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大学文学》编者之一）：感谢大家一起来讨论这本书，我先简单说一下编辑思路和成书的过程。今天在座诸位，都是大学里从事文学教育的专家，我想大家很清楚，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文学教育，在整个大学人文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始终很不明确，有的大学甚至根本就没有这一块。作为补充，是“大学语文”，这对提高大学生整体的文化素养，实在不够。我们注意到，在传统的“大学语文”或与之相关的“大学写作”、“中外文学名著欣赏”之类公选课中，文学教育的比重实际上是在逐渐增加，问题是，这种改变的趋势始终处在不自觉状态。

    近来也有另一些独辟蹊径的改良措施，比如夏中义先生主编的《大学人文读本》，内容不可谓不丰富，但也许太丰富了，以至于超出了大学生的接受能力。而且主要是人文、社会科学各种专门的知识理论，文学教育再次被排斥于大学人文教育之外了。

    可能说，大家有一个共识，觉得大学生读书太少，修养不够，于是纷纷开起必读书目，但给他们读什么书，出发点不一样。我们看重的是对大学生进行文学教育，以文学教育来做“大学语文”所忽略而“大学人文读本”之类改良措施仍然无法兼顾的工作。我们认为，对于大学生来说，文学教育不可替代，它有特殊的功能，这个恐怕并不需要繁琐论证。

    为什么在我们的大学教育中始终不敢大张旗鼓地提出文学教育的主张？这里面可能隐藏着整个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关键问题，需要认真地辨析。今天主要想听听诸位这方面的意见。

    我们三人2004年初在北京碰头，大致议了一个框架，“大学文学”的理念，选目，编写体例，基本都定下来了，然后分头去做。

    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我也第一次近距离地认识了钱理群先生的认真、谦逊与勤勉，受益匪浅。大量图片和策划编辑协调工作，都有赖于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刘景琳先生和叶佳声小姐。浙江文艺出版社资深编辑、我所敬佩的学者、批评家李庆西先生，在他负责的中国古典文学部分之外，不辞辛劳，配合两位编辑工作，并在网上亲自挑选、下载了大量图片。

    关于“大学文学教育”基本理念，大学文学的教学方式，大学文学和传统的“大学语文”以及大学人文读本的区别，由我执笔的序言里写了一点，今天很希望诸位从各自的学术研究与教学经验出发，重点讨论“大学文学教育”这个理念，也可以就篇目的选择，后面的思考题，以及这本书出来之后怎样推广运用，发表高见。非常感谢！

    毛尖（著名电影评论家、随笔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这个书我挺早看到，就跟学生推荐了，学生问我为什么？我一下子说不上来，就说古代外国全都有，我这学期在教当代文学课，学生问我当代为什么选这几篇。我说挺经典。平时问学生看什么书，他们说我们看的都是《读者文摘》，我说这还不够，应该看一些经典，这本书里面都是经典的东西。他们说那么《大学语文》之类的书是不是都不好了，看这本就够了？他们能比较的都是手头的教材，他们觉得比起其他几卷本的书，买一本这个书更便宜。我首先觉得，这本书的理念很好，把语文的概念替换了，大学中应该上文学的、经典的东西，但是我在看的时候，也有疑问，觉得外国文学诗歌为什么不选呢？当代文学是不是可以少选，甚至可以不选呢?我不知道你们具体选择篇目时，标准都是怎么来的？我想其中肯定很有深意。学生是需要这样的教材，或课外读物。你们三个人是不是有一种相对稳定的标准呢？比如古代中没有李白，这肯定有一个标准，那么这种标准在现代文学部分，又是如何体现的？

    张生（作家，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教授）：我的身份比较特殊，虽然是教授，也是作家，而且是奋斗在文学教育战线上十多年的青年老教师。交大这个工科大学比综合性大学更具有代表性。“大学文学”这个名字我很喜欢，是喊出了我们至少是我这个在大学教育第一线做中文教育的人的心声。这些年有一个现象，在大学中讲文学学生没有人听，一讲文化、讲理论、讲观点，学生很爱听。学习文学这个过程，有一个长度、有一个量，没有这个量，很难有感受。但是文化研究、思想研究都是观点，学生掌握了观点，很容易就觉得掌握了知识，掌握了把握世界的能力。这一个是学科设置的问题。另外我觉得也是学生的本能，他会接受观点而不接受作品。所以能有《大学文学》这个教材或读物很好。《大学语文》和《大学人文读本》我都不是很喜欢，他们的侧重点还是没有弥补文学的缺失。其实这一百年来欧洲文化的成就，还是更多地体现在文学上。通过文学这个突破口，能够弥补我们现在大学教育的缺失。这是非常及时的。我的老师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许志英先生说，写一篇文章如果有一个好名字，就成功了一半。我觉得这本书也是，有“大学文学”这个名字，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另有一点，这本书的编辑理念是什么？我一进来就对李庆西老师说，幸亏你选了《世说新语》，古代部分就比较有意思。元宝和钱老师这三个部分，就是现代、当代、翻译外国文学部分，没有选更多好玩的东西，现代、当代都是鲁迅的文章，当然他们两位都钟爱鲁迅，但我觉得是否有点多了，应该把这个位置让给其他作家。现代文学，包括外国文学里面有很多好玩的文章、好玩的作家，那也是文学之美，让学生体验文学之美，不仅仅是为人生的，或者是“救救孩子”的，或者是反思国民性的，应该还有一些有意思的、有趣的、好玩的文章。古代的庆西老师选了《世说新语》，很好。当代是不是不要的问题，我觉得不仅要，而且当代篇幅太少，我对当代文学的评价不是那么低。有趣的文章加进去我估计会销得很快，风格上也会更丰富。

