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新和《中国写作教育思想论纲》序
写作学界终于有了这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写作和写作教育思想的专著，这是我所乐见的。
中国当代的写作和写作教育理论一直处于幼稚的状态，从科学发展的阶段上分析，恐怕只能划入草创阶段。这是因为，写作学还没有真正属于它自身的基本范畴（话语）体系。几乎所有的范畴都是从相邻学科，例如，文艺学、现代汉语、逻辑学等等中原生借用的。因而就产生一个现象，所有这些范畴都并不包含写作学本身的特殊性，有的只是相邻学科的原本的内涵。这些内涵有些是比较深刻的，有些本身就很零碎，很贫乏，一经搬用就更加支离破碎了，例如关于主题的范畴，就只有简单的、粗糙的、贫乏的规定，而没有内在的丰富的深刻性。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还没有从抽象的直观上升到多种规定性的统一。这种现成观念照搬的现象，极大地妨碍了写作学科对于自身规律的科学的抽象。之所以产生这样幼稚的错误，主要是因为，中国当代写作学者至今仍然缺乏写作学本身特殊的价值取向的自觉。写作学在价值取向上的依附性，主要表现为依附于文学理论。而文学理论长期以来又依附于认识论哲学，文艺学的这种缺乏独立性的倾向至今（包括最新引进的后现代主义文论）没有得到根本的克服。如何从意识形态理论的笼罩下解脱出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一大课题。
写作学比之文艺学更低一级的依附性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至今还没有认识到任何一个学科的建立，最关键的是明确自身独立的价值取向。这就使中国写作学在价值取向上追随相邻学科的倾向更具盲目性。当文学理论，在80年代中期，为了从哲学的演绎中挣脱出来，急病乱投医，到一些横断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学科中去找寻方法时，这本身就是有很大局限的，但是处于幼稚阶段的写作学居然不顾自身的特点，白白当了几年文学理论的跟班，结果是和文学理论一样一无所获。不但白白浪费许多精力，反而造成价值取向上的更不清醒。
所有这一切必要的和不必要的代价，都在提示我们重新思考严格的学科理论究竟应该怎样建构。
本来，一切理论的建立，应该是从这门学科的历史和现实的实践过程中总结起来的。最佳的途径是直接从历史和现实的实践过程中总结出系统的范畴来，这就要进行原创性的科学抽象。但是由于原创性的科学抽象极其艰难，一般地说，只有大师级的学者，如亚里士多德、孔夫子那样的人物才能站在时代智慧的最高点上，作出当时最深刻的概括，一般的人，都只能在前人积累的思想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二度概括。就是进行二度概括也是非常困难的，于是人们不得不从相邻学科，也就是比较发达、先进的学科中吸收某些成果，来带动自己的抽象力度和深度。但是相邻学科，所有的成果，不管是多么先进，也不可能直接提供本学科以外的现成成果，因而借用者必须有一个批判（或者客气一点，用皮亚杰的话来说，同化——assimilation）的过程，经历这个过程有如横越一座山脉一样，是非常艰巨的。然而这种艰巨性，被写作学界忽略了。因而我们付出整整十年的代价，而仍然从这家邻居的园子转到另一家园子中津津有味地挤在一起。尽管在具体问题上，许多同人有着各式各样的不同见解，但是在方法论上，在价值取向上却非常有意思地失落了自己的家园。
对于这种学术上真正的误区的可怕、可悲的程度，并不是所有的把生命献给写作学的同人都有清醒的认识的。这就造成一个现象，真正的学术研究非常稀少，而低水平的教材却出了据说是上千种。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教材在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比较高级的通俗读物，它的任务并不是作学术的突破，而是将已有学术研究的成果进行普及。在没有多少学术研究成果的时候，却出现超量的普及性读物，这种为无米之炊的现象，不是一大怪事吗?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一些同人能够以他们的研究表现出他们对于写作学界这样的状态持清醒的态度，我就不能不说这是十分难能可贵了。
这正是我特别推崇潘新和先生的这本《中国写作教育思想论纲》的一个原因。
当许多学者在相邻学科借用的概念和范畴中作着重复性的、平面滑行的时候，潘先生显然是从这些表面的轰轰烈烈中感到内在的空洞。许多基本的观念和范畴，往往是只有简单的直观，不但没有内涵的深化，而且没有历史的过程。从方法论来说，就是逻辑的方法，离开了历史的方法，就不能不陷于浅薄。因而大量的术语，就不能升华为范畴，充其量只能以某种准范畴的形态出现，这样的术语就不能不以内涵的贫乏为特点。在术语与术语之间，其关系长期处于零乱、不统一、不系统的状态。在现有的几个颠来倒去的观念中不但不可能自我深化，而且不可能摆脱贫困概念的恶性循环。
