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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二元:《野草》札记——鲁迅五十年祭
【时间:2007/6/30 】 【来源:本站 】 【作者: 何二元】 【已经浏览1035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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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夜》(1924.9.15)是《野草》第一篇。诗篇写作时间与鲁迅翻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的时间(1924.4.8买到,9.22开译,10.10译完)的相合,可以证明了《秋夜》的灵感于象征主义。《秋夜》确也用了象征手法,其象征意义是极明白的:枣树象征着韧的战斗精神,夜空象征黑暗势力。枣树对夜空的默默的、然而是不懈的攻击,象征了鲁迅的韧的战斗精神,他以存在为攻击,要给黑暗社会以一点不舒服。两年后,鲁迅在厦门时还提起说:“然而荷叶却早枯了;小草也有点萎黄。这些现象,我先前总以为是所谓‘严霜’之故,于是有时候对于那‘廪秋’不免口出怨言,加以攻击。”(《华盖集续编·厦门通信(二)》,《鲁迅全集》卷三374页)

    然而,象征并非简单地等同比喻,可以逐句落实,寻求本体。象征具有不确定性,带有文艺自由联想的某种程度的随意性和扑朔迷离的朦胧色彩,它是对现实的“胡乱的改装”([日]相浦·果《关于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谈》,人大复印资料《鲁迅研究》1984年第2、3期)。所以,“小粉红花”的象征意义便略显朦胧,而“小青虫”则更难找到恰当的对称物——若说是“追求光明的青年”,却偏偏烧死在“我”旋高的灯火中,岂不荒谬!

    《秋夜》奠定了《野草》的象征基调。

2

    《影的告别》(1924.9.24)。此篇与后边的《墓碣文》,大约是《野草》研究中分歧最大的篇章了。尤遭非议的是“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一句。据此,1929年发表于《列宁青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上的一篇文章将鲁迅列为“犹豫”和“徘徊革命与反革命两者之间”的小资产阶级。文章说:鲁迅“对现实的黑暗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固然不满,而将来的黄金世界(共产主义世界)里也有所不乐意的在”,因此,鲁迅也是不愿去的(得钊《一年来中国文学界述评》,载1929.3.10《列宁青年》第1卷第11期。转引自孙玉石《〈野草〉研究》49页。注:后凡引此书皆略称为“孙玉石××页”)。对此,鲁迅当时就这样回答说:“这回是引了我的《影的告别》,说我是虚无派。因为‘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就断定共产主义的黄金世界,我不愿去了。……但我倒先要问,真的只看见将来的黄金世界的么?这么早,这么容易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人们,可仍旧有些不确实,在我看来,就不免有些空虚,还是不大可靠!”(孙玉石290页)

    其实,鲁迅所谓“黄金世界”是有其独特指向的,早在1920年,鲁迅小说《头发的故事》中的主人公,就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1923年,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又说:“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作《影的告别》后第二年,又回忆说:“三年前,我遇见神经过敏的俄国的E君,有一天他忽然发愁道,不知道将来的科学家,是否不至于发明一种奇妙的药品,将这注射在谁的身上,则这人即甘心永远去做服役和战争的机器了?……殊不知我国的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却早已有过这一种黄金世界的理想了。”(《坟·春末闲谈》,1925.4.22)可见鲁迅所谓“黄金世界”并非指“共产主义”,而是指那些廉价预约的关于将来的梦想,甚至是统治阶级一厢情愿的那种妄想。

    毋庸讳言,《影的告别》真实地反映了鲁迅当时的思想,鲁迅自己就说过:他像他所译述的kùprin的一篇小说的主人翁,是一个在明暗之间的彷徨者(高长虹《走到出版界·写给彷徨》,转引自孙玉石278)。问题是关于“人”和“影”的象征意义。诸多论者一般仅注意到“影”,将它等同于鲁迅此时此地的思想情绪,其实,据我体会,“人”才是作者的象征实体,而“影”则是鲁迅在此之前的思想情绪的象征,鲁迅此时此地的思想情绪,就是意识到应该告别在此之前的思想情绪。是的,鲁迅早就感到有告别这种情绪的必要了,就在作《影的告别》的同夜,他在给一位青年的信中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致李秉中,《鲁迅书信集》61页)感到有清算这种情绪的必要,然而一时又不能清算,于是便有“影”这样的彷徨流连的“告别”。其实这是“人”向“影”的告别,却偏写成“影的告别”,这种写法,在我国古典诗歌艺术中也常见,如杜甫的《月夜》,不说自己望月思归,却道妻子“闺中只独看”。因此,虽然我们承认“影”象征了鲁迅虚无彷徨的情绪,但更准确地说,希望向这种情绪告别,才是鲁迅这首诗的基本思想。

3

    《求乞者》(1924.9.24)反映了鲁迅的一贯意见。鲁迅从来就是反对求乞和布施的,他说:“我所憎恶的太多了,应该自己也得到憎恶,这才还有点象活在人间;如果收得的乃是相反的布施,于我倒是一个冷嘲,使我对于自己也要大加侮蔑。”(《华盖集·我的“籍”和“系”》,1925.6.2)他还认为,资产阶级的“所谓同情也不过空虚的布施,于无产者并无补助。”(同上)即使是真诚的布施,也会因“背不动”而影响前行(《野草·过客》)。一面反对布施,一面当然也就“烦腻,疑心,憎恶”那奴隶式的求乞,鲁迅说:“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这也就彻底否定了求乞。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毫无奴颜婢膝,正是如此。

