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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波:教育大视野中的大学语文教师与大学语文课程
【时间:2016/10/26 】 【来源:无 】 【作者: 湖北省大学语文研究会 杨建波】 【已经浏览3075 次】

    笔者先后写过多篇有关大学语文的论文,基本上是就大学语文论大学语文。大学语文教师既是高等学校中的一部分,大学语文既是高校众多课程中的一门,笔者不妨把眼光放大一点,把大学语文教师和大学语文课程放在高等教育的大视野中来讨论。

一、大学语文教师:打造各学科融通的”无专业”境界

    具备怎样的业务素质的人,才能成为一个称职的大学语文教师?笔者以为,打造各学科融通的”无专业”境界,堪为称职的大学语文教师。

    为了论述这个问题,笔者不妨从稍远一点说起。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国家按照苏联模式实行高校院系调整,“建立起中国教育的‘苏联模式’。基本特点是:对教育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教育计划与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紧密相联;教育的重心是与经济建设直接相关的工程和科学技术教育;削减综合性大学,以发展专门学院为主(最典型的是清华大学由原来的综合性大学变成一所纯工科大学,成了“工程师的摇篮”。著名的燕京大学也被肢解成八部分。——笔者);实行‘专才教育’模式,按产业部门、行业甚至按产品设立口径狭窄的学院、系科和专业。工程技术类的专门教育获得迅速发展,并在教育系统中取得了至尊地位。”①这种“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偏重理工科教育,在理工科教育中偏重工科,在工科教育中偏重专业,在专业课中偏重狭小范围内的工艺操作”②的实用性教育格局,虽然一时解决了国家经济建设对专业技术人员的急切需要,却违背了教育规律,对中国教育造成了长远的负面影响。“文革”中有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电影《决裂》,这是当政治任务每个单位必组织职工观看的电影。与什么决裂?当然是与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决裂。影片讽刺一个兽医教授只知道马尾巴的功能,不知道马脑袋、马心脏、马胃、马肠等的功能。现在想想,如果一个兽医教授果真只知道马尾巴(马身上最无用的部分)的功能,不知道马的其它器官的功能的话,那当然应该批判。可现实社会中,哪里会有这样的兽医专家?江青一伙只不过借此贬低和糟痞知识分子,以为其发动的文革张目,为打倒学术权威编造论据罢了。不过我倒觉得这部电影塑造的这个形象恰恰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恰恰象是建国初高校按苏联模式院系调整后培养出的狭而又狭的“专才”。

    “1953年,我国高等教育十一大类共设置215种专业,到1983年,增至1039种专业,是1953年的4?8倍”。③需要强调的是无限增加的主要是理工科尤其是工科专业,“无用”的、“危险”的文科专业在高校不增反减。及至“文革”后期,流传一种说法:大学还是要办的,但主要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意思就是文科大学不用办了。这说法体现的依然是50年代院系调整的精神。著名的文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在“文革”中就被撤销了,被解放军二炮占了。近20年来实行文科院校与理工科院校合并,重新创办综合性多学科大学,便是对当年院系调整的一种否定。但是学校是“综合”了,专业依然狭窄或更加狭窄、强调实用、强调速成、强调与市场对接、与经济建设对口的“工科思维”、“工程意识”,至今还顽固地占据着党政部门及教育管理者的头脑,并且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当下,更有甚之(每年自中共各级宣传部门下达的社会科学“课题指南”,鲜有基础研究方面,多为直接为经济服务的实用性课题)。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思维不仅在指导着理工科教育,也渗透到文科教育中,以致造成在研究生迅速扩招的形势下,许多“硕士不硕、博士不博”的状况。金融专业的研究生不知道“8?15”与“9?3”是什么日子;音乐专业的研究生不知道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什么关系已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笔者退休前数次参加中文系研究生论文答辩,发现70%的研究生做的论文,居然都是研究一位二三流作家的年谱,跨学科的论文基本没有或极少。攻读文学的对语言不通,攻读古代文学的对现当代文学很生疏,甚至攻读先秦文学的对唐宋元明清文学不甚了了,唐宋文学博士,不知晓古代文学中的隐逸文学与隐士现象属于哪种文化形态,至于文学之外的知识就更是少得可怜,甚至一无所知。有位中文系硕士毕业生,他去某公职单位求职,笔试考了第一,面试却倒数第一。原来笔试考的多是专业方面的内容,而面试全是专业以外的内容。他在那个求职的单位实习时,恰逢春节将至,单位领导让他为即将寄出的贺年片拟一些新年祝辞,这位研究生却一筹莫展,动不了笔。而我们当下的中青年大学语文教师,许多就是这类跛脚硕士、博士!“有一次一位德国教育家到北大访问、讲学,北大为他配备了一位德语研究生做翻译。他讲到洪堡的教育思想时,北大的这位被老师当作优秀学生的研究生居然不知洪堡为何许人也。场面相当尴尬。这位研究生向对方解释说:‘我是学德语的,不是学教育学的。我们的教材里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德国教授大吃一惊:‘研究生怎么能够完全依赖教材?研究生应该自己研究啊!学习一个国家的语言,怎么能不了解它的文化呢?更何况贵校蔡元培校长的办学思想很多都来自洪堡。了解洪堡,不也是了解贵校的传统吗?’”④这个例子生动地表明,我们从苏联那里继承下来的“专才教育”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通才教育”在观念上和人才培养模式上存在着怎样的差距!缩短和消除这种差距是多么急迫!