    谈峥（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欧美文学研究所所长、《译文》总策划、上海作协签约作家）：这本书最大的特色之一，是在文学教材中加进了翻译文学。以前的大学文学教育首先是用文学史代替文学，我们外文系的学生，包括我自己读大学，都上过文学史，但是具体的作品从来不接触的。当代中国大学最大的问题就是，用关于文学的话语来代替直接的文学经验。这本书一个非常大的优点是让我们直接接触文学，同时又提供了一些名家写的导读性质的文章。这两者结合非常不错。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作用非常大，不单单从写作的技巧和文学主张、思潮流派，很多是从外国引进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当代的文学语言也受到翻译语言的影响，所以王晓波会说他在文学写作上受到翻译家的影响很大，从翻译作品中体会到了现代汉语的优美。这本书能收进这么多的翻译文学，对我这个教外国文学的人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当然因为篇幅的原因，许多有代表性的作品都没有收入。我在看篇目时也觉得鲁迅的文章很多，现代文学作家，艾青选了，为什么徐志摩、郁达夫没有选？ 我是现代文学的外行，只是随便讲讲。

    杨扬（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这三位先生都强调文学性，但是我发现，这本书的文学性基本还是男人性，男性作家太多，女性作家大概只有四个。但是，从建设性的角度讲，我还是蛮喜欢这个本子。

    现在文学的研究、思想的研究、学术的研究越来越多，文学之为文学的东西越来越少。举个简单的例子，华师大80年代的人文风景是很好看的，有李劼这样优秀的评论家，空气为之活跃起来。90年代之后只有思想，只有学问，没有风景，施蛰存先生之后就更少了。比起文学来，思想、学问实在较少趣味。看了元宝的前言，我觉得写得非常好，它提供了超出思想、学问之外的东西，就是人文风景。

    比如现在，我看鲁迅和鲁迅研究的东西要区别开来。鲁迅的世界是非常丰富的，鲁迅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个人感受也非常丰富。我们现在研究鲁迅越来越枯燥，一会儿说他是“绝望的抗争”，一会儿说他是“中国现代最痛苦的灵魂”，其实这都不是鲁迅之为鲁迅的根本。鲁迅在抗争，鲁迅很痛苦，那么别人是否就不抗争，不痛苦了呢？太多地强调这一点，其实是思想政治方面的，鲁迅作为一个文学家的特点，就没法显示出来。我所以坚决反对把读鲁迅当作镀金一样，非读不可，我觉得鲁迅可读可不读，不读鲁迅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文学家、文学爱好者？完全可以。我想，刚才大家说鲁迅作品选得太多，并不是说反对选鲁迅作品，而是说围绕鲁迅的那些超文学的观念、框架，我们的研究者、包括本书的编选者，无形中总是难以摆脱。我就对我的研究生说，20年不要读研究鲁迅的东西，让这些东西在时间过程中先自己沉淀下来，可以先直接去读鲁迅的作品。

    文学首先要提供一个有趣的东西，《大学文学》提供我们这样一个很好的理念。《大学语文》是一个体制性的东西，《大学文学》向它发起挑战，但是也不要发起群众性的运动，大家都要学习。《大学文学》应该立足于自由自在的学习。我现在怕的是口号，20年来现代文学上都是口号，许多重要的东西都被口号淹没。《大学文学》选的文章都很好看，遗漏肯定是有的，篇幅所限。这本书好就好在三位编者对文学艺术的感受力都非常好，主要不是按照学术的规矩来选的。按大学教授的思路，肯定会觉得其中有很大遗漏，我觉得主要还是提供了一种理念，发出了一种声音，只是不要在这过程中把它当作群众的声音，变成群众的东西就是了。发出自己的声音比较难，文学就象水一样，象雨一样，比较脆弱，把它作为时代的强音，是与文学的本性背道而驰的。

    吴兆路（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教授、校宣传部副部长）：我主要是研究古代文学的，这个选题策划很有个性，很好。我在学校里除了给中文系上课，还开一些选修课，“中国古代诗词鉴赏”、“古代小说鉴赏”、“中国散文鉴赏”，选修的人很多。喜欢文学课的学生很多，喜欢古代文学的更多，我这学期在网络学院开了“诗词与人生”这门课，也很受欢迎。郜元宝在前言中写得很好，谈到文学可以给人生一些特殊的启迪，在古代文学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我研究古代文学，也研究批评史，批评史重视每个时代的选本，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选本，最早的《诗经》，到后来的昭明《文选》。《大学文学》的选本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但是我们还应该有宽容的态度，求全责备是很难的，每个人的选本都不一样，我取一种持平的标准，选本有自己的特色，就足够了。当然考虑发行量，还可以做一些改进。前言里还可以将编选的理念阐明得更加充分一些。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中心副主任）：我们编《大学文学》，假定的读者应该是所有的大学生，除了在中学受一定的文学教育外，基本上没有接受经典的文学教育，而这些人给他文学教育时要不要一定强调文学史的架构？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四分天下时，表面上也有一个文学史的想法在后面，但在具体的选择上，其实已经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了突破固有的文学史架构。我们在选择时，要知道那些大学生，他们不需要也根本没必要去接受文学史的训练。某些东西在文学史上也许是特别重要，但是对于现在的大学生来说没有必要。这里有不同的选择，因为如果将来有一个大学文学教育或者社会上整个有文学教育，就需要对文学的一个比较宽广、开放性的理解。说到底，强调文学教育的前提，应该建立在对时代的判断，是怎样一个时代，今天缺少什么样的东西。这样其实是预设了一个新的选择方向，就是当我们在选择这些文学的篇目时，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而且这样的目的一般来说，每个人都有一个潜理解。就是这些将要接受这些篇目的人，因为他们不在大学的中文系受训练，他们要处理的问题就是读这些作品。刚才我们这些人都说要讲审美，要讲感受，要讲情趣，但是所有这些东西都不是空穴来风。在这个时代觉得有趣的东西在那个时代未必有趣，在这个时代觉得对人有精神熏陶作用的，在那个时代未必是这样。如果我们立足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就要重新来讲什么东西是有趣的，什么东西是对人有感染力的。如果说是《大学文学》这个理念成立的话，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就是要打破原来由大学中文系建立起来的文学史架构。接下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选择篇目。当然有很多选法。中学语文课本中有很多新的花样，包括选进金庸的作品。大学文学或者各种读本是要给大学生看的，甚至在我们的设想中是要进入课堂的，这本书就包含了导读的成分，介绍性的成分，这就带来另一个问题，除了选这些篇目，我们还能不能提供一套解释这些篇目的方法？我看到这本书里的导论、思考题，其实都在暗示这个框架。三位主编，除了李庆西老师不是职业的文学工作者，其他两位都是在大学中文系教书的，这其中有一种我称之为“职业障”的东西，就是职业的文学工作者一定会想方设法把人拉到那个通常的文学架构中。比如元宝编外国文学，我知道他的良苦用心是在说翻译对于汉语写作的影响，实际上对于一个读者来说，不需要知道翻译的外国文学对现代文学有什么影响。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王小波根本不是学文学出身的，但他要讲查良铮译的诗怎样影响他，一个职业的文学家是不会说这个话的，觉得这个是外行话，但我们今天之所以要捡过这个话来说，就反证了当我们还是在一个文学史的架构里来讨论“大学文学”时，表面上我们一直在讲要开放地理解文学，元宝在这里有口号，文学高于语文，文学大于语文，文学包含语文，但是这样讲的时候，怎样将这个理念落实到具体、可操作性的，不仅仅是在选目上面，而且与选目相配套的阐释系统，也是很重要的。这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就是不仅仅停留在《大学文学》或者“文学教育”的理念上，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可能需要更进一步的探讨。