    至于求乞的孩子,不必硬派是谁,分析第一篇《秋夜》时我们就说过,象征不等于比喻。但如果硬要探求其象征意义,我们也可以说,不过象征了“求乞”这种行为。

4

    《我的失恋》写于1924年10月3日,鲁迅自注为“拟古的新打油诗”,而非散文诗,之所以编入《野草》,是因为鲁迅的友人竟为之丢失了报馆的位置(孙玉石107页),便觉得有了作品以外的特殊意义。作这首诗的目的,是为了“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下简称“英译本序”),大约和塞万提斯之作《唐·吉诃德》动机相似吧。鲁迅对这类无病呻吟的东西一贯是厌恶之至的,后来,他在一封信里谈到《莽原》稿源饥荒时也曾说:“我所要多登的是议论,而寄来的偏多小说,诗。先前是虚伪的‘花呀’‘爱呀’的诗,现在是虚伪的‘死呀’‘血呀’的诗。呜呼,头痛极了!”(《两地书·三四》)几年以后,又回忆说:“不过是三段打油诗,题作《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啊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吧’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这诗后来又添了一段,登在《语丝》上。”(《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至于说“猫头鹰,冰糖壶卢,发汗药,赤练蛇”四样东西象征什么,是否鲁迅爱物?“我的所爱在闹市”,“我的所爱在豪家”,是否意味着爱人们的门第差异?我想,这可能都不过是当时“失恋诗”的常用模式而已。

5

    《复仇》(1924.12.20)一篇大约反映了鲁迅最深广的悲愤吧。群众的赏鉴牺牲,最早就刺痛过青年鲁迅的心。他回忆自己青年时代在日本的学医时说:“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的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呐喊·自序》,1923.12.3)这刺痛又不断地表现于其他作品,如《呐喊》中的《药》(1919.4),《阿Q正传》(1921.12),《彷徨》中的《示众》(1925.3.18)等。而在讲演*(注:凡打星号处待核查,下同)《娜拉走后怎样》(1923.12.26)中说得尤为明白:“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这些意思凝聚起来,便作成《复仇》。

    关于《复仇》,鲁迅在英译本序中说:“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后来在致郑振铎的一封信中又解释说:“我在《野草》中,曾记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中,无聊人竞随而往,以为必有事件,慰其无聊,而二人从此毫无动作,以至无聊人仍然无聊,至于老死,题为《复仇》,亦是此意。但此亦不过愤激之谈,该二人或相爱,或相杀,还是照所欲而行的为是。”(《鲁迅书信集》546页)可见,两人对立永无动作,只是对群众而言,为不让他们有所赏鉴,以此权作复仇。但实际上总不至因噎废食,行动者仍当“照所欲而行”,而群众便也终得赏鉴。所以复仇云云,说说而已,事实上,倒是更促使鲁迅对国民性的研究,并最终将复仇的努力实际指向造成这种国民性的社会。

6

    《复仇(二)》作于同日,似为余兴之作,其实也有其深远的基础。早在五年前,鲁迅就曾以同题材写过一篇《暴君的臣民》(《热风·六十五》,发表于1919.11.1),其中说:

    “……暴君统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中国不要提了罢。在外国举一个例:小事件则如Gogol的剧本《按察使》,众人都禁止他,俄皇却准开演;大事件则如巡抚想放耶酥,众人却要求将他钉上十字架。
    “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

    此篇对于群众的“复仇”其实也是没奈何的,上一篇是使群众无所赏鉴,使无聊者永远无聊,这篇则只是“玩味着可悯的人们的钉杀神之子的悲哀和可诅咒的人们要钉杀神之子,而神之子就要被钉杀了的欢喜”——仍是没奈何的精神上的复仇。

    结局将“神之子”改为“人之子”,却是大有深意,连“人之子”都钉杀了的人们,其罪孽是无可挽救的了。“人之子”死后不能复活升天,这牺牲是无可挽回的了——由此造成诗篇的一种无可把握的悲哀气氛。

    两篇《复仇》,既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同时也集中反映了鲁迅思想前期所存在的那种对群众的偏激情绪,这种情绪早在1907年作的《文化偏至论》中,就一再表现,形成“任个人而排众数”的“超人”学说,认为“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郅。唯超人出,世乃太平。”甚至说“曰惟多数得是非之正也,则以一人与众禺处,其亦将木居而芧食欤?”直至1918年,他还主张“个人的自大”,宣称要“对庸众宣战”(《热风·三十八》,1919.11.15),这种学说造成了笼罩于他整个前期思想的孤寂偏激情绪,也带进了《野草》的某些篇目。

7

    《希望》(1925.1.1)一篇最能透露《野草》基调,诗篇交织着绝望和希望的内心矛盾,大约一月一日这个日子,本来就极易撩拨新旧交替之感吧?

    然而又绝非一时之兴。鲁迅曾是充满了希望的,他抱着使中国人都有健壮的体魄的希望到日本学医,又抱着疗治国民精神的希望改从文艺,因此,“希望”曾是鲁迅作品经常探讨的一个题目。他回忆自己为什么写《狂人日记》时说:“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呐喊·自序》)《呐喊》中的《一件小事》、《故乡》,也都是以“希望”结尾:“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但是,在那时的中国社会,这样的希望注定还要经受幻灭的考验。鲁迅后来回忆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正是这种失望的情绪,使鲁迅对裴多菲的某些思想产生了共鸣,在这篇散文诗中,他引述了裴多菲的“希望”之歌:“希望是甚么?是娼妓:/她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你的青春——她就弃掉你。”然而仅是自身的失望尚不足悲,因为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两地书·四》),悲哀的是青年们似乎也都失去了希望,正如作者在诗篇中无限怅然地问:“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这才是对此时尚持进化论的鲁迅的最大打击。

    然而,正如不盲目乐观于希望,鲁迅也并没有盲目悲哀于希望——这正是一个思想家的难得素质——鲁迅之所以绝望,其实是希望幻灭之际的一种偏激情绪,因此,他同时就对这“绝望”抱了怀疑,他说:“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又说,认为“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的思想“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两地书·四》,1925.3.18)

    鲁迅在《希望》中把上述这种由希望而绝望,同时又怀疑这绝望的情绪借裴多菲之口作了高度概括的表达:“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裴多菲这话,出于给友人的一封信:“……这个月的十三号,我从拜雷格萨斯起程,乘着那样恶劣的驽马,那是我整个旅程中从未碰见过的。当我一看到那些倒霉的驽马,我吃惊得头发都竖了起来……我内心充满了绝望,坐上了大车,……但是,我的朋友,绝望是那样地骗人,正如同希望一样。这些瘦弱的马驹用这样快的速度带我飞驰到萨特马尔来,甚至连那些靠燕麦和干草饲养的贵族老爷派头的马也要为之赞赏。我对你们说过,不要只凭外表作判断,要是那样,你就不会获得真理。”(译自匈牙利文《裴多菲全集》,转引自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的《〈野草〉赏析》82页)

