本目的在于：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基础性特点，适应当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高质量人才。”怎样才能实现上述目标?中小学十二年欠下的帐，靠区区一两个学期几十个课时又能解决多少问题呢?大学语文应当完成哪些使命呢?
大学语文应当具有梳理功能。中小学语文是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然而，在中小学所有课程中，语文又是最无系统性的。除语法以外，小学、初中、高中的教材无必然的有机联系，学生读了许多文章(文学性的、非文学性的)，有些是为了纯思想教育的目的(这一点在文革中几乎是全部)，其中也确实有不少是古今杰作，但作为语文教育的接受者，脑子里只是装了许多零零碎碎的知识、材料。在结束初等、中等教育后，需要对所学的知识进行一番梳理，对中学语文的一些名家或名篇不再仅作为学习语言的材料，而是从文学史的角度重新加以认识，使学生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全貌有个系统的粗略了解。建构文学史的知识体系，使新老知识从中找到相应的位置，使大量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这也是解决课时少而要提高大这一矛盾的重要途径。所谓按文学史的要求，不是简单将入选的作品按时间顺序编排，而是要充分考虑该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该作品的代表性等等。
大学语文还应具有传统人文精神的传布作用，使学生在古今文化精品的感化教育下，促成学生思想境界的升华和健全人格的塑造。文革前后，《语文》课本一度被社论之类的文章充斥，其目的是向学生宣传和灌输一些政治观点，其实这一般难于达到预期的目的，最终的结果是学生厌弃语文课。语文并不否定思想品格的教育，相反，这也是语文教育重要的使命，问题在于不应照搬政治课的内容。语文要让学生受到感悟和教育，只能靠古今的文学经典；爱国感情的培养和高尚情操、气节等品格的滋养，也只有靠这些文学精品潜移默化的熏陶。
大学语文较之中小学语文还应有拓宽学生视野，开拓学生思维能力的作用。中小学课程以正面教育为主，但现实世界并非都是“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大学语文要帮助学生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与其他学科相比，语文是学生以往学习时间最长，感性知识最多的一门课程。以大学语文课为基础，让学生继承宋以来的“疑古”传统，即使对文学精品，也从正反多角度去认识它，将学术界的争鸣意见告诉学生，启发学生作求同、求异多种思维。对名家名篇学习鉴赏的同时，也看到其缺憾与不足，让学生初步知道什么是做学问。这对学生日后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培养创新意识是很有帮助的。
应当提高学生语文自学能力。叶圣陶谈语文教育目的时曾指出，语文学习最终要做到：学生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学生自能作文不待老师改。对绝大多数学生而言，大学语文是学生一生语文课的终结，是从“老师讲”到“不待老师讲”的最后过渡，故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学生的语文水平(诸如阅读、写作、口头表达能力)要能在走出校门后仍有较大的提高，完全取决于学生是否学会了自学。如果说，中小学语文课的积欠，不可能在一两个学期中全弥补起来，至少我们已教会学生如何去补，他们也有足够的兴趣去自觉补。
要大大提高学生对语文课的兴趣。由于中小学多年的应试教育，一篇篇文学典范作品被肢解，优美的、引人入胜的文学佳作化为似是而非的一条条选择题。语文教学中的空洞说教太多，加之教师、教材等方面的问题，大学新生中厌倦语文的人占相当大的比例，这是语文水平难以提高的最大障碍。大学语文只有在教材、师资水平、教学方法等方面与中小学均有很大区别或改进才能使学生大大提高对语文学习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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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上述几个期望的指标，我们编纂了这本具有系统性、网络式、立体化、大信息特点，并且方便自学和启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教材。
所谓系统性，是指以文学史为纲，按照简明中国文学史的要求，对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诗人、词人、散文家、戏曲大师尽量不遗漏。对他们的优秀代表作品，凡适合作大学非中文专业语文教材的(考虑到不宜过深、过长、过通俗以及不与中小学重复)，尽量选入。使学生学完本教材，能大致勾画出从古到今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轨迹。
所谓网络式，是指在每个小单元的主要课文按时间顺序编排的同时，附编的内容按题材的专题跨时间编排，使学生读完本书后对一些重要题材(如爱国、咏史怀古、山水田园等)文学作品的历史概貌有较全面的了解。
所谓立体化，每个小单元以一两个作家为重点，选择他们的几篇代表作为详讲内容，在附录中又精选他们的其他代表作，从而做到以一两篇带数篇并进而知全人；又由重点作家推广而至一个个或题材相同、或创作时间相近，或风格近似的作家群。如讲陆游的爱国诗，就兼及南宋其他著名的爱国诗人；如讲辛弃疾的爱国词，则兼及南宋的其他著名爱国词人。同时，让学生将过去对这些作家的零星了解，纳入到新体系中去加以认识，打破大、中、小学的时空界限，使新老知识在这新的立体架构中融而为一。从而以较少的时间，得到较大的收获。
所谓大信息，一是指入选的每位重要作家《简介》后附有《集评》，选录历代文学家对其作品的总评；二是指每篇精讲的课文后除了一篇《赏析》外，还另附《汇评》，集百家之言，对该作品加以评析；三是每个小单元后常附有该作家(流派)的创作综述和研究综述。这些做法与过去任何一种《大学语文》不同，和中小学《语文》更不同。它不再是向学生灌输一种观点，而是介绍多种观点，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观点。即使是典范之作，也往往辑录少许批评的观点，但有主有从，并不会把学生思想搞混；而研究综述则把对某作家、某热点问题、尚未解决的问题及其症结所在均概略地介绍给学生，让他们去判别、选择。附录的重要参考书目、参考论文更能引导那些文学爱好者从小课堂走入大课堂，去读与本单元有关的资料，深化课堂的内容。这些做法，使学生能继承宋以来的疑古传统，不再轻易迷信老师和权威，不迷信书本。而不迷信正是走向创新的起点。
由于本书附有大量深入浅出的学术综述及信息，也大大提高了本书的学术品位，而又寓学术于通俗之中，既方便学生自学，也大大拓宽了本教材的适应面，可以适应各种语文水平的大学生使用，他们可以各取所需，既可走马观花，也可下马看花，甚至进而作深入探讨。这也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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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的航船即将出现在海面上了，伟大祖国在眼泪、鲜血及鲜花、歌声中度过了二十世纪。新世纪的到来，开放世界的种种挑战，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交叉渗透，召唤着我们的大学需要造就知识面宽，不仅精通自己的专业而且有厚实人文知识、人文精神及文化素养的一代新人。希望本书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应有的贡献。
东南大学中文系 王步高
1999．7 于东南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