    倪文尖（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书，这倒不是空话。拿到书后非常忙，我还是很认真地看了一下。这两年我也做一些文学教育、语文教育的工作。除了看选文之外，还是非常注重辅读的内容，我可以看到三位学者很花心血，更重要的是非常有智慧，用现在的词来说就是有核心竞争力。钱老师就不用说，他把几十年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充溢了、铺出来一点，变成这个书。元宝的博学在这个书中再次得到体会。李庆西老师编的古代文学我很想看一遍，因为包括导言我还是读出一点意思的。庆西老师在古代文学编法背后还是很有想法，其实他编的都是精英文学的范畴，导言中还是处理了一个俗文学和精英文学的关系，包括刚才大家说李白为什么不选，看了导言，我是可以理解的。其实通过选杜甫，已经把李白选进去了。这个书在我看来，我都需要学，钱老师的书我已经看了很多，现代文学可能不要学，外国文学、古代文学我都需要学，这个书更准确地说应该叫做“全民文学读本”。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很好的读本，像我都需要补课，但如果说要作为一门进入大学的课程，按我的理解，我们还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文学教育如何可能？”的问题。因为这个书是很好的书，要进入课程，不仅仅是选文的问题。当然这个书的做法我是非常赞同的，包括元宝在序中也讲，他的针对性非常明确。我们现在的文学教育，包括中文系的文学教育，以文学史、理论取代直面作品的文学阅读。我觉得要讲文学，要通过选文来直接面对文学。但是仅仅考虑到选文是不够的，因为大学的文学教育如果没有解决在课堂上怎么教文学这样一个问题，用现代教育的理念的说法来讲，整个书背后有一个很好的理念，也有很好的体现，但它总体上来说是“默会”的。这里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假如我是一个非中文系的教师，我怎么来教？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前几年在讲《大学语文》怎么改革，元宝也讲，这个书是《大学语文》的改良的一部分。我有一个甚至比较极端的看法，“文学教育”无须想好在课程的上怎么教，发给学生一本书，让他们自己去看好了。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喜欢文学的人还是喜欢，学文学比较有慧根的、感悟性强的还是强的，如果要面对所有的大学生，原来感悟力比较差的，那怎么办？这些年讲文学阅读、对话，都非常有道理，重视的是文学和人生、和生活的一个关联，但事实上，如果我们只编一些讲音乐、美术的漂亮的赏析的文字，我懂的还是懂，不懂的还是不懂。文学教育背后事实上除了“默会”这样一个路径之外，还应该寻找到面对全体的所有人的一种有效的、“明言”的知识来教，这才能使文学教育成为可能。明言的教法，把知识整理出来之后，又不能简单地去去教知识，否则又犯了元宝在前言中所出的问题。以选本的形式来进行文学教育是非常对的，但是包括中学语文教育，包括大学文学教育，在我看来，如果只是在这篇该选，那篇不该选的意义上来讨论，可能不能解决文学教育如何可能的问题。

    郭春林（同济大学中文教授）：我觉得文尖兄说的有道理，所谓的全民文学教育，文学教育是否可能的问题。但麻烦的是，我刚才听元宝兄介绍，看他的序，好像都有两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编这本书？目的在哪里？这是一个。另一个，我们这本教材的定位在哪里？是给工科的学生读的？还是给中文系学生读的？我在同济，和张生兄有同感，理工科大学的文学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每次上这些公共的选修课，都会说到这样的两句话，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是日薄西山、江河日下，文学在这个时代已经非常边缘化，不再成为可以从其中获得什么修养的东西，他要的是技术。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编这本书我们要做什么，要通过这本书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比如说，我在想，文学中心化肯定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但是，至少可以换回人们对文学的一种热爱、关切。比如，我们通过这本书，重新让大学生找回不是韩寒的、不是郭敬明的文学，而是审美的、趣味、纯正的东西，不是一个消费的东西，我们不是使它成为一个消费品，而是提供一个文学趣味，提升审美层次的东西，我就在想这样一个选本是否达到了这样的一个要求。

    我有点悲观，昨天在中文系学生办一个座谈会，学生说我们要学有用的东西。我说什么是有用的？他们说语言学概论是没用的，现代文学史是没用的，写作课是有用的，但写作课给他的是什么？实际上给他的是一个各种文体写作的思路，这些东西从哪里来？他不知道，他也觉得写作课的老师如果有足够的水平可以给他相应的提高，而我们这些接受中文科班教育的人来讲，写作能力的提高毫无疑问是从文学作品来的，是从那些真正的文学作品获得的，而不是从写作课获得的。写作课学些什么？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我们当时的写作课学些什么，记叙文怎么写，说明文怎么写。可是他们就是需要这些东西，那么我们靠这样的东西，毫无疑问达不到这样的要求。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是不是可以靠这样的东西形成相抗衡的东西，养成一种对于自由的热爱，对于真正的美的一种热爱？