    《希望》中,鲁迅两次引用裴多菲的这一句话(另一处在结尾),直到许多年后,鲁迅在回忆自己这一时期思想变化时,还再一次地引用(见《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1932.12.14)。鲁迅此时尽管还看不到新的希望,但他已认识到不能只凭外表作判断,并且明确宣布:绝望是骗人的!这是向“黑暗与虚无”作“绝望的抗战”的宣言,这个宣言,并且贯穿了《野草》全部,即使在人们认为最黑暗的两篇(《影的告别》、《墓碣文》),我们也听到了它的回声:向黑暗虚空的绝望情绪告别,不让这种可怕的情绪继续追随。

    有抗战就会有结果,一年多以后,鲁迅重新树立了希望的信念,他说:“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华盖集续编·记谈话》,1926.10.14)至于绝望的情绪,我们在《野草》的最末几篇(《淡淡的血痕》、《一觉》、《题辞》)中就已基本看不见了。

8

    《雪》(1925.1.18)及其后的《好的故事》,反映了鲁迅当时的审美情趣,那是健康、清新、刚健的,是充满希望的。诗篇中江南的雪和朔方的雪,更多的是写实,如果一定要说象征的话,那么就是象征了优美的和壮美的审美情趣罢了。至于“孤独的雪”、“死掉是雨”、“雨的精灵”有何深意,那么至多只是鲁迅此时常有的孤独、寂寞,而又不甘孤独、寂寞的情绪的自然流露罢了——鲁迅在《野草》第一篇中就嘲笑过那种“自以为大有深意”角色,然而,我们一些研究,不幸正被鲁迅笑中。

    比如,一个时期的中学语文教材,称江南的雪景象征南方正在兴起的革命,朔方的雪景象征北洋军阀治下的北方。其实,诗篇中朔方的雪景同样美丽壮观,而且,以鲁迅的性格,大约是更欣赏朔方雪景的那种刚性美的。

    况且,鲁迅对于江南雪景回忆,是由来已久的,并非因为此时江南正在兴起革命。他在《呐喊·故乡》(1921.1)中就以无限神往的笔调记下小友闰土的话:“须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谷,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鹁鸪,兰背……”在并没有用了象征手法的《彷徨》、《朝花夕拾》中,我们也可找到这种美好的回忆,如《孤独者》(1925.10.17)中写道:“我在小小的灯火光中,闭目枯坐,如见雪花片片瓢坠,来增补这一望无际的雪堆;故乡也准备过年了,人们忙得很;我自己还是一个儿童,在后园的平坦处和一伙小朋友塑雪罗汉。雪罗汉的眼睛是用两块小炭嵌出来的,颜色很黑……”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1926.9.18)中也津津有味地写道:“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拍雪人(将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这是荒园,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来捕鸟。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所觅食的时候才好。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

    甚至江南雪景与朔方雪景的比较,也可以在《彷徨》中读到:“这园大概是不属于酒家的,我先前也曾眺望过许多回,有时也在雪天里。但现在从惯于北方的眼睛看来,却很值得惊异了: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我这时又忽地想到这里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大风一吹,便飞得满空如烟雾。”(《在酒楼上》,1924.2.16)

    上引各例我们可以看出,凡是江南的雪景,在鲁迅的笔下总是写得很美的,因为这和他的童年生活相关。鲁迅一再地回忆起江南雪景,证明他始终保持着一颗宝贵的童心,这也是他在精神上优于那些乏味的道德家之流的明证,同时这又是使他能够克服颓唐绝望情绪的一种精神力量。

    关于朔方雪景的描写,更值得重视。人们一般多畏惧于朔方的雪天,惟战士才会加以欣赏,并从中汲取力量。你看,“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这是力与美的礼赞,显而易见,在这段描写中,鲁迅是移情于景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见出,在诗篇中,朔方雪景与江南雪景形成相对关系,而非相反,这两种景色,鲁迅是同样喜欢的。

9

    《风筝》(1925.1.24)的构思由来已久,据前些年新发现的鲁迅先生的一组佚文,有一篇题为《我的兄弟》,其中就叙述了“我”拆毁了小兄弟亲手做的风筝,然后写道:

    “我后来悟到我的错处。我的兄弟却将我这错处全忘了,他总是很要好的叫我‘哥哥’。
    “我很抱歉,将这事说给他听,他却连影子都记不起。他仍是很要好的叫‘哥哥’。
    “阿!我的兄弟。你没有记得我的错处,我能请你原谅么?
    “然而还是请你原谅罢!”
    (见新发现的鲁迅五四时期的佚文《自言自语》之七,载1980年《鲁迅研究》第一期。)

  
    这和《野草》中的故事已很相仿,只是后者对于结局的绝望作了更加的强调。这和《呐喊》中的《狂人日记》的立意很相同,都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这“弊害”的根源在社会,所以,当社会未曾改造之前,唯这样的结局才更加符合生活真实。

    至于《风筝》故事中的“我”是否就是鲁迅,当然不是的,据他的亲兄弟乔峰先生回忆:“鲁迅有时候,会把一件事特别强调起来,或者故意说着玩,例如他所写的关于反对他的兄弟糊风筝和放风筝的文章就是这样。实际上,他没有那么反对得那么厉害。他自己的确不放风筝,可是并不严厉地反对别人放风筝。”(《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

10

    和《雪》一样,《好的故事》(1925.1.28)也是对于美的景物的赏鉴,不过后者展现的美更朴素,更具乡土气息。

    《好的故事》确实写得很“美丽,幽雅,有趣”,但实际上,现实中的鲁迅故乡也并非世外桃源,这“美丽,幽雅,有趣”的画面只存在于他的记忆,并且和童年的生活紧紧相联。对此,鲁迅曾这样解释:“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朝花夕拾·小引》)

