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人文性
今天我要讲的话题是“大学语文与人文性”。我们知道，大学语文虽然也有百年历史，但是学科理论研究滞后，学科最基本的教育学、教育史、课程论，至今阙如。今天的大学语文研究，基本是套用中小学语文的理论。中小学语文理论最要的一条，就是“人文性与工具性统一”，我们大学语文研究中常常提到的“人文性”，也是从这里来的。但是中小学语文的这一条定义其实并不准确，人文性不是和工具性统一的，而是和科学性统一的，人类的知识分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更多讲“人文性”，自然科学更多讲“科学性”，但是单纯讲“人文性”或“科学性”都是不够的，所以两者应该统一。关于大学语文，教育部曾经有过一个教学大纲的“征求意见稿”，说：
“在全日制高校设置大学语文课程，其根本目的在于：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基础性特点，适应当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高质量人才。”
这个就是人文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只谈人文性，不谈科学性，是此前我们大学语文的主要弊病，试问：大学语文一百年，还没有写出《大学语文教育学》《大学语文教育史》《大学语文课程论》这些最基本的学科理论专著，这是缺少“人文性”还是“科学性”？当然是缺少对大学语文的科学研究。
那么“人文性”和“工具性”究竟是什么关系？能不能讲“统一”？我认为这两者是体用关系，是工具性为人文性服务——准确说，首先是人文性与科学性统一，然后工具性为人文性与科学性服务。讲“服务”比讲“统一”更加清楚，能把体用关系讲出来，而讲“统一”则有点语焉不详，不能说明工具与人文的关系。我们常常看到有些教材，有些课堂教学，先讲一堆思想内容，再讲一些语文训练，以为这样就“人文”也有了，“工具”也有了，其实还是两张皮，谈不上什么统一。
所以我讲“大学语文与人文性”，不讲人文性怎样与工具性统一，而是讲工具性怎样为人文性服务。
先讲“工具”，许多人看轻工具性，把语文定位从工具到人文说成是一个进步，或者想当然地说中小学语文讲工具，大学语文要讲人文。其实工具的意义绝不低于人文，可以说人就是能制造工具使用工具的动物，从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从铁器时代到机器时代，最后来到今天的计算机时代，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工具发展史。所以，当我们说“语文是一门工具课”的时候，丝毫没有贬低这门课的意思，反而是把它放到极高的位置。
那么我们对“人文”是否就有更多的认识呢？我看也不见得。我看了不少谈大学语文人文性的文章，一个感觉是里面的人文性只是一个标签，贴上就完事了，没有想到还要分析，也不会怎样做分析。第二个感觉是这些文章把人文性抬得太高，好像能够包治百病，其实光有人文性是不够的，起码还要有政治性，有纪律性。比如男女大学生到校外租房同居，你说是人文的还是不人文的？人文主义是认为人的享受是天然合理的，只要到了法定年龄，没有破坏婚姻法。但是任何学校都不应该对这类事放任不管，因为学校除了要讲人文性，还要讲纪律性，军队院校恐怕更是如此。再譬如许多大学语文教材都选到的爱因斯坦的《我的世界观》，其中写道：
群众生活中最坏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使我所厌恶的军事制度。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轻视。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单单一根脊髓就可以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
这里宣示的当然也是一种人文精神，但是我们能因此拿来质疑高校新生的军训吗？或者质疑军队院校的军训吗？当然也不能，因为学校除了人文还有其他教育规范。
二、三种人文性
