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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丹:新时代的大学语文教学
【时间:2018/5/17 】 【来源:浙闽年会 】 【作者: 郭丹(福建工程学院)】 【已经浏览1017 次】

导  言

《大学语文》作为一门课程的开设,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它为大学生特别是非中文专业的大学生提高人文素养和语文水平,作出了巨大贡献。众多大学的一年级本科生都开设了《大学语文》课程。但是,发展也不尽平衡。近几年,随着学生对课程的选择和对就业的忧虑,其中也包括一些学校的校领导对大学语文教育的偏见,《大学语文》这种非实用性非技能型的课程,多少受到一点冷落。

大学教育,从本质上来说,还是素质教育。健全的人格,高尚的道德,良好的素质,深厚的人文情怀,对学问的敬畏之心,这是大学生在大学应该培养的东西。蔡元培指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们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份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他们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爱因斯坦说过:“只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非常不够的。通过专业知识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不能成为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情感,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美和道德上的鲜明辨别力。”大学应培养“和谐发展的人”,这是人才培养的终极目标。大学不是培养只掌握一些“术”的职业技术养成所。大学生不应该把目标定位在只掌握几种技术或几种实用性知识上,而应该让他们掌握知识,也就是培养其高素质。大学过分强调应用型实用性,过多的追求实用,这是忘记了大学培养人才的根本特点。高素质的人才,具备自我学习、自我充实和创新的能力。

鉴于大学生对知识的认识,我们认为,《大学语文》仍然是大学一年级特别是非中文专业的学生应该开设的一门课程。其所传授的知识,看似“无用”,实乃“大用”。它要培养大学生的人文意识和人文情怀,提高审美情趣和作文技能。

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学语文教育的重要职责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印度、巴比伦、中国)中,中国是唯一有着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并且文字没有间断的国家。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是先人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古籍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和极为厚重的传统文化精神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如何整理、阅读、研究这笔财富,挖掘其中可资借鉴的因素,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并将这份遗产传承下去,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其实,近几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党和政府下发的有关文件都提及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2014年的教师节,习近平到北师大去慰问教师,习近平同志说:古代经典应该成为民族文化的基因。北师大教师参加了全国课标的制作,习近平从展台上拿起一本课标书翻看。听说语文、历史、思想政治三门课标是全国统一,他说: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话的精神,对于传统文化的精髓的理解和把握,应引起我们的重视。而且,各种类型的媒体都掀起了“国学热”。教育领域如何完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早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中已经有明确的表述。关于教育改革,第一条是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第二条就是完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育部2014年3月26日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表明弘扬传统文化已经上升到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已经成为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

1、中华传统文化与人文素质教育

流传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已经构筑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形成共同的文化心理。它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伦理观念、价值判断、精神追求、审美取舍。它是全民族的优秀的文化遗产,影响着全民族的行为规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兴国之本。但是,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经历过起起落落的波折。目前所存在的社会道德的滑坡等等现象,与对传统文化的淡忘有密切关系。国家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非常必要的。

2017年年初,中办、国办联合公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挥重要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主要项目有十五项,包括由广电部等牵头的《中国诗词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中国戏曲大会》,中宣部牵头的《记住乡愁》《礼乐中国》等,还有由中宣部牵头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工程等。

我们且举对传统文化影响最为深刻的儒道两家思想的例子来说。

《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修身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儒家提倡“正心诚意、修齐治平”,把“正心、诚意”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这是强调个人道德修养与治国、平天下的一致性,主张由近及远,由己及人,从个体的品质修养入手,达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的。为实现这个目的,就需要“格物致知”,要从学习入手,要学习知识,研究事理。“正心诚意、修齐治平”的主张与“内圣外王”的人格追求和人生目标一起构成了儒家的人格体系和价值体系。在儒家传统文化体系里,许多学说都落脚于道德问题上,都要以“修己”即个体的道德修养为核心,为落脚点。其实不止儒家,在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哲学流派,只要论及社会、政治问题,无一不是以道德作为衡量的标尺。今天我们要践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道德风尚,只有社会的个体即每个人都注重自身的道德建设并付诸实践,才能够构筑全社会的高尚道德,造就高尚纯洁的道德环境。

