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各位同行，各位网友：大家好！
这次年会我提交了题为“建设浙江流派的大学语文”的论文，全文已经印发，我不再一一复述，这里只是要强调一点，就是我只是提出问题，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
关于“浙江流派的大学语文”，历史的依据，我还只是做了一点点研究，民国时期浙江的大学国文教育到底是怎么样的，还要做大量的史料性质的研究。即使把历史资料都收集齐全了，还有一个评价问题，譬如老浙大的大学国文教育，据我知道是偏于文言文的，和民国教育部的部定教材《大学国文选》比较接近，相比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材便显得保守——但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今天的立场看，坚守传统文化，这又是好的——究竟哪些是要发扬光大的，哪些是要引以为鉴的，这都需要我们好好研究。
还要研究重开大学语文的40年，浙江是个什么情况？据教育部2017年公布的名单，浙江省有107所高校，而我稍稍有点了解的学校，除了我们杭师大自己，只有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浙江农林大学、浙江科技学院、温州商学院、宁波大红鹰学院，以及越秀外国语学院等，算起来不过十几所高校，所以我提出的“建设浙江流派的大学语文”，还只是一个倡议，真正的研究恐怕要在座的大家一起来做，我觉得这尤其是适合我们学会研究的课题。
除了了解我们省大学语文课的历史以及今天开设的情况，建设浙江流派的大学语文还有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研究浙江省的地方文化资源，这也就是今天会议的第二个议题：“浙江、福建地方文化与大学语文教学”。
这方面据我所知，福建省是搞得比较好的，我手里就有朱晓慧会长主编的《福建历史文化名人丛书·林纾》以及她任副主编的《林纾读本》两本书，去年在西安的全国大学语文论坛上也听她介绍过她们搞的“传统乡土文学教育与大学语文的变奏式发展”。我还注意到他们利用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台湾联合培养“汉语言文学、大学语文”师资。
所以我们浙江的老师要借这次两省联合年会，好好向他们学习。我们浙江省的地方文化也是很丰富的，就说绍兴，古有陆游等文人，近有鲁迅等文豪，今天开幕式上越秀的领导如数家珍地介绍了不少，都值得我们好好研究，使之成为大学语文教学的重要资源。
流派是一个学科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它要求其研究高于该学科的平均研究水平，除了研究自己特色，还要研究该学科的重大核心课题。我觉得这就是大学语文的学科定位问题。
目前大学语文学科研究的平均水平还是比较低的，从1904年“癸卯学制”算起，大学语文已经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我最近出版的《现代大学国文教育》一书对此有介绍），但是在这一百年内，大学语文居然没有一本专著，这是任何其他学科也没有的怪现象，直至第103年，即2007年，才有了第一本专著，其后以一年一种的缓慢速度增加，至今也只有十几种，而任何学科得以确立所必须的教育学、教育史、课程论，至今阙如（注：2016年已有一种《大学语文教育学》问世，但并没有真正建立在大学语文研究基础上，全书197条脚注中，只有16条是大学语文的，这也说明我们的学科理论建设还处于很初级的阶段）。
同样奇怪的现象，则是大学语文一百多年没有一个研究所（网上看到，山东大学有一个“大学语文研究所”，但除了几个老师的名字，没有任何信息，说明这是类似抢注域名的性质，所以我不给他们算）。正是看到了这样的现状，2007年我选择了提前内退，专心做大学语文研究，2013年，我到宁波大红鹰学院建立大学语文研究所，目标就是要寻求科研团队，完成《大学语文教育学》、《大学语文教育史》、《大学语文课程论》的研究撰写，当时《光明日报》和国家社科规划办网站都以“全国首个大学语文研究所成立”为题做了报道。
但是其后遇到困难，研究所要靠课题经费维持运作，民办高校课题指标非常有限，那一年申报国家课题，省里只给了3个报名指标，其中两个还是宁波地方文化研究的，只有一个是教学的，而校内需要课题以便申报职称的老师一大堆，我们研究所就没法去争，就办不下去了（大红鹰学院至今没有申报成一个国家课题，听说越秀外国语学院去年申报成功九个国家课题，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操作的？）