    反顾的结果,就是使鲁迅不断写出一些“好的故事”来。比如在小说《社戏》中,他乘着小伙伴们摇的航船,航行于山阴道中,“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然后是看戏,偷罗汉豆煮了吃,等等。这可以说是《好的故事》的一个小说版本。

    后来,由于“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但最主要的当然是对于社会黑暗一面的认识的加深,造成鲁迅“心情的改变”。他曾经这样评价《语丝》说:“《语丝》虽总想有反抗精神,而时时有疲劳的颜色,大约因为看得中国的内情太清楚,所以不免有些失望之故罢。”(《两地书·八》)只有在睡梦中,精神从种种重压之下解脱出来,于是才重见这“好的故事”。是夜,鲁迅正同时译出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两篇,因此,在这篇散文诗中,借睡眠挖掘出“儿时的记忆”中的“好的故事”,也可视作自觉运用精神分析之法一例。

    《好的故事》反映了此时的鲁迅,尽管疲劳、失望,但潜意识里童心并未泯灭,只要在他的梦中还有这么一个“好的故事”,那么,在他“绝望的抗战”中也就加上了一块“希望”的砝码。

11

    《过客》(1925.3.2)大约是《野草》中酝酿最久的一篇,据鲁迅自己说,这时间有“将近十年”(荆有麟《鲁迅回忆》)。从鲁迅作品中,我们大略能找到这一酝酿过程:1919年他在《热风》第六十三篇《与幼者》中,转引日本小说家的话说:“幼者呵!……上人生的旅路罢。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在第六十六篇《生命的路》中又说:“什么是路?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1921年在《呐喊·故乡》结尾中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1923年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说:“我们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况且世上也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物。……走是苦的,安息是乐的,他(阿哈斯瓦尔,欧洲传说中的一个补鞋匠,被称为“流浪的犹太人”——笔者注)何以不安息呢?虽说背着诅咒,可是大约总该是觉得走比安息还适意,所以始终狂走的罢。”

    不但有酝酿,而且还绵延,看来鲁迅是很喜欢这个象征的。作《过客》两月后,鲁迅在一篇通信中说:“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华盖集·北京通信》)第二年,在《坟·写在〈坟〉后面》中又说:“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而鲁迅将屈原《离骚》中的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用作《彷徨》的题记,更是这一象征的高度浓缩。

    鲁迅还直接对《过客》这篇作品发表意见,作《过客》一个多月后,他给一位青年*的信中说:“《语丝》上《过客》中说:‘这于你没有什么好处’,那‘这’字就是指‘感激’。我希望你向前进取,不要记着这些小事情。”(《书信·致赵其文》,1925.4.8)几天后,再给这位青年*写信说:“《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有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但这种反抗,每容易蹉跌在‘爱’——感激也在内——里,所以那过客得了小女孩的一片破布的布施也几乎不能前进了。”(1925年4月11日致赵其文)不久,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又说:“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这意思也在《过客》中说过。”(《两地书·二四》,1925.5.30)

    《过客》的象征意义(过客、翁、小孩)本来就很清楚,加上鲁迅自己作品的印证及自己的评说,就更清楚了。尤值得重视的是,鲁迅在对《过客》的解释中首次提出了“绝望的抗战”这一命题,这是整部《野草》的纲领。

12

    《死火》(1925.4.23)一篇,也是在五年前就有了雏形。1919年8月,鲁迅在题为《自言自语》的这组散文小诗中,就有一篇《火的冰》,全文如下:

    流动的火,是熔化的珊瑚么?
    中间有些绿白,象珊瑚的心,浑身通红,象珊瑚的肉,外层带些黑,是珊瑚焦了。
    好是好呵,可惜拿了要烫手。
    遇着说不出的冷,火便结了冰了。
    中间有些绿白,象珊瑚的心,浑身通红,象珊瑚的肉,外层带些黑,也还是珊瑚焦了。
    好是好呵,可惜拿了便要火烫一般的冰手。
    火,火的冰,人们没奈何他,他自己也苦么?
    唉,火的冰。
    唉,唉,火的冰的人!

    尽管此时“火的冰”的形象已初具规模,然而和《死火》相比,还缺少一些重要的内容。第一,是《死火》中对于冰山冰谷的描写:“这是高大的冰山,上接冰天,天上冻云弥漫,片片如鱼鳞模样。山麓有冰树木,枝叶都如松杉。一切冰冷,一切青白。”这描写,使“说不出的冷”有了形象,使“死火”的抗争有了对手。第二,增强了“死火”的战斗精神。原来的“火的冰”只是感到“苦”,现在,它则对了“冻灭”和“烧完”两种前途说:“那我就不如烧完!”并且“忽而跃起,如红彗星”,出了冰谷。第三,增加了“我”的形象。大约是《苦闷的象征》的启示吧,诗篇找到了“我梦见……”这样的切入口,从而使抒情主人公直接参予了“死火”与“冰谷”的这场抗争:我先是用自己的体温救醒了“死火”,然后用“要出这冰谷”的决心,坚定了“死火”对于前途的选择,最后又与“死火”一起跃出冰谷,亲眼见了“大石车”的“坠入冰谷”。有了上述三方面的增补,诗篇的象征意义更加明显了,诗篇的战斗精神也大大增强了,这表明“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鲁迅在对旧世界的抗战中,在绝望与希望的消长中,希望的增长是基本的趋势。

13

    《狗的驳诘》(1925.4.23)。狗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似乎已经定型,它凶狠,怯弱,势利,奴性。鲁迅作品中的狗性,更是如此,并由《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作了精彩的总结。但是《狗的驳诘》却一反这定评,得出人不如狗的结论——这是一种极经济的笔墨,虽然只写了人不如狗的寥寥数语,但狗的一切劣性,无不变本加厉地显现于人,深刻解剖了国民的劣根性。

    在此之前,鲁迅在其他作品中,也曾多次成功地使用了这种笔法。如二十天前所作的《夏三虫》(《华盖集》,1925.4.4)中,就以蚤、蚊、蝇三虫为例,说明“古今君子,每以禽兽斥人,殊不知便是昆虫,值得师法的地方也多着哪。”一年后作的《狗·猫·鼠》(《朝花夕拾》,1926.2.21)中,也结论说:“其实人禽之辨,本不必这样严。在动物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它们适性任情,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辨话。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但它们并没有自鸣清高;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能说话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能写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说空话尚无不可,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则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实在免不得‘颜厚有忸怩’。”

