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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二元:《野草》札记——鲁迅五十年祭
【时间:2007/6/30 】 【来源:本站 】 【作者: 何二元】 【已经浏览10496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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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夜》(1924.9.15)是《野草》第一篇。诗篇写作时间与鲁迅翻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的时间(1924.4.8买到,9.22开译,10.10译完)的相合,可以证明了《秋夜》的灵感于象征主义。《秋夜》确也用了象征手法,其象征意义是极明白的:枣树象征着韧的战斗精神,夜空象征黑暗势力。枣树对夜空的默默的、然而是不懈的攻击,象征了鲁迅的韧的战斗精神,他以存在为攻击,要给黑暗社会以一点不舒服。两年后,鲁迅在厦门时还提起说:“然而荷叶却早枯了;小草也有点萎黄。这些现象,我先前总以为是所谓‘严霜’之故,于是有时候对于那‘廪秋’不免口出怨言,加以攻击。”(《华盖集续编·厦门通信(二)》,《鲁迅全集》卷三374页)

    然而,象征并非简单地等同比喻,可以逐句落实,寻求本体。象征具有不确定性,带有文艺自由联想的某种程度的随意性和扑朔迷离的朦胧色彩,它是对现实的“胡乱的改装”([日]相浦·果《关于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谈》,人大复印资料《鲁迅研究》1984年第2、3期)。所以,“小粉红花”的象征意义便略显朦胧,而“小青虫”则更难找到恰当的对称物——若说是“追求光明的青年”,却偏偏烧死在“我”旋高的灯火中,岂不荒谬!

    《秋夜》奠定了《野草》的象征基调。

2

    《影的告别》(1924.9.24)。此篇与后边的《墓碣文》,大约是《野草》研究中分歧最大的篇章了。尤遭非议的是“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一句。据此,1929年发表于《列宁青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上的一篇文章将鲁迅列为“犹豫”和“徘徊革命与反革命两者之间”的小资产阶级。文章说:鲁迅“对现实的黑暗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固然不满,而将来的黄金世界(共产主义世界)里也有所不乐意的在”,因此,鲁迅也是不愿去的(得钊《一年来中国文学界述评》,载1929.3.10《列宁青年》第1卷第11期。转引自孙玉石《〈野草〉研究》49页。注:后凡引此书皆略称为“孙玉石××页”)。对此,鲁迅当时就这样回答说:“这回是引了我的《影的告别》,说我是虚无派。因为‘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就断定共产主义的黄金世界,我不愿去了。……但我倒先要问,真的只看见将来的黄金世界的么?这么早,这么容易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人们,可仍旧有些不确实,在我看来,就不免有些空虚,还是不大可靠!”(孙玉石290页)

    其实,鲁迅所谓“黄金世界”是有其独特指向的,早在1920年,鲁迅小说《头发的故事》中的主人公,就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1923年,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又说:“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作《影的告别》后第二年,又回忆说:“三年前,我遇见神经过敏的俄国的E君,有一天他忽然发愁道,不知道将来的科学家,是否不至于发明一种奇妙的药品,将这注射在谁的身上,则这人即甘心永远去做服役和战争的机器了?……殊不知我国的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却早已有过这一种黄金世界的理想了。”(《坟·春末闲谈》,1925.4.22)可见鲁迅所谓“黄金世界”并非指“共产主义”,而是指那些廉价预约的关于将来的梦想,甚至是统治阶级一厢情愿的那种妄想。

    毋庸讳言,《影的告别》真实地反映了鲁迅当时的思想,鲁迅自己就说过:他像他所译述的kùprin的一篇小说的主人翁,是一个在明暗之间的彷徨者(高长虹《走到出版界·写给彷徨》,转引自孙玉石278)。问题是关于“人”和“影”的象征意义。诸多论者一般仅注意到“影”,将它等同于鲁迅此时此地的思想情绪,其实,据我体会,“人”才是作者的象征实体,而“影”则是鲁迅在此之前的思想情绪的象征,鲁迅此时此地的思想情绪,就是意识到应该告别在此之前的思想情绪。是的,鲁迅早就感到有告别这种情绪的必要了,就在作《影的告别》的同夜,他在给一位青年的信中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致李秉中,《鲁迅书信集》61页)感到有清算这种情绪的必要,然而一时又不能清算,于是便有“影”这样的彷徨流连的“告别”。其实这是“人”向“影”的告别,却偏写成“影的告别”,这种写法,在我国古典诗歌艺术中也常见,如杜甫的《月夜》,不说自己望月思归,却道妻子“闺中只独看”。因此,虽然我们承认“影”象征了鲁迅虚无彷徨的情绪,但更准确地说,希望向这种情绪告别,才是鲁迅这首诗的基本思想。