    为什么没有选契诃夫、普希金，诸如此类还是有很多遗憾，但是这是在所难免的。

    赵顺宏（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郜元宝追问，“大学文学”何以一直没有明确提出，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说明我们这个时代感受生活的能力，甚至生活的能力本身，都下降了，表面上大家都在生活，其实全面生活的能力下降了，提出大学文学非常有针对性。学生都喜欢实用的，能解决问题的，带来了人的片面化，就好象我们学外语，老是篇章结构，进不了生活的世界。“大学文学”把大家带到风景面前，让大家欣赏这个风景，这是非常好的。也有一个问题，刚才倪文尖先生说的，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手段，让大家来欣赏它。这个读本有名家的解释，很好，除了提问以外，是否还应该有一些行之有效的手段，需要探索。

    薛毅（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好几年前跟我说过他想编有点类似于大学语文的书，当初我表示坚决反对。我说假如学生是喜欢读文学类的书，给他一本书，他是不会看的，因为他会看很多很多书。假如他不喜欢，给他一本书，他也还是不会看。所以这是一个两难。这本书出来以后，也让我重新思考。我看了序言，没看完，但看的部分还是非常仔细。它不断地启发我的思考。我想三位编这本书，都是因为觉得非中文系的、非英美文学系的大学生都非常必要给这么一个本子，我想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共识。基于这点，应该具备一个理念，这是给非文学系的人看的。三位都是文学家，两位都是在中文系教学的。那么有没有可能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把自身的专业没经过反思地向外扩张。刚才倪文尖提到大学美术，从事美术教学的人会不会编一本给非美术系的人看的大学美术，搞音乐的人会不会编一本普及性的大学音乐出来，他们那儿好像冲动不是很大。据我所知，包括我，中文系的教师都觉得有必要让非中文专业的人读中文专业的人喜欢读的东西。这是需要论证的。假如我们编一些个人趣味的东西，个人性太大了。作为一个可以论证下来非常有必要的话，我们必须改变一下我们的文学理念，不是一个行帮意义上的文学理念，我们中文系内部讲的文学，对我们中文系自身有用，其他人不一定有用。中文系里边有很多的名词、术语、概念，象土匪的黑话一样，其他人没必要知道行帮里边的上下文。我不懂音乐术语，也可以听音乐。这个文学理念，达到这个能力，论证下来对非中文系的人是非常必要的，我想论证的方式不是一个有趣的事情，需要把这个东西论证出来。这本书我还没有看到有这么一点。我们能不能论证出来，汉语里边包含的文化信息含量是超越其他任何地方的，任何一种比方说通过声音、颜色来表达的东西，这里边，有没有必要，这是一个公共的问题，不是一个私人的问题。这点上我对这篇序言有一点批评，郜元宝先生的文学能力我是非常喜欢的，他写的一本关于鲁迅的书我也是非常喜欢，我跟他不同的地方我是愿意当面跟他讲的，而且讲了好几次了，比方说，他开头写的东西，我觉得是他自己在缠绕的一个问题，他的这个文学概念忽大忽小，前面他强调文学的相对的独立的地位，甚至要把思想、哲学话语和文学区分开来，后面又把文学搞得很大，文学是高于语文的，大于语文，包含了语文。我觉得这些语言的表达太文学性了，没有严格论证。

    具体编法里边，我觉得中国古代文学，当然我可以建立一个前提，这个书不管怎样是一本好书，在这个前提下我会提一点意见，比方说，选庄子我觉得有点遗憾，这是一个中学教材的选法，把庄子里边的寓言摘出，在大学里这样编我觉得可能不行。屈原的《国殇》，记得是中学有这课文。和刚才毛尖的意见相似，我觉得中国当代文学可以不编，这方面很难有定评，当代的编法我是最不认同的。我相信在中文系，关于当代文学，意见差异最大，在行帮里边还扯不清楚的问题一下子推到非中文的大学生面前，我觉得问题比较大。外国文学部分可能也是这样。编书非常容易，也非常难，容易是都是好文章，而难是这里边需要有一个整体性的想法。这个书里边，整体性的想法可能还欠缺一点。