今天我在这里说这个事情，其实也是想借这个会议呼吁一下：希望我们浙江、福建两省，有实力的学校，有担当的学校，有志于名垂大学语文教育史的学校，能抓住机遇，挺身而出，来承担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我也非常希望能加入这样的团队。
由于大学语文缺少学科理论建设基础性的研究，缺少研究所这样的实体，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一门百学科，至今没有解决学科定位问题，有的说应该是“人文教育”，有的说应该是“文学教育”，有的说是素质教育，有的说是通识教育，众说纷纭，没有定论。
最近教育部教育部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简称“国标”），我粗略看了一下，在92个专业大类中，经济学、金融学、经济与贸易、政治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大气科学（应用气象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旅游管理的学科大类，都规定了必须开设大学语文课。但是还有绝大多数专业大类没有规定，而是在本来应该规定开设大学语文的位置，一概都变成“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学”课。“人文社会学科”是大学语文的上位学科，“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是否是因为我们自己不恰当的定位，导致教育部学科指导委员会做出这样含糊的规定？不得而知。
在《国标》带来的新的机遇的同时，我预感也可能会产生新的危机。学科定位是类似“中国芯”的问题，我们要赶快启动“危机公关”，尽快解决好这个问题。这是我们这个“学术年会”的重大课题，也是全体大学语文同仁要共同研究的问题。
以上我提出了一些问题，希望在接下去的会议交流、讨论中，能够听到建设性的意见。谢谢大家。
附：《建设浙江流派的大学语文》第五部分摘要
以上内容基本都是客观介绍、述而不作，现在这一节才真正是“卒章显其志”。本文的主题就是要探讨如何构建浙江流派的大学语文。
流派是一个学科兴旺发达的标志，长期来，各地大学语文往往缺少鲜明的特征，譬如重开大学语文以来出现的一千多种教材，就被人批评说大多数都是大同小异、低水平重复。近些年同行们已经开始注意这个问题，最先是湖北省大学语文研究会，他们提出“建设湖北特色的大学语文”口号，认为大学语文不应该只是一门课，要建设“大学语文课程群”。其后是安徽的同行，安徽桐城派与大学语文颇有渊源，中国现代语文学科创建伊始，就是桐城派的天下，形成“大师讲大学国文”的风景，桐城派经典文本《古文辞类纂》还一直是大学国文的重要教材。在安徽省大学语文会议上，笔者也和他们还探讨过重振安徽流派大学语文的可能。最近在西安召开的大学语文“四省论坛”上，陕西的同行又提出建设“关中学派”的大学语文，西北大学还从校图书馆找出一本1938年前后的“国立西北大学国文选”教材，正在做进一步的研究。
我们浙江省在大学语文史上也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中国最早的大学，京师大学堂，严复任校长时，曾起用一批桐城派文人把持文科教席，但是后任校长何燏、胡仁源，都是浙江人，他们起用章门弟子取代桐城派，章太炎是浙江人，他的弟子也多是浙江人，有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朱希祖、马裕藻、沈兼士、黄侃、刘师培、刘文典等，沈尹默本来不是章门弟子，因为是浙江人，也加入这一派。这些人进入北大，形成北大文科的新兴力量，也成为大学国文的主要任课教师，在北大校史上有一份1918年的课程表，其中预科国文部分：
北京大学1918年课程表（局部）
预科国文是大学国文的前身，后来取消预科，预科国文遂演变成大学国文，再后来重开大学语文课，大学国文乃演变成大学语文。在这份课程表上，沈尹默、马裕藻、沈兼士都可算章门学派，刘半农虽不入章门学派，但他和章门弟子往来密切，互称同志，当年他与钱玄同合演双簧，是轰动一时的事，他的《应用文之教授》，是中国最早的一篇大学语文实验报告，就是和沈尹默合作的成果，关于这个结论，可参笔者和浙江工商大学冯文丽合写的《最早的大学语文实验报告》一文。后来，在抗战时期（1942年），民国教育部组织专家研究全国各高校大学国文教材，制订统一标准，就以浙江大学为代表之一，认为浙大教材坚持较高的标准，不迁就学生的程度，值得参考（见笔者《现代大学国文教育》一书中魏建功《大学一年级国文的问题》一篇）。由此可见，我们提出建设浙江流派的大学语文，是有历史依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