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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二元:大学语文的“初心”与“独任”
【时间:2019/7/24 】 【来源:本站 】 【作者: 何二元】 【已经浏览717 次】



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暑期师资培训班讲话

    今天我发言的内容是“大学语文的‘初心’与‘独任’”。“独任”是我发明的一个词语,也就是叶圣陶先生说的语文课要有独当其任的“任”,我把它压缩成一个词语。大学语文的“独任”到底是什么?我准备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来研究,研究开设这门课的“初心”,研究重开大学语文四十年大学语文受到的六次冲击,以及这六次冲击可以逻辑推论出什么结论。今天只给我半小时时间,这个问题不能展开,等有机会再具体讲。先提示一下,这六次冲击是:“大学人文”对大学语文的冲击;“大学这里文学”对大学语文的冲击;“应用写作”对大学语文的冲击;“通识教育”对大学语文冲击;各类写作课对大学语文的冲击;“思政课”对大学语文的冲击。

    下面重点要讲的是大学语文的“初心”。研究大学语文的“初心”就是研究它的历史源头,也就是研究它的逻辑起点,是一种及时与逻辑统一的研究。(希望不赞成我观点的人也采用这样严肃的态度,你们可以提出我运用历史资料的错误,指出我逻辑推理的错误,但不要说因为我没有研究,所以不赞成你的观点。)

    中国现代语文学科是从传统语文学科发展而来的。中国传统教育,文史哲不分,整个就是一个“大语文”。蔡元培说:“从前的人,除了国文,可算是没有别的功课。”叶圣陶说:“从前书塾不象如今学校有许多学科,教学的只是一科国文。”又说:“学校里的一些科目,都是旧式教育所没有的,唯有国文一科,所作的工作包括阅读和写作两项,正是旧式教育的全部。”

    

    1904年“癸卯学制”开始从西方引进现代分科教学。这个“大语文”的内容一一独立成科了,中小学设置的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中国文学、算术、历史、地理、物理及化学、格致、博物、图画、法制及理财、外国语、体操。大学预科设置的课程有:人伦道德、经学大义、中国文学、算学、物理、化学、地质、矿物、动物、植物、历史、地理、辨学、法学、理财学、外国语、拉丁语、图画、体操。

    为什么是“大学预科”?因为现代学制伊始,大学尚缺少生源,又不能按部就班地等现代学制的小学生升到中学,中学生升到大学,然后才开始搞大学教育,那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所以作为变通的办法,先在大学办预科。随着学制逐渐完善,终于取消预科,原来预科教学的内容,大多成为大学一年级的内容,所以我们都熟悉的“大学一年级国文”,开始是“大学预科国文”。

    那么原来“大语文”的内容一一独立成科后,语文科还有没有了?有的,不过当时还没有“语文”这个名字,而是叫“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初等小学叫“中国文字”,高小及以上都叫“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和今天“文学”的意思不同,扩展了说,是“中国文章之学”,紧凑了说,是“国文”。

    这是历史事实,随之而来就有一个逻辑问题,即:既然“大语文”的内容已经全部独立成科,还有什么必要仍然保留一个“语文”科?这个保留下来的“语文”科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问题中国传统的“经学”也同样遭遇过。“经学”一门,本来包罗很多内容,譬如五经有《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在现代学制中,《诗经》归于文学,《尚书》归于政治,《礼记》归于社会学,《周易》归于哲学,《春秋》归于历史,传统的“经学”自然归于消亡。

    但是语文和经学不同,两者不能相提并论,因为语文课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为所有其他学科提供语言文字的形式,是一门工具课。这一点“癸卯学制”的制定者一开始就想到了,1902年,张之洞在给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一份电报中说:“中国文章不可不讲。自高等小学至大学,皆宜专设一门。韩昌黎云‘文以载道’,此语极精,今日尤切。中国之道具于经史。经史文辞古雅,浅学不解,自然不观。若不讲文章,经史不废而自废。”后来在“癸卯学制”中也有一个《学务纲要》,专门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语文课“不可不讲”,“不得废弃”;一是开设语文课的目的是为了读经。后来废除读经教育,读经的目的当然没有了,语文课的目的就成了为其他各科的学习提供语言文字“工具”。

    

