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处于同一社会经济形态，知识经济时代则是对这一形态的超越。知识经济时代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将成为最重要的阶级。中国能否顺利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关键在于调整自己的知识分子政策。中国知识分子能否在这个历史关头有所作为，关键在于提高自身阶级意识。
一个全球性的知识经济浪潮正向我们滚滚而来，其意义之深远，超过了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的任何一次革命。这是一场社会经济形态领域内的变革。按照西方社会学家的说法，这是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的“第三次浪潮”；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推论，这是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一种全新的社会经济形态。
仅仅从科技发展的角度来研究知识经济是远远不够了，必须把我们的视野提到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高度，才有可能真正认识这场革命的深远意义。
一
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列宁说：“从来也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的理论……当做一种超过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以外的东西。”①
何谓社会经济形态？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说：社会形态就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构成的“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②
马克思根据上述观点，提出了划分社会经济形态的两个具体标准，第一个是“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标准，他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③ 据此他把史前时期“按照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④ 以此类推，资本主义社会可以称作“机器时代”。
第二个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社会关系” 的标准，即人们在生产中的分工合作关系和分配关系。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关系可简化为阶级关系，每一个阶级社会，都包含有不同的阶级，而其中主要是两大对立阶级：在奴隶社会是奴隶主和奴隶，在封建社会是地主和农民，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资产者和无产者。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两大对立阶级的斗争，斗争的结局是原有两大对立阶级同归于尽（或者是退出主要地位），让位于新的一对阶级，从而使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形态。
根据上述两个标准，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总共有五种经济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他提出了两个概念，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一个是“社会主义”。以往我们常常把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其实是有区别的。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形态上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因为第一，它没有在物质生产资料和生产力方面超越“机器时代”，第二，它的主要构成阶级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作为社会经济形态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它虽然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法权，不能做到按需分配，但是第一，它在物质生产资料和生产力方面 已经超越“机器时代”，第二，它在社会关系方面已经超越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进入无阶级社会。当然，有时马克思也会把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但那不是在社会经济形态的意义上，而是在思想和政治的意义上谈论工人阶级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革命和运动（正如我们今天可以在同样的意义上谈论共产主义）。
对此，列宁是清醒的，他在十月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之后，不止一次地指出苏维埃国家并非社会主义。他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工农之间还有差别的社会，既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解释社会主义这个字眼，是可以把这种社会叫做社会主义社会的。但这是一种诡辩，是字眼上的争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争论字眼是没有必要的。”⑤ 两年后，他又在《论粮食税》一文中重申上述意思，说：“看来，也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承认现在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制度。”⑥
把社会主义革命和政权当成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肇自斯大林，他曾在一些场合不加论证地断言：社会主义也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这种粗率的“理论”在五、六十年代影响到中国，成为中国教科书的一种经典说法。出于巩固社会主义革命和政权的需要，我们一直没有认真清理斯大林造成的这一理论混乱，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世界超越了政权更迭的狭隘模式进入到经济形态转换的宏大格局，这时如果还不能还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以本来面貌，我们就会丧失机遇，我们就要犯错误。
二