    现在回到大学语文的本题。大学语文是一门综合性很强、内容宽泛、广博的课程。因此年轻的硕士博士教师们必须在业务上不断提高扩展自己,以弥补知识结构上的缺陷。这个业务是宽泛的而不是狭窄的,是高屋建瓴的而不是目光短浅的,也就是说不能仅仅局限于自己的专业,特别是不能局限于自己的所谓“主攻方向”。主攻方向往往是狭而又狭、偏而又偏的小专题,这些小专题可能对大学语文教学有20%的帮助,可是还有80%呢?一位教师可以而且应该在教学中发挥专业优势,但不能局限于自己所学的专业。专业越狭窄就越不利于教学,仅仅局限于自己专业的老师甚至很难算一个合格的大学语文教师。2015年12月24日15版《南方周末》登载了出版人李怀宇的一篇文章《网络时代这样书写斯文》,其中说道:“在当前的学术框架里,历史就是历史,文学就是文学,哲学就是哲学,甚至有些学者老死不相往来。现在我们看到有许多这样专业训练出来的人,学文学的完全不看历史,学历史的完全不看文学,哲学的东西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假如整个学术的发展跟大学人文教育是这样的话,那就有问题。”这种现象应当应起我们严重的关注。

    教师只“专”不“通”,知识面狭窄,在教学中就很难摆脱依靠参考资料照本宣科的局面,也很难有独到的见解与创造性。比如教授入选率最高的白居易的《长恨歌》,假如教师不事先阅读正史中的李隆基、杨玉环传,对开元、天宝历史与安史之乱一无所知;假如教师不熟悉道教文化、对道教的神仙学说与神仙仙境也不知晓,那就不能在教学中实现这一名篇的文学价值与文化价值。教授苏东坡的作品,假如教师不谙熟儒释道家哲学特别是庄子哲学,那就永远无法揭示苏东坡的文化人格,永远只能停留在文章的字面意义上。湖北省大学语文研究会2016年年会拟定《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论‘和’与‘同’”》一节为说课篇目。这短短的三百多字,涉及政治、哲学、美学、烹调学等诸多领域,蕴含了博大丰富的内容,着实检验着执教老师专业之外的文化积淀与学术修养。假如老师只是一个“专才”,假如老师只是依靠授课前临时找一点参考资料,那么在教学中注定捉襟见肘,不能对学生作触类旁通,作深入浅出地讲解,当然也无法创造一个师生互动的理想课堂。笔者曾应邀主编一本大学语文教材,参加编写者全是邀请方拟定的。结果交来的稿子有若干篇全文照抄笔者在另一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语文》,于是不得不打回去让他们重写,但第二稿依然如此,原来这些抄袭的稿子多为在别处找不到参考资料的。有的古代文学教师曾说:上专业课不要紧,上大学语文,我就感到紧张。究其原因,主要是大学语文涉及面广,教师知识积累不够所致。积累不足,就很难破除步步依赖参考资料的局面。笔者常对年轻教师说要搞大文科,不要搞小专业,即是指此而言。

