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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林:公共课老面孔问题——以“大学语文”为例
【时间:2016-1-5 】 【来源:教书育人 2005/08 】 【作者: 浙江林学院人文学院 王国林】 【已经浏览863 次】

    学生从中学迈入大学,完成一次飞跃,进人全新的世界。新的环境、新的同学、新的追求,他们满怀激动。翻开新的教材,发现目录却不是全新的,有些是中学见到的老面孔,他们有点失望。聆听教师的现身说法,没有完全摆脱教材的束缚,不免老调重弹,他们大失所望。从两次全面调查的材料看,大多数学生颇有情绪,言辞激烈,抨击大中学教材内容重叠,冷饭重炒。情绪影响教学,不及时作出调整,势必造成时间的浪费,加深学生的反感。

    本文从大学语文去认知,剖析这门学科的重复现象,以此及彼,使人们联想到其他公共课,有所警醒,力求好马不吃回失草。

    一、重复的存在

    名家的作品不可能全部是精品,只有部分脱颖而出,不同凡响,成为代表作。从萧统《文选》到吴楚材《古文观止》,直至今天的作品选和教材,都搜罗名人名作,英雄所见略同,所选篇目大同小异。大学和中学虽层次不同,但对名篇的认同趋于一致,往往不能忍痛割爱,或不通晓中学教材,造成大量的重复。

    徐中玉先生主编的《大学语文》,是套不可多得的优秀教材,除正文外,内容包括作者作品简介、注释、提示、思考练习和辑评五部分,使用方便,深得师生的欢迎,定为“全日制高校通用教材”,发行量很大。从选篇的角度看,全书127篇,与高中重复35篇,与初中重复8篇,扣除初中高中2篇重叠,以41篇计算,重复率达到32%。这里所指的中学课本都是2004年夏季毕业生的用书,高中采用中学语文室编著、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初中采用浙江省九年制义务教育初中语文教材编写组的、浙江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义务教育初级中学课本”。有些作家的作品完全重复,如庄子、曹操、李密、陶渊明、王勃、魏徵、李贺、杜牧、李商隐、李煜、姜夔、归有光、朱光潜、穆旦、舒婷、史铁生。

    公共课受学时的限制,一般安排32课时,在容量大的教材中只能选取一部分讲授。这部分选篇毫无疑问地落在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作品上,重复率更高。笔者所在的语文组采用徐中玉先生主编的教材,实行全校统考,必须确定篇目,共同完成指定任务。以唐代最著名的诗人为例,李白作品选取3篇,与中学相同2篇;杜甫4篇,相同2篇;白居易1篇,没有出现雷同,三人的重复率为50%。再以唐宋八大家为例,韩愈、欧阳修、苏轼各1篇,与中学全部重合;柳宗元1篇,未雷同;四人的作品重复率达75%。

    无论从总量还是从个别看,重复率都相当高,但是任课教师不一定人人明了这一情形,有必要从大学的殿堂上走下来,到中学摸底,比较两者的教科书,做到心中有数,然后操刀宰割,大胆剔除重叠的部分。教科书一经确定,万变不离其宗,教师的手脚被束缚,无法超越,老方一贴,让人倒胃口。学生在原地踏步,范围无法拓宽,违背他们的年龄特征。他们渴望快速提升自己,面对与中学重合的教科书,大感失望。

    二、重复的影响

    清代诗人赵翼指出:“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而我们的教学却仍以李杜为主,并且限于常见的几篇经典之作,忽略其他“才人”和流派。中学要求背诵的课文很多,为应付高考,其他课文也烂熟在心,大学再次反刍,只能多一次厌烦。这一问题已经有人意识到,指出公共课与中学重复的篇目,要求完全避开,另选课文。但也有人认为大学教学与中学不同,大学教师满腹经纶,可以锦上添花,重复无所谓,不愿改变既定方针,继续沿老路走下去,结果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在浙江省2004年的大学涪文年会上,张玲燕教师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课程老化。她说:“大学语文与高中课文重复率较大,尤其在高考的指挥下,高中老师加大了对中国优秀古典作品的阅读面,尽管学生对这些作品只是略有所知,语焉不详,但课堂上再学习这些课文,对他们来说,求新而未必得新,学习心理首先松懈下来。”这番话很有见地,道出大学语文的通病,非要动手术不可。

    这是教师有感而发的经验之谈,学生感触更深。有人在作业中毫不掩饰地批评现行教材,他写道:“从教材一发下来,我便深深地遗憾,甚至好笑了,笑用这种东西来上课,还不如说用发馊的狗食来打发读书人。”言辞虽然过激,但发自内心,是真情的流露,代表大多数学生的看法。他单刀直人,击中要害,使我们从高枕而卧中有所警醒,看到存在的问题。我们不能仍以长者自居,对学生的意见不听不闻,不引起重视。