    所以在现代学制中,传统“大语文”的内容没有了,语文训练的形式却作为“工具”保留下来,语文成了一门“形式训练课”。但这一点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现代语文学科一百多年来都没有多少人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正如歌德所说:“内容人人看得见,涵义只有有心人得知,而形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秘密。”这些大多数的人不能接受语文课没有自己内容的事实,于是他们不断地想把已经独立出去的内容再拉回来。譬如:

    有人提出“修身”“读经讲经”这两科仍然属于语文,想把已经独立出去的读经教育拉回到语文,这当然是开倒车。本来传统“大语文”很重视读经教育,“大语文”甚至也可以叫做“读经教育”,现代学制实行分科教学,把“读经讲经”从语文中独立出去,只成了一门课,这是一个进步。民国成立,即宣布废除读经,这又是一个进步。后来袁世凯想当皇帝,恢复读经教育,这是复辟。后来皇帝梦破灭,读经教育重新被禁止,而已这是历史的趋势。今天再有人主张恢复读经教育,或者把读经教育放进语文课,这都是开历史倒车,是不会成功的。

    那么中国的传统典籍,尤其是儒家典籍就应该废弃吗?不是的,前面说过,这些典籍实际上已经归入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学科,这些课都已成为现代学制的专门课程,受到充分的重视。

    还有人想把“文学”拉回“语文”,这在中小学语文或许行得通,因为中小学的科目里没有“文学”,而文学又是重要的,不能不讲,那么“文学”的内容由哪门课承担最恰当呢?当然是语文——不过语文课讲文学与文学课讲文学是不同的,不知道这个区别,也给中小学语文埋下了隐患,导致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少慢差费”,今天我们讲大学语文,这个问题先按下不表。但是要把文学拉回到大学语文,这种事情也是一开始就发生了。在“癸卯学制”中,公共基础课的语文和专门大学的文学课都叫“中国文学”,这是学制早创时期学科命名的失策,结果就起了一种误导。

    中国现代第一本大学国文教材,1905年林传甲编写的《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就遭遇了这个问题。因为传统“大语文”的内容都分光了,所以在《学堂章程》中,公共基础课的语文也就是“中国文学”课的内容,只有“练习各体文字”“兼考究历代文章流派”这样寥寥15个字,无法敷演成教材,而文学专业课的“中国文学”内容则很详尽,有足足41条,于是林传甲就照搬这41条,41条又太多,最后只截取了前面的16条。结果编成的国文教材,大家不承认它是国文教材,而被认为是一种文学史教材,而且是一种不完整的文学史。所以把大学语文课上成文学课一开始就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此外,还曾有把“博物”也就是后来的“常识”拉回语文的,一段时间,两种教材内容几乎一样,后来还干脆把小学语文和常识教材编成一种教材。(李杏保、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18页)诸多例子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中华修身教科书,上海中华书局,1914年1月

    这种往回拉的结果,就是现代分科教学的“语文”向着传统“大语文”倒退。192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国语文类选》就有这样的广告语:“这书是选集现在最流行的国语文,分文学、思潮、妇女、哲理、伦理、社会、教育、政法、经济、科学十类。”这是全面的倒退,而且还是“现在最流行的”,说明绝非个例。直至今天我们的新课标语文教材,以内容来组织的单元体例,仍然能看到这种误区。而大学语文教材又抄袭了中小学新课标语文的体系,出现“人文主题单元”的教材,“文化主题单元”的教材等等。

    中国现代学制的“初心”是分科教学,但上述现象背离了“初心”,使现代语文学科向着传统文史哲不分的“大语文”倒退,更为严重的是,我们还往往认识不到这个问题,还把它当做是语文教学的“创新”。

    所以我认为一定要给现代语文学科的“初心”以一种理论体系,以防范倒退现象不断发生。语文界“三老”提出的语文“工具论”,也是这个目的,但从百年语文的历史事实看,似乎不足以制止倒退,反而遭致较多的批评和误解,所以我觉得仅有“工具论”还不够,我们还要寻找更有效的理论。目前我的研究结论是“形式论”,其定义是:

    语文是一门形式训练学科,它没有自己的内容,它以其他所有学科的内容为内容,凭借这些内容进行听说读写的语言文字能力训练,并为所有这些学科提供语言文字工具。

    我认为这是最符合现代语文学科“初心”的一个定义,不但符合历史事实,也经得起逻辑推理,真正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按照逻辑推理,传统“大语文”的内容全部独立出去,成为独立的学科,那么“语文”还剩下什么了?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语文”只剩下“语言文字形式”了,试看我们的语文课文,这一篇是文学,这一篇是哲学,这一篇是历史,这一篇是科学……就找不到一篇叫做“语文”的课文。这就是叶圣陶先生说的,凡是从内容方面看都不是语文,凡是从语言文字方面看就都是语文。这就提示我们,语文课要抓住语言文字“听说读写”的训练,假如只注重内容,大搞内容分析,那就可能上成别的课,而不是语文课。

    举个例子,很多大学语文教材的第一篇都会选《论语》,譬如“论语论仁”,这当然是好课文,但是这些教材把它当成了一篇“内容”课文,导读部分重点就在分析“仁”的内容,到了“思考与练习”又这样问:什么是“仁”?你认为现在还要不要讲“仁”了?这是语文吗?不是的,这是哲学,这是政治。那么语文题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语文题应该把重点放在语言文字的教学。《论语》中的“仁”字,是最能体现出汉语“意合性”语言的特点的,就是一个语词的意思必须要在上下文语境中判断,我们应该往这方面引导学生。譬如问:课文各段出现的“仁”字意思是否一样?结合上下文具体讲讲各段课文中“仁”字的意思。这就引导学生注意汉语汉字的特点,不但读《论语》,今后读其他一切典籍,都能注意从上下文去判断语词的意思,这样就能扭转他们被应试教育“标准答案”所僵化固定了的思维模式,那么这堂语文课的收获就大了。

    再讲讲文学的例子。语文课离不开文学,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语文课之所以要讲文学的原因,他们按照文学专业课的方法来讲语文课中的文学作品,大搞繁琐的作品内容分析,这就不是语文课了。须知语文之所以要学习文学作品,乃是因为文学史语言艺术,任何民族最好的母语都保留在该民族的文学作品之中,语文学习文学的根本目标,就在于提升我们的母语品质。这就决定了语文课中的文学与文学专业的讲法必然不同。

    以《诗经》为例,学习《诗经》,就应该学习古人引诗用诗、赋诗言志的方法,假如学了《诗经》,并不能改善我们的语言,你讲那些文学史背景,三百零五篇原来是多少篇?十五国风是哪十五个国,讲得再多,“虽多,亦奚以为?” 所以语文课学习《诗经》的正确方法就是大量背诵,或者(因为课时不够)告诉学生终其一生必须大量背诵的道理,让诗进入我们的语言,成为我们语言中最高雅的部分。我怀疑我们的大学语文是不是这样正确地进行教学,因为我在我们大学语文教师群的聊天里,就几乎没有听到过有人能够引诗用诗、赋诗言志的。本来我们是“大学语文教师群”,诗可以群,是最应该听到的,但是我们群里基本听不到有人引诗用诗,赋诗言志。尽管我们的话题几乎天天都有这样的机会。譬如:表示对大学语文前途的担忧,可以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譬如近日对于山大“学伴”事件的议论纷纷,就可以说“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这就是“诗可以怨”。推广开去,不光是《诗经》,我们学过的内容都应该成为我们的语言,譬如春天的时候,我邀请大家到杭州去玩,就可以说:“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但是我们群里很少听到这样的语言,出版过《诗经》研究专著的老师,听不到他们引用《诗经》;出版过《论语》研究专著的老师,听不到他们引用《论语》。他们的研究可能是文学的,学术的,但不是“语文”的。大学语文教师尚且如此,那么如何可能在“大学语文”课堂里引导我们的学生呢?由此也可见我们举办大学语文师资培训真的非常必要。

    所以,我提出的语文“形式训练学科”观点,并不是不要内容,而是希望大家高度重视大学语文课“形式为内容服务”的问题,就是要重视语文课为其他各门功课服务的问题,要思考语言文字如何为政治服务?如何为文学服务?如何为其他所有学科的学习服务?如何为学生们的整个人生服务?假如能够立足于这样一个思考点,那么我们的大学语文教材,我们的大学语文课,究竟有什么问题?究竟应该如何改进?我们大学语文教师,究竟应该如何提升自己的教学教研能力?全都不言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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