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我以为可分作两类，一类是书面语，一类是口语。前者是经历多少代文化人的锻炼、扬弃，具有了精良的品质。它文雅、精致、端方。它可简练地状物状人，且又传神。它能够矜持地与所叙述的事实保持着距离，却不失风趣；使那对象毫厘毕露，又不失敦厚，体现了尊贵的大家教养。我想，“五四”时期，从文言文的教育中走出来，操白话文写作的小说家，都保有这样的语言气质。如大师鲁迅，阿Q的愚鲁，是在智而雅的叙述中呈现；孔乙己的酸腐，是在清洁的文体中散发；吕纬甫的颓丧，是在激励的文字中显身；子君和涓生的被吞噬的爱情，是被期望的语调击中要害。再如萧红，她用娟丽的笔调写下呼兰河的泥泞、邋遢，真是出污泥而不染。沈从文笔下的山水人事均是柔美的，而他又站到了批判的立场，保持着对人性严厉的要求。这种语言的贵族精神，贯穿了“五四”小说对人世的观照，它言爱，可决不同流合污。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是散布在乡村里巷的用语。民间生活是与人的生计紧密联系的，包含着人生基本需要，所以它又约定俗成着道德观念，由此生发出简朴直接的审美理想。民间生活又是相对自由的，有着活跃泼辣的风气，这就给语言注入了变化和增长的因素。它特别灵变生动，如会附体的精灵，钻入叙述的对象体内，合二而—、上演着一人千面的戏剧。而它一旦进去，对象就奇妙地改了声腔气韵，既不是原先的他，却也不是饰演者，而是一个新的对象。比如赵树理笔下的三仙姑、二诸葛，在他们庸俗的身体上，凸现出一种变形的天真趣味；李有才这个板话艺人，则有着乡间智士的气质。中国大陆新时期文学中，所涌现的一批乡土文学，我以为是摆脱文学意识形态化之后，民间语言的一次复兴。语言从枯燥的教条中解脱出来，焕发出勃勃的生机。比如古华的《芙蓉镇》，语言真是古怪的灵异，又是一个乡间的多面手的艺人，变声变色，活灵活现。那米豆腐店的女老板成了山妖，媚人却善良；粮站老站长，是个折了翅膀的鹰，憋了一身腾腾的力量，飞不起来，只得留在人间抚慰众生；右派秦书玉，则是隐仙。他们受着苦，受着磨难，然后脱牛，又增一层美丽。

　　汉浯，就是这样有弹性，有塑造力，多面，既华美又素朴，既严正又活泼，有可能创作各色各样的小说。它的能量是极大的。

　　这两类语言，又有着各自的危险，在它们身边潜伏着各自的陷阱，稍不留神，便会失足坠入。前者是拘谨，不免会失于刻板，染上漠然的表情。叙述过于疏远对象，便缺乏了痛痒相关的同情。后者则极易流于俚俗，与对象走得太近，丢失了批评的距离。反之，如若两者融合得好，取长补短，效果却是神奇的。在诗里，我觉得冯梦龙整理的《挂枝儿》《山歌》，就是极好的范例。俗情俗字，嵌在了文雅的格律里，产生的韵致岂是一个“俏”字了得!在小说，当推《红楼梦》为上上品，书面语和口语之间，自如地进出和过渡，浑然天成。烟火人气熏然，一片世间景象，却又有仙道氤氲。是从天上看人间，歌哭逼真，几有贴肤之感，但不是身在此山不见真相。

　　其实，话本，传奇，都有这般好处。要到世俗中去见分晓，必是说些俗话，可读得的诗书文现都在作底子，其实是俗话雅说。戏曲也是。倒不是雅俗共赏，雅俗共赏是顾两面，结果是居中。这里是要两面的好处，再出来第三种形貌，走上去了一格。

　　总之，有了小说，汉语的地质就又被发掘出一层资源，它对于创造一种虚拟的存在，有着极大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目下功用主义的社会里，使用得过速与过量，以致破坏了生态，这表现为语言的粗糙和伪劣。所以，我们必须回复它的纯粹性，爱护它，切莫挥霍和践踏，它方才会回报我们，生长出美好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