    至于《狗的驳诘》的象征意义是很明显的,有着较强的战斗性,同时也带有对于国民的偏激。

14

    《失掉的好地狱》(1925.6.16)说的是:无论“神”,“魔鬼”,或是“人”的统治,地狱仍然是地狱,于鬼魂们是一样的不幸。鲁迅这个思想,是由来已久的,就在作此篇的前不久,鲁迅在一系列作品中,就一再探讨着这个问题。2月16日,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中鲁迅将五代,南宋,明末的事和中国的现实社会作了比较之后说,这是“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许多好材料,难道竟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把戏而已么?”4月24日,作《集外集·杂语》,在概括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时说:“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4月29日,在《坟·灯下漫笔》中更是明确指出:“中国历史可概括为: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至于与《失掉的好地狱》作于同一夜的《坟·杂忆》,倒是写着“鬼魂们”自己的“罪孽深重不自殒灭”,以及他们的“卑怯”,这大约是发挥着一个思想的两个不同的侧面吧?由此证明,要想摆脱“鬼魂”的命运,不能期待外来的强者,也不能满足于“大叫宣战杀贼”,“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是:给群众“注入深沉的勇气”,启发他们“明白的理性”。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鲁迅对于这篇散文诗的直接解释:“但这地狱也必须失掉。这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的。我于是作《失掉的好地狱》。”(英译本序)人们一般认为,“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是指当时还未取得统治权的国民党要人政客,也就是将要整饬地狱的“人类”。我以为这意思仿佛还要曲折些,因为在诗篇中,“人类”的整饬地狱不象是一个预言,倒象是说的辛亥革命现实,因此,“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们的”,是连这“人类”的地狱也还要失掉。至于往下又是什么样的地狱呢?无从推测,不过,鲁迅的经验告诉他,仍然是“演一出轮回把戏而已。”

    中国的历史就是一出地狱的“废弛——整饬”的轮回把戏,鲁迅对这一个比喻是偏爱的,故而他借以概括说,《野草》中的诗篇,“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

15

    《墓碣文》(1925.6.17)是最遭非议的一篇,有人说“展开《野草》一书便觉得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钱杏村《死去了的阿Q时代》,孙玉石285页),此篇大概算一个主要的证据。此篇的骇人的比喻,其实早存在于作者心中,1922年12月3日作的《呐喊·自序》,鲁迅回忆自己最初的文学活动的失败时说:“这寂寞又一天天的长大起来,如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1923年12月26日作的《娜拉走后怎样》中说:“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这篇散文诗中,鲁迅正是借了这比喻来解剖自己的思想。

    毋庸讳言,剖露出来的思想是阴暗虚无的,但关键是鲁迅解剖自己思想的态度,不是欣赏这思想,也不被这思想骇倒,而是表示要消除这思想,用诗篇结尾的话来说:“我疾走,不敢反顾,生怕看见他的追随。”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尽管解剖出来的思想是消极的,但解剖思想的态度是积极的。这一点,也可以找到一些旁证。作此篇的第二天,鲁迅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中说:

    “我希望有若干留心各方面的人,将所见,所受,所感的都写出来,无论是好的,坏的,象样的,丢脸的,可耻的,可悲的,全给它发表,给大家看看我们究竟有着怎样的‘同胞’。
    “明白以后,这才可以计画别样的工作。
    “而且也无须掩饰。即使所发见的并无所谓同胞,也可以从头创造的;即使所发见的不过完全黑暗,也可以和黑暗战斗的。”

    虽然是号召对于身外的解剖,但其精神是一致的。

    第二年六月二日,在《集外集·〈穷人〉小引》中,又出现了这种审讯灵魂的描写:“灵魂的深处并不平安,敢于正视的本来就不多,更何况写出?”“凡是人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着他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激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也可以所说,挖掘着灵魂的深处,使人受了精神的苦刑而得到创伤,又即从这得伤和养伤的愈合中,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可以说,在《墓碣文》中,鲁迅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审问者,同时是一个伟大的犯人。

    鲁迅在这年11月11日的《坟·写在〈坟〉后面》中,则把“解剖自己”这一思想表达得更明确了:“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

    如果我们的心能和鲁迅的心相通,理解鲁迅敢于正视、写出灵魂深处的不平安这种自我解剖精神,不去“为先生讳”,那么,《墓碣文》的意思本来是不难明白的。

    这里补充一条资料。宋·罗大经《鹤林*》丙编卷三有《浸假》篇曰:“禅家有观白骨法,谓静坐澄滤,存想自身血肉腐坏,唯存白骨,与吾相离,自一尺以至寻丈,要见形神,元不相属,则自然超脱矣。”可见《墓碣文》的骇人比喻也并非全因鲁迅思想阴沉所独至,而是有出处的。

16

    《颓败线的颤动》(1925.6.29)的象征意义是清楚的。作此篇前两个多月,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宣称:“现在我想先对于思想习惯加以明白的攻击,先前我只攻击旧党,现在我还要攻击青年。”(《两地书·一○》,1925.4.8)十多天之前,又在信中说:“我总是‘罪孽深重,祸延’自己,每每终于发见纯粹的利用,连‘互’字也安不上,被用之后,只剩下耗了气力的自己一个。有时候,他还要反而骂你;不骂你,还要谢他的洪恩。”(《两地书·二九》,1925.6.13)作此篇后,鲁迅还一再表示自己的这种郁愤心情:“在这几年中,我很遇见了些文学青年,由经验的结果,觉得他们之于我,大抵是可以使役时便竭力使役,可以诘责时便竭力诘责,可以攻击时自然是竭力攻击。”(《两地书·六九》,1926.11.1)“有些青年之于我,是可利用则尽情利用,倘觉不能利用了,便想一棒打杀,所以很有些悲愤之言。”(《两地书·九三》,1926.12.12)“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我听得甚至有人说:‘他一世过着这样无聊的生活,本早可以死了的,但还要活着,可见他没出息。’于是也乘我困苦的时候,竭力给我一下闷棍,……这实在使我愤怒,怨恨了,有时简直想报复。”(《两地书·九五》,1926.12.16)