    积笔者二三十年的教学经验,以为大学语文教师的知识结构可以分这样几个层次:教育学与课程论是第一层次,语言文学为第二个层次,这个层次除包括自己所学的专业外、还应包括文艺理论、中国文学史、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包括现代汉语在近三十年的流变)以及外国文学等,政治、历史等为第三个层次,哲学、宗教、美学、社会学为第四个层次,其中儒释道(包括玄学)的基本思想与基本理论,对解读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有重要意义,尤其需要掌握。关注世界与国家时事,关注当下社会的政治走向、文化思潮、价值趋向与审美动向,并能作出独立的较为正确的判断,了解当代前沿的自然科学成就和重大的经济建设成果是第五个层次。

    教育学与课程论作为第一层次最易为人忽视,然而没有这一层作基础,专业功底再厚实,教学效果也会打折扣。笔者以为:不论教什么课,首先都应明确教育的宗旨与目的,具有现代化的教学理念,并且明确这门课程的性质与功能;其次必须让学识化为能力,让能力超越学识。同样一门课程,同样一篇作品,不同的老师教,尽管其学历一样,为什么效果大不一样?这就有一个教学能力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笔者曾在某大学《中学语文》杂志当编辑,该杂志着重介绍过国外几位教育家的先进教育理论,辟专栏讨论过专业知识与教学能力的关系问题。以为欲做一个好老师,必须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必须将所学转化成能力。知识为体,能力为用。倘若缺乏教学能力,知识再多,也只能茶壶里煮饺子,有货倒不出。陈景润是个杰出的数学家,具有超人的专业水平与研究水平,但他缺乏教学能力,幸喜他由学校调入了中国科学院,才有“哥德巴赫猜想”,否则他终其一生可能只是个平庸的老师。而教育学与课程论无疑能帮助一个教师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提高教育水平与教学能力。笔者于八十年代曾读了几本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学论的书,读了叶圣陶的《语文教育论集》,还读了国外赞可夫、苏霍姆林斯基、布鲁纳、考夫卡等的著作,这对笔者大有裨益。笔者二三十年来教学较受学生好评与欢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诸种教育理论的学习借鉴。

    汉语言文学是大学语文教师的基本专业。如果说汉语言文学是一级学科,那么不少教师熟悉的只是自己所攻读的二级学科,这就给教学带来了不便。其实不论你读的是一级学科下的哪个二级学科,都应当通晓文学理论与古今文学史以及语言学的有关知识,应当能”打通关”。

    历来文史哲政不分家,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分家,在具备汉语言文学知识的同时还应当具有政治、历史、哲学等知识。如果说,文学离了政治、哲学(包括宗教与美学)与历史等,不仅本身变得肤浅和狭窄,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成了无本之木的话,那么语文教学离了哲学与历史这些文化,也同样变得肤浅狭窄和没有根柢。现在小医院中的“全科医生”很受欢迎,大学语文教师就应做这“全科医生”。不求你对每一科都那么有造诣,只求你能对每一科都不生疏,都有所了解,从而能在宏观上,从各学科融通的层面总体上提高教育对象的语文水平、人文素质。

    作为一个教师,特别是大学语文教师,应有敏锐的观察力、洞察力与博大的人文情怀,关门读书,不问世事,对当下漠不关心的书呆子态度是不可取的,毕竟现在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管春夏与秋冬”的时代。故第五个层次对大学语文教师同样重要。不能与时俱进、与世俱进的老师,缺少与学生的共同话题,很难受到他们的欢迎。《南方周末》2015年12月24日15版李怀宇的同一篇文章说:“我发现在人文学术研究领域里,有一些学者完全没有人文关怀,他对于世界也没兴趣,这就很严重了。我也不是说,每个专家都要有人文关怀,可是有大批的人都没有这个兴趣,著述只为稻梁谋,问题就大了。”这种现象应当引起我们大家足够的注意。同时大学语文老师还应尽量做到常识上的文理相通,掌握电子化的获取信息的手段。

    前30年,知识界和学界有一个口号,谓之“又红又专”。我们今天将其改成“又通又专”怎样?在“通”的前提下“专”,在“专”的基础上“通”,以通统专,通专互补共融。大学语文课程综合性越强,就越需要教师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以形成自己的品牌;也越需要教师添砖累瓦地丰富自己、扩展自己、超越自己,让自己的学识不断增长,变成一个大文科“杂家”、“通才”,进入各学科融通的“无专业”境界。唯其又“通”又“专”,才能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在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中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深入浅出,实现以语言教化人、陶冶人、塑造人的目的,让学生真正学有所得。