    学生对教材感到乏味,失去兴趣,放弃学习。厌学导致逃课,一个100人左右的大班,旷课率达10%左右。如果没有配套的点名制度,没有平时分数的约束,旷课人数必定更多。来上课的人中,一部分把教室当寝室,安然入睡。另一部分翻阅其他书,做其他作业,甚至发手机短消息,大搞“第二产业”。更有甚者,教室变成沙龙,毫无顾忌地自由谈论各自的话题,影响其他人的听课,降低授课质量。

    学生是教学的主体,主体无心恋战,决不会肯定教师的付出。他们评判教师无能,打出的分数低于专业课教师,使自我感觉良好的教师大吃一惊。督导结合学生的反应,不满课堂纪律,给任课教师亮出低分。任课教师哑巴吃黄连,论素质不低于他人,论责任也不能说不卖力,但事与愿违,不能不把部分原因归于教材。教师处于无可奈何之中,抛开教材,教学成为无本的游离物,任意性过大。按教材进行,等于上演一部老掉牙的戏剧,观众哭笑不得。教师依违两难,要摆脱这种困境,教材非改不可。

    三、重复的剔除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文化源远流长,名家辈出,大学语文担当传承民族文化,介绍国外文化的重任,选篇离不开名家名作,重复很难避免。教材编写人必须明了中学课本,以中学为准,不再老调重弹。中学教材变动很大,大学语文教材不可能同一节拍,原来不重叠的变为同唱一首歌,令人难堪。解决的办法在于备文,同一作家多选几篇,分精读与泛读两种共存,发现精读重复,换上泛读作替补队员,继续保持全新的面貌。

    经过中小学12年的教育,高中毕业生对一流作家已基本了解,这些作家在大学里又作为重点来对待,司空见惯,学生兴趣索然。研究者已涉及这方面问题,力图开创新局面,内容既有经典作品作面的覆盖,又有专业特色点的突破,创造双赢的局面。2001年公安类高等专科学校联合编写一本《大学语文》教材,分上下两编,上编为一流文学经典作品,按修身治国的人文精神结集文学作品;下编选用古代办案文献、公案文学、当代公安文学及一些美育作品,既体现公安院校的教育特点,又汇集中国文学一流作品。教学实践表明,学生满意程度较高,得到行内的普遍肯定。

    公安系统的《大学语文》独辟蹊径,避免老生常谈,为教学的成功提供良好的平合,值得他人借鉴。综合性大学的公共课不体现专业特点,无法照搬照抄这一模式,但教材要吸引学生是一致的,不可回避的。注意到这一问题,力戒让人咀嚼甘蔗渣,这方面不是不可为的。仿照公安系统的做法,也可进入中学涉足不深的宋元话本、明清剧本及现代话剧等领域,加大力度,开辟全新的天地,给人全新的感觉。如果在经典文学领域求发展,关健在不影响具有代表意义作品的前提下求异,推出“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力作,而不是守住出现频率非常高的篇章不放。一位名家有着多篇佳作,完全可以不重复露面。如司马迁的作品,小学选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学选鸿门宴,大学选垓下之围。《史记》博大精深,选篇容易,其他作家只要体现他们的风格与成就,就无可非议,如陆游,小学读《示儿》,中学读《书愤》,大学可将目光移向词,《诉衷情》、《汉宫春》、《夜游宫》、《双失莲》、《鹊侨仙》都豪气冲天,壮志难酬,符合陆游的风格与志向,可以与《示儿》、《书愤》媲美。

    作为公共课的大学语文在学生眼中往往被视为副课,不加重视,教师上课的难度加大,必须从各个方面改进教学,教科书就是其中之一。教学强调以学生为本,学生普遍反映的问题不能不重视,他们对教材的意见十分中肯,根据他们的要求编写教材,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调动积极性。教师的授课受到欢迎,激情更浓,双方互为作用,给课堂带来活力。理想的教科书,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而不是一味的教师单边活动,徒叹曲高和寡。

    “两课”的教材与大学语文有若共性,要有所动作难度更大。大学语文选篇的余地很大,不需要花太大的精力便有产出,让人耳目一新;两课教材属理论构建,必须观念不重复,补补钉钉解决不了问题,非另起炉灶不可。大学语文的改编可在一校完成,可以张扬个性,不必考虑各校的统一性;两课重在思想教育,基本框架不得随意改变,不是一校所能办到的。但是,重复的问题已经存在,不可讳疾忌医,我们必须面对现实,联合行动,共同商讨,推出不带中学味的公共课新教材,满足教学求新求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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