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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二元:文化精英的苦恼——谈战争题材诗兼论沉郁顿挫风格
【时间:2007/6/30 】 【来源:本站 】 【作者: 何二元】 【已经浏览5528 次】

 

    读中国文学史,感觉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文化精英,战争诗和沉郁顿挫风格,这三者间很有着些联系。

 

    说起文化精英,一般总以为他们该是很洒脱,且具有“超前”的特异功能。其实从文学史材料看,古代中国的文化精英们往往倒是很执著于现实的,或者竟可以说是很有点“迂”的。虽则奉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信条,实际并不能随遇而安,常常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弄得“进亦忧,退亦忧”,落入很苦恼的境地。

 

    古代中国战事特别频繁,战争自然成为诗歌创作的重要题材。文化精英的“迂”,正在这题材前碰得特别惨。他们同情人民的苦难,看穿了战争的大不义,从“人”的立场私心里是反战的;但是站在宏观的高度,他们又看到战争对维护或开拓国家利益的历史必要,于是常常违心地劝说人民忍受牺牲。杜甫的“三吏三别”中就有不少这类说教,虽是借了作品人物之口,仍不免曲曲折折,仿佛心中羞愧做了国家帮凶一般。这真是一个令人苦恼的题材。

 

    “沉郁顿挫”这四个字虽是到了杜甫才正式提出,但作为风格其实早与文化精英们结下不解之缘。小雅“怨而不怒”,屈子“沉菀莫达”,建安诗人“梗概多气”,都是大致相同的意思。沉郁,就是“怨”,就是“沉菀”,就是“多气”;顿挫,就是“不怒”,就是“莫达”,就是“梗概”。一言以蔽之,“沉郁顿挫”就是有大痛苦郁结于中而难以直言。文化精英在战争题材面前正是这样的心境。这是一种苦恼人的风格。

 

    苦恼的人,碰上苦恼的题材,生出苦恼的风格,三者便这样发生了联系。下面试以这三位一体的眼光,对文学史材料作些抽样分析。

 

    诗经《小雅·采薇》是一首戍卒之歌,他们述说着战事之苦:“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戍未定,靡使归聘”;“王事靡  ,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同时在诗人笔下,他们又深明大义,懂得这痛苦的更深层原因:“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正义的战争是无可怨恨的,而最大的痛苦便在这无可怨恨中(看来小雅的“怨而不怒”并不象人们谈论的那样有趣),于是导致对天人和谐的古老信念的动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遂成绝唱。

 

    诗经多为无名氏之作,《采薇》这类作品,仅可看做没有文化精英的精英文化。屈原则是诗歌领域里最早出现的文化精英,他的《国殇》,描写了一次失败的战争。战争是对人类尊严的践踏,无论胜败,从本质上说,都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耻辱与失败,因此,描写失败的战争才有更高的典型意义。后世一些写得好的战争诗,如高适的《燕歌行》,李贺的《雁门太守行》等,无不如此。屈原在这首诗中,并不侧重于人间是非的评价(甚至完全略去该次战争的背景),而是将死难将士作为一种鬼神来祭奠,这就超越了尚武与反战狭隘主题的纠纷,超越了战国纷争的短期厉害计较。然而,由此也就必然堕入更为深刻的“人”的苦恼。

 

    一代枭雄曹操,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本文从文学材料谈文化,势必陷入一种狭隘的视角,曹操现象,可对此作些补偿。曹操不但是文学家,而且首先是政治家、军事家,同时在经济上也很有两下子。可是,在战争诗的范畴里,曹操同样没有所谓“超前”的优惠。也许,整个古代史就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史,真可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对战争的超前思考,仍然只能是战争。不过,曹操究竟比较滑头(拿鲁迅的话说是“通脱”),他把这棘手的事分成两部分处理,一方面,凭籍他的政治权位,代表国家利益,他毫不犹豫地领导着一场统一战争,另一方面,却在他的战争诗中,高扬反战的主题,唱道:“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苦寒行》)。即使是真正的人民诗,能把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暴露得如此深刻的,也当为数不多。按照中国传统“知人论世”的评论方法,曹操便在政治和文学两面都沾了光,具备了候选文化精英的资格,相比之下,曹植则绝无乃父的这种便宜。

 