    聂伟（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我不妨从我所任教的学校开始。我们确实都是在薛毅所说的行帮里，我也是从复旦出来的，其实今天我们大家都陷入一个误区，行帮里出来的人来谈论一个教材，而这个教材是给非行帮的人看的，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大家都知道上海大学是一个本地生源特别多的学校，学生的素质比不上复旦和华师大。后来我想我怎么来安排我的课呢，作为一个中文系出身的老师，我肯定要选经典给他们看，但在跟学生沟通的过程中我发现，不管是经典还是非经典，他们都没有概念。既然没有概念，我想我要稍微放弃一下我的品味意识。什么意思呢？我肯定在骨子里希望对学生进行所谓的精英教育，但目前达到这个目的的路程特别遥远，那我不妨作点策略性的转换，比如说，一个经典，哪怕有多少人向它泼污水，它永远是经典，那么一个非经典的东西即便是再称赞它，永远也不可能是经典，在这过程中还不如放开思路，大家去选择一些在同学看来只要有趣的，并且与现在的生活能发生关联的东西，他们觉得有趣并且对他们有用，而在我看来能够灌输我的某些观念、某些思想，就OK了。比如说，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有关于淮河流域的污染问题，我马上把那节课改换了一个题目，让学生们看阎连科的长篇《日光流年》，小说写一个偏僻的山村，当他们去寻找一种现代文明，最后获得的却是一渠文明的污水、垃圾，马上学生就感到很震惊。再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在讨论，现在房价特别高，大家像玩股票一样去炒，我就说那好，我们就选一个《子夜》，当时吴荪甫怎么跟一帮家伙在交易所里搞来搞去，把自己搞进去了。我就告诉他们这就是现实。什么意思呢？大学生很在乎一种观念、逻辑，一种先在的理念，那么我觉得我的文学课程是在理念的网眼之外找到活生生的东西，这种东西很难用强烈的因果律来判断它，它是活生生的。它一下子是个反证，一下子就把生活颠覆了，让你知道在你们今天所受的教育之外还有另一种东西。从这点来说，这本书是非常成功的，起码在某些方面的实践是非常成功的。限于我本人的研究方向是当代文学，我特别赞同郜元宝老师对当代文学的篇目的选编。朱文的《把穷人统统打昏》，我当时选给学生看，学生看完简直炸了锅，他们没有想到有这样一个作家这样来讲述一个稀奇古怪的故事，并且看完以后他们深有同感，他们觉得一个知识分子在转型过程中怎么和别人交往，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精英怎么最后变成土老冒，怎么被人栽赃。完全觉得很有意思。还有一个就是《耙耧天歌》，我当时跟他们说，我之所以给你们看这样的东西就是让你们从生理上的恶心转化为一种文化的恶心，因为很多人说他看完之后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觉得骷髅头上有很多东西缠绕着，他很害怕。我就告诉他，其实生活本身，在一些质的东西里边是很残酷的，有一种恶的因素，但又有一种辩证的东西生存着。我觉得学生就是需要给一种点拨，他们看书的选择余地非常广。假如说我拿一本书我告诉他们，这是经典，那么我相信他们对这本书的礼遇对在图书馆里面堆得像墙一样的书没有任何差别。他会放着不看，2个学分而已。你必须要选择一个策略的转换，首先使他喜欢上，喜欢上第二步才向他灌输一些更加艰深的、更加牢固的理念。第二点，这本书38.5个印张，49元的确比较便宜。出版社的考虑，是这个书要卖出去，并且到大学课堂里销售吧？

    陈灵强（台州学院中文系教授）：我比较匆忙地把目录和序言翻了一下，可以看出编者的一种愿望和良苦用心。这个时代我们喊人文精神的缺失，从90年代文化转型到现在，大家一直都在说这样一个问题。出版社编者在这个时候做了这个选本，表现出了比较执著的对人文精神的呼唤和追求，这个愿望很强烈，尤其是在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选文里都可以看到。在中国当代文学里边选了张承志的、史铁生的，这很明显，那个时候争论中这几个都是作为人文精神的旗手。我看到其中有一篇很有意思，马修·阿诺德，很多选本里都不会选这么一个英国文化研究者的文章。而偏偏马修·阿诺德是英国文化研究中公认的创始人，实际上他是带有很强的精英色彩、精英立场的。从这些选目中都可以看到，包括钱老师对胡适、鲁迅的选择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愿望和用心的体现。刚才很多专家教授都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这本教材的定位，实际上更多是针对非中文专业的其他各科学生，那么我就想到受众的问题。现在的学生和原来的学生很不一样，他们最愿意学的东西是两个，第一技术性的，第二个是对拿学分有用的东西，功利性非常强，面对这样的受众，就涉及到我们的大学文学教学过程中如何操作的问题，我在这儿先肯定一个前提，就是这是一本非常棒的书。但是在具体的教学运作过程中会存在一定的问题，我也给非中文专业同学上过大学语文之类的课，比如上到鲁迅，我问鲁迅你们喜欢吗？全班学生异口同声地说不喜欢，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我蛮同意刚才那个聂先生讲的，就是说要让学生在选文中接触到稍微带点趣味的一些东西，但这种东西并不是说就是低级趣味，里边可能还有一些对他们的审美、人文精神可能有所触发的东西，多选一些这样的东西有可能会让各位编者这种良苦用心和强烈的愿望得到更好的达成和实现。

