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10日至11日，全国大学语文与应用写作教学改革研讨会在温州大学召开，这次会议由温州大学城市学院、上海大学出版社和国家职业汉语能力测试中心共同主办。站长应邀出席并作主题报告。
一、语文就是“听说读写”四个字
语文是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口头语言靠听和说，书面语言靠读和写，所以“听说读写”是语文教学范畴划分的必然框架。这话虽经叶圣陶先生点破，其实不过是实话实说，只要是语文课，无论中小学语文还是大学语文，都是这四个字；只要是语文课，古今中外也就是这四个字。
先看外国，美国高中母语课程标准列出了三种语言能力的具体指标：(1)听说能力；(2)阅读能力；(3)写作能力。只是把“听说”合为一项。
澳大利亚语文教学大纲关于“英语教师的任务”也是这四个方面：语文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学生扩大使用语言的能力，即读、写、说、听的能力。
在中国，将“听说读写”这四个字连缀在一起，明确“听说”和“读写”同等重要的地位，是“五四”以后、尤其是国语推广运动中的事。
1919年，陆费逵在《小学校国语教授问题》一文中认为将“国文”改为“国语”非常必要，参照外国母语课教学，无不皆重口语和书面语，并作图示：
1924年，黎锦熙在《国语教学之目的》一文中也有类似的图示：
1929年《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国语》、1932年《小学课程标准国语》、1936年《小学国语课程标准》、1941年《小学国语科课程标准》、1948年《国语课程标准》的“作业类别”中，都有说话（耳听口说）、读书、作文、写字四项。
1949年叶圣陶撰拟的《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草稿）》，以“听说读写”为纲，详细规定了初中、高中两个阶段各应达到的具体要求，这是迄今为止对语文“听说读写”教学思想阐释得最具体最系统的一个文件，奇怪的是这个草稿，只在内部传阅，未成正式文件。
建国后，叶圣陶先生和其它许多语文专家也都论述过这一话题，有人还据此画了一个图：
不足之处是理性色彩不够，正如上图。这些年我是语文教育史入手研究这一命题，基本形成这样一个理论框架：
中国传统教育就是一个文史哲不分的语文课（蔡元培、叶圣陶等有论述），1904年“癸卯学制”开始分科教育，文史哲等各种内容都分门别类设置了专门课程，即使那些难以设置专门课程的内容也设置了一门“博物课”。这样语文的内容就瓜分完毕，剩下的只有一个语言训练的形式，即“听说读写”，于是语文就成了一门形式训练课，我下的定义是：
语文是一门形式训练课，它没有自己的内容，它以其他所有学科（乃至世界）的内容为内容，凭借这些内容进行“听说读写”的训练。
所以语文课不能把教学重点放在内容，讲内容就成了别的课，所以我一再提示大家：
《论语》，哲学课怎么讲？语文课怎么讲？
《诗经》，文学课怎么讲？语文课怎么讲？
《史记》，历史课怎么讲？语文课怎么讲？
《水经注》，地理课怎么讲？语文课怎么讲？
以及《天工开物》、《九章算术》、《孙子兵法》等等，科学课、算术课、军事课等等怎么讲？语文课怎么讲？
这是中小学语文也没有解决的事情，现在我们从大学语文角度来解决这个事，所以上届全国年会上我发言的题目是“大学语文是拯救中国语文教育的一把钥匙”。
二、大学语文当然也是“听说读写”
有人认为“听说读写”训练是中小学语文的内容，大学语文不能再讲“听说读写”。这是很危险的说法，因为语文就是“听说读写”，大学语文可以不要“听说读写”，下一步必然的推论就是大学语文可以不要开。
大学语文不讲“听说读写”，那么讲什么呢？这些人认为可以讲文学阅读，可以讲经典阅读。但这些都是侧重内容的课程，是应该由通识教育中的各种选修课来承担的。所以人民大学取消大学语文课的一个理由，就是这些内容我们有很多的通识教育课来承担。
且不说单纯的“阅读”不能取代全面的“听说读写”，就是从母语教育的终身性与阶段性来说，大学语文的“听说读写”也有更高的标准。
“听”，最简单的如听课，中小学生听考试重点、标准答案，听之不足，就要用“记录速度”，就要抄板书。大学生要能够主动地“听”，能够抓住要点，能够“听”“写”结合，做课堂笔记和听课两不误，更不要说从内容上来说，大学生要学会“听”学术讲演，这是一种更高的“听力”。
“说”，我们经常在电视新闻上看到我们的官员不读稿就不会说话，甚至莫言在瑞典学院的演讲《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从头到尾也只是念故事，而不是讲故事，难道我们的大学生比政府官员，比莫言还有水平，可以不再要有说话的训练？
“读”，中学生要学会读文章，所以老师会不厌其烦用一堂课几堂课来分析一篇课文。但是大学生必须学会的是读整本的书，据温儒敏教授在上届年会上介绍，目前即使北大的学生也是不会读书的，他们喜欢读的是《盗墓笔记》、《鬼吹灯》，以及《三十岁以前怎样成为一个成功的男人》这样的所谓“励志书”，说明目前的大学生在阅读能力和阅读品位上都有问题的。
“写”，我只举毕业论文这一个例子，这已经是各个专业的大学老师最头痛的事情，他们教完本专业的内容，才发现学生还不具有形式表达的能力，怎么办？让专业老师来讲“听说读写”的训练？来讲中学议论文是论点论据论证三要素，大学生论文应该是论题、论据、论证、论点这样的四要素？这是大学语文老师的失职。
所以，大学语文课的本分，大学语文老师的本分，还是要讲好“听说读写”这四个字。
三、大家都可以尝试“听说读写”
我的教材在尝试，很高兴看到黄春慧老师的教材也在尝试，只要不把大学语文当内容课，而只是凭借内容进行大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训练，那么不管是文学史体例的教材，文选体例的教材，人文主题体例的教材，都可以成为好的大学语文教材。我希望有机会我们能有专门的会议进行这方面的交流。
我每一课都在做这样的探索，如第一课《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如最后一课张爱玲的《对照记》。（略）
四、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目前要把大学语文上成“听说读写”的训练课，各方面都存在问题。
1.课程理念方面，只有很少人认同这个理念，领导也会提出种种外行的要求，诸如要突出人文性呀，要搞经典阅读呀，等等。
2.师资方面，大学语文没有自己专门的师资，据我的统计，90%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天然倾向于把大学语文上成文学课；10%虽然是语文教育专业，但中国的语文教育专业即使到硕士博士研究的也只是中小学语文，这就天然会倾向于把大学语文上成“高四语文”。这就给教师提出后学历培训的任务，可以现在这一任务也很少能够开展，少数有机会参加的，学到的也不是大学语文“听说读写”教学方面的东西。
3.最严重的是学生方面，其实也是学校领导方面，就是大班化。大班化是最不适合进行语文“听说读写”训练的，一个比喻：“星跳跃”与学习游泳。
即使领导认同小班化，也有一个问题，假如老师仍然按照课文分析欣赏的套路讲课，那么仍然会被取消。要小班化必须搞“听说读写”训练，要搞“听说读写”训练必须小班化，这是一个悖论。谁先让一步？从我们大学语文教师来说，当然只能是从我做起，然后可能是漫长的等待，很辛苦的过程。
宁波会议后的好消息：学校正在酝酿两个方案：第一，小班化；第二，增加课时。相信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努力，这样的好消息会越来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