无论从何种视角看，今天的知识经济都呈现出真正社会主义的形态。首先，从“劳动资料”这一“测量器”和“指示器”来看，知识经济超越了机器时代，知识成了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据世界经合组织1996年的报告说，29个经合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是通过知识经济实现的，而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则达到60-70%。第二，知识经济构成的社会关系，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大对立阶级，而是一种网络的关系，美国未来学家、《大趋势》一书的作者奈斯比特对此论述说：“正在兴起的信息经济同等级制结构很不协调。刻板的等级制结构使信息传递速度放慢，而信息经济非常需要信息传递得更快更灵活”；“信息本身是使人们平等相待的巨大力量”；“电脑本身实际上将粉碎等级制金字塔：由电脑来掌握人员和商业信息的动向，各组织就不再需要等级制了”。当然，在这张巨大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我们仍然看到了资产阶级法权，分配仍然是不公平的，它只是使美国微软公司总裁盖茨这样的人成为世界首富。但是这也正是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所具有的特征。值得庆幸的是，知识作为生产资料，具有与物质生产资料完全不同的性质，知识资源具有无损耗性，用得越多，产生的社会财富、价值就越大，因此，知识不能为少数人占有和垄断，信息共享才能实现其价值。最近出版的《知识经济》（吴季松著）一书用下图表示知识与信息的这一特性：
产品－→商品－→技术－→信息－→知识
↓ ↓ ↓ ↓ ↓
私有－→交换－→转移－→共享－→公有
同时从信息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科学技术、新材料科学技术、环保空间海洋科学技术、软科学技术等方面论证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必然使人类社会趋向公有制。⑦ 这一事实又将深刻影响人的思想，比如盖茨就声称，他将把全部财产捐给社会。
真正的理论困惑，恐怕来自以下事实：知识经济不是首先兴起于在“字眼上”被称作“社会主义”的国家，而是首先兴起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困惑自然是很正常的，然而假如我们真的想要进行一场严肃的学术讨论，就必须面对现实，摈弃“姓社姓资”的政治纠缠，真正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范畴中来。现在甚至一些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都已经能够比较公正地面对知识经济的现实，比如美国的海尔布伦纳就这样说：“如果我们要问：当代什么力量可能在一定时间之后强大到足以动摇资本主义特权和职能堡垒的基础并建立自身的体制和社会结构来取代它们？答案肯定是支配我们时代的那一股力量──科学和科学技术的力量。”⑧ 我们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自然应该具有更加宽阔的胸襟。对此，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已经作出了表率，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世界变化很大很快，特别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任何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不认真对待。”其后他又多次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⑨；“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⑩。紧接着朱镕基总理也代表新一届政府宣布：本届政府的最大任务是科教兴国。在中央精神的鼓舞下，中科院启动了“知识创新工程”，北京提出“首都经济”概念，上海专题讨论“知识经济与上海发展”，其它各省市也纷纷行动，一个全国范围的知识创新体系正在迅速形成。
三
但是，把知识经济仅仅当做一种知识创新体系对待，是很不够的。知识经济不仅仅是一种知识创新，它首先是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创新。站在知识经济的高度，我们不但要对我们的科技发展和经济建设，而且将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都作出全新的评价。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
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不是社会经济形态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运动。这是因为，从阶级关系看，无产阶级专政仍然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的基础上的；从生产力水平看，它也未能超越机器社会。所以列宁说它是“字眼上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说它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任务只能是：在政权上批判资产阶级，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学习资本主义，建设机器工业。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一种共时性关系，它们处在一个经济形态的共同体中，互相斗争，互相依存，共同趋向灭亡。如果说这就是所谓“趋同论”，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是历时性关系，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形态方面超越了资本主义，因而拒绝吸收资本主义的先进成果， 热衷于“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做法，是左倾盲动主义的；那种认为我们的经济基础不如资本主义，却在经济形态方面超越了资本主义，因此要“补资本主义的课”，甚至要求我们放弃社会主义政权，退回到资本主义去的论调，自然是右倾机会主义的。
其实社会主义是退回不到资本主义去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只是一种政权转换关系，而不存在经济形态意义上的前进或倒退关系。社会主义如果发生历史倒退，那将是倒退到封建主义，在中国，就是倒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阵营当然也时刻梦想着颠覆社会主义国家，但那绝不是要把社会主义国家变成资本主义，而是要变成资本主义的附庸，变成它们的“世界市场”和殖民地。所以社会主义国家要把防止封建主义复辟放在第一位。