这看起来好像在思想教育和人文精神之间，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其实只要对“人文性”稍稍作一些分析，这里的矛盾并不难解决的。首先我们要知道，人文主义、人文精神、人文性，并不是只有一种。从宏观分析，任何社会都有三种文化，即：主流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这三种文化分别都有自己的人文主义。
首先是主流文化的人文主义，也就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意识层面的人文主义。中国最早对“人文”一词做出界定的是《周易》的贲卦，其卦辞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卦象是上艮下离
，离是火，火烧起来明亮，所以引申为文明。艮是山，山是不动的，所以又引申为止。上下卦合起来，火要烧上去，山要压下来，既要生命力的释放，又要有秩序的约束，文明的人、文明的社会都要懂得有所“止”，这个“止”字，我们在古书中经常看见，基本的意思是要“止于至善”，止于文明，做一个文明人，每个人都能这样做，然后就能“化成天下”，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易经时代，具体的内容，大概就是孔子解释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整个社会，各就各位，秩序井然，这当然是那个时代的局限，我们今天应该有更加科学的定位。但是不管怎样变，一个文明的社会总要有秩序，讲和谐，这就是主流社会的人文精神。
其次是大众文化的人文主义，这个就简单多了，基本相当于人道主义，就是要争取生存权、发展权。大众的人文主义发展得较晚，因为大众文化是城市经济繁荣的产物，在中国大概是宋明以后，明代思想家李贽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当然这是最基本的权利，除此此外，大众文化也有丰富的内容，比如流行歌曲、通俗小说，高雅之士也许觉得低俗，但是对大众来说，这是他们的基本权利。
第三是精英文化的人文主义，它出现得比大众文化早，比主流文化迟，明显的标志是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独立的“士”阶层，也就是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社会的精英，代表的是一种精英的文化。精英文化的人文主义，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超越了物质层面，更加看重精神层面的追求，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就是说的这个阶层。今天所说的“终极理想”追求，也是说的这个精神。上世纪末中国发生的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就是文化精英们发起的，但是他们没有弄清楚除了自己的人文主义，这个社会还有主流文化的人文主义和大众文化的人文主义，他们所批判的物欲社会人文精神失落，起因恰恰是主流文化主导的市场经济为大众文化提供了新的历史平台。
由此可见我们谈人文性，假如不弄清楚三种文化的人文主义，那么批判也好，弘扬也好，都会出错。同时三种文化的人文主义，还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比如开头假设的，大学生到校外租房男女同居，从大众文化的人文性说，这是他们的天赋人权，从精英文化的人文性说，也只能支持，但是从主流文化的人文性说，就必须制止，要教育学生懂得有所止，止于校规校纪。这比简单的政治说教更能说服人。
三、我们应有怎样的人文精神
上面讲的是一个社会有三种文化的人文主义，下面再讲讲我们自己，军队院校的大学语文教师，应该具有怎样的人文精神；大学语文教育的对象，即军队院校的大学生，应该培养他们具有怎样的人文精神。
作为知识分子，我们首先应该具有的当然是精英文化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又有相应的三种态度，即：对自己，要有人文追求；对大众，要有人文关怀；对主流文化，要有人文批判。