    《颓败线的颤动》便是这样的怨恨,报复,而且激烈无比:“这颤动点点如鱼鳞,每一鳞都起伏如沸水在烈火上;空中也即刻一同振颤,仿佛暴风雨中的荒海的波涛”,“惟有颤动,辐射若太阳光,使空中的波涛立刻回旋,如遭飓风,汹涌奔腾于无边的荒野。”

    此篇较明白地宣告了鲁迅进化论思想的动摇。对青年的希望,青年必胜于老年的进化论思路,本是支持鲁迅长期抗战的精神武器,然而却由青年自己来动摇了它,败坏了它,这比敌人的攻击更令人心寒,故有这种怨恨、报复的激烈情绪。

    至于忘恩负义的青年如高长虹之流,鲁迅为他校稿都累得吐了血,而他却怀着一种怎样的阴暗心理来攻击自己的恩人啊!不过鲁迅此时还不曾确指高长虹,对高的较为明确的谴责当迟于一年后,鲁迅在1926年10月23日给许广平的信中谈到:“长虹又在和韦漱园吵闹了,在上海出版的《狂飙》上大骂,又登了一封给我的信,要我说几句话。这真是吃得闲空,然而我却不愿意奉陪了,这几年来,生命耗去不少,也陪得够了,所以决计置之不理。”(《两地书·六○》)

17

    《立论》(1925.7.8)象一篇寓言,攻击的是卑劣的国民性。一年前,鲁迅就曾感慨过:“我想不到,世上竟有以哈哈之论过生活的人。他的哈哈是赞成,又是否定。似不赞成,也似不否定。让同他讲话的人,如在无人之境。”(荆有麟《鲁迅回忆》,孙玉石94页)《立论》便是对这种哈哈论者的批判。

    但是哈哈论者亦有他的苦衷——谁不希望“既不谎人,也不遭打”呢?所以,《立论》同时也是对造成这种不正常现象的社会的批判。

18

    《死后》(1925.7.12)构思奇特,诗篇找到一个极其特殊的角度,来观察活人的世界,从而揭露这世界的种种丑恶。如活人们彼此说话固然“哈哈哈”,即使对了死人,也无非是“死了?……”“嗡。——这……”“哼!……”“啧。……唉!……”比起死者的会高兴,会愤怒,真可谓“有的人活着,他死了”。其次,又如说:“怎么要死在这里?……”(待补:《祝福》中鲁四老爷的“不早不迟……”)原来在这个世界上,人“虽没有任意生存的权利”,也没有“任意死掉的权利的”。又如一类人类世界的“虫豸”,专门会攻击失了抵抗力的对象,跑可死者身上“来寻做论的材料”,还要说“惜哉!……”这更比自然界的虫豸们可恶得多了。

    同时,诗篇也反映了作者一贯的战斗精神,他在生前,便专不给仇敌如愿以偿,偏要给他们的世界留一点不舒服;他又希望自己的死,也如“影一般”,“连仇敌也不使知道,不肯给他们一点惠而不费的欢欣。”这意思,他在两个月前的一篇文章中也说过,“杀了无泪的人,一定连血也不见。爱人不觉他被杀之惨,仇人也终于得不到杀他之乐:这是他的报恩和复仇。”(《华盖集·杂感》,1925.5.5)由此我们又想到,当鲁迅真的要死了时留下的遗嘱:“由他们怨去,我一个也不宽恕。”

19

    《这样的战士》(1925.12.14),这是在《野草》中第一次明白出现“战士”的形象,他的战斗,尽管仍然是“绝望的抗战”,但究竟已经是正面的战斗。这和《秋夜》中枣树的以存在为战斗,《求乞者》中“我”的“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复仇》中男女的以“无血的大戮”相报复,以及《过客》中“客”的跋涉等等,都是不同的;而和其后几篇中的“傻子”、“叛逆的猛士”、“青年”,以及《题辞》中的“我”,则在精神上一脉相通了。这预告着鲁迅即将走出象征的梦境(其后篇什不再求助于梦的潜意识方法,即使是以“一觉”为题的),预告着《野草》的趋于结束,同时也预告着在鲁迅文学思想发展上象征主义的结束。

    鲁迅在英译本序说:“《这样的战士》,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而他在一个多月前的一篇文中也曾谈到:“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1926.2.3)

    这些“文人学士们”布成的“无物之阵”,尤其使鲁迅气愤且鄙视,在三个月前的一篇通信中,他说:“如果‘叛徒’们造成战线而能遇到敌人,中国的情形早已不至于如此,因为现在所遇见的并无敌人,只有暗箭罢了。所以想有战线,必须先有敌人,这事情恐怕还辽远得很,若现在,则正如来信所说,大概连是友是仇也不大容易分辨清楚的。”(《集外集·通信》,1925.9.1)

    战士的形象完全可以视为就是鲁迅自己的象征,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出:一,其时鲁迅就正受着“文人学士们”的围剿,抗战于“无物之阵”;二,鲁迅常把自己的杂文比作“匕首”“投枪”;三,鲁迅一贯主张“韧”的战斗,他曾以要求经济权一事为喻:“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坟·娜拉走后怎样》)这正是诗篇中“战士”的战斗方法:文人学士们在头上插着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但他举起了投枪;他们立誓说自己的心都在胸膛中央,但他举起了投枪;敌人逃走,得了胜利,但他举起了投枪;又见到新的敌人,但他举起了投枪;他终于老衰,寿终,终于不是战士,于是天下太平,但他举起了投枪……

