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暑期师资培训班讲话
今天我发言的内容是“大学语文的‘初心’与‘独任’”。“独任”是我发明的一个词语，也就是叶圣陶先生说的语文课要有独当其任的“任”，我把它压缩成一个词语。大学语文的“独任”到底是什么？我准备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来研究，研究开设这门课的“初心”，研究重开大学语文四十年大学语文受到的六次冲击，以及这六次冲击可以逻辑推论出什么结论。今天只给我半小时时间，这个问题不能展开，等有机会再具体讲。先提示一下，这六次冲击是：“大学人文”对大学语文的冲击；“大学这里文学”对大学语文的冲击；“应用写作”对大学语文的冲击；“通识教育”对大学语文冲击；各类写作课对大学语文的冲击；“思政课”对大学语文的冲击。
下面重点要讲的是大学语文的“初心”。研究大学语文的“初心”就是研究它的历史源头，也就是研究它的逻辑起点，是一种及时与逻辑统一的研究。（希望不赞成我观点的人也采用这样严肃的态度，你们可以提出我运用历史资料的错误，指出我逻辑推理的错误，但不要说因为我没有研究，所以不赞成你的观点。）
中国现代语文学科是从传统语文学科发展而来的。中国传统教育，文史哲不分，整个就是一个“大语文”。蔡元培说：“从前的人，除了国文，可算是没有别的功课。”叶圣陶说：“从前书塾不象如今学校有许多学科，教学的只是一科国文。”又说：“学校里的一些科目，都是旧式教育所没有的，唯有国文一科，所作的工作包括阅读和写作两项，正是旧式教育的全部。”
1904年“癸卯学制”开始从西方引进现代分科教学。这个“大语文”的内容一一独立成科了，中小学设置的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中国文学、算术、历史、地理、物理及化学、格致、博物、图画、法制及理财、外国语、体操。大学预科设置的课程有：人伦道德、经学大义、中国文学、算学、物理、化学、地质、矿物、动物、植物、历史、地理、辨学、法学、理财学、外国语、拉丁语、图画、体操。
为什么是“大学预科”？因为现代学制伊始，大学尚缺少生源，又不能按部就班地等现代学制的小学生升到中学，中学生升到大学，然后才开始搞大学教育，那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所以作为变通的办法，先在大学办预科。随着学制逐渐完善，终于取消预科，原来预科教学的内容，大多成为大学一年级的内容，所以我们都熟悉的“大学一年级国文”，开始是“大学预科国文”。
那么原来“大语文”的内容一一独立成科后，语文科还有没有了？有的，不过当时还没有“语文”这个名字，而是叫“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初等小学叫“中国文字”，高小及以上都叫“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和今天“文学”的意思不同，扩展了说，是“中国文章之学”，紧凑了说，是“国文”。
这是历史事实，随之而来就有一个逻辑问题，即：既然“大语文”的内容已经全部独立成科，还有什么必要仍然保留一个“语文”科？这个保留下来的“语文”科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问题中国传统的“经学”也同样遭遇过。“经学”一门，本来包罗很多内容，譬如五经有《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在现代学制中，《诗经》归于文学，《尚书》归于政治，《礼记》归于社会学，《周易》归于哲学，《春秋》归于历史，传统的“经学”自然归于消亡。
但是语文和经学不同，两者不能相提并论，因为语文课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为所有其他学科提供语言文字的形式，是一门工具课。这一点“癸卯学制”的制定者一开始就想到了，1902年，张之洞在给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一份电报中说：“中国文章不可不讲。自高等小学至大学，皆宜专设一门。韩昌黎云‘文以载道’，此语极精，今日尤切。中国之道具于经史。经史文辞古雅，浅学不解，自然不观。若不讲文章，经史不废而自废。”后来在“癸卯学制”中也有一个《学务纲要》，专门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语文课“不可不讲”，“不得废弃”；一是开设语文课的目的是为了读经。后来废除读经教育，读经的目的当然没有了，语文课的目的就成了为其他各科的学习提供语言文字“工具”。