第一，对自己，要有人文追求，也就是要超越物质层面，重视精神层面的理想追求。上世纪末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提出知识分子要有“终极理想”，说这种理想可能是一辈子也达不到的，所以只有少数人能有这样的坚持。这样说未免有些玄虚，其实精神与物质、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并不那么玄虚，比如龙应台来大陆，和高校的教师吃了几顿饭，回去说：大陆的知识分子很可怜，没有精神层面的话题，聊的都是房子车子孩子。但是我们知识分子不要这样，难道很难吗？到一起，聊一点学问，聊一点思想，做不到吗？我想这是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可以做到的。我们不排斥物质生活，每个人当然都希望自己生活过得好一些，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是否还应该有一点理想的追求？从小了说，个人的理想，个人的精神生活，大一点说，国家的强大，世界的和平，这些应该是知识精英经常思考的问题。
我曾经参与一个“母语是我们的家园”的节目，介绍自己从小学语文教师、中学语文教师、中专语文教师，到大学语文教师，“母语是我们的家园”，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话题。有学生提问说，这样的人生会不会单调？我说，语文是丰富多彩的，世界有多大，语文就有多大。接着我给他们讲了“长生不老”的话题，我说：有没有长生不老？从理论上说，是有的，“我思故我在”，生命意识从根本上说就是数据，数据是可以提取、转存的，当一个人的意识需要转存的时候，他的数据库里都有些什么呢？房子、车子、票子这些东西恐怕是没有的，是带不去的，但是语文、文学、理想，当然还有亲情、爱情，这些东西将构成生命数据库里最精华的内容。我觉得这就是知识分子所应该追求的东西。
第二，对大众，包括对自己的学生，我们应该有一种人文关怀。知识分子的人文追求，主要是一种个人修炼，不适合强加别人，尤其是大众，他们要追求房子、车子、票子，我们是不应该指责的，人文主义一个基本精神，就是承认世俗享受的合理性，我们应该理解。上世纪末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就没有弄清楚这一点，在强调知识分子的精神自律的同时，对大众的物质生活追求也横加指责，使知识分子和大众文化之间产生了裂痕。所以那个时候，我站出来为大众文化说话，当时批判校园里学生的“追星族”，尽管我作为知识分子，是绝不会追星的，但是你要想到青少年学生，他们有选择娱乐方式的自由。几十年里极左路线对人性的压抑，使得我们社会缺少人文性，如今旧的体系崩溃了，新的体系尚未确立，整个社会有一点虚无，这时候学生选择唱唱歌，追追星，让精神暂时有个安放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害处。但是这时候我们的主流社会就延续了阶级斗争时代的那种大批判的思维方式，教育部下文批判“追星族”，我觉得不妥，所以我就写了《追星族批判之批判》，连续三期在《文学评论》上发表，大家可以上知网查一查，这是中国最早为“追星族”说话的文章。
文学方面，体现对大众人文关怀的，譬如余华的《活着》，还有莫言的一些小说，就是的。再早一些有王朔的小说，当时被当做“人文精神滑坡”的反面典型，但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经典之作《十日谈》这是这样的，强调的是人的物欲享受。这是大众文化的人文主义，文化精英往往看不惯。当然我们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或者作为课文给学生分析的时候，一定要区别知识分子自己的人文追求和对大众的人文关怀，具有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把大众的物质生活看得很重，但是自己可能是更看重精神生活的，甚至可以是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而不改其乐的。
