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发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这是继1978年由匡亚明、苏步青等倡议推动，国内主要高校开设《大学语文》课后，以国家规划的形式又一次强调在大学开设中国语文课。
   
    1978年开设的《大学语文》课，主要以理工院校或专业的学生为开课对象，因为各校的情况不同，教育部又未将《大学语文》列入必修课的名录，所以到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学校基本都停上了此课。近几年，经过学者的呼吁，大学语文课又有恢复的迹象，去年，由丁帆教授等主编的《新编大学语文》的出版，更是为大学语文课的恢复开设添了一把干柴。
   
    当下呼吁在大学重开中国语文课的学者，其出发点并不完全相同，概括起来看，有三类意见比较有代表性。一类意见以为，现今的大学生“听、说、读、写”的基本功太差，由于平时读书少，写作水平大大下降，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因此需要补语文课；另一意见以为，大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和审美取向普遍呈现粗鄙化的趋势，需要通过经典教育来弥补不足；还有一类意见则认为，大学生中出现的问题，不只是语文教育的不足，它凸显的是整体上的人文精神的欠缺，所以特别编写《大学人文读本》，作为大学语文的替代品。如果说第一类意见讲的是实用技能的话，第二、三类意见则主要是讲精神。而第二、三类意见之间也有差别。前者其实关注的是文学性，后者更多地涉及到公民教育。
   
    出发点关乎定位，而定位问题看似简单，实则关乎重开中国语文课的成败。以前的《大学语文》被停开或边缘化，主要与没有准确定位有关。北京大学中文系温儒敏教授指出，大学语文的教学关键是“'地位’和'定位’没有弄清楚，特别是'定位’，定位不太确定，上课也各式各样”。(参见《“大学语文”的教学困扰和改革尝试》)
   
    应该说，培养“听、说、读、写”的基本功主要是中学语文课的任务，如果把大学语文教育的目标定位于这个任务之上，不仅与中学重复，而且由于失去了高考的动力，效果也不可能好。从以往的经验看，《大学语文》课基本是按照中学的模式去讲授，从文章背景、中心思想到段落大意，一个不落。这种僵化固定的语文教学模式本身就有问题，再照搬到大学，没有一点“陌生化”的处理，大学生感觉索然无味，从而失去兴趣也是必然的。
   
    问题的关键还不止这些。当一门课在大学开设时，最需要考量的不是它能否吸引学生，而是这门课与大学的精神定位是否合拍。《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是在“民族文化保护”一节“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中谈及大学生的中国语文的。它强调的是人文素质的提升和文化的传承。这既与大学所应具备的培养学生人格的目的相吻合，也符合大学作为文明传承主要基地的角色要求。
   
    既然是传承中华文化，大学的中国语文教育无疑要有中国特色，它还要以培养中国人特有的审美品位为原则，以陶冶中国式的性情为目标。但大学之大，在于胸怀之大。中国大学的精神定位从它建立伊始就是“兼容并包”、中西结合的，现今的大学自不可能舍弃本原、自创门户。大学的中华文化教育并不意味着非要沉醉于中国古代的传统，宽衣博带，摇头晃脑，刻意地模仿古人的外形，它需要把握传统的精神，需要用现代的眼光审视中国的传统，更需要有包容异质文化的胸怀，这样的大学也才可能适应全球化的时代要求。更何况中华文化本身就不是封闭的。在古代，她用了一千多年的时间容纳了西来的佛教。近代以来，她更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中成长，从而明显带有中西融合的特色。没有开放的心态和面向未来的眼光，也就无法真正感知和认识中国语文的精髓。
   
    在大学恢复开设中国语文课当然值得称道，但单纯的中国语文教育能否全面承担起大学生人格培养和传承中华文化的重任，也需要讨论。因为中国语文毕竟只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后者更包括中国历史、中国思想、中国艺术和文明。无论从文化传承，还是人格培养方面说，它们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当我们重新恢复大学本质上的文化传承和人格培养的精神定位时，也需要将中华文化的整体，特别是她的人文主义内涵呈现出来，使学生在一个立体的文化氛围中成长，做到文史哲兼修，这样，不只是对学生有益、对社会有益，而且对现今大学中过分学科化、专业化的偏向也可以起到纠偏的作用。
   
    在大学重开中国语文时，如果相应开设中国历史、中国思想与文明，不仅可以熏陶出一个个完美的个体、可以塑造出一个立体的中国，而且中国的大学肯定将在形式、内容以及精神方面更像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