所以在现代学制中，传统“大语文”的内容没有了，语文训练的形式却作为“工具”保留下来，语文成了一门“形式训练课”。但这一点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现代语文学科一百多年来都没有多少人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正如歌德所说：“内容人人看得见，涵义只有有心人得知，而形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秘密。”这些大多数的人不能接受语文课没有自己内容的事实，于是他们不断地想把已经独立出去的内容再拉回来。譬如：
有人提出“修身”“读经讲经”这两科仍然属于语文，想把已经独立出去的读经教育拉回到语文，这当然是开倒车。本来传统“大语文”很重视读经教育，“大语文”甚至也可以叫做“读经教育”，现代学制实行分科教学，把“读经讲经”从语文中独立出去，只成了一门课，这是一个进步。民国成立，即宣布废除读经，这又是一个进步。后来袁世凯想当皇帝，恢复读经教育，这是复辟。后来皇帝梦破灭，读经教育重新被禁止，而已这是历史的趋势。今天再有人主张恢复读经教育，或者把读经教育放进语文课，这都是开历史倒车，是不会成功的。
那么中国的传统典籍，尤其是儒家典籍就应该废弃吗？不是的，前面说过，这些典籍实际上已经归入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学科，这些课都已成为现代学制的专门课程，受到充分的重视。
还有人想把“文学”拉回“语文”，这在中小学语文或许行得通，因为中小学的科目里没有“文学”，而文学又是重要的，不能不讲，那么“文学”的内容由哪门课承担最恰当呢？当然是语文——不过语文课讲文学与文学课讲文学是不同的，不知道这个区别，也给中小学语文埋下了隐患，导致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少慢差费”，今天我们讲大学语文，这个问题先按下不表。但是要把文学拉回到大学语文，这种事情也是一开始就发生了。在“癸卯学制”中，公共基础课的语文和专门大学的文学课都叫“中国文学”，这是学制早创时期学科命名的失策，结果就起了一种误导。
中国现代第一本大学国文教材，1905年林传甲编写的《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就遭遇了这个问题。因为传统“大语文”的内容都分光了，所以在《学堂章程》中，公共基础课的语文也就是“中国文学”课的内容，只有“练习各体文字”“兼考究历代文章流派”这样寥寥15个字，无法敷演成教材，而文学专业课的“中国文学”内容则很详尽，有足足41条，于是林传甲就照搬这41条，41条又太多，最后只截取了前面的16条。结果编成的国文教材，大家不承认它是国文教材，而被认为是一种文学史教材，而且是一种不完整的文学史。所以把大学语文课上成文学课一开始就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此外，还曾有把“博物”也就是后来的“常识”拉回语文的，一段时间，两种教材内容几乎一样，后来还干脆把小学语文和常识教材编成一种教材。（李杏保、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18页）诸多例子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中华修身教科书，上海中华书局，1914年1月
这种往回拉的结果，就是现代分科教学的“语文”向着传统“大语文”倒退。192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国语文类选》就有这样的广告语：“这书是选集现在最流行的国语文，分文学、思潮、妇女、哲理、伦理、社会、教育、政法、经济、科学十类。”这是全面的倒退，而且还是“现在最流行的”，说明绝非个例。直至今天我们的新课标语文教材，以内容来组织的单元体例，仍然能看到这种误区。而大学语文教材又抄袭了中小学新课标语文的体系，出现“人文主题单元”的教材，“文化主题单元”的教材等等。
中国现代学制的“初心”是分科教学，但上述现象背离了“初心”，使现代语文学科向着传统文史哲不分的“大语文”倒退，更为严重的是，我们还往往认识不到这个问题，还把它当做是语文教学的“创新”。
所以我认为一定要给现代语文学科的“初心”以一种理论体系，以防范倒退现象不断发生。语文界“三老”提出的语文“工具论”，也是这个目的，但从百年语文的历史事实看，似乎不足以制止倒退，反而遭致较多的批评和误解，所以我觉得仅有“工具论”还不够，我们还要寻找更有效的理论。目前我的研究结论是“形式论”，其定义是：