二、大学语文课程:为人生打底色、为事业打基础

    以上论的是大学语文教师,下面简论一下大学语文课程设置。依然按着上面的思路。先讲一个小故事:13年春天,某校调整教学计划,把大学语文的半壁江山划给了“应用写作”,同时我听到一则高超的教育理论,其理论是以“鸡”来阐述的。教务处长对前来反映意见的大学语文教师说:我是某老师的学生,我就是上了她的课才对文学产生了兴趣,攻读了中文系的双学位。但是现在你们的观念要跟着形势变,不要老想着给学生一支鸡,以前某老师给学生一支整鸡的做法过时了,现在是要各取所需,学生需要鸡脑袋你就给他鸡脑袋,需要鸡翅膀就给他鸡翅膀,需要鸡脚就给他鸡脚,需要什么就给什么。学生不会写求职报告,你就教他写求职报告;不会写应用文,你就教他写应用文。什么人文那、欣赏那、陶冶那,没有用!反映意见的老师被处长超形象的比喻征服,竟无言对答,只有默默退下。

    当前去反映意见的老师向我描述处长那段话时,我惊愕之余自然想到了 “文革”时期那“马尾巴”的功能。同时我还有一丝悲哀:历史进入后现代时期,而堂堂一高校教务处长的认识水平仍停留在院系调整的建国初期。处长的“鸡脑袋”与昔日电影中的“马尾巴”何其相似乃尔!我在前面已经说了,把只会讲“马尾巴”功能的教授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真冤枉,因为西方教育倡导实行的是“通才教育”(通识教育),唯有苏联和照苏联模式培养的“专才”,才只知道“马尾巴”的功能,而不知道马的整体功能。比如美国的许多学校本科四年均以通识教育和人文教育为主,进入研究生阶段,学生才进行系统的专业学习与训练,故美国大学的本科生适应能力就比我们强。

    这几年,以应用写作来取代大学语文似乎成了许多学校教学决策部门的选择。其理由也多如那位处长所说:大学语文的人文、欣赏、陶冶没用。学生需要的是与市场和就业挂钩的应用写作能力。遗憾的是不仅学校的“官员”,有些普通老师,也持大学语文“无用”的态度。杭州外国语学院一位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的女教师说:“大学语文有啥用啊”!这恐怕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在功利主义的泥沼中,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希望迅速看到教育的‘成果’。教育变成了急功近利的一项投资。”⑤故应用写作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功利教育”、“实用教育”与“速成教育”的一个棋子。对此笔者有两个观点:第一,如果说教育本身就是“无用”的话,那么大学语文自然也是“无用”的;第二,教育培养的是人,而不是“匠”,更不是“器”。

    先说第一个观点。有学者认为:“教育系统有两种社会功能,一种是显在的功能,一种是潜在的功能。”⑥笔者认为这概括得很好,但若要分出主次或先后的话,必须强调潜在的功能。这种潜在的功能就是“无用”的功能,强调“有用”,其实是无知的表现。教育的宗旨是培养自由的、全面发展的人。大学本科教育,“不可能是现成的专家,而只能是‘潜在的’专家。”⑦因为许多知识和学问对于人生的作用在短时间内是看不出来的,一味强调现兑现的“显在”功能,很可能会出现象梅贻奇在《大学一解》中所说“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的状况。梅贻奇主政清华十多年,其法宝之一就是“通才教育”,学无用的知识。民国的灿若群星的大师中,有一多半出自清华,这证明了“无用教育”是深谋远虑的符合教育之规律的教育。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曾在他的文集中写道:我也反对学校必须直接教授那些在以后生活中要直接用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除开这一点,我还认为应当反对把个人当作死的工具来对待。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照我的见解,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对技术学校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尽管技术学校的学生将要从事的是一种完全确定的专门职业。