近几年掀起的“国学热”,应该在普及“国学”的过程中寻找人文精神的回归;弘扬传统文化,是要弘扬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增强民族凝聚力。中国文化崇尚道德、以民为本、重视社会和谐的价值取向,正是“根”与“魂”之所在。

第一条是“崇尚道德”。《尚书·尧典》开头就讲帝尧“克明俊德”,这相当于《大学》开头就讲的“明明德”,后面接着讲的“以亲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相当于《大学》在“修身”之后讲“齐家、治国、平天下”。春秋时期讲“太上有立德”,也就是把道德作为最高的价值取向。

第二条是“以民为本”。《尚书·皋陶谟》里有“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到了《尚书·周书》强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以民为本,也是先秦儒家和秦以后儒家所一直坚持的。

第三条是“重视社会和谐”,《尚书·尧典》在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之后讲“黎民于变时雍”,古注说“雍者,和也”。社会和谐,这是儒家讲“修、齐、治、平”最终要达到的社会理想状态。

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对以上三条都是传承和弘扬的。孔子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把“仁”提升到道德的最高范畴,“仁”是统率其他道德条目的。“仁者爱人”是儒家文化的“常道”。

今天,大学语文教育的重要任务,是学习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素质。

2、中华传统文化与道德教育人格修养

现在经济发展很快,大学生的大部分在经济上并没有太大问题(当然也还有部分贫困生)。但是,就国家层面来说,经济强大并不是国家强大的全部,如果没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强大,物质文明的发展最终也会受到制约。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大变革时代,我们的物力强大了,但是心力却出现弱化的现象。

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以24个字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儒家提倡的积极用世、经世致用的思想,激励着历代的知识分子献身社会、献身国家。“哀民生之多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位卑未敢忘忧国”,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儒家倡导的忧患意识,居安思危,要求通过对忧患境遇的深刻体验学习而孕育出对国家、对社会、对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的。

再如,老子思想里有鲜明的对立统一观念和辩证法思想。如《道德经》里所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即揭示了一切事物存在对立面和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道理。

又如:“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这些对虚名与生命、生命与财产、获得与丧失、祸与福的辩证关系的名言,今天并没有丧失其积极意义。

又如:“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提倡“慈爱、俭啬”。这样的告诫与主张,对今天出现的物欲横流、诚信缺失、道德滑坡、贪污腐败等弊病,仍然有极好的警戒作用。

再如: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句话是解读自《华严经》的部分经文。

前面所引的《大学》的话,对于大学生的人格教育应该是很有作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修齐治平”是人的发展理念的基本要求。而修身是根本,是为人、做事的根本,修身不成则一事无成。“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格塑造,道德操守的养成,是每一个人应该倾其毕生精力以完成的。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孟子讲的“浩然之气”,都是修身和人格塑造的一种境界。大学生应该先学做人,再学做学问。而塑造健康的人格修养,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读书。

习近平同志说:“我们国家历来讲究读书修身、从政以德。古人讲,‘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读书即是立德’,说的都是这个道理。”还说,“传统文化中,读书、修身、立德,不仅是立身之本,更是从政之基”。“要修炼道德操守,提升从政道德境界,最好的途径就是加强学习,读书修德,并知行合一,付诸实践”。(《之江新语》) 这里所说的,读书修身,就是加强传统文化学习、提高自身修养。