    钱理群（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本书编者之一）：文学教育的必要性我是从这几个角度来考虑的，一个是从语文教育来看。大学语文这个概念本身就给人一个印象，它是中学语文教育的一个延续。这样，大学语文就会变成中学的延续，形象地说，就会变成高四、高五，到大学再重新来开大学语文，主要任务是不是跟中学一样，还是要继续提高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我觉得在大学里教育的主要重心不应该放在这里，当然大学也要学习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但重心应该转移到文学教育上来，这是跟中学语文教育的一个区别。现在语文课变成中学的一个延续，还是那一套，学生未必能接受，我觉得现在大学语文教育的问题就在这里，这是我们的一个主要针对点。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换个思路，不走中学语文教育的延续这条路？现在有两个思路，一个是强调人文教育，人文读本就是这样的思路下来，我觉得也是一条路，我并不认为不好，但也有问题，人文教育如果没有文学，是有问题的，所以我明确不赞成大学语文课搞成中学的延续。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提文学教育，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呢？我有这样几方面的考虑。在这之前，我曾经在北大给理科一年级学生开过大学语文，目的就是文理交融，我觉得对理科学生来说需要这样的课，我对学生说，如果你们的专业是给你一个科学的眼睛，我这个课是给你一个文学的眼睛，我觉得科学地把握世界的方式和文学地把握世界的方式不一样，作为未来的一个知识分子，健全地发展，不仅要有科学地把握世界的方式，也要文学地把握世界的方式。所以我为什么赞成这个课，我们这个课实际上面对的都是非文学专业的学生，我记得我也遇到刚才各位老师遇到的问题。大家知道北大的理科学生水平比较高，我一上课，就受到拒绝，一个学生就和我辩论，他说，你讲什么经典，应该读快餐、快乐的东西。我说你坚持你的观点，我坚持我观点。第一堂课上了以后，我对理科学生宣布说，你们不想听可以走，你不听，走了，我无所谓。第二个可能是你坐来听，我还有一点把握，只要你听，我大概就有本事让你能够接受。第三，我说你们当中有一些人本来就应该学文学，因为家长强迫你们学理工科，因此我要把你们“骗”到中文系来。果然，上一届就吸引两三个人来考中文系的研究生，因为理工科有这样的人，这些人本来就该学文学，我把它吸引到中文系来。从我自己教学效果来看，我觉得我还是讲这一套，讲鲁迅，跟这本书差不多，他们还是能接受的。关键在于你怎么讲，包括你选什么，讲什么东西。我这次也是考虑从文理交融的学生长远发展的角度，有开这门文学课程的必要性。另外我有一感觉，也是对当代大学生的精神状态的一个担忧，心灵缺失，灵魂缺失，人越来越变得粗糙化，越变越没有心灵，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坦白说，我为什么这么选，选这么多鲁迅，都比较沉重，我的解读也是，包括张爱玲，因为我比较接受鲁迅的文学观念，文学是“撄人心者”，就是把人的灵魂搅乱，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的灵魂过于平安了，过于平静，过于沉溺了，缺少内心的一种东西。搅乱他们，让他们去思考，我真有这样的目的。现在文学越来越小气了，我选文有一个标准，要选大气的文章，诸位提醒了我，我可能有点忽略趣味。那种比较轻松的东西忽略了，因为我有一种想法，比如说，为什么不选徐志摩，我觉得用不着我选，徐志摩满天飞，包括郁达夫，用不着我在大学讲了，学生已经接受了，而且在我看来已经接受得有点问题了。所以选文本身是有点针对性，我就针对当下的精神状态、文气、人气，缺少那样一种能搅动人的、大气的、能够思考一些问题的东西。当然这样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说得比较狭窄一些。现在选本满天飞，多得不得了，我选，就要选一些我觉得文学方面应该强调的东西。至少我自己是这么考虑，所以选了这么多，也可能过于多了。大家可能还没有仔细看我的解读，我的解读确实是更沉重，因为我要搅动灵魂，这肯定有它的片面性，但也有它的理由。还有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觉得不能缺失文学，除了刚才说的，我理解文学能触动人的情感、灵魂，而且直接触动。感性的东西直接冲击人的灵魂、情感，这是给他们讲一些理性的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不太一样，只有观念，没有情感、感性的东西，以至于审美，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在北大强烈地感觉到，我们面临着一个母语危机，去年北大改革有一条，当然被我们否定了，就是规定大学教授必须要用外语讲课，这背后有个理念，就是未来的中国大学，外语主要是英语，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工作用语和教学用语，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搞教育的人的一个指导思想，我觉得非常危险，现在北大的学生外语非常好，中文非常差。我不反对外语，但中文太差，对母语、对自己的语言文字，特别是中国汉语这样一种很有文化意味的母语的冷漠和陌生，和能力越来越丧失，我感到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把大学语文定成三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强调灵魂，对灵魂的触动、搅动，第二个就是语言文字，第三个强调审美，而这当中我自己更看重刚才说的那样一种大气的美，美感是各种各样的，我觉得现在缺失的是一种比较大气的美感。我选文和解读背后有这样一些针对性的东西在支撑。

    如果我们这本书有意义的话，可能主要是它比较鲜明地提出大学文学教育这样一个概念。文学教育不仅仅是中文系，而是整个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比较旗帜鲜明地提出。我在北大比较早开文本细读课，学生反应也很强烈，学生说我在中文系上了很久，始终不知道什么是文学，上你这个课才知道，才感觉到文学。因为文学实际上是对文学的感受、对文学语言的敏感，但我们现在文学教育越来越抽象化，北大学生来了马上被纳入一个既定的知识体系中，滔滔不绝。文本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没有一个文学的感受。我曾经说过，我最不愿意看博士生的论文，其次是硕士生的论文，我愿意看本科生的论文，还有一点灵气、灵性，有点文学的感觉，最后一经过专业训练就变得没有感觉、没灵气了。没灵气、没感觉，那叫什么文学？现在大学，就连中文系的文学教育也存在问题，我觉得这都是促使我关注大学文学教育的原因。

    当然还有我个人的原因，就是缺什么就提倡什么。大家知道我的研究是偏思想文化的，很少对文学形式、文学语言的研究。这是有阴差阳错的原因，其实我内心，就我本性而言，是非常迷恋文学的，对文学的形式、文学的语言有一种天生的迷恋，这方面没有能够发挥出来，是我知识结构方面的缺陷，所以我常常自己做不到就倡导，多少有点心理补偿。

    今天对我还是很有启发性的，大家的发言使我更进一步认识到我们可能只走了第一步，提出了文学教育这样的一个概念，一个任务，究竟怎样进行文学教育，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刚才有老师讲的，怎么上这个课，怎么对学生进行文学教育，包括一些阐释体系，你不能把中文系的课搬过去。一些有经验的老师说学生不听你的怎么办，我后来想想，我可能有点特殊性，可能我的地位各方面，我来讲可能就比较容易，年轻教师就可能有一些难度，我受我的学生欢迎可能有个人性，不具有普遍的意义。怎么把学生吸引过来，这里是有个对抗，怎么能够在策略上让他们喜欢。所以我觉得，也是我们的一个共同的意见，我们比较坚持选当代，其实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考虑到当代更能够使学生进入文本，因为古代和外国比较遥远。当代最能够和学生形成一种对话，刚才那位聂伟老师的经验很好。古代现代部分基本有共识，相对比较好编，但同时就有问题。一方面有个既定的东西，比较顺，但既定的东西把自己捆住了。当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没有规范，相对有一定的自由度。外国太多了怎么办，我听来有两个很大的启发，一是从选目角度来说，因为针对非专业，选目本身应该对我们在中文系形成的知识体系有个反省，要考虑这个转换，不能简单的搬过去。还有就是具体怎么上这个课，我也想大概老师拿起来都不是很好处理。当然这里也有一个理念的问题，我们也考虑过建立一些阐释母题，比如情感篇，等等，但这样就把文章给弄零碎了。我一贯主张，好文章要读出来，读多了自然晓得文学是怎么回事。这可能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感悟力比较强的学生比较合适，对大多数学生，或者感悟力比较差的，没什么文学感觉的人，这个方法行不行？现在拿出文本来，我只要尽量引导你把文本中最好的东西读完，自然就会进入文本世界，这就达到目的了。这些问题今天讨论下来，大家基本上是肯定文学教育这样一个概念，下一步就是怎么做，有些恐怕要在实践中来解决，今天听了还是非常有收获。

