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主席，谢谢，各位老师：
在上一次年会参加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比较随意的发言，关于我们大学语文的学科定位功能以及发展前景问题。那么我这次发言主要是在上一个发言的基础上，加以思考，特别是结合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谈一点自己的感受。因为上次发言的主要内容已经在《中国大学教学》刊物上发表了。我这次也提交了大会。
我想谈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如何进一步深化理解我们学科性问题。因为在会议开幕式上，有的老师已经谈到我们大学语文关于学科问题，这是我们这次会议一个非常集中的焦点。其实我们回顾，从我们大学语文学会年会开始一直到今天，这个问题始终是我们长期未断的一个话题。那么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总是在讲，它说明两点：第一，说明这个问题十分重要；第二，说明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我想正是由于这样两个问题，我们在这次年会上，谭凡介绍说我们提交的论文相当一部分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我想大家感受是一样的。正像我们的文学创作一样，当有人说你的创作是公式化的时候，所有人都出现了这种公式化，它就不能仅从艺术创作本身去考察，我们应该考虑为什么这些人都出现了这种公式化的倾向，其实源自于我们生活体验的一种共同性。所以我们对于大学语文的学科性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讨论，在呼唤，在今天仍然成为一个重点，就在于我们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我记得我在上次海南会议上提到，首先我们这个学科性应该从学科归属上加以考虑。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学科隶属于教育学的二级学科“课程与教学论”，当时我说应该回归于中文学科，应该成为中文学科下的一个正式的二级学科。当然我也同意，谭帆在开幕式上所讲的，我们超越二级学科，甚至超越一级学科。但是我们如果要从一个国家学科部署管理来看，它正是应该成为我们汉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所以我想这是学科性讨论的一个制度性问题。因为最近，包括前两年，从教学指导委员会一直到国务院学科组，都在制定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学科规范。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在这里涉及到的大学语文几乎只字不提（那学科规范已经出版了，大家可以看得到），那么就是说我们大学语文要真正在学科性上获得一种共识，得到认同，首先，在一种学科体制上要归位，成为我们中文学科的一个二级学科。我们现在把大学语文称之为“课程与教学论”，它使我反思一个问题，觉得我们整个中国当代的学术研究面对着一个被人忽略、而时刻普遍存在的一个大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对于有些学术与学科前提的忽略。这些学术与学科的前提，是已经亘久不变的，始终存在于我们常识之中的，甚至是忽略不计的。我们以为它不是问题，其实我们细细考察起来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我一直认为在我们当代人的学术研究中有两个前提，一个前提是思想前提，一个前提是政治前提。对于政治前提，我们是不可证伪的。你比如说，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这个话题就是一个先验的，不容证伪的一个政治前提。我们在中国当代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和政治环境下，从事高等教育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只能认同而不能去进行证伪。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第二个前提就是它的思想前提，而对于思想前提往往是我们学科的、已经成为常识性的一些基础知识，一些基础理论，我们认为它已经不是问题了，可是我们反思我们整个人文学科的发展，至今，特别是像我们文学这样一个基本学科的发展和其他学科的门类的发展，相当滞后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缺少对于这样一些学术的思想前提的反思。因为你无论从事什么样的专业，在中文学科里，我们都必须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的文学理论、文学史观，我们的文学的基本理论，远远落后于中国当代的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甚至是政治学理论的这种发展。我们不说别的，只谈经济学的理论。大家想一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到对于个人物权法这样一些个体经济的确立和认同，它前后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可是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我们的文学理论，看我们的文学史理论，它几乎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我一直认为我们这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学科的这种基本学科，被经济与社会发展忽略，而被意识形态重视。前者的忽略是过度忽略，后者的重视也是过度重视，所以导致了我们这样一些学科理论发展的滞后。