    唐代是精英文化的高峰,战争诗已能批量生产,形成所谓边塞诗派。这派代表人物高适的代表作《燕歌行》,展示了对战争的全方位描述:“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战争是正义的,将士是踊跃的,国家利益与“男儿”追求高度统一。然而,这支正义之师同时又是极其腐败的,“男儿”的追求注定以苦恼告终。请看:“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腐败与正义的交迭,正是文化精英的苦恼之所在。最后,诗人抱着虚茫的希望唱道:“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这个方子未免开得简单,其实,战争的灾祸就在于战争自身,即便有了好的将帅,战争仍然是要大批的杀人与被杀。对此,李白有更清醒的认识,他说:“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李白是以浪漫飘逸风格著称的,他的战争诗也与众不同,如叙述安史之乱的《古风·十九》,开头居然是“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如此一路高逸,只是到了最后,才从天上偶尔下睨人间:“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由于天上人间拉开了距离,这就大大缓解了苦恼的程度,不过,全诗的风格,终究有了变化,由飘逸而入沉郁,而且,方说即止,这正符合顿挫的要义。

 

    飘逸而入沉郁,固然微妙,然而劝百讽一,难免使人飘飘然有登仙意。道地的沉郁顿挫,当视杜甫。杜甫早就自觉着双重文化身份的压力,一方面他“自谓颇挺出”,“窃比稷与契”,颇具国家意识的文化素质,虽说没做过什么大官,但“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足已使这老实人替朝廷负了赎罪的重荷;另一方面,他实际生活的与人民接近,长期流落于民间,亲见了人民饱受战乱之苦,又锻炼了他大众文化的素质,成为一名人民诗人。安史之乱一起,两种文化空前激烈地碰撞,便把他夹在中间,煎熬他的神经,撕裂他的人格,逼他写出一种“沉郁顿挫”的作品来。以人们熟知的《石壕吏》为例,杜甫在这首诗中表示了极其复杂深广的悲哀:政府军扩充兵源,连力衰的老妪也不能幸免,这是一悲哀;自己身为朝廷官员,懂得这场战争的必要性,因此只好任凭这惨状发生于眼前,这是二悲哀;直接造成这眼前惨状的,是当时统率河阳大军,被诗人称赞为“郭相谋深古来少”的郭子仪,这就连“至今犹忆李将军”这类借口也失却了,这是三悲哀。层层迭加的悲哀,凝成一种“沉郁”之情,沉郁之情不得宣泄,乃成“顿挫”之势。本来,抒情型的中国诗歌,是最宜于宣泄感情的,但是,“长歌当哭,是在痛定之后的”,杜甫另有一些“痛定之后”的作品,便伴有这种感情的爆发。如《咏怀五百字》的“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  洞不可掇”;如《羌村》的“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然而此时此地,却不是宣泄感情的场合,诗人只是呆若木鸡地,默默地看老翁逾墙走,默默地听老妪向吏卒诉说她的不幸,默默地看老妪被捉走,天明后又默默地与老翁道别。人们常谈论杜甫的“诗史”,或褒为现实主义,或贬为文史不分,却都不解诗人的难言苦衷,文化精英最大的痛苦,正在这无言之中,表现在形式上,便是文笔向史笔倾斜回归于“春秋笔法”。对此,晚唐诗论家司空图可谓是“心有灵犀”,他形容“沉著”一品风格时说:“如有佳语,大河前横”。

 

    沉郁顿挫的风格,在杜甫作品中,达到了登峰造极。大凡一篇文章做到登峰造极,也就该收场了。但如果还有余兴,也不妨站在这峰顶上,向着下山的路再远远地瞥上一眼,那么就可以看到,由于外患加剧,有宋一代,辛弃疾、陆游、岳飞们的作品多是主战尚武的。再远一点,渐渐地把这尚武精神也销磨殆尽了。最后,在视野尽头的山脚,竖立有一部大书《水浒传》,写的虽是人民战争,却打了“替天行道”的旗号,统治阶级的思想终于成为统治思想。也许宋江们也曾有过一番“沉郁顿挫”的痛苦体验吧?不过与诗歌创作无关了。

 

《语文天地》1989年6月刊

 

(注:此篇本属文学评论,而非杂文,但在那个敏感的年代,被嗅出其中非文学的成分,于是带累发表它的刊物扣压至14个月,今索性归之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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