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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步高:对大师绝迹的思考
【时间:2009/7/26 】 【来源:本站(作者赐稿) 】 【作者: 王步高】 【已经浏览595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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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继愈、季羡林二位大师的去世,使中国完全进入一个没有大师的年代,这个年代很可能还会延续上三四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他们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师辈出时代仅存的硕果。大师的绝迹使我们不得不承认以下的事实:我国的所有大师都是外国和旧中国培养的,新中国六十年还未能培养出自己的大师来。不论我们如何为教育制度唱颂歌,这都是让人们尴尬的事实。

    从王国维、胡适、鲁迅到任继愈、季羡林,我们不难数出百个以上的大师姓名,他们的学科遍布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领域。他们的共同点有如下几点:

    有很深的母语与国学根基:他们都是读文言文长大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甚至大骂过文言文,大骂过孔孟之道。文言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积淀的成果,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是继承中华传统的工具。这些大师都得益于以文言为主的母语教育,甚至连自然科学家也是如此。苏步青、华罗庚、周培源都能写一手好诗词。苏步青在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发表“就职宣言”时曾说:“如果允许复旦大学单独招生,我的意见是第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的功课就不要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提出“语文是成材的第一要素”的观点。

  他们接受了西方文明、西方思想:这些大师中大部分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他们曾睁开眼睛看世界,甚至一辈子都关注世界的学术思潮、思想动态,而不是夜郎自大、坐井观天。但是,他们并未数典忘祖,而是能洋为中用,真正能中西结合。

    他们都有点“傲骨”,不迎合时尚,不做政治家的密友,不追逐政治舞台上的风光。名誉和地位对他们不能没有诱惑,他们所要的一切都在政治家手里攥着。他们可以一辈子默默无闻地活着,也可以风风光光地活着。大师须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这使他们很难成为政治家的长期密友。司马迁、杜甫、陶渊明等身前都没有“诗圣”之类的光环,相反,司马迁死后五十年《史记》才问世,流传至今的十四种唐人选唐诗的选本,竟没有选杜甫的一首诗。陶渊明到宋代才有了如今的地位。新中国学术界、文艺界也曾出过一些风流倜傥的大师,其中不乏人品上受人诟病者。学问与做官通常是绝缘的(“文章憎命达”),任继愈先生似乎是个例外,他的许多成就倒是与他曾担任的学术职务有关。更多的学者倒是应该自甘寂寞,满足于清廉冷落,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便能“不为五斗米折腰”了。

  大师应当较少受名利的驱使:我读博士生师从著名词学家唐圭璋教授,他是被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三个词学大家之一(另两位是夏承焘、龙榆生),唐老对名利相当淡泊。他没有做过“官”,那怕连教研室主任也没当过,晚年当过几年中国韵文学会会长,仅仅是挂名,连会也未去开过一回。当时他已年近九旬,足不出户了。他很“穷”,虽说是二级教授,工资不高,负担很重,他没有儿子,三个女儿中两个女儿都先他而去,外孙要他扶养,到去世,家里没有电话,一个空调还是去世前不久香港朋友捐赠的,冬天他靠在火炉旁取暖;他住很小的房子,一家仅六七十平方,他的卧室仅六七平米。他与官员无来往,五十年代,毛泽东要找三十年代版线装本《全宋词》(当时该书的排印本还未出版),该书只印过二三百套,中央办公厅便来找该书的编著者唐老,唐老捐赠一套给毛主席。毛给他一封信表示感谢。这是他与官场人物的唯一接触。我与唐老交往八年,他从未提起毛主席给他写信的事。他生活严谨,他三十多岁丧妻,却终身不再重娶,心里有郁闷就去妻子坟上吹笛子,到90多岁去世再夫妻合葬。当今的许多学术名流换妻、嫖娼、包二奶时有所闻。与唐老相比其道德人品差距何止天壤。

    大师们都很勤奋。任继愈先生被称为“最称职的主编 ”,鲁迅把别人喝茶的时间都用来读书。近来我深深感到,母语、国学,更多靠读书,靠“苦读”,靠倒背如流,未必一定要有博士学历,梁漱溟等许多大师甚至连大学也未上过便是明证。

  大师们也都没有许多自封“大师”的“霸气”:季羡林先生身为副校长为北大新生看行李的例子,他在名满天下时在自己的老师面前还恭恭敬敬执弟子礼。程千帆先生多次对我说他自己年纪愈大胆子愈小,学问最大的人往往最无“霸气”。

  …………

  要挖掘大师成才的自身原因及其共性还可说出许多。但营造能大批造就大师的环境显得更为重要。全国几十年不能产生一个大师,已宣告我们教育制度的彻底失败。除了极“左”路线、数不清的政治运动外,近三十年的教育制度同样不能造就大师。

  大师的产生需要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宽松的学术环境和浓厚的学术氛围(其中包括传统的人文氛围),如同大树的生长需要能使根系四通八达宽松肥沃土壤,有遮蔽狂风暴雨的山脉和不受污染的空气。如今的学术环境与学术氛围并不好,如今全国的政治环境已大为改善,思想上受束缚较少,但学术环境并不理想,行政干预很多。

  1、学术评估体系的腐败:

  当今评估成风,在如今吏治存在严重腐败的大背景下,再好的政策执行起来效果都会常常适得其反。评估中劣胜优汰已不是个别现象。达不到基本公正的评估,其作用是相反的。当今学术界最大的问题是一个“假”字,剽窃的论文,掺水的“博士”、“硕士”,“假作真来真也假”,抓在手里的有的也不敢相信。而现在一切又都按标签论定,就迫使正派人也得学会“应酬”,学会随波逐流,否则应该属于你的也得不到。如今“跑项目”、“跑博士点”……已是司空见惯,你能设想王国维在今日也会去“跑”吗?《人间词话》如果今天发表,会获人文社科奖吗?大概未必。靠这些很不公正的评审结果去衡量人才,要造就大师太难了。

  2、对数量、形式的过度追求:

  追求论文的数量,追求“博士点”的多少,追求大奖的多少,似乎这是高标准。其实不是。15篇论文一定超过10篇论文吗,一定超过5篇论文吗?不见得。国外以代表作为标准。唐代张若虚流传至今的就两首诗,有一首是《春江花月夜》,而乾隆皇帝有5万首,按今天的标准,一个可兼作家协会主席,另一位则连会员都当不成。德国学者称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虽稍嫌过分,但说80%是垃圾则差不多。当今的学术论文也可作如是观。比赛谁制造的垃圾多有何意义呢?当年我们中央大学的黄侃教授坚持50岁之前不写论文和著作,他又只活了虚50岁,按今天的标准,他连评讲师也困难,可是他却是中央大学的名教授,一个培养了许多大师的人。相反如今许多有几十篇论文、几本“专著”的“教授”,中央大学不仅不会聘他当教授,考黄侃的研究生也未必会被录取。

  3、管教育者要真正懂教育:

  好教师(教学深受学生欢迎、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学有所成、品德高尚)中一部分有组织领导才能、在教育理论研究上有所成就的人去当校长,好的校长去当教育局长、教育厅长、教育部长,这是顺理成章的。我认为,一流的校长(局长、厅长、部长)是思想家兼教育家,二流的校长仅仅是教育家,三流的校长是没有自己独到的教育理念的好教师(教授、科学家),四流的是…… ,蔡元培、胡适、郭秉文、陶行之、罗家伦、梅贻琦、马寅初等著名校长均是思想家或教育家。如今没有学术大师,其原因之一是没有能为大师产生、发展提供支持的领导,没有思想家兼教育家的大学校长,没有千里马也因为没有伯乐。大师是由教育家与大师、准大师共同培养出来的,加之本人的天赋与努力,往往后来居上成了超过自己校长、老师的大师。校长不能只是会唯唯诺诺按章办事的官吏,不能只做上级命令的传声筒,要有自己的办学思想、办学理念、办学风格,要对上级违背教育规律的指示有敢于抵制的勇气和魄力,要学问人品都堪为师生的表率。

  4、要办有个性特色的大学

  教育行政部门对高校干预太多,对学校从招生、教学、经费、职称、学生分配、学科建设,事无巨细,一概过问,,全国的大学校长的许多重要职权都让教育部长兼了,全国的大学都办成一种模式或很少的三四种模式。大学没有了个性,教师也无个性,还谈什么大师?大师者,成就出类拔萃,风格与众不同者也。大师可以成批涌现,但绝不能工厂化生产,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大师。要不拘一格办大学,不拘一格育人才,不拘一格用人才。大学的学科设置应有自主权,课程设置应无统一规定,对外语的要求应因学科而异,有的要很严格,有的一般要求,有的可不作要求;大学教师不必都有博士学历,却必须都有真才实学;大学教师不必都著作等身成果卓著,却必须学有所长教有所长;不必个个都是道德标兵,却不能没有道德底线(不能有严重品行不端行为);不必个个受校长、专家的好评,却必须为学生所欢迎。要简化考核标准,增长考核时段(可以两年、三年乃至五年一考核),在完成教学、科研基本工作量的前提下,给教师更多自主权。鼓励教师个性化教学,科研的个性化选题,要允许科研上“钻牛角尖”,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提倡“学以致用”。“大师”都是有点特殊的人物,都有点“怪”,在成名以前按常规他们常常在一些方面不及许多平庸之才,他们的书呆子气更使人际关系较差,跟领导的关系更差,他们极易被埋没(如陈景润),极易被伤害,其年轻者则极易夭折(不是指生命)。

  梅贻琦校长说:“大学不是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如今我们的大楼不仅好于当年的清华大学,更远远好于抗日战争中的中央大学、西南联大,所不同的是讲台上不见了大师的身影,却有了一些靠剽窃当了教授,靠官员发了财,靠二奶、小蜜甚至嫖娼而过着花天酒地生活的“新锐”,多了不少以教学为副业不负责任的教师。不该走的大师走光了,不该来的却来了不少,怎能不影响教学质量呢?“文革”时有部电影《春苗》说:“大学,就是大家都来学。”没有大师、准大师的大学,便成了“大家都来学”。

  任继愈、季羡林走了,中国的大师已一个不剩了,该使我们该认真反省了,即便我们急起直追,方向对头,措施得力,中国下一代的大师也得三四十年后才会较多出现,当然外行领导任命和自封的“大师”是不能算的。

2009.7.15于秦淮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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