    李庆西（著名学者、批评家、浙江文艺出版社资深编辑,本书编者之一）：刚才有几位先生提到书太厚了些，其实按照元宝的理想，可能要弄到现在的两三倍。元宝的初衷比较理想，想尽可能给学生多提供一些阅读材料，让他们多读名著原典，积累文学的感性认识，这是很有眼光的。陈思和先生做复旦中文系主任后倡导原典精读，我想大概就是这个用意。不过，我觉得这要在大学一般文学教育中去实现难度太大。我们的教育从小学、中学那儿就没有培养起阅读的习惯，另外课时安排也有困难，这样考虑之后，我觉得六十万字就够了。经过反复讨论，我们采用了一个折衷方案，最后敲定的篇幅虽然没有元宝设想的那么大，却比我原来设想的大多了。对于选文篇幅的踌躇，实在是印证了我们如今文学教育的不良现状——多选是想弥补阅读的缺失，但这种长期的缺失又让人不敢多选。

    关于本书的具体编撰我们有这样的考虑：我们的大学生对自己的母语文学最好能有一个大概的认识，多少了解一些中国文学的历程。所以，尽管《大学文学》不宜兼具文学史功能，但中国古代、现代这两个部分还是参酌文学史的框架来做的，这不光反映在选目中，在课文概述中也都有体现。当然，这里不能照顾到古代和现代的每个知识点，有些比较重要作家仍然照顾不到，因为篇幅所限。至于当代和外国那两部分，很难作体系上的考虑。当代无经典，外国又太宽泛，这两部分只能带有很大的选读性质。具体选目上元宝有他自己的考虑。有人注意到我的古代部分选目偏少，篇幅上占的比重也不大，我想这部分应是少而精，份量上不必突出。现在编一本《大学文学》，你不能不注意到文化的多样性和现代性问题，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中，也很难将古典文学置于首要位置，所以这部分的比重就压缩得较小。我看过以前的一些《大学语文》课本，古代文学的比重往往都很大，有的《大学语文》整个都是在讲古代文学，现代和外国的都没有，更不要说当代。

    傅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副系主任）：“大学文学”理念非常好，刚才钱老师已经说了，就是把它和高中语文教学区别开来。《大学语文》在大学中推行了好多年了，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用这个名称，事实上在此之前有一些大学语文用的教材已经是文学史的框架，我没教过大学语文，翻过几本，有的偏简，就是中学课本的延续，有的偏繁，比如南京大学编的大学语文，把每个作家的总评放在前面，每个作品后面有汇评。这个课本不要说对理工科学生，就是对中文系的学生都不合适，在这个当中，我觉得这本书第一强调大学文学教育，这很重要，第二选文选得非常好。我不知道刚才罗岗为什么把李庆西排除在文学工作者之外，他只能说不是职业文学教学工作者。这三位我都特别佩服，都是有学问而不刻板，有才气而不空疏，从他们的文章和见识来说，是我们很多人都佩服的。由他们一起来编这本书，见解，眼界，还有最后的思考题，整个编撰方法，都带有很鲜明的个性。我们现在没有个人特点的教材已经很多了，还在层出不穷。还是要有个人性的东西。另外从篇幅上讲，刚才李老师也讲了，这样一个规模我想可能是类似于解放以前朱自清、叶圣陶的《读书指导》，第一不可能是一种把文学所有重要的都包括在内，第二不可能把我们大家的趣味的东西都包括在内。

    当然可以提一些建议。如果是一个非中文系学生的文学读本，从已经选的角度来讲，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太学术了点，杜甫的《秋兴八首》太难了点，我想刚才加法做的太多了，现在做一些减法。贤者识大，不贤者识小，我就提一些小的意见。体例上面，举例讲，《红楼梦》是用大名，《正红旗下》用大名，标明节选，外国文学的长篇都是自己拟的名字，在注里面点出来。这个处理不太统一。三位都是才学识俱佳，所以选文中选了很多能让一开始接触作品的同学一下子提高学识和兴趣的文章，这个我觉得非常有特点，比如说，李长之的《司马迁》、朱光潜的《论陶渊明》，这个我都觉得非常好。因为我以前上课，上《世说新语》，一开始他们读不出那个味道，两天以后布置他们读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宗白华是哲人的睿思和诗人的激情，冯友兰的《论风流》不如宗白华，这种文章学生一下子就很能记住，可能还觉得不够，要再继续看一些，充分领略晋人的美。选王水照先生的文章，后面加了“删节”，这提法比较怪。图版李老师花了很大功夫，很多很精彩，《包法利夫人》用法文版，但《卡拉马佐夫兄弟》用的是企鹅版的英文版。注释方面，老舍的文章里，“须生”也注，但是在汪增祺的文章里，麻衣神相、奇门遁甲等就没有注。

    张新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教育是一个比较慢的事情，是现在缺这个东西，所以要快点做，但是在具体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心态可以平一点。现在的年轻人对于生活有很多看法，可他光有意见、看法，不大有体会。我们从小其实是被教育着先学会对生活的看法，然后再学会生活，先学会对文学的看法，然后再来看文学。这个不是今天才开始的。我看沈从文50年代的信，说现在的人写起议论文来都头头是道，让他写一件事，一个人，笔都是呆的。现在也是这个局面，一谈到具体的、复杂的、感性的，笔就是呆的。这个原因在当时的沈从文看来就是缺乏基本的文学教养。文学教育的意义还不仅仅是人文修养的问题，可能要更大一点。

    其实这个书做得特别好，很下功夫，但是有时是不是功夫下得太大了。我对别的没意见，后面的思考题都是很有个人特色的，但引导性是不是太强？我刚才一开始说我们现在缺这个东西，这个事情要快点做，但文学教育要慢慢去做，要有平和的心态去做。这也是一个矛盾，没有这种引导性，对于一个没有什么悟性的人来说会没有什么意义。我看了这本书，觉得能够提出文学教育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很大的贡献，另外一个由这本书引发出来的很多问题，我自己想不清楚，我也是在左右摇摆。