3、审美、思维和能力的培养

北大温儒敏在谈到中学语文教育时说,为什么要倡导文学创造?并不是要学生写得多么好,以后变成一个诗人。而是通过“模仿写诗,来感觉那种语言的超越,语言的变型。语言有时候不能穷尽,情诗就要说出变型的话,这就是诗。让孩子们懂得语言的这个特点,最终是一种情感训练、思维训练,也是对语言的一种感觉。改革还要让孩子们写剧本、改编剧本,写散文,写小小说。”他解释,这是审美的教育。这样教学就对老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指出,现在的很多语文老师基本不读书,也没有时间读书,温儒敏说只能尽量去影响准老师。在北师大,他苦口婆心劝学生们“少看微信多读书”,语文教学要尽量往阅读和写作方向转一转,以此来激活我们的写作教学。温儒敏说的是中学语文教育,而针对于刚从中学升入大学的大一学生来说,同样有启发意义。

再如北大中文系著名教授谢冕指出,“写作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创意才是写作的常态,创意写作就是我们主张的常态。“人云亦云、陈陈相因是非常态,甚至是失态。”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说,“世界上很多事之所以不尽如人意,有一个原因大家很少提起,就是我们审美能力太差,心灵的感受能力太差;我们的眼睛耳朵和心都过于粗糙。”他对人才的判断有两点:一是你能不能判断好作品?第二是你能不能写一手好文章?这两个能力是现在的青年最缺乏的,他们学了记了背了很多知识,但拿一部作品来让他们判断这是好还是不好,高还是低,孩子会说,我说不明白。

所以,大学语文教育,不但是道德教育、人格修养,同时也是审美、思维能力、写作能力的教育与培养。

二、读经典——《大学语文》教材的重点

1、建议教材应该多选经典著作

《大学语文》课程要开设,首先是教材。《大学语文》的教材,自二十多年前徐中玉先生主持其事后,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各地各大学根据自身的需要,也编出了多种的《大学语文》教材,形成了多元化的局面。近几年,特别是去年《国家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公布后,对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要求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大学语文课程在观念和方法上也必然提出了改革的要求。

最重要的是教材的编写。教材应该多选经典著作,这是无疑义的。所谓经典,当然不限于中国古代经典,它应指古今中外的经典。但是,就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今天我想着重指出的是中国古代经典。应该寻找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经典著作。

且看一个简单的统计。

⑴ 徐中玉主编《大学语文》第四版(2012年版)(高教)古代经典共33篇,占54%;

⑵ 丁帆等主编《新编大学语文》2011年版(外教社)古代经典共33篇,占39.75%;

⑶ 曹顺庆主编《大学语文》2010年版(高教),古代经典21节,占43.75%;(此本非以单篇文章为一节,一节中有常识介绍)(曹顺庆的序言认为中国多少年没有出大师,就是与国学的修养缺乏有关,“大学语文教材应加强中国文化典籍的学习”。)

⑷ 陈洪主编《大学语文》第二版(高教)(2012),古代经典共31篇占47.7%;(此书获第六届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⑸ 蒋述桌、邓乔彬《大学语文》2010年版(高教),126篇课文中仅1篇是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其余全是古代诗文。

我曾主编过一本《大学语文》教材,全书分为八个主题,分别是:经典传承、奋斗励志、爱国爱乡、修养、审美、情爱、风景、作文,并分别用一个关键词来统摄每一章。

前面说的中宣部牵头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工程,即选了传统文化中的经典100部进行编写,目的在于宣传传统文化中的经典。

     从以上几种教材看,中国古代经典所占比例还不是很多。应该加大中国古代经典的比例。

中华传统文化蕴藏于流传几千年的经典之中,“经史子集”就是传统文化的载体。要把古代经典转变为民族文化的基因,就应该认真学习古代经典,准确领会和掌握古代经典中所蕴含的精义,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它们转化为文化知识,积淀为全民族的文化基因。2014年五四期间,习近平在北大考察时与著名学者汤一介先生促膝长谈,了解《儒藏》的编撰情况,这是关心传承古代经典的基础建设。习近平参观考察孔府和孔子研究院时,看到《孔子家语通解》和《论语诠解》这两本书时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这是身体力行地认真学习古代经典著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学习古代经典,应把握精髓,在学习的过程中寻找人文精神的回归,弘扬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增强民族凝聚力,而不是仅仅穿上汉服,戴着方巾,吟诵几篇古文就可以毕其功。现在,多种古籍整理的大工程都在进行中,学习国学和传统文化的热潮仍方兴未艾。学习古代经典,把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转变为人们的文化基因,嵌进脑子里,并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任重而道远。