3

    《求乞者》(1924.9.24)反映了鲁迅的一贯意见。鲁迅从来就是反对求乞和布施的,他说:“我所憎恶的太多了,应该自己也得到憎恶,这才还有点象活在人间;如果收得的乃是相反的布施,于我倒是一个冷嘲,使我对于自己也要大加侮蔑。”(《华盖集·我的“籍”和“系”》,1925.6.2)他还认为,资产阶级的“所谓同情也不过空虚的布施,于无产者并无补助。”(同上)即使是真诚的布施,也会因“背不动”而影响前行(《野草·过客》)。一面反对布施,一面当然也就“烦腻,疑心,憎恶”那奴隶式的求乞,鲁迅说:“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这也就彻底否定了求乞。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毫无奴颜婢膝,正是如此。

    至于求乞的孩子,不必硬派是谁,分析第一篇《秋夜》时我们就说过,象征不等于比喻。但如果硬要探求其象征意义,我们也可以说,不过象征了“求乞”这种行为。

4

    《我的失恋》写于1924年10月3日,鲁迅自注为“拟古的新打油诗”,而非散文诗,之所以编入《野草》,是因为鲁迅的友人竟为之丢失了报馆的位置(孙玉石107页),便觉得有了作品以外的特殊意义。作这首诗的目的,是为了“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下简称“英译本序”),大约和塞万提斯之作《唐·吉诃德》动机相似吧。鲁迅对这类无病呻吟的东西一贯是厌恶之至的,后来,他在一封信里谈到《莽原》稿源饥荒时也曾说:“我所要多登的是议论,而寄来的偏多小说,诗。先前是虚伪的‘花呀’‘爱呀’的诗,现在是虚伪的‘死呀’‘血呀’的诗。呜呼,头痛极了!”(《两地书·三四》)几年以后,又回忆说:“不过是三段打油诗,题作《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啊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吧’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这诗后来又添了一段,登在《语丝》上。”(《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至于说“猫头鹰,冰糖壶卢,发汗药,赤练蛇”四样东西象征什么,是否鲁迅爱物?“我的所爱在闹市”,“我的所爱在豪家”,是否意味着爱人们的门第差异?我想,这可能都不过是当时“失恋诗”的常用模式而已。

5

    《复仇》(1924.12.20)一篇大约反映了鲁迅最深广的悲愤吧。群众的赏鉴牺牲,最早就刺痛过青年鲁迅的心。他回忆自己青年时代在日本的学医时说:“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的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呐喊·自序》,1923.12.3)这刺痛又不断地表现于其他作品,如《呐喊》中的《药》(1919.4),《阿Q正传》(1921.12),《彷徨》中的《示众》(1925.3.18)等。而在讲演*(注:凡打星号处待核查,下同)《娜拉走后怎样》(1923.12.26)中说得尤为明白:“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这些意思凝聚起来,便作成《复仇》。

    关于《复仇》,鲁迅在英译本序中说:“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后来在致郑振铎的一封信中又解释说:“我在《野草》中,曾记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中,无聊人竞随而往,以为必有事件,慰其无聊,而二人从此毫无动作,以至无聊人仍然无聊,至于老死,题为《复仇》,亦是此意。但此亦不过愤激之谈,该二人或相爱,或相杀,还是照所欲而行的为是。”(《鲁迅书信集》546页)可见,两人对立永无动作,只是对群众而言,为不让他们有所赏鉴,以此权作复仇。但实际上总不至因噎废食,行动者仍当“照所欲而行”,而群众便也终得赏鉴。所以复仇云云,说说而已,事实上,倒是更促使鲁迅对国民性的研究,并最终将复仇的努力实际指向造成这种国民性的社会。

6

    《复仇(二)》作于同日,似为余兴之作,其实也有其深远的基础。早在五年前,鲁迅就曾以同题材写过一篇《暴君的臣民》(《热风·六十五》,发表于1919.11.1),其中说:

    “……暴君统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中国不要提了罢。在外国举一个例:小事件则如Gogol的剧本《按察使》,众人都禁止他,俄皇却准开演;大事件则如巡抚想放耶酥,众人却要求将他钉上十字架。
    “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

    此篇对于群众的“复仇”其实也是没奈何的,上一篇是使群众无所赏鉴,使无聊者永远无聊,这篇则只是“玩味着可悯的人们的钉杀神之子的悲哀和可诅咒的人们要钉杀神之子,而神之子就要被钉杀了的欢喜”——仍是没奈何的精神上的复仇。

    结局将“神之子”改为“人之子”,却是大有深意,连“人之子”都钉杀了的人们,其罪孽是无可挽救的了。“人之子”死后不能复活升天,这牺牲是无可挽回的了——由此造成诗篇的一种无可把握的悲哀气氛。

    两篇《复仇》,既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同时也集中反映了鲁迅思想前期所存在的那种对群众的偏激情绪,这种情绪早在1907年作的《文化偏至论》中,就一再表现,形成“任个人而排众数”的“超人”学说,认为“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郅。唯超人出,世乃太平。”甚至说“曰惟多数得是非之正也,则以一人与众禺处,其亦将木居而芧食欤?”直至1918年,他还主张“个人的自大”,宣称要“对庸众宣战”(《热风·三十八》,1919.11.15),这种学说造成了笼罩于他整个前期思想的孤寂偏激情绪,也带进了《野草》的某些篇目。

7

    《希望》(1925.1.1)一篇最能透露《野草》基调,诗篇交织着绝望和希望的内心矛盾,大约一月一日这个日子,本来就极易撩拨新旧交替之感吧?