    郜元宝：大家的问题集中在三方面，第一是“大学文学教育”的理念，基本都认同的。而且认为很及时，有针对性。第二，大家对四个部分的选目提出了很多看法。第三，书编好了，还缺一步，就是如何使用。如何使用的问题，又会牵涉到第一个问题，即“大学文学教育如何可能？”

    最初，我们确实是参照和针对《大学语文》和《大学人文读本》提出《大学文学》的编撰思路的。对《大学语文》，不必提“取代”这个字眼。《大学语文》本身也在改良，其中有些思路，和我们提倡的《大学文学》已经有点不谋而合，只是还没有自觉而完整地提出《大学文学》这个理念。还有，一个中国人熟悉自己的母语，是一生一世的事，这个文学教育不能取代。作家，研究文学的人，经常也会遇到不认识的字，或含混的词义。在中文系有现代汉语学，有古文字学，有古汉语学，应该给大学生提供更确凿的语言学方面的知识。这种高深的语言文字的学问，和文学教育同时存在，不是很好吗？我对《大学人文读本》的思路也很欣赏，大学生不管在大学四年中能不能读完这些文章，以后总还可以读。至少，他知道了有这么多好文章！

    序言里确实加进了一些私见。我认为一百年的中国文学史、思想史，确实存在着文学和学术“互为主客”的关系，有时文学抬得很高，学术边缘化，有时学术抬得非常高，文学边缘化。今天，文学的衰落和学术的造神运动互为因果，对于这种现象和背后的原因，可以做更深入的研究。我个人呼吁大学文学教育，更主要的是针对当代的学术神话及其背后的文化机制而发的。

    当代文学部分删掉很多，即使不删，也还是不全面的，这个不言而喻。我是想体现自己对当代文学的一点理解。我选了六篇，想代表六种类型。汪增祺《异秉》在80年发表，其实是对他四十年代旧作的修改。现在都承认新时期文学是有政治的推动，汪的小说好像在潮流之外，只抓住苏北一个小镇，农村里的民情和民俗来写。这是一个典型。选王蒙的小说，考虑到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写政治，他是一个典型。至于他反映政治是不是成功，有很多种评价，可以讨论。上课的时候，可以把这一章放在最后，学生有过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训练之后，就可以在当代文学这一部分做些试验。当代无经典，但我们可以用当代的生活去体贴当代文学，这和我们越过当代文学去欣赏外国和现代的文学，效果不一样。对王蒙这篇，你可以说，为什么当代作家谈政治就这么谈，有没有比他谈得更好的？你可以去找吗。王蒙和汪曾祺有一个对话关系。我故意选“踌躇的季节”，这是王蒙故意显得不那么王蒙的一段，他以前爱谈政治，但这一段大谈日常生活，写文革前夕，主人公“钱文”在太太上班之后怎么去排队买豆腐、买西瓜，说人生如果能够在夏天吃西瓜，豆腐，就不虚此生了。他是用一种对革命神话的反思、对“崇高”故意躲避的心态来强调日常生活的重要性，是不是真正进入了日常生活，只要和汪增祺的《异秉》一比，就很清楚了。接下来我选了张承志和史铁生，都有强烈的理想性和精神探索的冲动，走得很远，但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理想类型。史铁生从自己的生命状态追问，张承志从宗教的皈依来发言，不一样。张承志那篇我自己不喜欢，但我可以在思考题里面和学生交流，可以问他们：你认为这是真正的理想吗？可以弥补中国文学的不足吗？如果同意，可以欣赏它，如果不同意，还有没有更好的，你可以去寻找。后面选了阎连科，这也是一个类型。在都市化和全球化不可逆转的进程中，他写过去的中国，写“人”之下的鬼的状态，可以调整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关于乡土中国，以前赵树理是怎么写的，后来高晓声是怎么写的，再后来莫言又怎么写，到阎连科，怎么又变这样了？这也是可以和学生交流的问题。先锋小说一个也没选，被删之前也没选。最后是朱文和韩东，韩东被删掉了，留下朱文。从汪曾祺绕了一圈，绕到朱文，好象是一个圆圈。朱文对日常生活既不是汪增其那种欣赏、痴迷的态度，也不像王蒙，把它作为一个概念、一个主张提出来。在朱文的小说中，作家介入日常生活的方式恐怕更够接近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实际生存状态，就像钱理群老师说的，学生也许可以由此更容易进入文学的世界。总之，选当代文学，有较强的尝试性因素。

    如何使用这本教材？这不是我们三个人能够包办的。如果附一本教学法，再附一点其他的课件，我看就多余了。文学教育，每一堂课都是一次生命的发挥，不可重复。理论可以复制，但讲文学，今天讲得好，明天可能就讲不好，因为这取决于身体、心情，课堂气氛。钱理群老师教学生读鲁迅《野草》，要狂吼，要呼喊，也是一种方法。恐怕也不能够低估现在文科、非文科的、大城市、小城市那些文学教育者，不能低估那些爱好文学或可能爱好文学的大学生，关键是树立大学文学教育的理念，太操心教学法之类的问题，还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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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文学（钱理群、李庆西、郜元宝）

《大学文学》出版座谈会暨大学文学教育研讨会会议纪要 （世纪中国）

以“大学文学”替代“大学语文”刍议 （郜元宝）

大学语文：回到文学现场？ （中国图书商报专访）

大学课堂：语文该教些什么？——专访钱理群、李庆西、郜元宝 （中国图书商报专访）

《大学文学》要取代“大学语文”？——三教授编撰新读本，直指大学语文教学弊病 （新京报）

重心是文学教育 （钱理群）

改良《大学语文》的一种思路（钱理群等）

大学文学将替代大学语文（钱理群等）

钱理群等对话“大学文学”：把你们骗到中文系来  

《大学语文》一定要改良为《大学文学》吗？ （中华读书报）

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教育 （河北日报）

有《大学语文》、还需要《大学文学读本》吗？ （北京晚报）

“大学人文”和“大学文学”不能取代大学语文（何二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