第三，是对主流文化的批判。由于长期来哲学学科的萎缩，以及极左路线时期滥用“批判”一词，人们对这一词的本义已不太清楚，为了避免误解，上午周教授讲课时，还不得不把“批判教学”改为“反思教学”。其实我们使用“批判”一词，是类似哲学上的“扬弃”，就是一分为二的评价，有肯定，有否定，否定中包含着肯定。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立足点不同，精英文化注重终极理想的追求，而主流文化则更注重当下的稳定、和谐、发展，因此两者必然会有矛盾。作为知识分子，尤其是社会知识分子，对主流社会应该有一种人文批判的态度，这种批判不是简单的否定，更不是颠覆，而是既要维护社会和谐，又要尽到监督社会的责任。这里的分寸不太好把握，所以做知识精英是很难的，现在很多语文教师喜欢以社会知识分子自居，动辄批评社会，批评政府，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其实往往拿捏不住分寸。所以我认为知识分子第一要坚持人文追求，第二要对大众有人文关怀，至于人文批判，应该量力而行，前提是加强政治理论修养，决不能道听途说，把网上的东西随便搬到课堂上。尤其是军队院校的大学语文老师，我看除了精英文化身份，还有必要认同主流文化，因为军队是国家工具，这一点和我们地方院校可能有所不同。
四、大学语文与人文性
上面我们把人文主义的基本内容梳理了一下：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三种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对待这三种人文主义应取的三种态度。下面我们再把这种态度放到大学语文教学，看看应该如何处理大学语文与“人文性”的关系。
我认为，大学语文不应该把“人文性”当做一个标签，而要探讨其实际可操作的程序。第一步，是大学语文与人文性关系的研究。这个研究要有专著，作为一门学科的基本理论研究，必须要有专著，其他学科都有大量的专著支撑，这方面大学语文太滞后了。我注意到早在1999年，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徐同林教授就写了一本《中国文学人文风景：大学语文导读》的书，我研究大学语文理论专著，说2007年才有第一种大学语文专著，截止今日，大学语文一百多年来只有8种专著，我这样说的时候也很犹豫，就是徐同林1999年的这一种要不要算？最后没有算上，因为他主要是研究大学语文课文内容里面的“人文风景”，而我的理论是这样的：语文没有自己的内容，它以其它所有学科的内容为内容，凭借这些内容进行听说读写的语言文字训练。所以，如果光讲内容，就可能讲的是其他学科的人文精神，我们要研究的是，除了文学的人文性、艺术的人文性、科学的人文性等等之外，大学语文在形式训练过程中，还有没有自己独特的人文性？我希望能有这样的专著问世。
所以我一直质疑，大学语文在2007年之前还没有一种理论专著，但是据2006年的一项统计，已经有了1402种教材。没有理论专著而又这么多教材，那么这些教材又是根据什么编出来的？所以我非常赞同我们这次会议的做法，把理论专著发给大家。这些专著虽然不是专门研究大学语文人文性的，但其中也包含了若干这个内容，可以启发我们，将来写出真正的大学语文人文性研究专著来。
第二步，是教材编写，我认为这也是从起点保障大学语文的人文性。编教材要仔细选择课文篇目，选择那些人文性强的文章，避免选入人文性不强、甚至反人文的篇目。这话说说容易，实际上很难，比如徐中玉先生说，我坚决不选周作人的文章。这当然是一种人文主义的原则，而且是一种主流文化的人文价值观，因为周作人大节有亏，但是张爱玲的选不选呢？还有其他一些政治上生活上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作家的文章选不选呢？这就要好好想想了。这样提出问题的人并不多，但是也有几个，比如王力先生早就质疑，东郭先生和狼一篇课文，内容迂腐，大量的说教，语言也乏味，不知道为什么语文教材会一再选入。还有人提出，《菉竹山房》一篇，内容阴暗，对礼教社会的受损害者缺少必要的同情，反而有一种窥人隐私的快感。还有人说，《聊斋志异》里的几篇文章也不好，反映了作者的男权思想。我给人民出版社编写《大学语文》教材，也遇到这类问题，比如陈丹青的《笑谈大先生》，我觉得很好，可是里面又有一些犯忌的话，加以这些年他对于主流社会的批评比较多，比较尖刻，能不能选？最后我对文章作了删节选入课文。幸好我没有什么名气，否则陈丹青找来理论，问我为什么删他的文章，主流社会为什么不能批评？你还是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我说不过他。
前面说过，人文主义有三种，体现在大学语文教材，即使都具有“人文性”，也会有不同的版本。徐中玉的《大学语文》，有“仁者爱人”“和而不同”“胸怀天下”“浩然正气”等十二个单元，这十二个单元就是十二个人文主题，而且显然就是主流文化的人文主义，这个教材是教育部高教司的组编教材，编成主流文化教材，当然是顺理成章的。当年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徐同林教授读到这本教材，还写了一本《中国文学人文风景：大学语文导读》的书，也看出了这是一本人文主义的教材。
