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为笔者正在撰写的《大学语文课程论》第一章“百年大学语文概述”之一节。）

　　【提  要】 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政府即派出语文工作者赴台成立“国语推行委员会”，大学国文教育也随之展开。本文选取台湾省大学国文教育的一些典型资料，对台湾省大学国文70年来的发展作一简单描述。
　　【关键词】 台湾；大学国文；大法官释宪；通识教育

　　台湾省的大学国文，要从1946年算起。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由于遭受日本50年统治，很多人已不会说中国话，推广国语成为当务之急。中国政府于1946年4月2日成立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魏建功任主任委员，后又出任台湾大学教授，发表《国立台湾大学一年级国语课程旨趣》一文，[②] 文章列出国语教材编写的详细方案，并指出“国语”与“国文”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这是台湾省大学国文教育最早的资料。

　　台湾大学的国文教材也随即编写，国文系主任许寿裳会同教师选编了《大学国语文选》和《大学国文选》两种教材，前者于1947年12月由台湾大学教务处出版组出版，后者似乎没有出版，但在许寿裳的遗稿中可以得知其篇目为：一、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蔡元培）；二、四十年前之小故事（吴敬恒）；三、知难行易（孙中山）；四、文学革命论（陈独秀）；五、为学与做人（梁启超）；六、论文章作用（梁启超）；七、新民说（梁启超）；八、呐喊自序（鲁迅）；九、狂人日记（鲁迅）；十、与黎锦熙罗常培书（钱玄同）；十一、读书（胡适）；十二、文学的国语 国语的文学（胡适）。[③] 都是白话文，比较大陆高校此前被迫遵行的“部定”大学国文教材更具现代精神。[④]

　　1949年傅斯年赴台任台湾大学校长，他非常重视大一国文教育，认为要最有经验最热心的教师教大一国文，选聘了台静农、屈万里、毛子水等知名教授连续多年担任大一年级国文课教师。又召集大一国文教师编写教材，明订大一国文之目的为：(一)使大一学生因能读古书，可以接受中国文化；(二)训练写作能力。并且选定《孟子》《史记》两书为课本，另选宋以前诗为补充教材，并选印《白话文示范》为课外读物。[⑤]

　　这时期的大一国文课，还培养了一批文学人才，如日后的成名作家陈若曦、白先勇、王文兴等，当年都是台大外文系学生，他们的小说，原先不过是课堂习作，经大一国文教师叶庆炳推荐给夏济安，精心删修之后，才逐一于《文学杂志》发表。[⑥] 当年的台大学生李欧梵回忆说：

　　进了台大校门，眼界突然大开，大一国文课——由叶庆炳先生教授——就边读古书（《左传》之类）边作作文，班上的佼佼者就是白先勇和陈秀美（后来以笔名陈若曦闻名世界），记得叶老师还把陈秀美的作文当堂宣读！白先勇的更不必提，印象中他早已思想成熟，文笔洗练不在话下。至于我呢？自己也记不清了，但是多年后反而记得叶先生点名时说我的名字是“欧洲的和尚”——不伦不类，然而这个“欧”字似乎注定了我今后的命运。后来我又自名Leo，故意和托尔斯泰和俄国文学拉上关系，真的“欧化”起来。[⑦]

　　台湾师范大学也是重视大一国文课的，据该校毕业的文晓村回忆：

　　《国文》，是《大学国文选》的标准课本，从《诗经》的《七月》，《礼记》的《学记》，《左传》的《晋秦殽之战》，《管子》的《牧民》，《庄子》的《秋水》，韩非子《定法》，屈原《哀郢》，到司马迁《史记》的《孟荀列传》，班固《汉书》的《艺文志诸子略序》，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并序》，韩愈《原道》、《进学解》等。上课一词不苟的沈秋雄老师，一学年讲了二十课……在老师命题《怀人》的古体诗习作中，我写过下面的诗句：“独坐斗室里，若闻弄琴音；推窗张目望，寂寂满园茵。唯见一翠鸟，飞进相思林。”老师的评语是：“结联含意不尽”。[⑧]

　　此一时期，先后在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任教的叶嘉莹，以及东海大学的徐复观、成功大学的苏雪林等，都有教授大一国文的经历。大学重视国文教学，还直接影响到台湾的联考（相当于大陆的高考），1956年，台湾联考的国文题目是“论国文之重要”。[⑨]

　　1957年，台湾省“教育部”出版《第三次中国教育年鉴》，再次颁布大学共同必修科目表，规定大一国文为共同必修课，二三四年级应分别设置与上一年级国文程度相衔接之课程，鼓励学生选读。授课时间每周均为三小时，各以一学分计，未修毕规定年限者，不给予学分。一年级新生于入学后举行试验，分组教学，成绩过差者，设班补习，考试及格后，方可修习一年级国文。[⑩] 延续了1949年前的民国大一国文制度。[11] 但这一体制于1995年被台湾“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宣告“违宪”，[12] 自此大学国文课是否必修成为各大学自行决定的事情，有些学校仍然必修，也有的学校停修，更多学校则将其纳入通识教育课，台湾高校的大学国文课陷入混乱，据2002年一份受台湾省“教育部”委托的大一国文教材规划书说：