    《这样的战士》表明鲁迅即将结束他的思想危机,他不再“荷戟独彷徨”,而是举起了投枪,尽管仍然还是绝望的战斗。

20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1925.12.26)也是一篇寓言式的作品,寓意十分明白,甚至是过于浅显了。但这是真实。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组成了这场社会剧的角色,幕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角色——主人。聪明人是主人的帮凶,奴才不过是主人的奴才,傻子当然是主人的敌人,但同时也被奴才们视为敌人。聪明人是不是傻子的敌人?不得而知,但即使是,也只是布了“无物之阵”的敌人,因为聪明人究竟是聪明人。这样,一出戏便上演了。

    下面我们从别处摘录几段话来看看鲁迅对于这几个角色一贯的爱憎:

    “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所以虽是一大堆群众,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如果偶有几个不肯退转,因而受害的,公论家便异口同声,称之曰傻子。对于‘锲而不舍’的人们也一样。”(《华盖集·这个与那个》,1925.12.20)

    “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南腔北调集·漫与》,1933.9.27)

    “然而世界却正是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坟·写在〈坟〉后面》,1926.11.11)

21

    《腊叶》作于1925年12月26日,这一日鲁迅日记中记道:“午后往山本医院诊”(肺病复发)。是夜,鲁迅作《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与《腊叶》。

    写作的动机,据作者自己说:“《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英译本序)据孙伏园的回忆,当时,鲁迅曾向他解释:“许公很鼓励我,希望我努力工作,不要松懈,不要怠忽;但又很爱护我,希望我多加保养,不要过劳,不要发狠。这是不能两全的。这里面有着矛盾。《腊叶》的感兴就从这儿得来。”(《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孙玉石78页)

    由此可见,此篇立意和《野草》诸篇不同,它是为了爱。但是,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作者委婉地回答了“爱我者”:保存既然“只能在极短时中相对”,那么,就不如“努力工作,不要松懈,不要怠忽”。

    作者以一病叶自况,是否如黛玉葬花的缠绵,或如诗人对景伤情的矫情呢?不是的,作者即使是对病叶的描写,也是刚劲、明朗的:“一片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班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这令我记得作者五天后的另一段自况的描写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华盖集·题记》,1925.12.31)

22

    《淡淡的血痕中》(1926.4.8)是直接为现实斗争而写的。鲁迅在英译本序中说:“段祺瑞政府枪击徒手民众后,作《淡淡的血痕中》。”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人民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在天安门集会抗议,会后结队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不料在国务院门前,段祺瑞竟命令卫队开枪射击,并用大刀铁棍追打砍杀,当场及事后因重伤而死者47人,伤者150余人,造成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互相勾结屠杀我国人民的大惨案。

    消息传来,鲁迅在当天所作的《无花的蔷薇之二》中写道:

    “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虽然写的多是刺,也还要些和平的心。/现在,听说北京城中,已经施行了大杀戮了。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还要下令,诬之曰‘暴徒’!/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萨克兵击杀民众的事,仅有一点相象。”
    “假如这样的青年一杀就完,要知道屠杀者也决不是胜利者。”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

    最后的日期,鲁迅一反写作的常规,道:“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

    4月1日,鲁迅写下著名的《记念刘和珍君》。其中写道: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另外,还写下了《死地》、《可惨与可笑》、《空谈》、《如此“讨赤”》等一系列有关文章(如果我们联想到,丙辰清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我们全体作家的沉默,就会更加感到上述文章的可贵了。)

    长歌当哭,是须在痛定之后的。4月8日,离三·一八事件20天,鲁迅写下《野草》中的此篇。《淡淡的血痕中》和前面列举诸篇在立意上是一致的,但在技法上却有所不同,因为是散文诗,需要适当的含蓄与象征,故诗篇不是直接攻击段祺瑞执政府,而是把矛头指向“造物主”。这正如《秋夜》的攻击“夜空”,《希望》的攻击“暗夜”,《死火》的攻击“冰谷”,等等。同时,诗篇也把矛头指向所谓“天之戮*(人旁)民”,这正如《求乞者》的攻击“求乞者”,《复仇》的攻击“路人”,《希望》的攻击“青年”,《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的攻击“奴才”,等等。这两条思路在《野草》中可以说是交织在一起的。发生了演变的是此篇中“叛逆的猛士”的出现,他已经不同于《秋夜》中“枣树”的默默,不同于《过客》中“客”的困顿,也不同于《这样的战士》中的“战士”的终于“老衰,寿终”,他是“死者”,是“生者”,是“未生者”,所以,他是永恒。他又是勇猛的,“造物主”、“怯弱者”在他面前“羞惭”,“伏藏”,连天地也在他的眼中“变色”。他已经不仅仅是在进行“绝望的抗战”了,而是志在必得,“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可以说,这已经是为希望而战了(尽管他还残留着偏激:如果不能使人类苏生,那么便宁可使人类灭尽)。这已经是一个全新的形象,《野草》中出现这样的形象,再一次预告《野草》的将要结束。诚如鲁迅所说:“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他已不满足于象征性地攻击“秋夜”、“严冬”、“造物主”,他要明白攻击段祺瑞执政府,攻击中国的反动统治者——而这,是他的匕首投枪式杂文之所长。

23

    《一觉》(1926.4.10)好象是《希望》的姊妹篇或续篇,不同的是,《希望》中对于希望的存在,还仅是一个推论(“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而《一觉》中,这个希望确已出现,这就是“身外的青春”的发现,也就是青年的觉醒。从以为青年必胜于老年,到这种希望的破灭,到重新发现青年的觉醒,这绝不是一种简单的思想循环,而是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飞跃。在写作《野草》的两年中,中国的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对鲁迅震撼最大的,大约是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五卅”运动与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正是由于这些事件的影响,正是在这些事件中革命青年表现出来的英勇牺牲的战斗精神,使鲁迅对青年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女师大风潮和“五卅”运动后,鲁迅目睹青年的奋起,渐渐改变了对他们的偏激态度,在6月11日作的《忽然想到》(《华盖集》)中说:“中国青年负担的烦重,就数倍于别国的青年了。”6月18日作同篇续文中又说:青年“到民间去”而又回来后,“就许有若干人要沉默,沉默而苦痛,然而新的生命就会在这苦痛的沉默里萌芽。”7月1日作《华盖集·补白》中又替学生辩护说:“对于学生也是一样,既要他们‘莫谈国事’,又要他们独退番兵,退不了,就冷笑他们无用。”“所以这‘五分热’是地方病,不是学生病。这已不是学生的耻辱,而是全国民的耻辱了。”12月28日作的《这回是‘多数’的把戏》(《华盖集》)中,鲁迅更引坚持斗争的学生为自豪,说:“‘要是’真如陈源教授所言,女师大学生只有二十了呢?但是究竟还有二十人。这足可使在章士钊门下暗作走狗而脸皮还不十分厚的教授文人学者们愧死!”