    然而又绝非一时之兴。鲁迅曾是充满了希望的,他抱着使中国人都有健壮的体魄的希望到日本学医,又抱着疗治国民精神的希望改从文艺,因此,“希望”曾是鲁迅作品经常探讨的一个题目。他回忆自己为什么写《狂人日记》时说:“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呐喊·自序》)《呐喊》中的《一件小事》、《故乡》,也都是以“希望”结尾:“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但是,在那时的中国社会,这样的希望注定还要经受幻灭的考验。鲁迅后来回忆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正是这种失望的情绪,使鲁迅对裴多菲的某些思想产生了共鸣,在这篇散文诗中,他引述了裴多菲的“希望”之歌:“希望是甚么?是娼妓:/她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你的青春——她就弃掉你。”然而仅是自身的失望尚不足悲,因为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两地书·四》),悲哀的是青年们似乎也都失去了希望,正如作者在诗篇中无限怅然地问:“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这才是对此时尚持进化论的鲁迅的最大打击。

    然而,正如不盲目乐观于希望,鲁迅也并没有盲目悲哀于希望——这正是一个思想家的难得素质——鲁迅之所以绝望,其实是希望幻灭之际的一种偏激情绪,因此,他同时就对这“绝望”抱了怀疑,他说:“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又说,认为“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的思想“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两地书·四》,1925.3.18)

    鲁迅在《希望》中把上述这种由希望而绝望,同时又怀疑这绝望的情绪借裴多菲之口作了高度概括的表达:“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裴多菲这话,出于给友人的一封信:“……这个月的十三号,我从拜雷格萨斯起程,乘着那样恶劣的驽马,那是我整个旅程中从未碰见过的。当我一看到那些倒霉的驽马,我吃惊得头发都竖了起来……我内心充满了绝望,坐上了大车,……但是,我的朋友,绝望是那样地骗人,正如同希望一样。这些瘦弱的马驹用这样快的速度带我飞驰到萨特马尔来,甚至连那些靠燕麦和干草饲养的贵族老爷派头的马也要为之赞赏。我对你们说过,不要只凭外表作判断,要是那样,你就不会获得真理。”(译自匈牙利文《裴多菲全集》,转引自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的《〈野草〉赏析》82页)

    《希望》中,鲁迅两次引用裴多菲的这一句话(另一处在结尾),直到许多年后,鲁迅在回忆自己这一时期思想变化时,还再一次地引用(见《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1932.12.14)。鲁迅此时尽管还看不到新的希望,但他已认识到不能只凭外表作判断,并且明确宣布:绝望是骗人的!这是向“黑暗与虚无”作“绝望的抗战”的宣言,这个宣言,并且贯穿了《野草》全部,即使在人们认为最黑暗的两篇(《影的告别》、《墓碣文》),我们也听到了它的回声:向黑暗虚空的绝望情绪告别,不让这种可怕的情绪继续追随。

    有抗战就会有结果,一年多以后,鲁迅重新树立了希望的信念,他说:“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华盖集续编·记谈话》,1926.10.14)至于绝望的情绪,我们在《野草》的最末几篇(《淡淡的血痕》、《一觉》、《题辞》)中就已基本看不见了。

8

    《雪》(1925.1.18)及其后的《好的故事》,反映了鲁迅当时的审美情趣,那是健康、清新、刚健的,是充满希望的。诗篇中江南的雪和朔方的雪,更多的是写实,如果一定要说象征的话,那么就是象征了优美的和壮美的审美情趣罢了。至于“孤独的雪”、“死掉是雨”、“雨的精灵”有何深意,那么至多只是鲁迅此时常有的孤独、寂寞,而又不甘孤独、寂寞的情绪的自然流露罢了——鲁迅在《野草》第一篇中就嘲笑过那种“自以为大有深意”角色,然而,我们一些研究,不幸正被鲁迅笑中。

    比如,一个时期的中学语文教材,称江南的雪景象征南方正在兴起的革命,朔方的雪景象征北洋军阀治下的北方。其实,诗篇中朔方的雪景同样美丽壮观,而且,以鲁迅的性格,大约是更欣赏朔方雪景的那种刚性美的。

    况且,鲁迅对于江南雪景回忆,是由来已久的,并非因为此时江南正在兴起革命。他在《呐喊·故乡》(1921.1)中就以无限神往的笔调记下小友闰土的话:“须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谷,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鹁鸪,兰背……”在并没有用了象征手法的《彷徨》、《朝花夕拾》中,我们也可找到这种美好的回忆,如《孤独者》(1925.10.17)中写道:“我在小小的灯火光中,闭目枯坐,如见雪花片片瓢坠,来增补这一望无际的雪堆;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