夏中义的《大学人文读本》，显然就是精英文化的读本，后来他又编出定位大致相同的《大学新语文》教材，也是差不多性质。但是前面说过，精英立场是难的，甚至是危险的，夏中义教材里面的内容，作为知识分子的政治领域、学术领域的探讨是没有问题的，我相信现在我们的主流社会也比较宽容了，但是作为教材就另当别论，教材是保守的，不能当做一家之言的试验品，必须体现学界共识的精神，不能把学术界都尚争论不休的东西拿到教室里来，因为我们的学生学术准备还不够，比如《大学人文读本》，学生读了，我想就会产生这样疑惑：共产党这么坏呀，好像比国民党还坏。所以这个教材就被国家禁了，由此可见，不是有了“人文性”就能万无一失。说实话，我也赞成禁这个教材的，教材和专著不同，比如我们老师读这个书，就能够分辨我们党的成绩与错误，历史与现实，但是学生还不够火候，即使大学生，也不适合读这样的教材。所以我很赞同这样一句话，叫做“学术无禁区，课堂有纪律”。
有没有大众文化的《大学语文》教材呢？我想暂时是不会有的，因为高等教育的性质决定，它就是精英的。现在有一种混乱思想，认为现在是大众高等教育阶段了，所以把大学教育降格为大众文化的教育，于是我们就看到一些乱象，一些高校请了一些艺人来当教授，对学生的要求也放弃了精英的标准。其实所谓大众高等教育，应该指的是高校的“入口”，而不是“出口”，大众都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这是入口宽了，但是不等于进了大学，也仍然学习大众文化，大学的本质永远是精英文化的，这就是“宽进严出”，让大众都享受到精英文化的学习，提升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大众阶段的高等教育。
这样说来，就不会有大众文化的《大学语文》教材，但是并不排除教材里有大众文化的内容，比如南开大学陈洪主编的《大学语文》，选了金庸的小说，罗大佑的歌词，这些就是大众文化的东西，也可以看成是对大众（大学生）的人文关怀。但这样的内容只应占很小的比例，如果一本都是，那就不是《大学语文》了。
第三步，就是我们教师了。言传身教，教书育人，大学语文教师首先要有人文性，至于是哪一种人文性，我想应该是精英文化的人文性，也就是对自己要有人文追求，对大众要有人文关怀，对主流社会要有人文批判精神。而作为军队院校的大学语文教师，我想还要多一点对主流文化的认同。下面我仍然从这三个方面简单提示一下。
大学语文教师对自己，要有人文追求，也就是把物质生活的追求看淡一点，更多一些精神层面的追求。这个问题对于大学语文老师来说尤其重要，因为根据媒体报道，现在大学语文的一个问题是老师不爱教，专业老师不爱教，就让刚毕业的青年教师来教，青年教师也只是拿它当跳板，教了几年就跳出去了。当然，他们有现实生存的压力，发论文，拿课题，评职称，大学语文的研究方向都不好办。我就是因为坚持把大学语文研究作为自己主要研究方向，最后止步于副高职称（前面的副高是靠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研究评的）。但是越是这样就越有必要弘扬人文理想，“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而不改其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我们无论多么艰难，总还没有造次到颠沛流离的程度吧？
民国时期，我们有不少这样的“大一国文”教师。有一个资料，民国时期曾经围绕当时教育部颁发的《大学国文》教材发生一场争论，朱光潜主张大一国文主要就是语文训练，朱自清主张除此之外还要有文化训练，其中包括人格教育，也就是人文教育。那么他是怎样讲“人格教育”的呢？他说：
“就说国文教学吧：你上课时，个个学生是注意听讲么？有人谈话么？有人在桌子底下偷看别的书么？最要紧的，你能断定没有一个人想着别的事么？——今日讲的，他们曾如你所嘱地预习过了么？昨日讲的，他们上自修班时曾复习过了么？这些固然要看你的教法如何，但更要看你的人格影响如何，更要看你的校长和同事们的人格影响如何；换言之，你们平日怎样实施你们的教育宗旨，怎样实施训育，上课时便是怎样的气象。平日不去指导学生的言行，要在区区的上课的几小时内，使他们顿然改过迁善，这除非是奇迹！”