社会主义要批判封建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处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是一个高于封建主义的历史阶段。以前我们的失误在于过多地批判资本主义，把市场经济、资产阶级法权都列入批判对象，这是自掘根柢。其实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种种腐败落后现象，多是和封建主义有关的，批判封建主义才是第一位的任务。但是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这一任务发生了根本变化，知识经济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那些因素，转而成为知识经济的严重阻力，这时批判资本主义就成了第一位的任务。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学者，也开始认识到批判资本主义的必要性，我们在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等著作中一再看到这一点。而我们国家的难点在于工业化建设起步晚，许多资本主义的东西刚刚当做先进的东西拿过来，立刻又要当做落后的东西来批判，这种接受与批判难免就都变得半生不熟。因此，如何处理好接受与批判资本主义的问题，将成为我国能否顺利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关键问题。
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阶级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两大对立阶级，它们互相对立，互相依存，以前我们设想的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消灭无产阶级都是不可能的，它们只能在斗争中共同走向灭亡。灭亡不等于肉体上的消灭，而是一种转化，转化为一对新的阶级。在以往的社会经济形态转换中，我们已经看到过奴隶与奴隶主转化为地主与农民，地主与农民转化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所以“灭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抱着原有阶级不肯转化，成为反动的阶级。
知识经济社会里，谁是新的阶级？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新的阶级要到新的生产力中去找。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和知识成为“第一生产力”，因此知识分子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第一”阶级。至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也就成了谁能率先转化为知识阶级的竞争。在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转化为知识阶级的进程很快，1957年美国的白领工人（工人知识分子）人数第一次超过蓝领工人，被西方社会学家视为知识经济的开端，其后这一比例不断上升，据说今天美国蓝领工人（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的比例已降至10%，而在知识经济时代，这一比例还将最终降至到3%，基本完成无产阶级向知识阶级的转化。关于资产阶级的转化问题，我们较少看到权威统计，但是据说，西方资产阶级现在已越来越依赖经理阶层，把学习知识的麻烦事情交给他们代理，以免影响自己的享受。如果真是这样，他们将成为一个没落的阶级。
中国无产阶级的转化，在建国之初就提出来了，当时党注重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号召“劳动人民知识化”，可惜这一政策未能继续下去，不久就把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连同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 统统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政策上的失误造成恶劣的后果，直至1994年的一项调查仍表明，占中国职工八成以上的青年工人中，90%为初级工，10%为中级工，达到高级工的人数微乎其微，几乎可以略去不论。这大大影响了我国现代化进程。相比之下，一些西方国家则有较确定的知识分子政策，比如二战期间，别国抢占资源，美国则抢占科技人才。而我国一方面人才大量缺乏，一方面仍有大量人才流向国外。据报载，最近有地方出台一个政策，公派学生学成不归者，家长要负担赔偿。这恐怕不是良策。科技没有国界，尤其是知识经济来临，全球意识增强，知识分子流向最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为人类历史进入新的社会经济形态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恐怕是不能过于责怪的。
关键还要反省我们的知识分子政策。长期来，我国知识分子政策存在重大失误，比如否认知识分子是一个阶级，轻视其作用，认为它只是依附于其它阶级的“毛”，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独立阶级，这本是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常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⑾ 由此可知，知识分子不但是一个阶级，而且是人类社会阶级分化的第一个直接产物。以往我们判断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往往说它为某某某某阶级服务，这是很荒谬的，马克思说过，知识分子出卖他们的知识，和工人阶级出卖他们的劳力是一样性质。
知识分子不但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且可以是具有先进思想的阶级，一旦他们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就能把他们的思想变成具体的行动。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指出：“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工人所必要的某些法律等等的信念。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样，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⑿ 只是由于以往人类社会生产中知识含量相对很低，知识分子未能成为社会的最主要阶级，同时，与知识经济的落后状况相应，知识分子存在着软弱、动摇、空想、清高等等缺点，但这正是每一个阶级（包括工人阶级）在其不成熟阶段所不可避免有的缺点，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分子必将克服这些缺点，最终成为继工人阶级之后的一个最重要阶级。