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大学语文教育，这个大学语文，我们如果把它作为一种教育学，作为一个二级学科，似乎已经列入到国家的学科目录了，无论是我们的国务院学位目录，还是我们教育部的学科专业分部，它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法规了。当一种理论，一种思想成为一种法规的时候，它具有强制性和公共性。那么具有了这种强制性和公共性之后，我们往往忽略了，它是否是一个真实的话题？是否容许别人去证伪？是否允许人们去讨论？所以我说在我们学科发展中这样一种思想前提，必须要重新加以树立，然后认真对待，进行证伪，进行一种质疑。只有在这种质疑和证伪中，你这种学科理论才能真正的发展起来。那么我们看一看中国当代的人文学科，它这种思想前提的存在是普通的，我们从中学到大学，都学过政治经济学，那么，政治经济学的绪论开篇就要讲，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我们从文学理论看，文学产生于劳动还是产生于游戏？我们从哲学理论来看，是主观主义（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其实我们在不知不觉地都已经认同和练习了这样一种思想前提，我们缺少思想能力对这种前提反思。那么按照这样一个逻辑，我们回头看看我们大学语文教育，它本身从学科规范上，从学科目录上应该加以进行证伪，让它回归我们二级学科本体。所以这是我们对于学科的一个重视。
第二个，我想讲一下，如何深化我们大学语文教育的内涵，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课题。今天陈洪老师没有来，因为陈洪老师在这次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大会上没有到场，邱伟科（音）老师到场，作了一个发言，讨论关于中国文学教育的传统性问题。从那个发言中，可以看到，陈洪老师在承接精品课和国家团队公开课中，始终延续着这样一个逻辑：要把大学语文作为我们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过程。应该说，这是我们大学语文——我们长时间忽略的这样一个历史的使命，我们自我的一种担当。刚才谭帆在开幕式上讲，说我们有怨妇心理，我们有愤青心理。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有壮士心理，像王步高老师，因为这是我们的校友，我知道，有热度，有深度，还有力度。这么多年来，就是一种壮士的心态面对我们大学语文教育，从南到北。所以我们就想，我们大学语文的教育的内涵，它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我们说过，它首先承担着传承文化的这样一个历史责任，像陈洪老师所做的的那些工作，这是大学语文教育的传统性。但是我们注意到，在我们现有的大学语文教材也包括我们在教学中——因为我做院长的期间，我强调应该最优秀的老师要讲大学语文课程，我也讲了两个学期的大学语文课——我发现我们相当多的教材传统性远远强于现代性，就说我们这种传统性的教育是大学语文的主要担当，但不是唯一担当。因为大学语文教育它总而言之是人的教育，那么这种人的教育应该具有一种现代意识。所以我们应该在这种传统性教育的基础上，增加一种现代意识，这种现代意识包括自我意识，包括这样一种冒险精神，这种探索精神，也包括我们现在的一种民主意识。那么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大学语文教材和教学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这样一种政治性的一种内容，这也是我们大学语文教育发展的一个双刃剑，因为我们强调它的重要，我们呼吁国家在政治上应该支持，因为在中国当代教育中，得不到政治保护和支持的这样一种领域和门类是很难发展的，包括具体到哪一个学校某一位专业的老师做了领导，这个专业相对而言发展得就较快一些，因为它有很多的优势。那么这样一种政治保护和支持应该是我们大学语文发展的必要性。但是我们这种外在的政治保护和支持不应该简单地成为我们大学语文教育的内容，我们大学语文是要承担培养人、教育人，特别是培养接班人这样一个历史的重任，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把大学语文这样一种政治性的内容等同于我们的政治理论课，我们的品德课，就丧失了大学语文学科的独特性。所以我们说，大学语文课它是超越于我们的一般的政治理论课的，我们不能为了强调它的重要性就把它的政治性作为我们的一个价值取向。这是我们谈到的第二点。
那么怎样超越这种政治性，我认为就要追求一种人文精神，而这种人文精神最重要的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教育最缺少的，那就是一种人类意识。因为前些天我在教育部参加中学语文教材评审，评审了7部教材，我感到一种失望，就是几十年了，我们的教材没有太大变化。我们相当多的时候在进行一种仇恨教育，我们课文中缺少那种作为人类普遍性的那种博爱、同情、宽容、理解、仁慈这样的内容，我们欠缺，所以我们说政治性必须和人类性和人文精神要结合在一起。
第三个我们应该考虑大学语文主要是为理工科一些学生，进行一种人文素养和听说读写能力的训练，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变为一种工具性的功利性的追求，应该把它看成是人的综合和全面素质的培养，所以我非常同意有一种说法，说大学语文应该是培养人的人文精神和素质的。那么这样一种工具性基础上怎样去超越和实现成为一种现代的气质性和素质性？我认为现在我们很多教育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取向，就是这种贵族气质和贵族意识。我们太强调这种大众化，我们从整个传统伦理来看，我们其实不知不觉在排斥一种贵族气质，这种贵族气质就是一种教养，一种境界。我们认为应该有这种突破。
最后我觉得，我们大学语文怎样发展关键在于我们教师。它是一个历史悠久，而且发展较慢、任务艰巨而又任重道远的这么一个特殊的领域和专业，所以我想只要我们教师自身有了这样一种现代的、人文的素养的意识，那么大学语文发展可以说自然是水到渠成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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