正是这样的情况不可能使潘先生满意，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写作和写作教育理论的数千年的历史。
在那里有名符其实的宝库。作为这个宝库的基础的是中国历代文章浩如烟海的经典作品和文献。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写作理论从来就是把研究的目标定在写作过程本身之中，不像我们过分重视的西方文学理论，其中过多地充斥了哲学的思辨。从写作学的价值取向来说，中国写作的传统理论，更具有写作学本身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潘先生的选题本身就表现出他的洞见。更何况，他对于从先秦到现代的写作教育的历史资料的重新整理和审视，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在才力不足的人那里，如此浩淼的历史文献中，很可能是会迷失方向的。令人欣慰的是潘先生不但没有迷失，而且在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文献中都进行了原创性的科学抽象，得出了他独特的第一手的结论，诸如庄子的“道法自然”的自然主义，墨家的“论求群言之比”的理性主义，荀子的“正名而期，质请而喻”的唯物主义，王充的“疾虚妄，归实诚”的功用主义，刘勰“征圣、宗经”的古典主义，韩愈的“闳其中而肆其外”的复古主义，乃至曾国藩的“行气为文章第一义”的主体性写作思想，等等。潘先生以个人之力完成了一件本来是要集多人之功才能完成的大任务。
值得我们重视的还不仅是他对于中国古典写作学理论的第一手梳理，而且还在于他站在中国当代写作学的立场上对这么复杂的现象和理论给以命名。虽然这些命名，也就是他归纳出来的观念（有些可以说已经上升到了范畴），使得中国的写作学的术语和范畴一下子增加了一个完整的系列。其中一些概念和范畴还得到相当丰富而又具有深度的分析。有些分析不但对于写作学，而且对于文学理论也有深刻的意义。比如，他对于《文心雕龙》的阐释，对于文学理论界可能就震聋发聩。他以相当雄辩的质和量的分析，阐明了《文心雕龙》就其本来面目来说，是一部写作学理论著作，而不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在我看来，他的这一论述，从根本上动摇了《文心雕龙》基本上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的说法。在这方面，他代表了写作学界多年以来难得一见的自信，一直依附文学理论的写作学居然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对文学理论有声有色地造了一次颇为像样的反。显示了在这个方面某种的学术的平等，甚至是小小的优势。当然，在未来的学术历史上，他的这个说法也许还有待于争鸣，但是，他的这个说法的出现，也许是标志着《文心雕龙》单纯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去研究的历史的终结。不管以后的学术历史如何变幻，潘先生此一课题，对于中国写作教育学，开辟草莱，功不可没。除此之外，他的贡献还在于，对于中国古代和现代的经典理论家的阐释，常常有十分警策之处。尤其是对于梁启超、夏丏尊、朱光潜等先生写作学术思想的研究，更具有现实的实用价值。
写作学在中国当代学术领域中，所处的地位是较为卑微的。虽然，说起来难听，但是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许不能完全归咎于外部的成见，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写作学自身的发育不良。这种不良状态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是很可能成为绝症的。现在特别需要的是，不是一个，而是一批有志者，力避浮躁，甘于寂寞，下死功夫去作看来是冷门的学术性的研究，首先把学术成果积累在最普通、最常见、最基本范畴中，而不是随意地从相邻学科中引进一批了事。也许要经过一代乃至两代人的献身，才有可能改变写作学对于文学理论以及其他学科的低级依附状态。
正是出于这样的忧虑，我才对潘先生的这部也许是不免有草创学科痕迹的学术著作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同时对于潘先生的未来，表示了期待和热望。
1997.2.17
潘新和著，中国写作教育思想论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02月第1版，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