根据上述分析，我认为在知识经济到来之际，有必要修正我们的知识分子政策。目前我们虽然已经不再把知识分子归入资产阶级，而是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这还是不够的，知识经济中，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代表第一生产力的阶级要成为第一阶级，而工人阶级完全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所给予的优惠政策，努力学习知识，进入知识阶级行列。因此上面这句话应该倒过来说：“工人阶级要成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
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国家意识
上面我们把知识分子称作“阶级”，其实在知识经济到来之际，这已经是不尽正确的了。任何阶级都不能独立存在，尤其是作为社会经济形态的主要阶级，它们总是形成一对一对的关系。然而考察知识经济，我们找不到真正能和知识分子相对立的阶级，或许在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暂时会与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形成对立，但这只是阶级蜕变过程中的短暂现象，而非我们所说的那种共时性阶级对立；或许在进入知识经济社会后，社会成员在拥有知识资源上仍会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不足以构成严重阶级对立。这也许就是我们几代革命者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这也许才是真正社会经济形态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
今天，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阶级”，负有如下使命：第一，它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代表阶级，要实现内部的团结；第二，它作为人类阶级社会的终结者，要有博大的胸怀。从这两个方面看问题，前几年我国开展的“人文精神”讨论，具有深刻的意义。这是知识经济到来之际知识分子的一次自我启蒙运动，这是知识分子阶级意识的一次萌动。但是与我国知识经济低水平相仿，这场讨论也表现出种种不足，其中最大的不足就是没有把人文精神放到知识经济的历史背景上展开，这就使所谓的“人文精神”变得虚无缥缈，提不出现实的纲领，只能满足于“终极理想”之类的老生常谈。难怪这场讨论后来受到来自各方的调侃。其实只要进入知识经济的背景，那么所谓“人文精神”的内涵与纲领应该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弘扬知识分子精神，迎接知识经济到来。
“人文精神”讨论的另一个不足，是没有科技知识分子的参与。“知识就是力量”，这不仅是指知识作为一种思想，更主要的是指知识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失去了知识经济的依托，任何有关知识的思想就都会变得虚无缥缈，而所谓“人文精神”也就成了阿Ｑ精神。正因为缺乏科技知识分子的参与，没有让科技知识分子唱主角，这次讨论把“人文精神”等同了“文人精神”，这样的讨论可以发生在以往任何时代，独独不象是知识经济来临之际所应该有的格局。对此，中央在转发国家科委的一份报告时说得很中肯：“马克思、恩格斯都十分重视和热情支持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并从中吸取知识和力量，改善自己的哲学和逻辑概念。……为了推进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应当大力倡导自然科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密切结合，努力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彼此分割的状况。特别要倡导和帮助社会科学工作者提高自然科学素养。”
最后，还应该提及国家意识。科学没有国界，世界正在成为“地球村”，所以国家意识本质上是和“人文精神”相悖的。但是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环环相扣，循序渐进，不能一蹴而就，“人文精神”不但要有“终极理想”，还应有近期纲领。知识经济时代初期，国家还将继续存在，资本主义可能依仗在知识经济方面的暂时领先地位，继续谋求世界霸权，而我国科技国际竞争力仍然很低，据1996年的统计，甚至出现世界排名连续三年下降的趋势，降至世界第28位，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绝不能放弃国家意识，应该要积极参政议政，帮助国家制定和实现知识创新体系，帮助中国工人阶级实现向知识分子的转变，使中国有能力抗衡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野心，维持世界格局必要的均势，从而使知识经济能够正常发展。为了理论上的严密，我们可以把这种“人文精神”称为“字眼上的”或“不够格的”“人文精神”，然而这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人文精神”。
我们相信，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在迅速到来，这场运动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和运动开始走向社会经济形态的领域，它将在它的旗帜上写下这样的宣言：
——知识经济时代是知识分子的时代；
——无产阶级开始向知识分子转化；
——知识分子将成为第一阶级；
——高举人文主义旗帜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
1993年8月初稿
1998年7月修改
＊我在1993年写作此文初稿时，“知识经济”的提法尚未在我国形成（当时本文题为《社会经济形态与社会主义》），看过那篇稿子的朋友大多从政治角度对我提出忠告。为此我在文章结尾感叹说：“这是一个需要悬搁10年的问题”。现在看来这个估计过于悲观了，知识经济的浪潮终于在1998年正式扣响中国的大门，从而把我修改这篇文章的时间整整提前了5年。 ──1998年7月
【注释】
①《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5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3页。
③《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
④《资本论》第1卷的一个脚注，同上页。
⑤《列宁全集》第29卷第322页。
⑥《列宁选集》第4卷第504页。
⑦分别见《知识经济》第114、225-226页。
⑧《美国资本主义的范围》，纽约，1966年，第115-117页。
⑨在北大百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
⑩对中科院《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报告的批示。
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1页。
⑿《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47页。
《文艺评论》1999年第1期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研究”全文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