有学者指出,受大众文化影响,近些年的阅读,出现了去经典的倾向。第一,快乐到死,追求阅读的快感。如马尔库塞所言:“快乐主义是理性哲学的对立面。”这是一种排斥理性、放纵感性的阅读。而经典恰恰是在感性之中融入了深刻理性的杰作,因此阅读经典常常会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觉得很沉重。习惯了轻松快乐阅读的人当然不喜欢这种沉重的阅读,所以大众惯常的阅读现在多是碎片化、快餐化、浅易化、感官化的阅读。第二,盲目从众,缺乏自己的判断。阅读真正的属性在于自由,自由选择,自由裁断。但是大众文化的流行恰恰挤压了读者自由的空间,读者无条件地投降了,交出了他们的自由选择权、自由裁断权,听凭大众文化的指挥摆布。阅读越来越没有自主性,再加上碎片化、快餐化、浅易化、感官化的阅读,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久而久之,读者的判断力、理解力下降,想象力贫乏,读者逐渐失去了接受经典的能力。在这样一种阅读趋势下,结果就是经典必然受到冷落。事实证明就是如此,在读者那里,经典似乎变成了啃不动的馒头,已经没有魅力。2013年6月24日,广西师范大学发布一个调查报告“最读不下去的十本书”,一下子成为新闻事件。这十本书中,《红楼梦》“荣登”榜首,《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名著皆榜上有名。欧美的经典《百年孤独》《追忆似水流年》《尤利西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瓦尔登湖》《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被判了无期徒刑。据说这是对三千人调查的结果。(詹福瑞《经典的魅力》《光明日报》( 2016年10月27日 11版))

2、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类别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主要包括三大类:思想文化类;历史类;文学艺术类。

思想文化类经典:儒家十三经,诸子类著作。继承传统,继承中华文化价值观。习近平主席2014年世界儒学大会上系统全面地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十五个方面的特点,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大同世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为政以德、政者正也”“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仁者爱人、以德立人”“以诚待人、讲信修睦”“清廉从政、勤勉奉公”“俭约自守、力戒奢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这些,都包含在思想文化类的经典中。

历史类经典:左传,国语、国策,前四史,资治通鉴等。了解历史,认识历史,以史为鉴。现在大学生都不学中国通史(除历史系之外),连中文系的学生也不开中国通史。我们的古代文学的研究生也不开中国通史。那么,大学生的中国通史的知识,就停留在中学阶段。这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对于大学生来说,读史是非常必要的补课。

文学艺术类经典:诗经,楚辞,汉乐府,昭明文选,唐诗,宋词,元明戏曲,明清小说。陶冶情操,提高审美能力。赖大仁:“文学经典里凝聚着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二是文学经典里积淀着丰富的人文精神与人生智慧;三是文学经典体现着民族的审美理想与艺术独创性。”近期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等节目,对于大众陶冶情操、提高审美能力有很大帮助。

能称为“中国文化价值观”的那些理论,大都在经典里面,“儒家经典是中华民族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中国人是有信仰的,他们最关心和重视的不是对彼岸的、鬼神的信仰,而是此岸的、现实社会人的生活的意义。我为什么活着?怎样做才会使人生有意义?什么叫经学?意义的信仰。第一是“意义”,第二是“信仰”。经学有什么意义?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十几亿人所有的“意义”。这个意义不是一般的“意义”,它是最崇高的精神原动力。