语文是一门形式训练学科，它没有自己的内容，它以其他所有学科的内容为内容，凭借这些内容进行听说读写的语言文字能力训练，并为所有这些学科提供语言文字工具。
我认为这是最符合现代语文学科“初心”的一个定义，不但符合历史事实，也经得起逻辑推理，真正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按照逻辑推理，传统“大语文”的内容全部独立出去，成为独立的学科，那么“语文”还剩下什么了？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语文”只剩下“语言文字形式”了，试看我们的语文课文，这一篇是文学，这一篇是哲学，这一篇是历史，这一篇是科学……就找不到一篇叫做“语文”的课文。这就是叶圣陶先生说的，凡是从内容方面看都不是语文，凡是从语言文字方面看就都是语文。这就提示我们，语文课要抓住语言文字“听说读写”的训练，假如只注重内容，大搞内容分析，那就可能上成别的课，而不是语文课。
举个例子，很多大学语文教材的第一篇都会选《论语》，譬如“论语论仁”，这当然是好课文，但是这些教材把它当成了一篇“内容”课文，导读部分重点就在分析“仁”的内容，到了“思考与练习”又这样问：什么是“仁”？你认为现在还要不要讲“仁”了？这是语文吗？不是的，这是哲学，这是政治。那么语文题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语文题应该把重点放在语言文字的教学。《论语》中的“仁”字，是最能体现出汉语“意合性”语言的特点的，就是一个语词的意思必须要在上下文语境中判断，我们应该往这方面引导学生。譬如问：课文各段出现的“仁”字意思是否一样？结合上下文具体讲讲各段课文中“仁”字的意思。这就引导学生注意汉语汉字的特点，不但读《论语》，今后读其他一切典籍，都能注意从上下文去判断语词的意思，这样就能扭转他们被应试教育“标准答案”所僵化固定了的思维模式，那么这堂语文课的收获就大了。
再讲讲文学的例子。语文课离不开文学，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语文课之所以要讲文学的原因，他们按照文学专业课的方法来讲语文课中的文学作品，大搞繁琐的作品内容分析，这就不是语文课了。须知语文之所以要学习文学作品，乃是因为文学史语言艺术，任何民族最好的母语都保留在该民族的文学作品之中，语文学习文学的根本目标，就在于提升我们的母语品质。这就决定了语文课中的文学与文学专业的讲法必然不同。
以《诗经》为例，学习《诗经》，就应该学习古人引诗用诗、赋诗言志的方法，假如学了《诗经》，并不能改善我们的语言，你讲那些文学史背景，三百零五篇原来是多少篇？十五国风是哪十五个国，讲得再多，“虽多，亦奚以为？” 所以语文课学习《诗经》的正确方法就是大量背诵，或者（因为课时不够）告诉学生终其一生必须大量背诵的道理，让诗进入我们的语言，成为我们语言中最高雅的部分。我怀疑我们的大学语文是不是这样正确地进行教学，因为我在我们大学语文教师群的聊天里，就几乎没有听到过有人能够引诗用诗、赋诗言志的。本来我们是“大学语文教师群”，诗可以群，是最应该听到的，但是我们群里基本听不到有人引诗用诗，赋诗言志。尽管我们的话题几乎天天都有这样的机会。譬如：表示对大学语文前途的担忧，可以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譬如近日对于山大“学伴”事件的议论纷纷，就可以说“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这就是“诗可以怨”。推广开去，不光是《诗经》，我们学过的内容都应该成为我们的语言，譬如春天的时候，我邀请大家到杭州去玩，就可以说：“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但是我们群里很少听到这样的语言，出版过《诗经》研究专著的老师，听不到他们引用《诗经》；出版过《论语》研究专著的老师，听不到他们引用《论语》。他们的研究可能是文学的，学术的，但不是“语文”的。大学语文教师尚且如此，那么如何可能在“大学语文”课堂里引导我们的学生呢？由此也可见我们举办大学语文师资培训真的非常必要。
所以，我提出的语文“形式训练学科”观点，并不是不要内容，而是希望大家高度重视大学语文课“形式为内容服务”的问题，就是要重视语文课为其他各门功课服务的问题，要思考语言文字如何为政治服务？如何为文学服务？如何为其他所有学科的学习服务？如何为学生们的整个人生服务？假如能够立足于这样一个思考点，那么我们的大学语文教材，我们的大学语文课，究竟有什么问题？究竟应该如何改进？我们大学语文教师，究竟应该如何提升自己的教学教研能力？全都不言自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