这就是朱自清在大一国文教学中贯穿的人文性，说是对学生的教育，实际是从自己做起，我们都知道，朱自清是拿自己的一生来实行自己的诺言的。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人文精神主要是一种“为己之学”，而不是拿来苛求别人的。
第二，大学语文教师对学生要有人文关怀。什么是人文关怀？就是把学生放在第一位，以学生为中心，研究他们在大学学习中，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语言文字知识，研究他们将来走上社会，究竟需要怎样的语言文字能力，然后来研究大学语文课究竟应该怎样上。现在很多老师都把这门课上成文学鉴赏课，其中的原因，不排除确实是对学科性质的研究之后，认为这门课就应该这样讲，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据我了解，也有很多老师并不是出于学科理论的研究，而是仅仅因为自己的“方便”，自己学的是文学专业，讲文学更加轻车熟路，而不是考虑学生的需求，这就缺乏对学生的人文关怀了。当然，大学语文究竟是语文课还是文学课，这个可以研究，但是希望大家在研究时，一定要把人文性放进去，多考虑学生的需求。今天上午我们听南开周志强教授讲演，就很受感动，他们团队都是文学造诣很高的学者，却能够提出“文学是陌生化的，是违背日常语言的”，因此把大学语文定位为“好文章”，定位为“用普通语言写普通文章”，这才是“以学生为中心”，才是真正的对学生的人文关怀。
第三，大学语文老师是人文知识分子，当然应该坚持对社会的人文批判，但是一定要认识到，人文批判是难的，不是看了一些网络上的闲言碎语，就可以信口开河的，尤其是在课堂上，更要谨慎。比如我们军队院校的教材选了高适的《燕歌行》，讲解时候决不能过度阐释，我的想法，军校讲课是不宜过于宣传反战思想的。我们可能都知道，《新疆日报》的总编前段时间被双开了，媒体揭露的材料，这个人就喜欢写“一将功成万骨枯”之类的话语。
再说个例子，今年8月大学语文在武汉搞了一个论坛，论坛上有说课，余光中的《听听那冷雨》，安排四名教师说课。这篇课文艺术性很强，尤其是语言艺术，所以应该把重点放在语言赏析，但是这些老师为了突出“人文性”，“乡愁”的内容都讲得太多了一点，“乡愁”是要分析的，余光中这篇文章中的乡愁，只要老师们认真备课，都不难看出来，那是一种“政治乡愁”，假如要概括的话，就是：观看了安东尼奥尼的影片《中国》，作者感到一股寒流裹挟着阵阵冷雨，从大陆袭来，于是“南宋遗民”恢复无望的哀愁油然而生。这当然也是一种人文批判，当时是1974年，中国大陆正是文化革命闹到天怨人怒的时候，别说余光中批判，我们自己也要批判。但是政治总是敏感的，有些事情，我们自己批可以，但是站在台湾的立场，站在海外的立场，批评中国政府，性质就发生变化，有的老师还在课堂上播放安东尼奥尼的影片，我觉得不妥。当然，假如我们老师政治素养够高，备课时再好好读读余光中的传记，那么这个“乡愁”仍然是可以讲的，我们把时间从写作时间再稍稍往后延伸一点，就能够看到，两年后文革结束，余光中也改变了态度，他搁置了两岸政治分歧，开始奔走两岸，致力于文化交流，他说：“不能因为五十年的政治忘记五千年的文化”，这就用“文化乡愁”超越了“政治乡愁”。
总之一个观点，我认为只要把好教材关，确保入选课文都是体现人文性的，那么文以载道，就是“文已载道”，讲好课文，人文性自然就在其中，没有必要再文外论道，去挖掘所谓的“人文性”，既浪费课堂时间，偏离主要教学目标，又可能超出我们能力，因为我们终究是公共基础课老师，往往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可能像专业课老师那样，一辈子研究一个方向，可以把文章挖得很深。
第四步，在与学生互动、指导学生作业过程中贯穿人文性，少一点政治说教，多一点人文关怀，教育学生要有人文追求等等，因为时间关系，这些就不细说了。
附：答问阶段，有老师问到如何处理军校需要培养能为领导写稿之类人才与人文教育关系问题，我一时没有说清。在此补上。
我认为大学语文是公共基础课，主要为学员们学习文学和应用写作打基础，而一般不涉及比较专门的知识，这些知识如果有必要，应该开设专业写作课。假如军校大学语文确实需要兼顾综合需求，那么就应该扩大课时量，同时加强对师资的相关培训。以前我经常嘲讽地方院校公共基础课的应用写作讲司法文书、财经文书写作，是“无证经营，非法上岗”。假如一定要扩大经营范围，那么也应该进行岗前培训，增加注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