习近平同志历次讲话中都会引用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中的话,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满招损,谦受益”(《尚书·大禹谟》),“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荀子·大略》),“位卑未敢忘忧国”(陆游《病起抒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中庸》十九章),“治大国如烹小鲜”(老子《道德经》第十六章),“不畏浮云遮望眼。”(王安石《登飞来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诗经·大雅·荡》)等等。

家训类也可以入选《大学语文》教材,特别是要体现地方特色时,更可以考虑选入。诸葛亮《诫子书》,朱熹家训,林则徐“十无益”家训等。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加强党性修养的同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还强调“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培养好思想、好品行、好习惯”。所以,良好的家风建设,优秀家训的传承,是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如:

诸葛亮的《诫子书》:“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朱熹家训》:君子所贵者,仁也。有德者,年虽下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我,我必远之。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矜己之长。随遇而安。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人有恶,则掩之;人有善,则扬之。……此乃日用常行之道,若衣服至于口腹,不可一日无也,可不慎哉!(部分)

三、品读经典、吟诵经典、抄写经典——教学方法的还原

《大学语文》若大量地增加了中华古代经典,其教学法应该有所改变。可以改变过去专门分析作品内容艺术特色等旧法,改为以读经典,吟诵、背诵经典,抄写经典等方法教学。

1、品读经典

    曹文轩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演讲,演讲后主持人问他:你的童话作品是怎么写出来的?作为世界儿童文学最高奖的获得者,曹文轩回答:因为我有15年的哲学阅读史,“当这些哲学文献沉入我的灵魂里血液里,文学创作的时候,自然就流淌出来了”。曹文轩指出,中国作家输给世界上其他一些作家,就输在读书上。他连续发问:“你不阅读如何发现经验?你不阅读哪有生活的艳丽?你不阅读哪来的申辩能力,你不阅读哪来的想象能力?”所以曹文轩总是送青少年一句话:阅读和写作的关系,就是弓和箭的关系。然后还要强调,“你们把这句话记下来,用一辈子记住,写作是一支箭,阅读是把弓”。

按照一般的教法,我们总是对作品进行讲解分析,包括字词句,内容等。但是,古人却没有这样进行教学。古人的常法,是读,“读”书。品读经典,首要是“读”。古人说:读书千遍,其义自现。自古以来读书有得的名家、学者,都强调琅琅有声地读书,桐城派姚鼐《与陈硕士书》中说:“学古文,必要放声急读,又缓读,久之自得。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1934年,夏丏尊和叶圣陶合作写得《文心》一书,从语文教育的角度谈到“读”的重要性:“读,原是很重要的。从前的人读书,大多不习文法,不重解释,只知在读上用死功夫。他们朝夕诵读,读到后来,文字也自然通顺了,文义也自然了解了。”语言学家徐世荣说:“严格地说,书面上写的语言是不完全的语言。语气、语调、语势、语感,抑扬顿挫、轻重缓急,书面上受到局限,全都表达不出来。”所以,综合上述名家所论来说,读书,你仅是“默看”,就算看懂了,理解了,也不能化入你自己的血脉中。只有通过放声急读和低声缓读等读法,反复来回,特别是从声调上去揣摩体会,才可能彻底消化和熟悉经典,最终使经典的话如从己出。苏轼说“腹有诗书气自华”,也是这个道理。

朱熹讲“余常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口到,就是要读,要高声读(朱熹说“须读得字字响亮”),钱穆专门写了《朱子读书法》一文,说:“所谓‘大巧若拙’,最呆最笨的,却是最聪明最易见效的。有志读书,千万莫忽略了此义。”