    笔者在武汉市社会科学讲坛作古诗词讲座时讲了这样一段开场白:有人若问:“古诗词有什么用啊”,若以“有用”为第一目标,它的确没有。建国初期的扫盲班最有用。扫盲了,认字了,能看书、能读报、能写信,能了解国家政策。如果把这作为目标,在座的不仅可以不读古诗词,因为大家已远远超出这个水平,你们的子女连大学都不用上了,去浙江、广东打工好了,或者上个什么技工学校或培训班之类,学一种技能,学了之后,可打工,可干活,出来直接能挣钱。为什么要学那些不能直接来钱的东西呢?无用!鲁迅与润土谁有用?鲁迅读了那么多书,先学医,后从文,却不会干农活;润土不识字,没读书,却会干农活。你是愿意做鲁迅还是愿意做润土?肯定愿意做鲁迅。并不是一高贵一低贱,他们在人格上都是一样的、平等的,而是因为鲁迅有文化有思想,是人文层面的人,而润土每日只知象老黄牛一样劳作,还停留在生物层面。读书有什么用,读古诗词有什么用,就是让你由“有用”的生物层面进入“无用”的人文层面,就是让你拥有一个精神家园,中共中央不是号召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么?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就是这个道理。

    再回归到大学语文。它有什么用?不能吃不能喝,没有用。这种“无用”的观点,也是从“专才教育”而来的,是“专才教育”合乎逻辑的延伸,仍属于院系调整的遗产。当年院系调整就是从“有用”“无用”出发,把综合性大学缩小成工科学院(有学者认为,院系调整之后,中国没有大学,只有学院。五六十年代兴建的高校,多是些单科工学院)再以是否“急需”为标准,设置无数小专业。民国时期的大一国文应当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取消了。可是君不见,大学语文是高校仅有的一门凭借以母语为载体的文学经典与文化经典,以学习母语、品味母语、阐释母语为手段,以教化人、丰富人、陶冶人、升华人为宗旨的课程。大学语文能让你在铺天盖地的流行文化、商业文化中保持那份儒雅气和书卷气,避免粗鄙、低俗和庸俗;能陶冶情操、洗涤人性、净化心灵、升华人格,建立高雅的审美观与正确的价值观,拥有一个丰富的精神家园。它不是一门求职的专业和技能,但它却是在为人生打底色,为事业打基础。没有这种底色,人生将变得苍白浅薄;没有这个基础,事业将变成沙垒的大厦,甚至在整个职场中无所适从。诸如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活动能力、组织能力、谈判能力、洞察能力、协调能力、沟通能力、办事能力、社交能力、乃至凝聚力、号召力、向心力等等大多是语文能力的延伸扩展或者与语文能力有关。一个既有专业知识又有较强语文能力的人必定比只有专业知识而语文能力低下的人在事业上更有发展,因为这种人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本专业之外的潜力和才智,因而也更能在激烈的竞争面前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教育的“潜在”功能,这就是“无用”中的“大用”。这就是老祖宗道家的智慧,以无用达到有用的学问。著名教育学家杨东平指出:通才教育“其培养具有灵活地适应社会发展、能有效地调整自己职业前途的通才的宗旨,实际上是指向一种全新的教育思想:通过教育赋予人更强的自我选择、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能力,从而赋予人更多的自由、自主与自尊,确立起人在教育中的主体性。对过于狭窄的专门的专才目标的突破显然使人的目标得以丰富和扩大。”⑧大学语文作为“通才教育”(即无用教育)中极其重要的一门课程,理应在“灵活地适应社会发展”、“有效地调整自己职业前途”,“赋予人更强的自我选择、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能力,从而赋予人更多的自由、自主与自尊,确立起人在教育中的主体性”方面,当仁不让地承担起自己神圣的职责。这些年,学界多次追问为什么民国在那么艰难的岁月中能涌现那么多大师,同时我们也惊奇地发现民国的大师无论是文科的还是理工科的,都可以说是“语文”意义上的大师。这就告诉我们:专而又窄的学问出不了大师,“无用”的语文能助你在人生的道路上插翅腾飞。

    再说第二个观点。教育的目的是把教育对象培养成自由的、全面发展的公民而不是“工具”;培养成“人才”而不是“器材”,因此“螺丝钉”一类的说法应当摒弃(通过教育赋予人自我选择、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能力,从而赋予人更多的自由、自主与自尊,确立起人在教育中的主体性)。大学是出“思想”的地方,思想是“无用”的,属于“道”的层面,而不是“器”的层面。以应用写作取代大学语文,以具体的写作原则与技巧来取代对经典文本的品味和研读,剥夺学生在求学阶段最后一次系统接受母语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权力与机会,表面上只是一门课程设置问题,实际上仍是把人往“器”的方向引,而不是往“道”的方向引,是一种短视的作法,所体现的仍是一种典型的“工科思维”、“匠人”观念⑨,工具意识,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违背了大学教育“君子不器”的准则。