    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青年的鲜血,尤其改变了鲁迅对青年的意见。在惨案当天所作的《无花的蔷薇之二》中,鲁迅深刻反省自己说:“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呜呼,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并愤怒地说:“假如这样的青年一杀就完,要知道屠杀者也决不是胜利者。”在4月1日所作的《记念刘和珍君》中,鲁迅对战斗的青年表示极大的敬意,他说:“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它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读了这些文字,我们就不会奇怪,为什么在《希望》中,鲁迅还曾悲哀着:“然而现在何以如此寂寞?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然而青年们很平安”,而到了《一觉》,不过一年多时间,鲁迅却已如此热烈地赞美着青年:“这些不肯涂脂抹粉的青年们的魂灵依次屹立在我眼前。他们是绰约的,是纯真的,——阿,然而他们苦恼了,呻吟了,愤怒,而且终于粗暴了,我的可爱的青年们。”“是的,青年的魂灵屹立在我眼前,他们已经粗暴了,或者将要粗暴了,然而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

    这样,鲁迅终于从象征的世界回到人间,开始着手结束他的“野草”时代。

    这儿须再强调一下进化论和阶级论的问题。“野草”期间,不正是鲁迅进化论思想渐趋崩溃的时期吗?那么,从《希望》到《一觉》,难道不是进化论思想的重新抬头吗?不是的。因为所谓进化论思想是不分阶级地,凡青年便一概寄以希望,所以结果往往会失望。只有克服了进化论,用阶级的观点区别地看待青年,才能从进步青年身上找到希望,同时不至因那些不革命的,甚至反革命的青年而大失所望。鲁迅其后的思想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他身边渐渐聚集了一群进步青年,其中还有共产党员,他爱他们,从他们身上汲取力量,看到希望;而对高长虹这类青年,他决定“拳来拳对,刀来刀当”,无须为之彷徨了(《两地书·七九》);至于那些“投书告密”,“助官捕人”的青年,当然更将他们归入反动阵营,根本不会对他们抱有任何幻想了。

    “野草”时代已经结束。在《野草》的最末几篇,鲁迅的思想已起了很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残酷的现实斗争,重新激起他的战斗热情,正如一个战士,听到战斗的号角,精神为之一振,斗志为之高昂,什么苦闷,什么彷徨,什么绝望,通通一扫而光——然而这么一来,《野草》的危机也就来了。鲁迅说过:“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两地书·三二》)《野草》的最后几篇,当然也是美的,但它们已经更多地接近于杂文之美。试比较《秋夜》和《这样的战士》,《死火》和《淡淡的血痕中》,《希望》和《一觉》,我们看到,后者已经基本走出梦境,更少地借助于象征了。再试比较《这样的战士》和《战士和苍蝇》,《淡淡的血痕中》和《无花的蔷薇之二》,《一觉》和《记念刘和珍君》,我们看到,前者已经更加接近后者,出现了杂文特有的战斗锋芒。

    正因为如此,鲁迅在作完《一觉》之后便住了笔,过了一段时间,鲁迅在一封信中说:“我虽然在这里,也常想投稿给《语丝》,但是一句也写不出,连‘野草’也没有一茎半叶。”(《华盖集续编·厦门通信(二)》)

    而他离开北京到了厦门、广州之后,亲眼所见的大革命风云的种种变幻,以及不久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更从根本上“杀掉”了他的“诗美”,摧毁了他前期思想中的一切思路:什么进化论,什么超人哲学,什么个性主义,什么苦闷的象征,统统不复存在了。这时候不要说作《野草》,就是“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而已集·答有恒先生》)

24

    1927年4月26日,离上海反革命大屠杀两周后,离广州反革命大屠杀十天后,鲁迅决心正式来结束《野草》,于是写下《题辞》。关于《题辞》,鲁迅事后曾有这样的说明:

    “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已不能写,无从写。这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三闲集·怎么写》,1927.9.23)

    “写《野草·题辞》是在深夜,这是我写作的老习惯了。从窗口望出去,楼下有荷枪实弹的警察站岗放哨,天地在黑暗统治下,我想得很深,很远;想想过去,看看现在,展望将来,把自己千头万绪的想法总结一下,就是那么一回事……”(何春才《回忆鲁迅在广州的一些事迹和谈话》,孙玉石130页)

    《题辞》已不是什么“小感触”了,它是鲁迅回忆过去,总结现在,展望将来的大思路,其结果便是“地火”的出现。在鲁迅眼里,此时向黑暗抗争着的,已经再也不仅仅是一株枣树,一个过客,几个死者和生者和未生者……而是一片“地火”,它“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这是一种极大的革命力量,尽管此时还正在受着压迫,但压迫越大,熔岩的喷出也就将越猛烈。

    “地火”是理解《题辞》的关键。《题辞》写完不久,有人问鲁迅:“地火在地下运行”这段话是什么意思时,鲁迅说:“你注意到这点,就懂得一半了。”(何春才《回忆鲁迅在广州的一些事迹和谈话》,孙玉石134页)连国民党反动派也嗅出了这个意思,在1931年《野草》出第7版时,便被书报检查机关抽去此篇。鲁迅自己是很偏爱“地火”这一象征的,在一年后的另一篇文章中,他一字不改地重复了这一段话:“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三闲集·路》,1928.4.10)

    最后略谈及“野草”的“烧掉”。这是鲁迅一贯的辨证思想,早在1925年写《热风·题记》时他就宣称:“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

    《野草》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它将随着地狱的烧毁而烧尽。

    《野草》的时代结束了,但是,《野草》的精神在烈火中永生!

198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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