品读经典,应该提倡背诵。读书背诵,是最笨的方法,却是最有效的方法。

中央电视台“中国诗词大会”,有的学生背诵了上千首诗词,了不起。(《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谜语大会》都是弘扬传统文化工程的项目)据报道,举办《中国诗词大会》,全国共有5万多名诗词爱好者报名参加,选手从农妇到教授都有,更不乏各种学霸小明星们闪耀舞台。当今时代,会作古体诗词的人已是凤毛麟角,用网络流行语篡改恶搞古诗词的却屡见不鲜。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现行的教育制度也没给古诗词留下多少空间,默写古诗词在高考中只占6分比例。

“中国诗词大会”从古人的智慧和情怀中汲取营养,涵养心灵,有观众称赞是“激活了中华文明的生命力”。那个优秀选手陈更,是北大做机器人的博士生,不是学文学的,但是她对古代诗词的娴熟,除了个人爱好之外,我想和大学语文的教育是有密切关系的。

考试可以考默写,(八十年代有个大学硕士生入学考试,其中一张试卷没有题目,就是要求考生将能够背诵的唐诗默写出来,量最多又准确者最高分。好像是马茂元先生出的题。)默写是要以背诵为前提的。

1、吟诵经典

可以教学生吟诵。古人都会吟诵,今人不会,只有台湾的学生会吟诵。但近几年首都师大赵敏例老师与叶嘉莹先生合作,获得《中华吟诵的抢救、整理与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在提倡古代诗文吟诵,很好。笔者曾录制过石声淮先生(钱锺书妹夫)的古代诗词吟诵录音,吟诵《诗经》《楚辞》,其为湖南娄底人,可谓是用楚声读楚辞。

目前流行的一些古代诗词歌曲,其实是吟诵声乐的变体。如邓丽君唱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但愿人长久》,徐小凤唱的《别亦难》(分别演绎了李煜《虞美人》、苏轼《水调歌头》、李商隐《无题》)。其他还有很多古典诗词歌曲,都可以传唱。

3、抄写经典。

李光地《谕儿》:“凡书,目过口过,总不如手过。盖手动则心必随之。虽览诵二十遍,不如钞撮一次之功多也。况必要提其要,则阅事不容不详;必钩其玄,则思理不容不精。若此中更能考究同异,剖断是非,而自纪所疑,附以辩论,则浚心愈深。着心愈牢矣。”

宋人陈鹄《耆旧续闻》记载,苏轼曾先后三次抄读长达120卷、共80万字的《汉书》。他不是完整地照抄原书,而是以原书每“一段事”为一个记诵单位,每个单位摘取若干字抄在一起,用作提醒,以帮助温习。据说第一次是每个记诵单位抄三个字。等第二次完整读此书时,原来的摘抄便弃置不用,这次每个单位仅摘两个字,用此法,全书又背完一遍。第三次则一个单位只摘抄一个字,凭这些提醒字,又再背诵一遍。所以,其抄写只是辅助手段,背诵是主要目的。

抄书可以抄出大学问,如袁枢。袁枢(1131~1205),南宋史学家,字机仲,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人。与朱熹、吕祖谦、杨万里为同时代人。袁枢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重要史实,以事件为中心,按照《通鉴》原来的年次,分类编辑,抄上原文,共编集了239个事目。但袁枢自己没有一句话。由此袁枢开创了以“事”为纲的本末体史书体例(纪事本末体,即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体例)。朱熹诗《寄机仲》说:“却怜广文官舌冷,只与文字相周旋。”说的就是此事。

    所以,大学语文教学,可以鼓励学生抄书。

    《大学语文》本来是为提高学生文化素质、审美水平而设置的,它不同于专业课。所以在教学法和考试方法上应该可以灵活多样,不要固守一法。

现在大学生多是手机阅读,那是一种快餐式、碎片化的浅阅读,希望我们的大学语文教学能够把大学生引导到有效的有益的阅读上来,尽管这很难,但应该努力。

《大学语文》在引导大学生读书方面,应该起到重要的作用

 

(说明:本文是在高教中心的讲座稿,参考了许多文献材料,恕不一一列出)

作者:郭丹,福建工程学院特聘教授,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地方文献整理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福建师大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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