    语文是文化成人、精神成人的,它培养的是学生终生受用的语文能力——听说读写思的能力——由工具层面的听说读写上升至人文层面的“思”与“道”,同时语文能力也是人需要终生培养的能力。其实诸如行业写作、科技写作、广告写作、公文写作、文秘写作、应用写作(包括求职报告)等以传授技巧为主的课程都不能与大学语文同日而语,都不能替代大学语文,它们只是大学语文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匡来明先生于1990年写给徐中玉先生的信中说:“语文课当然包括‘应用写作’、“文秘写作’等在内,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较小的一部分,过分强调这部分,一部分压倒整体,就会影响、削弱大学语文课更高更深远的意义。”杨东平曾尖锐地指出:“连最具人文性的语文教学也逐渐成为语言文法和写作技巧的操练。在这种训练中,文学的价值和美、人的情感和体验等不复存在;写作的真情实感也不再重要……。”⑩还有学者指出“即使上过这样的写作课,一些学生的写作能力并没有迅速提高。因为写作,不仅仅是写的技巧问题,还是思考能力的问题。学生或许知道了写作的几条要领,主要规则,但是真正写起来,还是需要很多能力,诸如独立思考的能力、批判性思维方式能力、表达能力等共同作用。⑾前几年听见有领导抱怨招进来的硕士博士连公文都不会写,其主要原因不是有没有上应用写作课,他们不是不知道公文的写作格式,主要是书面表达能力欠缺,所学不能迁移,没有文化积累,出不了思想。写作包括应用写作的关键,主要取决于能否娴熟地运用和驾驭语言,有无厚实的文化根底和独立的思想,也就是主要看你的综合语文水平。而语言、文化和思想(包括情感)恰是大学语文的全部内容或重要内容,它们是不能象应用写作的具体技巧那样速成的。假如你能娴熟地运用和驾驭语言,又具有厚实的文化根底和深刻的思想,那些具体的写作规则、写作技巧自然可以无师自通(事实上我们现在应用写作的执教老师,在当学生时也没有上过应用写作这门课)。比如我可以教你写求职报告,但我教你的只能是求职报告的格式和求职报告大致由哪几方面的内容组成,至于具体写什么、怎么写,语言怎么组织、文章怎么结构、材料怎么取舍,本人的意愿怎么表达,这就要看求职者本人的语文水平了。笔者这样说,并不否认应用写作可以作为大学语文之外的一门选修课,或是作为大学语文课程群中的一门卫星课,⑿只是强调它不可以取代大学语文,因为这与我们的教育宗旨不符。
                                 
    在本文结束时,笔者想呼吁,不管这种呼吁是多么微弱、多么“无用”,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学校的校长、教务长,应当学一学现代化的教育理论,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决策尽量符合教育之规律,更好地适应教育现代化的需要。

注:
①(杨东平《走向公共生活的教育理论?中国教育:人文价值的流失和重建》北师大出版社2009年7月,26页)
②(丁东 王彬彬等《大学沉思录?教育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制约》作者喻希来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5年1月,78页)
③(转引自杨东平《走向公共生活的教育理论》北师大出版社2009年7月27页)。
④⑤(丁东、王彬彬等《大学沉思录?  北大与哈佛》作者余杰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5年1月155页)
⑥(丁东  王彬彬《大学沉思录?教育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制约》作者 喻希来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5年1月73页)
⑦(杨东平《走向公共生活的教育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90页)
⑧(杨东平《走向公共生活的教育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7月 91页)
⑨(丁东 王彬彬《大学沉思录<清华大学与通才教育>》作者 智效民引梅贻奇〈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大学“它的最大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 239页,)
⑩杨东平《走向公共生活的教育理论》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7月31页
⑾(杨东平 何怀宏《把脉中国高等教育?美国的大学怎样上‘大学语文’” 》 作者沈睿)
⑿杨建波在《大学语文教学论》(长江出版社2014年6月)中提出建立大学语文课程群的主张,以为类语文课、泛文化课、准娱乐课、纯文学课、纯技巧课(包括应用写作)都可以囊于大学语文课程群中,作为大学语文课程的卫星课程。

2016、7、10写于美国9、5改于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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