　　由于大法官的一项释宪文，判定由教育部颁定的部订必修课程违宪，于是国内各大学乃展开了重订各校必修课程的修订工作，在此同时，大一国文这门课乃面临了存亡绝续的关头。……当时大学的校园中，普遍弥漫着贬抑甚至废除此一课程的呼声，而面对此一压力，凡捍卫此一课程者，似乎都无法提出一套有力的说服策略，……综观各校的解决方案，大多是采取将此一课程融入通识课程的方式处理，而也因此，大一国文遂进入了混乱的战国时代，绝大多数的学校取消了统一教材，科目名称也变成五花八门，大体的方式乃是由原任此一科目的教师，依据自己的专长，在国学中任择一主题开课，同学选修此一科目时，原则上亦是放任的。这一方式美其名曰通识，其实是既伤了通识的精神，也毁了此一科目的设置目的，它实质上只成了解决员额问题的妥协方案而已。[13]

　　同时，中小学国文教材的“去中国化”也使大学生源国文水平越来越低，2004年11月，台湾方面发起了一场“文言保卫战”。报载，11月30日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王开府发起连署行动，截至12月7日，共有台湾师大、政大、高师大、文化、世新等24所大学的237名中文系教师和学者，联名反对当局教育部门降低新高中国文课程纲要的国文课程文言文比例。[14]

　　大学国文究竟应该是怎么样的一门课？究竟是否有必修的必要？这个问题成为台湾同行苦苦思考的问题。2007年4月27日，在台湾省“教育部”的指导下，台湾各大学教学与研究单位相关教师与研究人员在联合大学举办“第一届大学本国语文（大一国文）课程定位、定性学术研讨会”，会议包括两场主题演说，十二篇论文发表及评论。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王金凌说：“尽管大学国文在知识地图上的位置很重要，却重要得像空气一样。人时时刻刻都在呼吸，就不感觉到空气的存在。只有在快没空气时，才会感觉到不能没有空气，不能没有大学国文。”他认为大学国文包括五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言语沟通，第二个层次是日常语文，第三个层次是知识语文，第四个层次是文雅语文，第五个层次是人文语文。大学国文应该属第四层次──文雅语文。台北大学袁光仪提交的论文《大一国文教材教法初论——对文言文教学之思考》则质疑通识教育是否能够取代大学国文：

　　大一国文之为共同必修科行之有年，身为中文学界的一分子，自能明了大一国文列为共同必修之重要性与必要性何在，似亦无庸赘述；然而很显然地，中文学界以外之其它各系乃至社会各界普遍无此认知，也才有今日此一研讨会之召开。然由此益证明“大一国文”之重要性：就已分科分流之大学教育而言，自由选修之通识学分并不可期，共同必修的“大一国文”，已是引领外系学生体认国文教育之重要性之最后机会。若能把握这一课程之目标，则能栽培出富有文化素养与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若无法令学生体认这一课程之重要性，并真正有所收获，则自然招致“为何列为共同必修”之质疑。[15]

　　台湾同行的这些思考，也正是大陆同行所思考的问题。正因有此共同的思考，自从大陆高校重开大学语文课以来，两岸同行交流日益密切，2004年，“海峡两岸中国语文教育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港澳台地区专家学者有29人参加，会议论文结集成《经济全球化与高校中国语文教育的回应》一书，书中收入台湾清云科技大学姚振黎的《知识经济时代之国文教学探究》、台湾清华大学徐统的《一傅众咻与一咻众傅——语文的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席涵静的《中国语文教学中“成语”教学的探讨——以诗词曲中之“断肠”一语为例》、台湾淡江大学叶绍国等人的《台湾淡江大学核心课程“中国语义能力表达”课的教学规划与学习效果评量》等四篇论文。[16] 2006年，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召开第十一届年会（南京），台湾清云科技大学姚振黎参会，提交《台湾语文教育改革的理念与因应之道》和《大学国文课程统整教学之理念与实践》两篇论文。[17] 2013年，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召开《大学语文课程教学与教材学术研讨会》，台湾“中央大学”李淑萍教授参加会议，发表“台湾高校国文教学现状”讲演。[18] 2016年，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召开第十六届年会（天津南开），台北大学马宝莲教授发表《台湾“大学语文教育”的过去、现况与未来》的讲演。[19]

　　台湾省大学国文课更多的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据笔者已经掌握的资料及初步的观察，和大陆高校的大学语文相比，台湾省大学国文似有如下两大特点：第一，他们生存环境更加艰难，不但被大法官判决其作为“部定”公共必修课为“违宪”，而且更面临台独势力“去中国化”的压力。第二，他们的教学活动更加灵活，更加生动，诸如“走回周秦时空”“学生粘上黑板”“大学国文魔法书”“情人节征文”等等，围绕这些创意搞了不少“卓越计划”，这非常值得我们大陆的同行借鉴学习，但也要注意掌握度，如果搞得过度也可能会偏离开设大学国文课程的初衷。

2017年12月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